​​　　两周前，我在宝石山上见到张翎。

　　杭州的暖冬里，她与我的同事张瑾华（作家萧耳）、纯真年代书吧主人朱锦绣拾级而上，谈笑风生。新书分享会还有几个小时才开始，大家面朝西湖坐下来闲聊。张翎和朱锦绣是温州老乡，还曾是高考补习班的同学，气氛愉快而放松。

　　当时，关于张翎新作《归海》的讨论，正如一阵季风一样，从北京、上海，一路刮到杭州、温州、宁波。

　　《归海》是有话题的。

　　虽然旅居加拿大三十余年，但《归海》却是张翎首次使用英汉双语进行写作。作为暌违六年的新作，张翎说，六年里自己写下了英汉两个版本，所以，节奏也还不算太慢。同时，《归海》也是张翎继《劳燕》之后，“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中篇，自然也给人以承上启下的遐想。

　　《归海》从寓居加拿大的中年女性袁凤的视角出发，探寻其母亲袁春雨的一生。从故土到他乡，再从他乡回归故土，母亲生命的河流千回百转，终于归入大海，她的一生见证了战争灾难中人性的坚韧和力量。小说继承张翎对灾难、创伤及其疗愈等话题的关注。

　　再次翻阅《归海》，我的内心升腾起一个巨大的疑惑——我们真的了解自己的亲人吗？那些业已发生、秘而不宣的家族往事，也像落入蚌壳的沙砾，折磨着我的好奇心。

　　以下是潮新闻钱江晚报对张翎的专访：

　　【“战争的孩子”与年龄无关】

　　潮新闻：您在加拿大曾经做过十七年听力康复师。小说中袁凤的丈夫乔治同样是这个职业。这应该不是一种巧合？您曾说，在您的职业生涯里，遇到各种从战场下来的退役军人，这是否构成了《归海》的创作灵感？

　　袁春梅、袁春雨、阿富汗少女阿依莎……小说中，经历过战争的人总会留下无法消除的创伤，着重突出了“战争溢出物”这一概念。您怎么理解这一概念？

　　张翎：把乔治写成听力康复师，肯定不是巧合。我把我曾经的职业安在乔治身上，这就给我的写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一个作家在写熟悉的生活时，自然会更有底气。书中涉及到那些诊所的场景以及和阿富汗难民阿依莎的交集，写起来很自然，因为那就是我在诊所工作时的日常。当然，乔治的故事和我个人的故事并无交集，他是我虚构的人物，只不过在这个虚构人物身上，我使用了一些真实的细节。

　　我做过十七年的听力康复师，在我的病人中，有一部分是退役军人，还有一些是从世界各地涌来的战争难民。我亲眼见证了战争和灾难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印记。他们让我开始思索“创伤”这个话题。战争和灾难是事件，是有时间性的，有开始有结束；但灾难带来的后续影响，是事件的“溢出物”（spillover）无人能预测它会在一个人身上存留多久。灾难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城市，它的“溢出物”更是可以辐射流淌到世界的任意一个角落。正好有一片，就流到了我的眼皮底下。这些经历带给了我充沛的写作灵感。我偏爱我的母语文化，所以忍不住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移植”到了自己的民族历史中——此生我大概永远也无法摆脱书写故土的欲望。

　　潮新闻：《归海》探讨了战争带给人类长久的、后续的影响。《归海》作为“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第二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吗？

　　从《余震》《劳燕》开始，“战争、灾难的创伤故事”一直是您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您觉得“创伤”本身是否有意义？如果有，是警醒还是救赎？

　　张翎：“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计划，是在我动笔写《劳燕》时就已经产生了的。之所以叫“战争的孩子”三部曲而不是“战争三部曲”，是因为我并不旨在正面书写战争（这样的作品已经很多），我想写的是战争遗留的后续影响。这个“孩子”，可以是任何一个被创伤殃及的人，和年龄并无直接的关系。原来的计划是在十年里完成三部曲，现在六年过去了，已经完成了两部。第三部应该能在计划之中完成。

　　“创伤”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战争和灾难，创伤就无可避免。假如人们能透过灾难的表层，看到潜藏的创伤，并正视创伤和修复的多种可能性，那么，探讨这个话题就是有意义的。

　　潮新闻：《归海》创作过程顺畅吗？您上次说您晚上不做脑力活动，您日常写作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能透露一点下部作品的信息吗？

　　张翎：真正进入《归海》的写作阶段，应该还算顺畅，因为比较大的挑战，都已经在前面的调研、采风、框架设计的过程里经历过了。和我以前的写作历程一样，一进入写作阶段，就感觉“山峰”已经越过，接下来虽然还是辛苦，但最难的阶段已经过去。

　　处于写作阶段时，我一般一起床不吃早饭就开写，写累了就吃一顿早/午餐，下午稍稍休息一下再写一小会儿，一般一天不会超过5-6个小时。到了晚上就不再写，而是做一些补充“营养”的事，比如阅读、和朋友交谈、看电影看戏、甚至玩牌。

　　下一部作品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主题类似，情节不同，尚未开写，所以也没有具体的信息可以透露。

　　【当水遇见水，折射出女性的坚韧】

　　潮新闻：从书名说起，小说中，《归海》这个书名来自丈夫乔治的一次梦境：奔流向海的河流，在他的梦中是复数的……它们相遇、碰撞、粉身碎骨，然后相融，变成一条更大的河流。现实中，《归海》这个的书名从何而来？

　　张翎：书中乔治的这个梦，是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在写英文版《归海》时，文稿早已完成，并进入了编辑阶段，我却迟迟还没有想出合适的书名。编辑催了我数次，我前前后后想了十几个书名，现在回忆起来，每个书名里面都带有“水”的蕴意。有一天早上五点半，在半梦半醒的朦胧之中，一个书名突然闯进我的脑海。我害怕忘记，从床上跳跃而起，赤脚去找纸和笔，把它记录了下来——这就是后来的书名Where WatersMeet。这件事实在有点诡异，我就忍不住把它写进了书里。

　　后来的中文书名《归海》，就是从这个英文书名演绎而来的。《归海》包含着母亲最终魂归故里的蕴意。但英文书名中Waters是个复数，除了隐喻母亲骨灰的去向，还象征着母女二人沿着不同的水域一路走来所留下的生活轨迹、乔治和菲妮丝两条生命之河的交汇交融等等。中文书名里很难体现复数，所以我觉得英文书名的内涵可能更丰富一些。

　　潮新闻：从《劳燕》到《归海》，您在创作中都以女性为主角，特别关照了女性对于战争伤痛和耻辱的隐忍，以及她们如水般坚韧的生命力，这是您近年来创作的重点吗？

　　张翎：《劳燕》和《归海》都谈到了战争中的女性。对于女性来说，除了承受战争带给每个人的普遍创伤之外，还要蒙受独属于女性的耻辱。这个耻辱除了战争本身强加的，还有社会传统文化偏见所起的作用。这种耻辱往往是无从辩解，一生也不能摆脱的。在我们传统的战争文学里，女性大多是缺席的。我想把关注点放到这群被忽略的人身上。当然，作为女性作家，写自己的同性，总是更容易产生深刻的同理心的。我的女主人公把生命的气血节省着用，在别人使用情绪的时候，她们使用耐心，她们熬过了各种逆境，是幸存者survivor。我把她们比喻成水，不过不是贾宝玉嘴里那些玉洁冰清的女孩子那样的水，而是流过各种地形的污泥浊水。她们滋养他人，保守自己，是我心目中具有强悍的生命力的人。

　　【不忘记母亲就是不忘记历史】

　　潮新闻：小说中对“母亲”袁春雨这一形象的人物塑像极其深刻。她以最隐忍、最低的姿态熬过战争的创伤，但为了女儿一次次地冒险、爆发。

　　您说“乱世中只有一种人是不可以死的，那就是母亲。”

　　“母性”似乎不仅是女性力量的来源之一，也是人性最柔软的角落。春雨在面对毫无人性的日本军官小林时，也唯有“母亲”能在他铁石心肠中裂开一条缝隙。母亲对人类跨越文明、立场的恒久影响；不忘记母亲，就不会忘记母亲身后携带的历史，这是您想通过小说所表达的吗？

　　张翎：人类文明最大的敌人之一就是群体的健忘。健忘、缺失反省是人类历史一次又一次重蹈覆辙的重要原因。只要个人不遗忘，就不会有群体的遗忘。但是抵抗群体遗忘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只是一个小说家，承担一个如此重大的社会话题，并不是我能够胜任的，我只想尽量认真地把灵感化为可信的故事和人物。我挑选了母亲春雨作为我的主人公。袁凤没有在母亲身后忘记母亲，袁凤沿着母亲留下的蛛丝马迹来探索母亲走过的路。对袁凤来说（可能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如此），不忘记母亲就是不忘记历史，因为母亲身上携带着一个世纪的历史。

　　潮新闻：“从无知到知情是一条单行道，一旦进入知情，没有人可以再退回到无知。”“真相有价。一只毁坏的蚌壳，就是珍珠的代价。”

　　或许，现实中，我们付出杀死一只“蚌”的代价，也可能无法获得“珍珠”。

　　我们真的有能力了解我们最亲密的人吗？创作《归海》之后，您是否有全新的感受？

　　张翎：走向“有知”是有代价的，因为这个探寻的过程是单行线，不可逆转。一个人是有选择的，他可以蒙着耳朵，继续过“无知”但安全的日子；也可以冒险前行，打开蚌壳，寻找珍珠。毁坏的过程很疼，如你所说，即使打碎蚌壳也不能保证里面有珍珠，甚至还有可能找到一团淤泥。但人的内心存在着好奇和探险的天性，这个天性是无法以理性阻挡的。这个天性推动着社会不断挑战极限、发现新的区域、拓展认知疆界。破碎和毁坏是人类为自己的探索欲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写完《归海》，我加倍珍惜掩藏在我们前辈身上的历史，也深感遗憾年轻时没有去认真探求那些本伸手可及的蚌壳——它们已经随着亲人的离去，永久消失。我们本该有能力了解我们最亲密的人的，阻挡我们的是怯弱、懒惰、还有对一时安逸的贪求。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我们要去深深了解我们的父母，祖父母和其他亲人，他们是我们了解自己、切入历史的最好入口。

　　【结构与写作的双重“挑战”】

　　潮新闻：《归海》这部小说结构上很特别，通过“归海”探寻真相的袁凤（菲妮丝）和丈夫乔治的邮件往来引出六个章节的故事，仿佛拼图一样完整地拼接起整个故事。

　　袁春梅、袁春雨姐妹是战争的受害者、袁凤和乔治是谜团的探索者，您上次分享时说，这部作品着力最多的就是结构，这种两种视角交替叙事的结构，是否是创作上的一次探索？

　　张翎：对我来说，写作《归海》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构建小说结构：如何把过去和现在、温州和多伦多、母亲和女儿这两条线索编织成一个相互呼应的故事整体，并且在时间线的安排上保证那些构成故事内核的“悬念”能够维持到最后。所以我引进了电邮和回忆录的方式，希望它们能在那些跳跃着的片段之间起到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使各个章节不至于彼此失去联系，变成互不关联的碎片。

　　潮新闻：《归海》是您第一部用英汉双语写作的作品。先有了Where WatersMeet，后又写了中文版的《归海》。第一次尝试用英文写作，感受如何？用母语和英语写作，有哪些不同？两个版本的《归海》是为满足了中西不同语境的读者吗？文本内容区别大吗？

　　张翎：我有过将近七年的正规英美文学训练，用英文写一部小说大概也不是一件特别艰难的事。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却一直选择用汉语写作。我选择用母语写作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母语可以最贴切地表达我想要表达的情绪。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只要他的第二语言经过了足够的训练，是完全可以胜任用第二语言构架小说情节的。但是情绪和氛围却是母语所赋予的一种特殊能力。母语像是一只蘸满墨水的毛笔，只要有一张宣纸和一筒清水，就可以晕染出无数层次的灰。用母语我可以写出传神的境界，而使用第二语言，我却只能停留在“达意”的层面。有过了“传神”的体验，我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达意”层面。所以这些年里，我一直坚持着用母语写作。

　　这是我首次尝试用第二语言写作，自然遭遇了许多挑战。首先是要过语言关。这还不仅仅是词汇量的问题。在母语写作里，我们选择一个词语时，不仅知道它字面的意义，也深知它词底的褒贬、联想、双关、语气等等更为微妙的内涵。我们是可以有意识地选择一些词语来建构语言风格的（比方说雅致的，粗鲁的，直接的，委婉的）。而在第二语言里，我们虽然了解词面的意义，但对词底那些丰富的微妙的联想却失去精准的判断，甚至不知道有些词语能否构成一个统一的语言风格。我要在英语中找一个传神的说法，就要比中文多花三五倍的力气。写作的过程是一个脑子永远在寻找舌头的过程。这个过程有些耗神，但一旦彼此找到，却是妙不可言。英文词是多音节的，能构成与单音节的汉语词不同的节奏和乐感。这个探索的过程给了我极大的兴奋感。

　　另一个挑战是如何用英文表述一个非英语文化习俗的概念，并在详述和略述中间作出选择。一些对中文读者很熟悉的事件，对英文读者来说可能是完全陌生的。但小说不同于学术论文，不能一味地添加注脚，因为注脚会影响阅读的流畅感。于是我就把对背景知识的解释，编织进入故事叙述之中。这样做的风险，是偶尔会出现一些略显臃肿的长英文句子。

　　我写这部英文小说时，并没有考虑出中文版本，所以这个创作思路是完全以英文进行的。但写完之后，国内有出版社知道了，就鼓励我出一个中文版。编辑坚持要我自己来写中文版，她认为我的中文语言风格在读者心中已经有了一些辨识度，换个人来做纯粹的译本会丢失读者。于是我开始了中文版《归海》的复杂再创作过程。我之所以称它为“再创作”，因为它不是简单的翻译，而是一个部分重写的过程。最主要的变动有以下几点：背景知识的详略重置。英文读者对中国抗战、抗美援朝以及后来的历次重大社会变革的情况，所知不多，那么就要做详细一些的描述。而对中文读者来说，他们熟知这些历史背景，在中文版里就可以简略带过。但反过来，书中涉及到加拿大生活场景的部分，英语读者是相当熟悉的，而中文读者就需要多一些解释。

　　再者，中文版添加了一些符合中文读者阅读习惯的起承传合的过渡段落。如果按照英文本直译，中文读者读起来会感觉突兀生硬和不连贯。《归海》的第一稿是直译的，译完后读起来简直惨不忍睹，我对自己的母语语言表述能力起了极大的怀疑。后来我就把英文稿扔了，完全在中文稿的底子上进行改写。但两个版本在故事框架和人物脉络上基本没有差别。

　　潮新闻：温州－多伦多是小说《归海》中乔治与袁凤（菲妮丝）夫妇探索母亲留下谜团的两座城市。熟悉您的读者都知道温州是您的故乡，多伦多则是您生活多年的城市。听说您最近在温州住了一段时间，能谈谈对故乡近年变化的印象吗？

　　张翎：变化自然是很大的，每次回到温州，哪怕仅仅才离开几个月，也能感受到很多的不同。不断有新的路面、新的楼群社区、新的旅游景点出现。刚刚熟悉了的店面，再次回来就不见了，又有新的店面出现。朋友们的职位也处在不断的变迁之中。新陈代谢的节奏，比多伦多快了许多倍。新的印象扑面而来，有时感觉应接不暇。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记忆中的故土是现代化步伐到来之前的那一片老城区。那些活色生香的邻里故事，熙熙攘攘的街音，已经成为我故土记忆的底色。所有后来的变化，让我兴奋，但却有些陌生。

　　【作者简介】：张翎，浙江温州人，海外华文作家、编剧，加拿大国家文艺基金、安大略省文艺基金获得者。代表作有《劳燕》《余震》《金山》等。小说曾获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华侨华人文学奖评委会大奖（两度），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香港红楼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专家推荐奖等两岸三地文学奖项。根据其小说《余震》改编的灾难片《唐山大地震》，获得包括亚太电影展最佳影片和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在内的多个奖项。小说被译成多国语言。

记者 方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