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作品的诞生,原因通常挺复杂。我以往给其他作家写评论,偶尔问及写作动机、人物原型,得到的答案总有点出乎意料。一般来说,激发他们创作的,都是生活中某些零散、琐细、偶然的所遇所感。和他们的作品相比,这些起始处的风景,显得平淡无奇。轮到我自己写创作谈,我发现这篇《独上高楼》,也是如此。如果它是一件衣服,一定有如僧人或旧时体弱的小孩身上的百衲衣,由不同年代、不同质地的好多碎布拼缀而成。这“碎布”,来自往昔的生活,有的是经历,有的是感触,有的是思考。就说说其中几块大点儿的“碎布”吧。
第一块“碎布”,是我多年前参加过一次真人CS游戏(也是唯一的一次)。我穿着迷彩服,进入一个小山岗,端着电子枪,在几十棵不高不矮的小松树间穿梭。游戏时间是四十分钟。我跑来跑去,一边躲避暗处的敌人,一边寻找不小心出现的敌人,随时准备开枪,心一直怦怦跳。我通常不是一个特别严肃认真的人,但此时特别严肃认真。战友和敌人,不断有人被电子枪击中,胸前背后的电子钮扣又闪又叫。我忘记自己是在哪一分钟被哪位游戏伙伴“干掉”的,但还记得当时头脑中的一闪念:如果这一切是真的呢?如果这山岗真的是战场,我们拿的不是电子枪,而是真枪,那该有多么可怕!在这种环境和气氛里,呆上四十分钟,是如此紧张,如果呆上一天两天,一月两月,一年两年,会是什么样子?这突然冒出来的念头,让我在那一秒钟不寒而栗、思绪万千。
第二块“碎布”,是几十年间,我遇到过好几位抗美援朝老兵。最早认识的,是我上世纪90年代初在大连读大学时一位看澡堂的大爷,六七十岁,个头不高,挺结实,有点黑,脸上挺多小麻坑。总去澡堂,有时闲聊几句,渐渐知道他在抗美援朝时期当过兵。有一回,他指着自己的脸说:“这些,是大炮给留下的。”后来认识的,是一个亲属家的老爷爷。他曾赴朝作战,负责修枪械。战后,他回到家乡的煤矿工作。他技术好,二十八岁就成了矿上最年轻的八级工。八级工是工人中最高的级别,很多人退休时也不过五六级工。有一回下矿井,出了事故,他被砸伤了髋骨,万幸是性命无虞。伤好后,拄着小棍,他一瘸一拐又工作了很多年。这些都是我听别人说的,因为认识他的时候,他已患半身不遂,行动尚可,说话却不利索了。其实,他语言功能正常时,也少言寡语。后来,我还见过、听说过几个老兵。有一位当年的通讯兵,一直有些自卑,认为自己没打过仗——他说的打仗,应当指那种阵地上的冲锋或与敌人直接肉搏。我还了解两位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兵,一位是汽车兵,一位是文艺兵。他们上过央视,在有关抗美援朝的纪录片中出镜,讲述当年的历史。近些年,他们的儿女从他们嘴里抠出了一些故事,写成文章,即将发表在杂志上。这些老兵,有的是我见过的,有的是我听说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沉默、低调。他们很少主动去讲战争中的经历和感受。从战场上归来,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也曾面对生活中无数的难、累、烦,甚或不平,但他们总能平心静气。这个,不好理解,也很好理解。几个月以前,我与一位九十五岁的老兵合影。站在他身边那一瞬间,我露出拍照时惯常的微笑,但心里闪过的,却是感慨。
第三块“碎布”,是我写作中的一点感悟。我有一老同学,十二三岁就认识。他自幼生性顽皮,反应机敏,诙谐幽默。多年来,我们相遇,必有一番嘴皮子上的较量,面对他,我的优势是始终保持屡败屡战的顽强斗志。我这老同学后来当了警察,还成为一名优秀的警察,办过大案,立过功。我曾读过他的先进事迹,很令我佩服。唯一的小遗憾,是他在先进事迹里的形象,没了个性,没了我们都熟悉的鲜活。于是我想,如果有一篇报道,在介绍他英勇、坚忍、忘我的同时,把他的个性特点也表现出来,非但不能影响他的形象,反倒让字里行间的他更可信、更可爱、更可敬。我多年前学的专业是俄罗斯语言文学,读过一些俄苏小说,像《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公爵、彼埃尔伯爵,《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瓦斯科夫准尉和五个女兵,都是某种程度的英雄,同时也是活生生的普通人。在托尔斯泰和瓦西里耶夫的笔下,他们的英雄行为从来没有脱离人物鲜明的个性、真挚的情感和具有质感的生活细节,所以这样的人物更加感人,更加深刻,作为英雄,也更为深入人心。
这就是《独上高楼》这件“百衲衣”上几块较大的“碎布”。当然,还有一些更小的,如我见过很老的老头儿在室外推着轮椅上很老的老太婆,老太婆看老头儿的眼神总是尖锐凌厉,有如高崖上准备起飞的鹰。如我的“沉默的朋友”,一只黑脸、棕黄毛的小狗,真名叫二黑,2023年中秋节以十七岁半的高龄告别了这个世界。两个月后,它的兄弟丑丑也走了。它们合在一起成了小说中一个不能缺少的可爱的小角色。我很想念它们。还有一对小夫妻,是“百衲衣”上的“小扣子”。他们租住在楼上,吵闹了数月,搞得四邻不安,后来某一天,悄悄离开了小区,再无踪影。
这些大大小小的“碎布”,裁成领子、袖子、前襟、后襟,拼在一起,缝在一处,也不知好看不看好,耐穿不耐穿。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也许十分笨拙的裁缝,做活儿的态度还是端正的,又认真又诚实。他真是觉得,这个时代里手握电子枪在松林里玩着快乐又刺激的游戏的人们,与那个时代手握真正的枪、走向真正的战场的人们,并不是毫无关系。这些游戏后毫无悬念地回家的人们,应当知道,曾经有一些人走向远方,并不是去玩乐,而且再也没有回来。这篇小说,算是对那些回来的人和不曾回来的人,一个微不足道却发自内心的致敬吧——就如小说结尾那个不甚标准的军礼。
(胡海迪,文学博士,辽宁文学院文艺创研中心主任,《鸭绿江》杂志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