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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小说的亮光
——胡海迪《独上高楼》读后
来源:《长城》微信公众号 | 作者:刘恩波  时间: 2024-10-16

  好的短篇小说,有点像人类精神的拼图。作者把那些故事的元素一块一块拼接起来,耐心细致,严丝合缝地组装在一起,完事之后会让看故事的读者顿感眼前一亮。

  《独上高楼》里的“亮儿”,是所在皆有的。

  首先是故事的主线,老夫妻介入小夫妻的生活私密,后者的家庭悲剧显然外扩到邻里之间的小社会范畴,具体点说,就是影响了前者的睡眠质量,带来了人际交往的困扰。老夫妻力图阻止小夫妻的情感裂隙,从最初动因上看,不是出自缝补他人创伤的伦理善行的考虑,至于最终行为的推进和发展,导致了人物行为从利己朝向利他,恰恰是小说故事生命的美妙反转,是该故事的精神之光的意外照亮。

  其次,从故事的情节走向和人物心理逻辑的展开来说,无论老夫妻还是小夫妻,他们生命历程中的这段插曲,在作者绵密细腻的精心铺设下,可谓环环相扣,你来我往,形成潜在而有深度的张力结构。从文本完成意义上说,他们之间的较量,其实称得上互相救赎,互相成全,互相为对方搭桥。本来有可能成为冤家对头的人,最终和解了,在人性的体谅、共鸣和共情上,抵达了小说理想主义的魅力与境界。

  第三,《独上高楼》有主线和副线两个层次的对位构成,老头儿上楼干涉和制止小夫妻的主线故事与作为背景和参照的当年抗美援朝战争中自己和战友的命运插曲叠合,从而以副线推动烘托拓展了主人公的叙述动机、故事容量和精神地带的纵深感,这是小说故事叙述的别致的妙方——一处精神亮点聚焦的光亮所在。

  《独上高楼》通过精心的剪裁布局设计,为我们带来了小说的别开生面与灵动鲜活。作者笔下的故事写得老道考究,绵里藏针,步步推进,时而奔逐挥洒,间或欲擒故纵,换而言之,作者不是在编故事,而是在设路障,他手里的每一块拼图似乎都聚焦着生命的能量,通过悬念的铺设、细节的打磨、人物关系的反转、命运走向的不断递进,给读者带来扑朔迷离的情感震撼和超出常规的想象。

  曲艺上讲究三翻四抖,戏剧上追求起承转合,小说艺术,也当灵性与生机并茂,故事和人物两相竞逐,争芳斗艳。胡海迪的文学追求和风格是在契诃夫和欧·亨利之间,找到了奇妙的平衡。前者的心理剖析,后者的叙述逻辑,都是短篇小说艺术留给后人的巨大精神遗产。

  戴维·洛奇在《小说的艺术》中,曾经精彩地指出,“不管我们怎么定义,小说的开始是一个入门界限,它把我们居住的真实世界和小说家想象出来的世界区隔开来。就像俗话说的,它‘把我们拉了进去’”。

  其实,怎样“拉了进去”,考验着作者的写作慧根。

  《独上高楼》的开篇,“楼上租户搬来不久,老头儿和老太太就发现,那里传来的动静儿怪怪的”,于是沿着这个因,种下那个果,小说的叙述有了动力,有了根据。故事发生了,具体的走向由此奠定。老头儿和老太太开始像侦察员一样关注那动静儿究竟是怎么回事,缘何引起。一点儿一点儿,就这样给小说的悬念和玄机,布下了天罗地网。

  文学的陌生化,大概是所有作家都追求的。不拘一格,从差异反差入手,从特殊的境遇和特定的情感出发,给笔下的人物精神注入与众不同的叙述框架。

  胡海迪小说里的老头儿,有着军人的本色,想行动就行动,同时,也是迫不得已。他偷偷上楼,结果把衣服穿错了,勋章也戴错了,过后又怕被邻居笑话,那个藏起来的心眼和自尊,还有英雄老去的无奈,在这里描绘得活灵活现。

  从整体风格上,我愿意把这篇作品称之为“喜趣小说”。从表面看,它的基调当然是悲怆的,年轻的丈夫暴力殴打妻子事件,老夫妻去阻拦干涉,有庄严的仪式感。可是,小说的叙述却在潜在部位露出了谐谑的“马脚”。平素颐指气使的男人被放高利贷者暴打的情景,一下子颠覆了小说的正常落点,就好像一个皮球偏离了既往轨道,取得了类似于昆德拉《搭便车游戏》里的喜剧化逆转的黑色幽默效果。说的是一对年轻的情侣为了打破沉闷的生活惯性而试图演一下“搭便车游戏”,结果女的越演越像妓女,男人也假戏真做,对她越来越无礼放肆,终于在女孩的哭声中结束了这恶作剧般的快感游戏。

  在悲情中展示喜趣喜感,是人类审美精神的升华。

  《独上高楼》很好地掌控把握了这种悲喜交织起来的荒诞,从而使得它对生活表象背后的生命内涵和活着的真实意味的捕捉,有了更深层次的触及、梳理和再现。

  喜趣,当然不是反讽,因为那骨子里还是有悲悯蕴含其中。

  正如小说在收束部分,小夫妻和老夫妻之间展开的一次意外而充满感召力的告别场面,伴随着马达的轰鸣,女人的低声呼唤,老头儿的喃喃自语,直到男人抬起缠着白纱布的胳膊,“他想向远处的老人挥手,向他告别。一阵疼痛袭来,他把手放下来,停在眉骨和太阳穴的位置……”

  这精雕细刻的雕塑般的效果呈现,一下子把小说推向了情感高潮,审美精神的制高点,于此完成了某种带有冲刷感和仪式感意味的洗礼、净化与升华。

  美学家高尔泰在论述艺术的本性时,曾经用“感性动力”和“理性结构”来加以界定。其实,好的小说也是如此。人物性格和形象,当然来源于感性动力的支撑,而故事的布局谋篇就要靠着理性结构的助力与推动。写好人物很不容易,编织结构同样不可掉以轻心。

  一般来说,写人物离不开绘其形,传其神。用沈从文的话讲,是要“贴着人物写”。

  在《独上高楼》这个短篇中,几个人物都有内在诉求,性格也呈现出特有的弧度,他们不是扁平的压缩,而是圆形的立体绽放。老头儿的固执、好面子、热情,老太太的识大体、善解人意,小夫妻男的粗鲁蛮横,女的忍辱负重,后来随着故事的推进,他们的性格也多有变化,女的更加通达柔情,男的则不免心生悔意,有了对生活和命运更深的理解。这些细致入微的处理和把握,显示了作者塑造人物性格过程中的圆融,可谓分寸得当,恰到好处。

  小说在叙述张力和结构上,将劝解的主线与节外生枝的回忆副线杂糅在一起,增加了表现的容量,丰富了情感的多维空间。这是契诃夫式的心理写实,有主观幻觉意味的渗透和介入,将现在时空和过去时空并置,让顺叙法和插叙法协同作战,进而把小说的叙述节奏、口吻和风格融会贯通成一个虚实相生的有机体,从而扩大了故事的表现力,提升了情感的感召力。

  乔治·艾略特说过:“结尾是大多数小说家的弱点。”无论皆大欢喜的结局,还是故弄玄虚的收煞,弄不好就会一览无余,或者画蛇添足。

  欧·亨利短篇小说的惊艳之处,是通常结尾展开故事的逆转,奇峰突起,然后戛然而止。而这篇小说显然不是陡转,而是自然而然,顺势而为。昔日的打人者后来遭遇自己挨打,这似乎是“命运的捉弄”,可唯有如此,他才能痛定思痛,幡然醒悟,夫妻关系,也才有可能柳暗花明。用“告别”转场,收束全篇,实在是水到渠成的点染。生活不都是迈向不可测的未来那样的开放性和可能性存在,有时候它也是过了这个村还有那个店的一点儿依托和希望。

  年轻男人向老男人作别的军礼,在作者眼里被赋予了特殊的内涵和深意——“他不是一个士兵,他只是附近高层住宅小区的一个保安,上岗前参加过三天军训。他知道,他的动作很不标准,但是,如果表达比告别更多的意思,他一时想不出比这个军礼更合适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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