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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菜的设备很简单，一辆“倒骑驴”是我拉面时候借大姨姐家的，装菜的筐筐篓篓乡下老家有，拿上来两只就是。然后还需要一杆秤。

　　那时候的秤都是杆秤，市场有卖的，十块钱一杆。称量的最高重量是20斤，分为前系和后系，前系重量是4斤，翻过来的后系是从4斤起头。买秤的时候有一个插曲，以前一直听说过不法商贩缺斤少两，那叫“剜秤”，手脚是做在秤上的。我去买杆秤，有小商贩怂恿我多花点儿钱买杆做手脚的秤，俗称“拉杆秤”。这杆秤表面上看不出来什么端倪，不拉杆的时候跟正常的秤是一样的。只有想作假的时候，秤杆的前端是套管隐藏的，类似弹簧刀，一按一拉，秤杆就长出了一块。利用这种原理，称量的物品斤两就增多了。

　　我当然没有买这样的“拉杆秤”，觉得那样做缺德，赚来的钱也花不好。

　　我和妻子是糊里糊涂成为菜贩子的。本来打算是等妻子生完小孩儿，我们再重新去开拉面铺，谁想到一下子就开启了长达四年的卖菜生涯。

　　1993年的城市菜市场还没有很好规划，一条街横七竖八地聚集着做小买卖的小贩子。卖菜一般有两种类型，一是有固定摊位摆摊儿的，一是推着“倒骑驴”到处游走打单车的。这两种类型各有各的好处。摆摊儿不用跑路，自然是清闲一些。打单车游走必须当天批发来的蔬菜当天卖掉，赚多赚少都要在晚上甩货。固定摊位早都被人占领，我的卖菜类型介乎二者之间，能甩货自然好，不能甩货就第二天一并处理。初来乍到，我和妻子的菜车选择在孟克信用社外面公共厕所边上。那地方味道不好，小商贩不挤，我是没有办法，一条街，车停在哪儿，都说有人先占了地方，只有公共厕所附近没人说那是他家的。这条街叫老北街，距离郊区近，有时候菜农也来直销自己家里的蔬菜，一到蔬菜旺季，对我们这些小菜贩的冲击很大。

　　蔬菜都是到朝阳中心市场的蔬菜大院批发的。第一次到这里批发蔬菜有点儿无所适从。大院里挤满了各种拉菜的卡车，他们从外地倒卖蔬菜，承受着价格起伏的风险，其实比我们的生活强不了多少。菜从外地拉回来，也看运气。运气好，大院里的车不多，他们就赚一笔。赶上旺季，车扎堆，竞争力增强，我们这些小蔬菜贩子很会见风使舵，拎着杆秤，推着“倒骑驴”跟他们耗价钱。菜不及时卖出去不行，一夜之间行情会起伏很大，还有一些蔬菜根本放不住，比如豆角，处理不好，天气热，一卡车豆角就会从中间开始溃烂。这里有句行话叫“烧包”，一旦出现烧包，那就麻烦了。豆角都是编织袋子装的，十几吨堆积在车上，里面温度高，豆角本身的湿气也重，热量迅速发酵，豆角就“着火”一样快速腐烂。我见过菜贩子哭着把一车“烧包”的豆角全部倾倒掉，那一幕，该是他们人生的至暗时刻吧。

　　而我的际遇也好不到哪儿去，批发回来蔬菜，一秤来百秤走，赚的是中间的差价。不能缺斤少两，也不能每一秤都翘翘地。还有，批发来的蔬菜本身就不是一样的质量。比如一袋土豆，中间是夹杂很多小土豆的，一袋土豆往外卖的时候，是要分为几个价钱等次的。夏天身后的厕所和垃圾堆臭味儿难闻，冬天味道小了，身后冻起一座冰山。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卖菜的。第一天出摊儿战绩还不赖，批发来的蔬菜全部卖掉，赚了三十多块钱。

　　2

　　我租房的地方是棚户区，房主家的大门口窄，每天收摊儿回家，我需要把“倒骑驴”上的筐篓全部清空，然后把“倒骑驴”后尾巴拆下来，拿到院内去。剩下的车身子贴着墙根竖立起来，不然在胡同里摆放是碍事的。这还不算完，还要拿一条铁链子拴到一只车轱辘上，铁链子另一头锁在租房的窗户铁栅栏上。租房的屋子很窄，没有任何家具。院子里没有厕所，这里的居民都要到我卖菜那条街上的公共厕所里方便。晚上要是解小手，家家门口有一个破水桶，就在水桶里解决，然后早上拎着去外面的公共厕所倒掉。

　　剩下的蔬菜要搬到屋子里，这样房间里也弥漫着各种蔬菜的味道。靠卖菜其实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每天赚个几十块钱，就已经很不错了。尤其是到了冬天，在露天市场卖菜特别遭罪。人再冷都不怕，就怕蔬菜冻坏。妻子老早就把筐筐篓篓“武装”起来：用棉门帘子把筐包起来。很多蔬菜是娇嫩的，尤其是东北的冬天，拿出来几分钟蔬菜就“冻挺”了。那些菠菜和韭菜等叶类蔬菜，一见冷风瞬间就被“扫”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蔬菜就没人买了。

　　那时候买不起羽绒服，棉袄棉裤都是棉花做的，穿着笨重。外面一件草绿色的军大衣，油渍麻花的。人在外面站一天，基本冻透了，如果到了晚上蔬菜还没有卖出去，就得推着车子可着这条街降价吆喝。

　　第一年的蔬菜卖得不是很顺利。那一年，儿子也要出生了。妻子怀孕以后，最紧张的是岳母大人。她老人家生了五朵金花，一辈子没有儿子，所以才把我招赘进门的。岳母最不喜欢的是看人家儿子娶媳妇，最怕的是妻子再生女儿。

　　我脾气倔强，我们家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男孩儿女孩儿都一样喜欢。我们没有身处岳母的处境当中，当然不能理解她奇葩的想法，不能理解在偏远的乡村，一个女人因为不生男孩儿而承受的巨大痛苦和一生的压抑。在整个怀孕期间，岳母和岳父没有开口叫我们回乡下去生产。在我们农村，又不时兴去医院生孩子，家里都拮据，一般都是在家里找接生婆。家里回不去，医院去不起，生产的时间临近，我们只能边卖菜边想办法。

　　我和妻子不懂就问邻居，好在有很多热心肠的老太太。她们事无巨细地给我们讲生孩子要注意的事项，妻子的肚子越来越大，我对孕妇生孩子的知识储备也越来越丰富。可是，我的知识只是纸上谈兵，没有实战经验。我们夫妻是第一次生孩子，初“生”乍到，心里没底。我虚心好学，老太太热心指点，连产妇生产时候铺在身下的塑料布我都买好了预备下。只要妻子一有风吹草动，我就会第一时间施展身手把塑料布抖搂开。

　　有人告诉我们，在剪子胡同那儿有个私人诊所，开诊所的是某医院著名的妇产科大夫。她现在已经退休，北大街一带找她接生的不少。据不权威统计，现在北大街胡同里扎巴着脚步蹒跚行走的孩子，有一半都是她接生的。老医生很是热情，叫我们每月去一次她那里检查，并且答应我们，等妻子生产那天她来担任接生重任。

　　算着临产期，我去批发蔬菜的量逐渐减少。妻子终于开始肚子疼了，早已经蓄势待发的我，第一时间把火炕烧得滚烫。都说生孩子屋子里不能太冷，我是把后勤保障工作认真抓了起来。然后我在大锅里开始煮鸡蛋，妻子疼得在炕上站着来回遛弯。据说生孩子会消耗体力，妻子未雨绸缪，老早准备好了大量鸡蛋作为营养补充。

　　我把“倒骑驴”蹬得飞快，去诊所接那老医生。老医生真的很敬业，大半夜二话没说，穿衣开门拎着医药箱子上了我骑来的专车。医生果然是经验丰富，她到我租住的房子以后，简单做了检查，然后说：“早着呢，最早也得明天晚上。我先回去了，有事再找我。”

　　肚子一阵一阵地滋啦啦地疼，老医生背着药箱回去了。留下我们两口子面面相觑，鸡蛋已经吃了好几个，打饱嗝儿都一股鸡粪味了。可是我们的战斗还没有开始呢，等吧，度日如年地等待。

　　剩下的蔬菜不能卖了，我们严阵以待孩子的到来。这辈子我算是深刻地理解了女人的不易，尤其是生孩子的不易。妻子折腾了一夜，几乎没咋合眼。我们的防御计划很快就被有规律的阵痛弄得土崩瓦解。光吃鸡蛋和烧炕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

　　那是我们第一次感到孤立无援。

　　快到中午的时候，岳母和岳父进城来了。他们看到我们的状况，岳母说：“要不，你们回家生吧。”

　　我和妻子在心里破涕为笑，那是一句叫我们温暖的话语。说走就走，把剩下的蔬菜装上“倒骑驴”，然后在菜筐里铺上一条棉被，请产妇上车。到现在我们夫妻都费解的一件事是：那么远的路途，为什么不打车回家？选择了人工驾驶“倒骑驴”，拉着就要生产的孕妇，我们的胆子该有多大！

　　我紧握车把，双脚用力开蹬，把沉重的生活蹬得长出了翅膀，一路欢声笑语，向着马耳朵沟那个小山村赶去。

　　从朝阳北大街到孙家湾马耳朵沟村距离三十多里，路上，我突然想去厕所。我把“倒骑驴”停在路边，想到公路下面的桥洞解手，刚走到一半就听妻子在身后喊我：“哎哎哎，车跑啦！”

　　我回头一看，停车的地方是一个小慢上坡，“倒骑驴”没停稳，自己慢慢悠悠地往坡下滑去。妻子身子笨重，根本下不来，在车上惊慌失措地喊我。我吓得不轻，赶紧去追赶。好在车子没滑出去多远，就一头扎在了路边的沙棘丛中。菜筐里的菜盖住了孕妇，好在人在车上安然无恙。

　　妻子笑，我吓得心怦怦跳，竟然把解手的事情忘到了脑后。

　　3

　　儿子出生，为我们这个贫寒小家带来了很多欢乐。可是，我人生的暗黑时刻才刚刚开始。

　　岳父家招赘的本意是希望我能撑起这个家庭的门户，当我沦为街头的菜贩子，成为一个村庄的笑话时，他们是无比失望的。而我的创业极其艰难，本想学了抻面的手艺，开自己的面馆，可是没有人能够帮我一把。借不到钱，也没人替我分担一下劳累。卖菜是无奈中的选择，似乎也是我命里的“一劫”。

　　那些年回村，我一直灰头灰脸，后来索性摆烂。一个村庄办红白喜事，每家都要有人去帮忙。在所有的活计中，洗碗没人愿意干，能干这种活儿的人地位也是最卑微的。我就挽起袖子，蹲在大盆前“唰唰”地洗碗。村里的三大爷大声说：“你们看咱们的姑爷子一点儿不端架子，洗出的碗能唱歌。”

　　这句词是当年电视广告里说的，我不知道用在我身上是表扬还是嘲讽。我心里想，我哪里还有什么架子可端。生活已经把我挤压到了最低点，还有比这更卑微的事情吗？如果有，统统来吧。

　　那一年春节，我和妻子身心疲累。妻子说：“过完小年就不卖菜了，带着儿子回家过年去。等过完年，咱们好好干。”

　　不管经济有多拮据，我们还是特意给家里人买了礼品。岳父爱喝酒，就买几瓶好酒带着。把剩下的蔬菜卖掉，我们一家三口回家去过年。我们本想在亲人那里得到慰藉，可是，我们想多了。在贫穷面前，亲情有时候是靠不住的。没有物质的富裕，跟谁去谈感情都是不合时宜的。

　　那个春节，我和妻子如履薄冰。每天天一亮就赶紧起来，不然就会听到针对我的摔摔打打。扫院子，把水缸的水打满，闲着得上山去捡柴火。我的书籍根本不敢明目张胆地摆放在屋子里。一个卖菜的菜贩子，哪里有资格看书。那些年，我和妻子最大的心愿是有一张写字台、一盏台灯，夜晚来临，我能够坐在灯下阅读。

　　那年正月，岳母终于爆发。在吃早饭的时候，大哭一场，历数了我和妻子在家里种种表现不对。哭过闹过，饭也吃不好了，我和妻子抱着儿子返回城市去继续卖菜，继续过我们的小日子。屋子闲置了十几天，特别冷。妻子用衣服把儿子紧紧地裹在怀抱里，我在外屋开始烧炕。炕偏偏不好烧，冒起了生烟子。隔壁的邻居老太太听到了我们屋里的动静，赶紧过来喊妻子，要她抱着儿子去他们屋里暖和。

　　烧炕的柴火都是一些批发蔬菜的筐篓，我拿斧子剁开，一点儿一点儿往灶膛里添。心情差到极点，可是为了妻儿不冷，我哪里有时间走神。我需要像一个男人那样继续忙碌下去。

　　不久后的一天傍晚，我推着车在路边卖菜。不想一个醉汉骑着自行车，一下子剐到了我的“倒骑驴”。他二话不说，骂骂咧咧地冲过来，朝着我的脸就是一记重拳。那记重拳实实在在地打在了我的脸上，我当时就被打蒙了。他继续骂骂咧咧，来抢夺我的秤杆。我眼冒金星，缓了十几秒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眼睛视线模糊，只看见他怒骂的嘴脸，那些话不堪入耳。

　　就在那短短的一瞬间，我脑子里的愤怒一下子到达了顶点，挨了揍倒没有那么难受，主要是他不依不饶地谩骂。我心里想，我一事无成，跌入社会的最底层，叫我的爸妈跟着挨骂受辱，我誓死也要捍卫这份尊严。

　　“干死他!”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来。我一下子把杆秤夺过来，手里攥住了秤砣。当时的想法就是一定狠狠地砸在这个醉汉的脑袋上，砸碎他的脑袋，打他满地脑浆！

　　几个路过的人拉住了醉汉，我旁边卖菜的大姐拽住我的胳膊。我清楚地听到她跟我说：“小李子，你要是跟他拼命你不是傻子吗？”我像一根木头一样被她拉到边上，醉汉踉踉跄跄地走远了。围着的人散了，卖菜的大姐继续卖她的菜。冷风吹过，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愤怒。脸上火辣辣地疼，这个世界没有谁注意到我被打了一拳的细节。

　　收摊儿回家，妻子已经做好热腾腾的饭菜，儿子在炕上玩耍。妻子觉察到我的不对，我没说挨打的事情。可是，坐在灯下吃饭的时候，妻子看到了我脸上的伤。她问我：“你脸咋了？”我说：“树枝剐的，没事。”

　　一句“没事”说完，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哗哗地流淌下来。伤口很深，眼泪流下来，钻心地杀着疼。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伤莫过于眼泪浸过伤口。因为，它不仅疼了肉体，还有一颗男人的心也在汩汩流血。

　　看着灯下垂泪的妻子，还有咿呀学语的儿子，我在想，如果我当时冲动了，那此刻的温暖我还能看到吗？那一拳打醒了在生活的旋涡里困顿的我。我哭了，就尽情地哭一场，妻子不知道如何安慰我，只能陪着我哭。

　　满心的委屈，却不知道是谁带给我的。

　　4

　　我的妻子小学毕业，她不知道我热爱和痴迷的文学和艺术是怎么回事。她只是相信，自己的丈夫干的是一件正事。

　　儿子在慢慢长大，我们卖菜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熟悉了这条老北街，我们在路边租了一家房子，这样就不用每天那么辛苦了。有时候中午过了饭时，买菜的人不多了，妻子抱着儿子看着菜摊儿，我骑着自行车一路狂奔去朝阳日报社的门外。那里的墙上有个玻璃橱窗，每天更换三种报纸：《人民日报》《辽宁日报》《朝阳日报》，我清楚地记得这三种报纸哪一天有副刊。看副刊上那些文学作品，我像一个口渴的人遇到水源。

　　我的二姑在辽宁省水保所负责老年工作，她的活动室里也有很多报纸刊物。我就选在月末的时间，骑着自行车从北到南，贯穿我们朝阳城市，到二姑的活动室，如饥似渴地阅读记录。

　　那些年，我们一直在租房住，陋室虽小，却很温馨。我们可以把喜欢的书籍摆在桌子上，可以自由地享受着我们贫穷的浪漫。

　　那年冬天，我在蔬菜批发市场看到一个外地卖蘑菇的车。本来是想批发一筐蘑菇回来卖的。就在我打开蘑菇筐看蘑菇的时候，我发现蘑菇筐里垫着崭新的报纸。我当时眼睛一亮，那些报纸是《兴城市报》。我搬着蘑菇筐，思绪万千。几年前，我在辽宁省兴城市打工，当时在《兴城市报》的副刊上发表过文学作品。

　　于是，我把剩下的四筐蘑菇全部买下了。推着四筐蘑菇，看着蘑菇筐里的报纸，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妻子不知道原因，我把蘑菇卖掉，小心翼翼地把报纸展开，开始阅读副刊里的文章。叫我激动的是，我看到了熟悉的副刊编辑老师的名字，她叫张春彦。

　　几年前，我在兴城打工，去过报社送稿。有时候去得时间早，报纸副刊编辑还没有上班。我发现一个办公室开门了，那里有一个阿姨张春彦。她非常热情地叫我在办公室等。有时候看我着急，就把我的稿件转给编辑老师。没有想到几年以后，她做了副刊编辑。

　　这次与四筐蘑菇结缘，重新唤醒了我的创作之梦。中午卖过一段时间菜，会有一段闲暇时间。于是，我就在北风呼啸的街头，坐在马路边上我的菜摊儿前，头上顶着棉衣开始拿起笔来写文章。散文、小说、诗歌，只要是能够表达我内心的文字都写。晚上，我把写好的小小说读给妻子听，她觉得挺好，我就认真地抄写在稿纸上，然后第二天从邮局寄走。

　　没过多久，我收到了《兴城市报》的来信，编辑张春彦老师收到了我的投稿，发表了我写的小小说《燕子飞》，她鼓励我继续写作，这重燃了我对写作的热爱之火。在信封里，还有发表我小说的报纸样刊。看着自己在菜筐前写出的小说变成了油墨芳香的文字，我的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们朝阳那时候还有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报纸《朝阳广播电视报》，每周一期。我买来报纸阅读，按照地址把自己写的文章投寄给副刊编辑张帆老师。那年春天，我推着一“倒骑驴”豆角在早市吆喝叫卖。看到卖报纸的路过，顺手买了一张，快速展开报纸去看副刊。我写的那篇《杏熟了》的散文赫然发表在头题位置上。我当时脑子“嗡”地一下，简直欣喜若狂。我挥舞着报纸大声朝着买我豆角的人说：“你们看啊，发表了，我写的散文发表啦！”

　　那一年，我还与我们朝阳的一位作家擦肩而过。他的名字叫谢子安，是一位写田园散文的大作家。他当时在朝阳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负责编辑“文学一刻钟”栏目。我在卖菜的时候写了一篇小小说《女人不做月亮》投稿给他。他决定播出，在播出之前他骑着自行车一路寻访我。谢老师先去了乡政府，然后去我们村委会，再去我的乡下老家马耳朵沟。他身材魁梧，穿着风衣，戴着礼帽，走进我家的时候，岳母吓得不知所措。

　　谢老师询问我的情况，岳母以为我这个不省心的姑爷在外面惹了什么祸事，支支吾吾，答非所问。谢老师一无所获，从我家离开。我得到消息以后，赶紧去广播电台找他。可是他不坐班，广播电台也不能随便进入。遗憾地错过了与一位大作家面对面学习的机会，我只能用写信的方式继续向他请教。

　　后来，我在朝阳人民广播电台“文学一刻钟”节目里陆续播出了很多散文和小说。有一年谢子安老师还给我做了一期专题节目，三篇小小说，还有我写的一封信。

　　播出那天，我去隔壁的超市借来他家的收录机，那边电台节目一开始，我就塞进了一盒磁带，把整个节目录制了下来。从那天开始，老北街很多做买卖的人都知道我是“才子”了，卖鸡蛋的大老郑每天早上喊：“小李子，出摊儿了，别在家里胡编乱造啦！”

　　5

　　卖菜其实赚不到太多钱，但养家糊口够用。妻子支持我写作，尽力给我创造学习和创作的时间。那些年，她几乎是我的第一读者，写完文章就读给她听。她用特殊的评语来给我评价。

　　“听着挺顺溜的。”这就是好的意思。

　　“咋听着不得劲呢？”就是需要改。

　　啥话也没说，呼噜声起来了，那就说明我写的文章彻底失败，只有催眠的功效。

　　……

　　因为在《兴城市报》和朝阳当地的报刊陆续发表作品，我逐渐有了小名气。我们朝阳的电台每天午间播出我写的散文，我写的《我不是一只小小鸟》，记录的就是我和妻子卖菜的故事，这篇散文被主持人雨晴老师连续播出几年。很快接到一个通知，有一个写作协会要吸收我为会员，还要召开一次成立大会。我当时很兴奋，叫妻子看菜摊儿，准时赴会。会议开得很隆重，一个年轻人据说是写作协会的会长，他隆重在会议上表扬了我，还当场宣布给我颁发会员证件。然后他还说免除我的证件费用40元。那时候，没有网络，他一直声称他作品很多，我是查不到看不到的。还有，他把我们当地文联和作协的一些老作家、老干部都写在顾问名单里来助阵，以我当时的见识，丝毫不会怀疑他的真伪。

　　我真是受宠若惊，感觉自己终于找到了组织。可是开完这次会议以后，写作协会吸收了大批会员入会，收了不少钱，然后没动静了。

　　我那时候结识了好多文学青年，没有人组织我就自己来。我的好哥们儿二胖写过散文《夜宿大黑山》，也曾经在电台播出过。他会写能画，我俩开始筹谋成立“太阳雨”文学社，我任社长。我们的文学社有师专的文学系学生，有各行各业喜欢文学和写作的年轻人。那时候我卖菜，经济条件是最好的，所以我掏腰包购买两个精致的本子自己办“杂志”。凡是来我家的文学青年，妻子都热情招待。吃饭喝酒在我家，大家畅所欲言，交流创作心得。

　　我组稿评稿改稿定稿，二胖点灯熬油写写画画，我们的“太阳雨”文学社社刊出版了两期，后仅存一期。这一切都是我在卖菜的间隙完成的，文友们来，就跟我坐在菜摊儿前交流。

　　突然有一天，那个写作协会的年轻会长叫人“传唤”了我。这次他终于有了办公的地点，在一所学校的办公室里，他高调坐在靠椅上，派头挺足。他当场对我一顿恐吓，说我组织社会闲散人员，成立非法组织，试图破坏写作协会的伟大事业，这事他已经掌握，给我严重警告。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们一起加入写作协会的很多人都在他的身边，他承诺这些人暂时工作没有工资，表现好的将来正式录用。在利益面前，他们都倒戈了，我得不到一点儿援助。我说我找过你们，找不到，协会成立一年多，除了收钱，你们没有做过一件跟写作有关系的事情。我卖菜间隙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写作，何错之有？

　　他有点惊讶地看着我，我是他唯一一个没有收钱的人，没有想到竟然指责他不作为。他恼火了，说马上开除我，然后把我的“罪行”上报公安部门备案，警告我，会有人员找我谈话的。我把会员证掏出来，当着他的面摔在桌子上。我说：“你们不作为，老子不干啦！”

　　那天我退出写作协会的时候，昔日很多写作的年轻人都在，他们惊讶地看着身上还带着菜叶的我。我下楼扬长而去，他们面面相觑，只有一个女孩子勇敢地送我下楼。我走出好远，她还在门口张望，朝我挥手：“李大哥，你别生气了。”遗憾的是，我没有记下她的姓名，也没有留下她的联系方式。她顶着压力下楼的一瞬，叫我没有对人性彻底失望。

　　我丢掉了写作协会的会员证一点儿都不后悔，我就是觉得他们不干正事，只知道要钱。但那时候心里确实害怕了，回到菜摊儿一整天，我都提心吊胆，生怕真有警察找上门来。把我抓走倒不怕，妻子和孩子怎么办啊？我仔细想，我做过什么坏事吗？没有啊，我跟一些写作协会的会员约过稿，探讨过文学，他们应该是举报了我。唉，这件事要是传到老家去，在岳母和家人面前自然又是一场风波。写作协会是骗子组织，那个会长涉嫌诈骗被抓，这都是后来的事情。

　　警察叔叔很忙，一直没来抓我，我们的文学社却受到了阻力。一些活跃的人员听从写作协会的会长安排，跟我彻底断绝了来往。

　　6

　　岳母老早就捎信来说要来城里，我和妻子都挺高兴。我们特意买了羊肉，包一顿羊肉馅儿饺子招待岳母。中午卖菜的时候人多，我在菜摊儿前忙活。他们在家里吃完饭，妻子腾出时间来替我，叫我回去吃饺子。

　　我带着冷风回家，端起饭碗，夹起一个饺子，刚要吃的时候，岳母说话了：“我要是知道你天天卖菜，我都不能把闺女嫁给你！”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羊肉馅儿饺子吃着一点都不香了。

　　我不知道我卖菜的身份到底招惹了谁，我对世界如此热爱，可是，世界爱过我吗？如果没有相濡以沫的妻子对我的支持，我不知道能不能继续撑下去。

　　夏天来了，大量的菜农推着自己家新鲜的蔬菜涌进老北街。我们批发来的蔬菜没有了价格的优势，更没有菜农的蔬菜新鲜。为了能够把蔬菜的批发价格压下来，我只能另想办法。

　　我老家的集市西营子距离朝阳城六十多里地，那里的蔬菜批发价格便宜。集市的时间是逢每个月的“一四七”，我决定尝试一下。早上三四点钟就起来了，骑着“倒骑驴”往西营子赶。下了老爷岭就是我家，我把“倒骑驴”停在路边，进家门看一眼爸妈。我的爸妈刚睡醒起来，看见满头汗水的我，心疼得不行。

　　来不及吃早饭，我必须尽快赶到集市上从菜农手里把蔬菜收购上来。一辆“倒骑驴”大约能收购四百来斤蔬菜，然后返程。到了上坡的时候，得下来推着走。那时候我体力好，毅力也强，在中午十二点多返回了城市。说实话，有时候累得真撑不住了，可是想到孩子和亲人，我的勇气倍增。吃一口饭，下午就上顾客了。从乡村集市收购上来的蔬菜新鲜，价格也便宜，这样一车蔬菜我能够赚百八十块钱。

　　来回一百二十多里路，确实很辛苦。为了生活，我一切的苦都能吃。大约回去几次，有一天我推着满满一车的角瓜回城，我妈在家门口等着我。她跟我说：“老五，你要是感觉日子能够过下去，就不要回来卖菜。”

　　我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这样说。我妈告诉我，家族一位长辈，看见我来回批发蔬菜，冷嘲热讽，深深刺激到了妈妈。在妈妈的眼里，我是优秀的，他挖苦的话就像一把利刃扎妈妈的心。

　　我的脸发烧，答应了妈妈。从此，每天卖菜就是赚钱再少，也不回老家大集批发蔬菜了。

　　卖菜几年来，我每天早上几乎都是起早去批发蔬菜。在写作协会会长威胁我的第二天，可能是心事重重，我竟然睡癔症了。感觉睡了很久，赶紧起来弄好筐篓就往蔬菜批发市场赶。到了那里以后，我竟然发现批发市场的大门还没开。我没有手表，也没有手机，根本不知道时间。我不想再折腾回去，就把“倒骑驴”停在门口等，可是一直不亮天。我就索性躺在了“倒骑驴”的筐里，盖着棉被，抬头仰望天空。哇，那一刻，我被满天的星星震撼到了。密密麻麻，星光闪耀，这是多么壮观的天空。我该有多久忘记了观看星空？文学不就是那无际的天空吗？而我是星空下一个数星星的孩子。身份卑微，但我是认真的。菜贩子是上天赐给我一次体验冷暖的身份，我该在这纷繁的尘世中坚守自己的梦想。

　　对，写作，不管身份高低贵贱，写作的我都是自由的，幸福的，美好的。

　　1997年，萧瑟的秋天。卖菜的我们的确累了，决定换一种生活方式，结束这段浸润了酸甜苦辣的卖菜生涯。那一年秋天，我终于见到了大作家谢子安老师，那也是我们唯一的一次见面。我期待的兴奋和热烈的场面都没有出现。那时候，我虽然决定不再卖菜，但下一步去做什么还不知道，人生目标茫茫，关于文学和艺术，我都不知道从何谈起。我坐在凳子上，谢老师坐在炕上。说起写作的话题，谢子安老师只说了一句：“各有各的道。”

　　“太阳雨”文学社也走到了尽头。

　　朝阳师专的两个女孩儿毕业了，一个回西营子初中，一个回到建平石灰窑子，她们都当上了老师。二胖娶了媳妇，继承了他父亲的中医医术，变成了医生。还有一个女孩儿结婚三天以后煤气中毒离开人世……“太阳雨”文学社，就如一场太阳雨一样短暂，那本社刊，留给了二胖由他保管。27年以后，我在二胖家还看到过这本“杂志”，那一瞬间，我们都泪流满面。

　　我们马耳朵沟村马君志家养一台四轮拖拉机，他傍晚的时候开车进城，帮我搬家。东西装得满满一车，我们一家三口坐在高高的车上，在茫茫的夜色中朝着乡村的家驶去。

　　朝阳老北街后来改造了，除了那座巍峨的北塔没有挪动，其他都已经物是人非。每次回去，我都是以北塔为标志物，再去回想和扩展它周边的记忆。人们用文明的进程把地形地貌改变，那些激荡灵魂深处的情愫却一刻都未曾消失。那些人和事，那些苦和甜，在生命的历程里熠熠生辉，像嵌入血肉一样，揪着扯着我们的疼痛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