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草木志》以草木写人和以人写草木，在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背景下，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了对生命、生态、文化以及它们与乡村振兴之间关系的认识。本部作品从文化和人的内生动力出发，立足于百年“乡土中国”的发展和叙事经验，以一种超越性的姿态展示了其创作上的独特性。老藤是新东北文学的代表作家，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性、真实性、理想性、秩序性和东北性，不仅构成了新东北叙事的重要维度，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在当下所呈现出来的新景象、新境界。

　　关键词：老藤《草木志》　乡村叙事新东北文学

　　历史地看，“乡村”在中国现代化路径的格局与战略部署中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核心作用，尤其是将这一个视阈置于百年中国现代化路径的各个重要节点，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乡村建设始终以各种形式为中国整体现代化的历史之变提供强大的助力与保障。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过去的现代文学知识结构中，曾一度将乡村视为现代文明的他者而遭遇了“启蒙理性的批判”，其所导致的后果就是乡村的“生存危机”与“文化凋零”，这似乎构成世界性现代化后果的乡村难题。但这又是一个必须正视和解决好的难题，因为“乡土中国”既是中华民族的根性所在，也是传统中国的审美内核，它的存续与发展关乎着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存亡问题。应该说，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解决这一难题所提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新时代文学重新确认以乡村振兴为时代主题的“新山乡巨变”书写的基本前提，当然这也是本文阐释老藤长篇新作《草木志》的最基本前提。

　　一

　　《草木志》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简单地概括就是一个有着三百余年历史的东北边陲古驿路上的小村墟里在新时代语境下的振兴故事。表面上看，也是一部关于“驻村干部”的乡村故事。其完整情节本文不再赘述。故事以外部力量省直青年干部作为墟里驻村书记的“我”和以内部力量乡村艺人“哨花吹”为代表的乡村能人共同化解阻碍墟里发展的“内忧外患”为主线，叙写了在成功获批小龙山项目、建成都柿桥及“驿路遇见”文旅项目后不仅保卫了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墟里村，意外收并了以工业发展为强项的新生村，而且还有效化解了持续了几代人的村里两大家族之间的矛盾。但不简单的是，小说中墟里村的成功不仅指向作者对乡村振兴主题的时代确认与个体文学表达，而且寄寓了作者自身对传统中国现代转型的独特思考与新的文学建构意识，为新时代山乡巨变提供了崭新的历史意识与未来指向，为中国式现代化路径及文学叙事提供了崭新的生存哲学与话语向度。总体而言，《草木志》写出了传统乡村社会在时代振兴语境下的三个转化。

　　一是小说以草木写人，以人写草木，探讨了人与草木之间的共通性，表达了一种人与自然平等的生命观，在一个大的生态观念基础上，建构了一个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转化的叙事格局。在《草木志》中，“我”作为驻村干部，因年少时期生物老师的启蒙而惯于以草木喻人、识人、知人。其中，作为启蒙老师的白老师有这样一句话：“当一个人爱上动物和植物时，灵魂就有了归宿。”1这几乎构成整部小说的引子，“我”始终在各种“植物”与“人”的比照中归纳着每个人的秉性与精神内质，由此，从对植物品性的判断到对人的灵魂的指认构成小说叙述的核心。在以草木写人、以人写草木的过程中，作为新近外来者的“我”侧重将人指认为草木而对人物性格秉性及生存逻辑进行确认，而作为定居墟里几十年的哈尔滨知青金子则更喜欢将草木看成人进而在广袤的生命宇宙中获得对有限生命本身的延续与超越。就如金子所言：“我看到了无数正在张望的人，有古人、有今人，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孩子，密密麻麻全是人，天上地下总是对应的，与天上的星星一样，地上的每一棵草木，都代表一个人。”2如此，在“我”尝试连接“人”与“植物”相通的生命质素时，金子则从更高维度将“人”与“植物”进行了生命生态学的命运观照，特别是将这一命运观照从物种生命的源头进行了平等与自洽的处理。如果说，“我”作为省直自然资源厅的驻村干部更多是在新时代倡导生态文明的时代诉求下以外来者的“看客”身份对百年古村墟里日常生活及生存方式的审视与评判，那么，金子作为扎根墟里多年的老知青则更多调动了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以审视和凝视的双重目光完成了对东北北疆生态生命学的再塑。显然，作者在此用意深刻。而作为墟里土生土长的邵震天、方慧、齐满屯、齐大牙们内生于墟里的生存空间，因无法构成对自身日常经验的一种有距离的审视与内在自审，也就在一定层面上缺乏对自身生存哲学及日常经验的现代性体认与挖掘。这就需要一个来自墟里村之外的“我”客观理性地评判与发现古村墟里的日常哲学与生命理念，同样也需要一个像金子一样的“扎根式”的外来者的深层体验与概括。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相互转化的逻辑呈现上，作者建构了一个由“我”、金子和墟里村原始住民共同组成的声部体系，这既彰显了小说生态叙事的核心要义，也调动了小说整体叙述的灵活性与话语张弛度，自由地转换在草木与人事之间，在“天人合一”的文学空间中建构了一种灵动、紧凑与多层次的立体化叙述格局。

　　二是小说以古驿站和古驿路的新生为对象，挖掘了东北特色的地域文化和精神气质，比如重诺仗义、古道热肠等。通过作者的叙写，在当下语境中，古老的乡村焕发出新的生机，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得到挖掘和呈现，并实现了现代转化。在作品中墟里村至少有两种文化呈现在我们面前。一种是历时三百多年之久由一代代的站上人传承延续的驿站文化。方、石两个家族的“独门绝技”是其中的代表，但更具有代表性的则是哨花吹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涵。吹喇叭的“哨花吹”无疑在墟里的历史文脉与日常生活中是一个极具文化意象的人物形象。他的音乐能力和娴熟的表现技巧是对身处北疆的站上人热爱生活的一种艺术性的凝练，他的重诺仗义是驿站后人守信重义的现代传承，他的睿智豁达则凝结了墟里人百年来约定俗成的道与法。可以说，“哨花吹”本身就是古驿站传统的一个现代文化载体，他以“现代”乡村治理者的角色推动了古驿站的新生。这是一种由内而外、遵循事物内在发展规律的一种新生，以他为代表和推动者，使墟里的文化传统发生了现代性的转化。如是，“新”与“旧”的辩证法贯穿于墟里的草木人情与世道人心。另一种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在墟里村颇受村民尊重的“三老一金”中的金子作为过去上山下乡时期的老知青，她不仅是“我”眼中的“知青活化石”，而且其本身的人生阅历及道路选择也是对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的一种历史性的总结与确认。小说中有一个作者精心构置的极具象征意味的情节：将在洪水中抢救集体财产而牺牲的上海知青叶洲安葬在驿路尽头的塔溪烈士陵园，而通往烈士陵园的古驿路却在曾经的洪水中被冲毁断裂。这就意味着以叶洲的集体主义精神为具象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因驿路的阻断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精神品质在墟里村持续的传承、发扬，而金子每年的驿路之行在祭奠老友的同时也在以个体的方式向过去的青春之我与集体主义进行一种缅怀与回望。从过去同为知青的叶洲、闫汉年、金子不同的人生轨迹中，老藤显然以自己的方式对“集体主义”及“集体主义精神”进行了历史性的言说与处置。在都柿桥竣工之际，“我”终于到驿路尽头看到了有美人松之称的樟子松。这种高大伟岸的常绿乔木不只曾是知青们对金子的美誉，也是叶洲生前最为喜欢的北疆绿植。在一定意义上，有美人松之称的樟子松凝聚了一代优秀知青的青春与抱负，其中包含了对集体事业的一种无私呵护与奉献，也指向为一种大气磅礴的北大荒知青精神。随着都柿桥的竣工，古驿路的连接不仅将驿站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勾连，也意味着以叶洲们为代表的集体主义精神与墟里的现实建设的连接。于是，在这一历史契机下，自认为是早已枯萎的“杨铁叶子”的老知青金子感受到来自历史所呼唤的生命活力，同时“墟里保卫战”的成功再次验证了集体主义精神之于墟里建设的重要意义。通过上述这两种文化线索的描述，老藤为我们织就了一幅既接续传统又要走向未来的新的文化图景。

　　三是小说描写了东北古老乡村两个家族间的矛盾、纠葛，以及在新的价值追求过程中的和解与和谐。小说特别描写到这种和解与和谐得益于新时代有效的现代乡村治理。随着古驿路重建的完成，传统的乡村社会在发展文旅产业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现代转化。《草木志》中的“我”因好奇有北地植物王国之称的都柿滩而慕名来到墟里村做驻村干部。身为省厅干部的老雷就成为我开展工作最为重要的引路人，他多年的工作经验指导“我”多做无形之事，以见证人的身份来观察墟里村基层工作的日常运行。也正是抱着这样的工作态度，“我”到墟里村的首要工作就是了解限制其发展的“内忧外患”。对内而言，方、石两姓的家族矛盾不仅妨碍了村基层日常工作的正常推进，而且限制了墟里村经济的发展。原任村委会主任齐满屯正是因为多做有形之事反而恶化和加剧了两姓间的新仇旧恨。对外而言，古驿路的阻断和新生村的存在折断了墟里发展的两翼，只有接续古驿路的历史荣光和标识出墟里应有的文化身份，墟里才能走向内在的新生与质变。那么，作为驻村干部的“我”该如何开展两个方面的工作，如何确认自身的现实定位与立场则是老藤想要表达的重点。首先，洞悉墟里村的内在关系结构是推动工作展开的第一步。在小说中，“我”初入墟里就是去拜访墟里的“三老一金”。墟里村的“三老一金”虽无实权，但都以过去的影响力一直左右着墟里村的发展。过去当过宣传队长，事事掐尖要强的方大珍因好过问村里的工作成为墟里村事态的发酵场与信息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墟里核心的话语权；关心国际国家事态、自诩“诸葛亮”的石国库总想着对墟里的发展指手画脚；能占卜的齐大牙作为乡村德高望重的智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墟里未来发展的势能与可能。其次，“我”和“哨花吹”作为墟里基层管理的重要角色，分工明确，各擅其长。重新整合墟里内外的各种资源与动能，从乡村的内部来解决限制其进步与发展的痼疾。两人不仅在内外合力的前提下用新方法解决了石、方两姓三代人的纠葛，而且也顺理成章地推进了墟里人集体凝聚力的聚合。总而言之，墟里村的新生来自墟里人的新气象，人的精神面向的转变决定了古村整体的现代转化。

　　可以说，上述这三种转化都是老藤立足于东北大地而实现的文学书写，既氤氲着浓郁的地域色彩，也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立体化地呈现出了东北文学创作的新气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老藤的创作是新东北文学的典型代表。

　　二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蓝图中，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对百年“乡土中国”向何处去的全新考量与部署，这是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袤的农村大地正在从脱贫攻坚走向全面振兴的时代壮举中发生着历史性的变革，演绎着如火如荼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图景。基于这样的历史展望与现实诉求，中国作协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应运而生，这是中国作家对中国大地上正在进行着的史诗性伟大实践的文学表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视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视野中实现对“乡土中国”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性把握和独特性体悟，也是中国作家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经纬为文学坐标亲身参与到恢弘的时代之变当中，立足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与文明底蕴为“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图景提供具有纵深度、鲜活感与烟火气的新乡土叙事。新时代中国“山乡”正在发生着“巨变”，新“山乡巨变”的乡土叙事也正在从各个层面勾勒着生动的文学肌理与提供着鲜活的文学经验。比如，我们从关仁山笔下白洋淀周遭的王家寨、刘庆邦笔下贵州山区的高远村、欧阳黔森笔下武陵山腹地的千年村等新乡土叙事中，都能够看到具体的乡土景观重构与乡土叙事的创新。在这些叙事当中，既有对历史“应然”如此的确认和肯定，也有对现实“实然”如此的客观辨析。老藤的《草木志》同样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对小兴安岭古驿站“墟里村”进行结构和把握的。如果说，前者更倾向于从创新的角度以新人新事来构建乡村的新气象与新思想。那么，老藤笔下的墟里村则更多从守正的角度强调以乡村内部的人和事作为驱动力来化解横亘在墟里村发展面前的乡村矛盾。从古驿路的修复到家族矛盾的化解，再到保卫墟里村的成功，老藤通过《草木志》为当代正在进行的新“山乡巨变”提供了独特的思考与实践路径。

　　我以为可以从下述四个方面来把握《草木志》的独特性。一是老藤注重从内生动力中去寻找乡村振兴的路径，特别是在关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看到了一种优秀文化自身所具有的品质和潜质及其可能性。比如在作品一开头作者就交代“我”在下乡驻村之际，同事“老机关”老雷就告诫我，下乡后要“多做无形之事”。这一告诫，可能暗含了很多内容，包括“我”从这句话中所体会到的“做一个乡村振兴的见证者”，但在笔者看来，从这里所演绎出来的更多的还是关乎如何利用和挖掘“无形”文化问题。二是《草木志》在中国现代乡土叙事的文学传统中赓续了“乡土中国”向何处去的百年命题，在人物设置、情节结构、故事冲突等方面都凸显了他对这一现代命题及话语路径的承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涉及工业文明重塑乡村现代化路径后所引发的人口流失、生态破坏及伦理失衡等时代症候，老藤既将其整体性地纳入“墟里”的乡土世界中，又举重若轻，不做过分纠缠，始终将叙事热情投向未来。三是《草木志》以草木写人、以人写草木，从老藤自己的创作逻辑上看，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累积的结果。应该说，这些年来，老藤不管是创作《战国红》《刀兵过》，还是创作《北障》《北地》，在其主线叙事之余，视线始终未离开过动植物。这既与老藤的创作理念有关，也更与老藤对人的认识、对社会发展的预期有关。《草木志》是他的这些理念与认识的集中展现。他将生命意识、自然伦理、文化传统等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既清新脱俗，又高屋建瓴，鲜明地体现了其与众不同的创作格局和创作信念。四是老藤的《草木志》虽然从生物学的角度以三十四种草、木植物来结构、确认小说叙述的话语空间、情感维度，来指认具体的乡土世界，但他也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跃出了墟里、小兴安岭、东北与中国，自由地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各个维度谈论与草木、与人、与土壤相关的一切。

　　应该说，“墟里”的命名本身就带有象征意味，从陶渊明的“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立象之初，到后来的“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落日下高原，驱车见墟里”等，一直到今天都是具有符号意义的。当我们尝试着将“墟里”这一特定的意象附加在上述所提及的四个方面的时候，就会发现《草木志》的创作为有关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文学叙事创设了一种新的境界。

　　三

　　综观老藤近年来相继问世的一系列极具东北性的长篇小说，从《刀兵过》《战国红》《北地》《北障》《北爱》一直到现在的《草木志》，他逐渐形成了格调鲜明、地方色彩浓郁和洋溢着理想主义热情的新东北文学叙事体系。关于这方面的特点，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从创作视野、创作主题、叙事姿态和形象塑造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3但阅读《草木志》又使笔者获得了更进一步的体验。

　　总体而言，书写新的山乡巨变，既要承继百年来所开创的文学传统，也要将新的时代精神与传统内质进行有效的调用与融合，从新文学传统的审美范式中突围而出，将已有的凝固的且作为常识的乡村经验进行重新整合，从文学内部生长出新的思考能力与书写范式，进而构成新山乡巨变的新人物、新生活与新现实。回顾百年来的乡土文学传统，不难发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开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农村叙事已经构成对五四以来所开创的乡土叙事传统的一次审美重构与范式重建。五四乡土叙述注重营造苍凉悲怆的乡愁美学，在此审美观照下，乡土中国的郁结失语与破败凋敝构成其乡土叙事得以现代审视的话语前提，这一叙事自然存在着乡土中国作为历史主体对象“在场性”书写与言说的“缺席”。而“十七年”的农村叙事则注重营造恢弘壮丽的乡土美学，在此审美原则观照下，乡土中国的壮阔峥嵘与朝气蓬勃构成其农村叙事得以现代重构的物质前提。不过这一叙事也因“主题先行”而在乡土中国“应然”与“实然”的历史逻辑中存在着来自现实的质问。这两种乡土叙事传统表明了不同历史时期乡土中国的想象与书写，也指向了不同历史时期书写现代中国的路径与方法。随着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化实践路径的调整，农村叙事传统不仅在历史转折的轨迹中被忽视与弱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招致了来自历史后来者的质疑与拒绝。这显然与新时期以来曾一度标榜的西方现代化叙事及文学想象有着必然的关联。进入新时代，中国现代化路径进入中国式现代化建构的新阶段，重新梳理过去的文学经验与文学传统就显得尤为必要。老藤就是这方面的探索者和践行者，也就是说老藤以理想主义的使命意识与担当意志整合了新文学以来所开创的两种乡土叙事范式，在共和国文学早期所开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基础上为我们提供了更为新鲜的创作景象。

　　这种新鲜的创作景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老藤的创作总是体现着鲜明的时代性。在近些年的创作中，老藤始终保持着对时代重大主题的敏锐关注，这使他成为当下主题创作的代表性作家。比如《刀兵过》关注的是文化自信，《战国红》关注的是乡村的脱贫攻坚，《北障》关注的是生态文明，《北爱》关注的是东北全面振兴，而到了《草木志》这里，其所关注的时代主题更加具有复合意义。比如从乡村振兴到生态文明、从文化传承到文化自信，时代的重大主题几乎在这里都得到回应。二是老藤始终把真实性作为其审美追求的核心内容。真实性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求从现实的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去描写现实。这一原则曾一度遭到冷落，但老藤不惮其“冷”，始终如一地加以运用和表达。我们看到，无论是在上述所举的几部作品中，还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草木志》中，他总是在对历史与现实的比照中生发他对未来的想象，总是充满热情地为我们勾勒相关图景。三是老藤也始终将理想性作为其创作的情感气息。这种气息既表现在作者对环境的营造，也更表现在对典型人物的塑造，所以阅读老藤的作品，我们常常会产生一种基于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主义气息的感动。四是老藤也始终将秩序性作为勾勒现代乡村社会存在的重要手段，对此，笔者曾有过专门讨论4。秩序性体现了现代乡村治理的可能与效能，无效的乡村治理曾使我们无法走出乡村社会的复杂性。老藤始终对这一问题进行关注，既不回避复杂性问题，又更善于用现代乡村治理观念来纾解这种复杂性，这几乎成了他全部有关乡村题材创作的重要特征。比如在《草木志》中，“三老一金”问题的解决正是得力于秩序性的重新确立。五是老藤的创作始终体现着一种鲜明的东北性。东北性可能是一个需要专门的文章来讨论的复杂话题，但就老藤的创作而言，他将全部的创作情感投射在东北大地，将东北大地的山川风物、风土人情、文化积淀、人情世故和时代诉求融于一体，既看到了历史的惯性和现实遭际，也更从这种惯性和遭际中看到了东北的新生和振兴，这在同类作家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应该说，上述所列五种景象也许并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当然也不是老藤创作中的新创，也许定义为老藤对传统的继承和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发展更为合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创作原则和方法本身就需要随着时代变迁和文学观念变化而不断延展和丰富。在这一点上可能需要我们作家走得很远、很持久，只有如此，我们的传统和根脉才能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新东北文学也许是一个正在生成的概念，以老藤为代表的东北作家正在努力通过他们的创作为其赋予更为丰富的意义，但他们创作中所呈现出来的新景象和新境界无疑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最新收获。

　　注释：

　　1老藤：《引子》，《草木志》，百花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2页。

　　2老藤：《草木志》，百花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299页。

　　3参见周景雷《新东北文学要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寻找坐标》，《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年第1期。

　　4周景雷、白晶玉：《新世纪以来乡土叙事中乡村治理书写的嬗变》，《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