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德威在《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中有如下设问：在曾作为“共和国的长子”的“东北”盛况不再，亟须“振兴”的现实语境下，“如何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谈‘振兴’东北？”可能的方法之一，是“重新讲述东北故事”。然而所谓“东北故事”，并非仅为“虚构的起承转合”，而是更“关乎一个社会如何经由各种对话、传播形式，凝聚想象共同体”，亦即“给出一个新的说法，重启大叙事”（1）。如此，“文学东北”必然关联着“历史东北”“现实东北”甚或“未来东北”，关联着文本所敞开的虚拟世界之外宏大的生活世界的种种面向和多样可能。或基于相通的考虑，刘大先关于“当代东北书写”及其经验和问题性亦有如下判断：除“铁西三剑客”外，东北书写的丰富性在肖亦农《穹庐》，赵松《抚顺故事集》，梁晓声《人世间》，阿云嘎《满巴扎仓》中亦有呈现，“它们无论在题材主题与美学风格上都差异颇大”，但“共同构成了当代东北书写的丰富景观，其共同的问题也在于往往诉诸以普通民众友爱互助的温情记忆与情感共通——甚至是宗教和个人，来抵御政治经济变革的急剧冲击”。其无奈和限度也颇为明显：

　　这种向内突破显示了文学的脆弱和坚韧的同时，也显示出其无奈与逼仄。但如果一种书写不仅仅停留于一己的表达与抒发（这当然也无可厚非），而是要进入到普遍性公共言说的企图，那就需要重塑一种未来可期的价值观，从共通的感受通向共通的理想与实践。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在这全球化的时代最重要的核心依然在于“重新确认社会的集体性”，对于写作者而言，孤立的个体有望通过叙述团结起来，形成“个人—社会—国家”的新型关系，虽然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而可能“答案在风中飘扬”，但创造性的想象与书写仍然值得期许，它将是当代文学证明自己尊严的一个凭据。（2）

　　从宏大叙事到个人叙事，从个人与时代、现实、群体“共在”状态进入自我精神调适，终究不能从根本意义上纾解人物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3）。盖因叙事虚构作品独特世界敞开的意义与局限，文学和时代及广阔的现实间之复杂关系的艺术表达及其功能的形成和价值判定，最终仍需回到马克思的如下论断之中：“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逝去年代的精神伤痛的书写与抚慰虽有意义，回应具体的现实疑难以重建总体性更为紧要。此属具有质的规定性的现实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亦是发挥文学的经世功能和实践意义的必要前提。写作形式可以多样，“东北”却是唯一，如何切近并表达更具时代意义的“东北”现实，既是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东北文艺复兴”所关涉之复杂议题，亦是文学和时代、自我和他者、历史和现实等宏大议题深入讨论所无法回避的重要面向。我们不妨以老藤的《北爱》《草木志》为中心，切近“新东北”书写的另一副面孔。这副面孔也并不单一，《北爱》所写为高端工业的新进展，《草木志》所记为乡村振兴的具体过程。一城市，一乡村；一工业，一农业，共同呈现了正在行进中的“东北”波澜壮阔的全新创造。此亦属更为广阔的“中国故事”叙述之一种，深具由“地方性叙述”抵达“普遍性”的重要意义（4）。由之开启的问题论域，亦非“文学叙事”所能简单概括。

　　一

　　“新东北”故事的一种讲法

　　“城”与“乡”，抑或“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及其交互影响，几可概括宏阔现实的大部分议题。《北爱》《草木志》重心虽有不同，其间所关涉之自我与外部世界的交互创造及其复杂意涵却足相交通。《北爱》，顾名思义，是对“东北”之爱。这爱既显发于吴逸仙等东北人的生活和生命中，亦是以苗青父女为代表的胸怀家国，意图有所作为的其他地域人物对东北的感情。后者之“北爱”，因之也不局限于“东北”，而是兼有由“地方性”抵达“普遍性”的重要意义，将之换作“家国”亦无不可。缘此，《北爱》中苗青等人的“技术创造”，既是回应“东北振兴”具体问题方式之一种，更是宏阔之中国故事的重要面向。苗青承继自乃父的“一个人的计划”及其颇为艰难的实现过程，表征的亦是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一维。《草木志》以“（植）物”喻人，以物象所显现之自然之道理解“人事”，与晚近十年当代文学中时常显发之“天”“地”“人”共在之世界观念颇为相似，但重心却并不相同。如贾平凹《山本》巨细靡遗详述与“人事”齐同的自然万象，抉发天地之道与自然之力如何影响甚至形塑“人事”的创造；陈彦《星空与半棵树》写浩渺天地之间“人事”之复杂变动与其后所依托之自然之道之隐秘关联，以及由之开显的极为宏阔的世界观察；《草木志》以“人生在世，草木一秋”的观念为借径，借草木之学映照人事之变。其通篇详述“物”与“人”及“人事”相类相通，深着类乎庄子所论之“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物我齐同色彩，却无庄子观念中浓重的形而上的超迈之思，而是指向具体的生活现实。天地之间，物象繁多，各有其形，各显其理，大要虽基本相通，表象却各有其趣。以此“物理”说明“人事”之道，纾解“人事”亦托言于物，《草木志》遂有物我相亲，天地人我和谐之阔大境界。此就其大者观之，若自细部论，则若干人事物事根本关涉的，乃是乡村振兴这一深具时代和现实意涵的重要论题。

　　《草木志》的核心人物，驻村干部“我”因缘际会，来到位于小兴安岭东麓的沿江镇墟里村。此地崇山峻岭、林海苍茫，既颇具历史内涵，亦不乏文化积淀，其“人事”之繁复，也超乎想象。“我”欲做乡村振兴的见证者甚或建设者，力图有所作为，了解此地纠结多年悬而未决的“人事”矛盾，重建共同的精神空间极为紧要，深入理解其丰厚历史文化遗存及其所持存开显之精神世界亦不可或缺。意图切近乡村剧变及其历史和文化内涵，《创业史》和《山乡巨变》的经验仍值得参照。《创业史》以史诗性的浓重笔墨叙述1950年代初蛤蟆滩的沧桑巨变及其后的观念和现实内涵，颇多刚健之笔；《山乡巨变》所涉时代的宏大议题与之相似，笔墨重心却在对乡村日常肌理及人情人性细腻入微的感性描画，风格偏于柔性。看它叙述乡间风物，巨细靡遗，别有意趣。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相类相亲，活在物我共在的美好世界。复杂人事于其间历史性迁转，普通人之观念、心理、性情亦因感应于外部世界的宏阔之变而有具体而微的变动。一如《山乡巨变》中的“外来者”邓秀梅眼中的清溪山川秀美、物产丰富，历史文化亦颇具特色，《草木志》中的驻村干部“我”早有以“物”观“我”的长期训练，“博物学”的喜好也为他打开极为丰富多样的精神空间。此空间每与人性人情交互参照。都柿滩野生草木多达四十又九种，涵盖三十余科属，是“名副其实的北地植物王国”。到此地驻村，因之极易发挥其博物学爱好之于人事的推进之功，故而各章节虽细述“物”之性与人性人情的对应，核心“人事”的动静、起伏却极为清晰——如何纾解如其地丰富之植物一般的多样人性复杂矛盾所致之现实问题，进而促进乡村振兴这一宏大的时代主题，为《草木志》要义所在。虽以草木起兴，要义却在时代及现实之变。其观念、人物以及共同营构的世界及其时代和现实意涵，置诸《创业史》《山乡巨变》乡村书写的延长线上理解亦无不可。

　　将个人写作与时代和现实密切关联，为老藤着力用心之处。如其所言：“艺术需要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我觉得这个大地就是生活，就是民族文化的土壤，离开了这个大地，艺术之树不可能长青。”（5）本乎此，老藤对时代和现实宏阔之变及其意义有长期观察和深入理解，以艺术的方式回应具体而紧迫的现实疑难，即属《北爱》的要义所在。临近毕业，在做重大人生选择之际，父亲的现实关切无疑在多重意义上影响甚至决定了苗青选择的方向。其时苗青返家，希望与父母商议就业方向问题。“父亲将报纸递给她。报纸上是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分析实施东北振兴战略的文章，大半个版，典型的长篇大论。父亲说这篇文章不错，国家2002年就提出东北振兴，十年过去发展情况却不尽如人意，文章分析了原因，重点讲了人才问题。”（6）曾有多年东北工作经验，却因未逢其时，苗青父亲设计大飞机的人生愿景仍在“未完成”状态。然时移世易，父亲曾心有不甘黯然离开的鲲鹏机械厂“在千禧年之后境况大变，国家注入资金，组建了飞机研发生产集团，新型飞机接二连三问世，鲲鹏的大名也重新响亮起来”（7）。此为父亲重拾梦想提供了难得的现实支持，苗青之所以甘愿放弃更为优渥的生活而以“逆行者”的姿态去往大连，根本的精神缘由便是延续两代的“一个人的计划”。若非有浓重的家国情怀，常人难以企及的奉献甚至牺牲精神恐难如是。将个人命运与国家需要紧密相连，舍“小我”而成就“大我”，在苗青这里并非符号化的自我表达，而是和个人命运、个人的得失荣辱，进退休戚相关。苗青放弃深圳而选择大连，不在意一己之得失荣辱为更为宏阔的计划做长期的准备功夫，忍常人之所不能忍之事，茹常人之所不能茹之苦，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金之就砺，泥之入钧，俯仰进退，动心忍性，终究成就一番大事业。《北爱》写苗青近十年的不断奋斗持续精进的过程，亦由之彰显中国工业发展的现实之难和创新之境，其意非在叙事虚构作品世界的单纯营构，而是包含着深厚、复杂而广阔的时代和现实关切。书中用心，既深且广，远非简单的文学意义所能涵盖。此亦属《创业史》《山乡巨变》所持存之传统与时代和现实内在关联之根本所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功不唐捐，《北爱》的结尾处，苗青苦心经营多年的“一个人的计划”有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草木志》中驻村干部“我”也因能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而有效完成墟里村的振兴。其间人、事及其创化生成之境，深具复杂的现实意涵，与单纯注目于一己之悲欢并不相同。行文至此，可以班宇颇具元小说意味的《山脉》略做参照，以说明不同的应世的方法及其分野。《山脉》文中有言：

　　对于《山脉》中的角色，班宇几乎没有一丝同情，那些神明、异乡人与外来者，几乎全都深陷困境，而其所追寻的，却是一条错误的救赎之路，他们在相互欺骗、攻击、毁灭之中，逐渐沉沦，偶有微光透过裂隙照射进来，但无人被其融化，只是望着它流逝，直至熄灭。（8）

　　《北爱》《草木志》的世界中亦不乏否定性的力量，不乏同样“深陷困境”中的人物，他们中间也常有因嫉妒而产生的欺骗、攻击和毁灭。苗青数年间类似“升级打怪”，时常险象环生，一度几入绝境的精进之途的种种艰难；驻村干部“我”与新任村主任“哨花吹”殚精竭虑意图弥合的家族矛盾也几乎一触即发造成极大恶果。两部作品叙述虽不疾不徐，张弛有度，但实则如行急流，如入险滩，人物亦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即入困境。然因人物有大视野、大志向、大情怀，身处习俗之中却不为其所染，始终坚守初心持之以恒。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道路虽然曲折，过程即便艰难，终有拨云见日，夙愿得偿之时。那是一缕缕微光渐次汇聚，如日如月，照彻天地之际。

　　二

　　作为“中间物”的“新人”在“历史”中

　　《草木志》颇为鲜明的“博物学”视野虽极少涉及“动物”，但仅以天地之间植物品类之盛，已足以开显极为宏阔也繁复多变的世界。山川地貌不同，人情物理也异。墟里村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兼有多种植物生长其间，乃是“物”与“人”共荣共生共存的和谐世界。未到墟里村之前，熟悉乡村新状态的干部老雷对“我”说：“你要去的乡村早就今非昔比，城市化进程加快后，许多农民变成了市民，农村生活恬静而富有诗意，时间变慢，纠纷变少，鸡犬圈养，儿孙绕膝，菜园如油画一般碧绿，夜晚田野里的虫子会奏响小夜曲，那种炊烟袅袅、渔舟唱晚的景象是对一方乐土的最好诠释。”（9）然与自然运化、周行不怠一般，优美乡村亦未呈现为静止状态，不独四时流转、阴阳交替，人事代谢、往来古今亦是常道。人事与自然双重“进化”过程中，必有新与旧，抑或传统与现代之观念及其所引发之现实冲突。此属自然之常道，亦是人事变迁之常理常情。洞悉乡村新变，或也知晓现实矛盾细节根由的老雷建议他做“乡村振兴的见证者”，要“一切顺其自然”，常做“无形之事”，勿为“有形之功”。而“我”早有以植物之性理解人事的观念准备，此番选择墟里村，便是为村中丰富之植物深深吸引，“人事”的起落成败，起初似乎并不紧要。然一旦进入具体的生活情境之中，“用世”之念如何能消退？“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墟里村具体的现实情境之中，不独满足自家的“博物”之趣，还要以“物”性为参照，深入了解一方水土的世态人情物理，进而推动墟里村振兴的生活实践。“事”在身上，人在“事”中，在新生活的创造过程中完成新的自我创造，既属《草木志》叙述的重点所在，亦是《北爱》叙述复杂人事的旨归。

　　李群英论王阳明之心性修养，至“动心忍性”一节，开篇即有总括如是：“孟子云‘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盖困心衡虑，切磋陶镕，所以成之者大，如张茂先励志诗所云：‘若金就砺，若泥在钧’也。阳明之道德、学术、气节，莫非自容人所不能容之忍，茹人所不能茹之苦中得来，而谪官龙场，实为其容忍茹苦之所自始。”（10）容忍茹苦，动心忍性，不独为作圣功夫，亦是有为之士必得承受经历的磨砺。正因遇常人所难遇的困境，必得历常人所难历的动心忍性的过程，方能有常人所不能有的“为学”及“事功”的创造。《北爱》作者显然洞见于此，也有心将人物置于复杂的生命境况之中，教她于险夷之际，习得应时应世的智慧，从而为未来事功的超常创造准备一个心性与才能兼备的“自我”。从毕业离校到正式进入909所，从被周正等人“排挤”出项目到与文剑相遇且志趣相投，从挂职于文剑创办的飞鹰公司且有超越常人的大作为到最终回归倾力倾心促进G-31计划的成功实施，苗青数年间生活的起落、沉浮足以叫人惊心。每遇难解之事，书中的灵魂人物大仙便随时发挥他劝勉、抚慰，尤其是激励的作用。大仙以一副水粉画《逆行者》鼓励苗青做出重大的人生选择，在苗青初入单位被人排挤之时劝她待时而动，胸次开阔。大仙还以油画创作的经验为例证，启发苗青理解“人事”之道：“油画的经验似乎可以与企业管理联系起来，油画讲究焦点透视，也就是一定要把焦点区域处理好。我觉得公司老总的焦点区域就是树立威信，权无威不行，人无信不立，处理好了焦点区域，等于抓住了牛鼻子，你的经营意图才能得到贯彻，否则，容易画成一幅散点透视的山水画。”（11）大仙还帮她稳固“志向”，此属修养功夫最为紧要处。“东北现状如此堪忧，最着急上火的是我们这些东北人，与别人消费东北、调侃东北、抹黑东北不同，我和白院士、文剑和宋理都想为亲爱的东北做些什么，您的加盟让我们看到了一线曙光”，苗青因之领悟“遗忘东北是缺少感恩心的体现，假如没有东北的无私奉献，新中国建设的苦难辉煌恐怕会更加曲折”（12）。将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关联之后，苗青其心愈定，其志弥坚。而在大仙眼中，苗青时常进行的“静默”亦别具形而上的意趣，近乎庄子所言之“心斋”“坐忘”功夫。大仙还以色粉画创作启发苗青领悟“分工合作”之于“一个人的计划”最终实施的重要作用。前述种种均可约略归为向内的功夫，苗青还需在具体的复杂情境中完成向外的拓展。当她无端被污，几乎身陷绝境之际，大仙劝她淡然处之：“这个举报人明明知道你没有问题，还要这样去做，目的是恶心你、乱你心神，让你的情绪变成一团毫无头绪的乱麻，你那么做，就等于中了人家的计。”（13）泰然处之，不因物牵，保持内心的淡定与从容，亦是苗青成就事业必须经历的精神修炼过程，其动心忍性之鹄的亦在此处。堪称全书灵魂式人物的大仙，洞悉世情，亦具才干，能在苗青起落、成败、荣辱的关键时刻为后者排忧解纷，不仅有具体事务的帮扶，亦有精神、心理和情感的劝勉。苗青之所以能在纷繁复杂的现实境遇中立于不败之地，终究完成人生愿景，大仙的激励、帮助、提点极为重要，也不可或缺。

　　《草木志》中亦有类似大仙的灵魂式人物，那便是深谙乡村人情之道，时时提点“我”的老雷。前述老雷所谓的“无形之事”，意指观念引领，仅为务虚，让乡间事务依照常理常情自然发展。甫入墟里村，“我”便发觉村中事务远较此前所想复杂难解。即以核心矛盾论，确保墟里村不被合并，为重中之重，要达成这一目的，必须有较大的现实作为，因之团结村中诸姓各种人物齐心协力推进生态旅游的长足发展，为重要路径。故而努力疏解族群矛盾，有效解决现实冲突，是“我”必须面对的具体问题。从对自然物象的长期观察中，“我”已习得一套理解现实，尤其是不同人物秉性、行为的方法，但在回应具体的现实问题的过程中，这种自“观物”所获的精神了悟亦有与现实情境交互成就的过程，亦即以“物理”理解人事之道，人事之道又提醒他更为深入地理解“物”中所蕴含之义理。如此循环往复，“我”与“物”交互成就，不仅墟里村事业得到了有效的现实推进，个人精神、心理甚至情感，也有新的进境：“我的理想是彻底打通人与植物的精神联系，开辟探究灵魂世界的第三种途径”。盖因“人类对植物的奥妙缺少研究”“比如为什么有的树木难逃害虫噬咬有的树木却百毒不侵？为什么有的草能在戈壁中存活有的草即使水丰土肥也会昙花一现？这些疑问难道不也是人类之问吗？”“人在灵感匮乏的时候，最正确的选择是走进大自然，留心观察大自然中生生不息的各种植物。走进大自然你会发现植物是有感情的，它们会与你呼应，与你对话，他们会把美好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呈现给你。”（14）此说类乎鲁迅自“博物”的志趣中领会宇宙之大，品类之盛，以及人冥契万有，“物”“我”交通所打开的精神的宏阔之境。出自对自然万象（物）的博观约取，鲁迅得以阐发“历史中间物”的观念：“深知自身的限度”，在“自身中看见神，就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摒弃所有‘伪士’‘狂人’或‘英雄’口中虚妄的、外在于己的‘圆满’‘至善’‘将来的黄金世界’，只坚持‘切己’的、‘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完成自己在‘进化的长索子’上应尽的一环”（15）。虽承担“历史”，也感应“未来”，却坚持在“现在”做切记体察的功夫，或为此说要义所在，亦是《草木志》《北爱》中人物向内和向外双重创造的观念基础。

　　苗青与“我”，皆为怀抱经世济民之志的青年人，也都可以有不同的人生选择。前者矢志不渝，极力推进的“一个人的计划”，既属个人的理想抱负使然，亦与其父未了之愿若合符节，将之解作理想的代际传承亦无不可。后者乃是一代青年人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的典型，他们深入具体的生活现场，在不断回应紧迫的现实难题的同时推进时代前进的步伐，孙少安、梁生宝，为此类人物在不同时代的典范。将他们视作“进化的长索子”上有着代际传承意义的重要“一环”，应非过度阐释。就根本意义上而言，苗青与“我”，一个致力于国家工业建设，另一个致力于乡村振兴，皆是承担宏阔的时代责任，力图有所作为的典型人物。他们皆可被解作“历史中间物”，身在“历史”（落实于具体的个人生活，历史便是现实）中，努力完成一代人生活和自我的双重创造。此间义理，暗合鲁迅将自己确立为“历史的中间物”的根本命意，“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标本，范本”，“强调出的是‘进化论’中事物前后承续的关联以及永远‘未完成’的状态”。“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16）。或源于此，虽触及父辈曾经的时代伤痛及其未了之愿，《北爱》叙述的重心与“铁西三剑客”常有的以“子一代”视角叙述父辈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且无由纾解不同（17）。仅以乡村人物论，从梁生宝、盛淑君到孙少安、孙少平，再到《雪山大地》中的才让，《星空与半棵树》中的秤存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责任，有他们需要解决的具体的困难和向上的可能。正源于此，类如儒家所言之“因革损益”及其具体的现实推进得以可能，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论之于文学观念、技艺之变固然妥当，论之于代际更替中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一代“新人”所需承担之现实责任及其意义亦无不可。以此读解《北爱》中多次述及的苗青父亲理想愿景的赓续，偶然提及的再下一代对同样事业萌发的兴趣及其意义，可知《北爱》详述苗青攻坚克难实现个人理想的过程，重心或在说明一代人生活实践及其责任伦理和现实担当的重要意义。立意在创造，旨归在动作，此属《北爱》《草木志》中人物与“铁西三剑客”以“子一代”视角叙述父辈不能释怀之痛的根本分野处。由之说明详述1990年代东北下岗潮中劳动阶级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虽然重要，延续他们未了之愿和未竟之业创造新的东北现实更为急迫。如先锋写作无论如何沉溺于精神的超迈之境，最终仍需回到广阔的生活世界一般，对父辈的阶级乡愁的类乎“伤痕”叙述的书写终须转入“反思”和“改革”的时代潮流之中，因深入而充分地感应生活世界的新变而秉有更为宏阔的意义。

　　三

　　“物”“我”浑融之境，以及

　　“实践主体”的敞开

　　《草木志》结尾以白桦林的丰富寓意为例，作者对乡村振兴中所开显的人与自然和合之境有如下“深描”：“春季的白桦林浅笑顾盼，初发的叶子嫩如少女肌肤；夏季的白桦林将绿意涂抹到极致，是被大自然提纯的绿，能融化所有冬天的心结，让人变得舒展；秋季的白桦林满目金黄，构建起真金白银的奢侈世界，令人恍若打开了阿里巴巴的山门；冬季的白桦林让冰雪变得柔软而温暖，走近它，你会感到原本静卧的雪原陡然间站立起来，站成一道希望你随心创作的白壁……”（18）此境近乎陶渊明诗中的“人境”。“人境”并非人自外于“自然”，而是身在自然中，亦即必须显发“自然”的“人间性”。“论者咸谓魏晋时期是‘人的自觉’的时代，‘天地人’的结构也是魏晋最喜援引的框架，不论是境界义的自然或是自然世界的自然，人对于自然的觉知与对人的觉知是相互关涉同时并起的。”（19）班宇亦善写“物象”，其笔下“风景”气象阔大，意蕴颇丰，却与前述“人境”趣味不同。《逍遥游》中的点题之笔即属典型。其时主要人物身处逆境，无由解脱，这一日得机出游，登古城楼后有见：“面前就是海，庞然幽暗，深不可测，风一阵阵地吹来，仿佛要掌控一切，低头是礁石，有卷起来的浪不断冲刷，极目望向远处，海天一色，云雾被吹成各种形状，像水草、骏马，也像树叶，或者帆船，幻景重重，甚至耳畔还有嘶鸣声。”（20）教人顿感庄子所论之“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之境的现实化及其复杂寓意朗然如在目前。其景其境与前述《草木志》中志趣的分野，亦类似陶诗“人境”与仅作为“隐逸”之所的“自然”的义理区分。

　　颇具意味的是，如《逍遥游》中人物目见海天一色的壮阔景观生发复杂的情感思虑，在《北爱》中亦有呈现。其时苗青初入鲲鹏公司，处若将飞而未翔之际，被人排挤，心有郁结，善解人意的大仙带她前往金蟾礁游目骋怀。“两人面朝大海屈膝而坐，极目望去，海面深处黑魆魆的，没有星光，也没有驶过的轮船，更没有渔火灯塔，海天一色的黑，仿佛会吸空一切”，此为苗青远观所见，待目光收回，只见“近处的水面尚有灯光映照，潮汐涌来，将灯光扑碎，很快又重新聚拢到一起，水中的光影执拗而倔强，好像在与潮水角力”（21）。似古人借山水壮游开阔心胸，苗青此番金蟾礁之行虽重在大仙对她应世的智慧的点拨，“自然”的教化也颇为紧要：“大海是灵感之缘，夜色下的潮起潮落会洗去许多杂念”。《北爱》中的世态、人情、物理皆构成苗青自我磨砺的殊胜机缘，而其间人、事、物的融会互通所要抵达之境，用苏契科夫对现实主义的内在规定性的细致说明足以总括：“现实主义的艺术之所以能够那么广阔而丰满地反映人类的生活流，反映伟大的历史性的战役与伴随着社会进步而来的变革，是因为它的首要特点与特色过去和现在都是社会分析，正是社会分析使得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和真实地再现生活成为可能。”这种分析并非仅止于虚拟世界的现象描述，而是保有指向生活世界具体实践的现实功能。“这种分析帮助现实主义艺术理解人类行为的动机、理解情欲与利害关系的隐秘的原因，并通过在人类特性方面极其个性化的、独特的性格来暴露、揭示社会生活中这个或那个历史时期、历史环境的典型特色。”（22）《北爱》叙述的重心，在苗青以超强意志攻坚克难，最终实现“一个人的计划”的过程。其间过关斩将，甘苦自不待言。其时常进行的“静默”，已涵精神修养的重要内容（23）。而由大仙所绘水粉画所彰显之浪漫意趣，要妙仍在内在精神与外部世界的交互影响以及新的自我的创化生成。而这历经艰难成就之“新人”所创造的“新世界”，自然秉有全新而宏阔的时代和现实意涵。

　　《草木志》分别以牵牛·彼岸花、打碗花、塔头花·大花杓兰、杨铁叶子、桦树茸、老地榆、一把抓、白桦、美人松等30余种植物为名，且与书中所述人物及其行状相应。既表明开篇所述“人与植物的关联微妙玄通”，亦显发“与人的社会存在相类似，在植物世界里，每个物种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打通两者间的关联，无疑为我们认识世界增添了一面棱镜”，此属典型的“天地之教”。而以“物”喻人，以“我”观物的目的，并非意在“务虚”，而是以此“天地之教”获致应对具体的现实矛盾的方法。如化解石锁对赵世坤的敌意，从根本意义上解决墟里村灵魂人物余大牙的“心结”，将村中由来已久的家族矛盾彻底疏解，进而使石、赵两姓尽释前嫌共同创造新的生活风景的路径与方法，多得自“物理”与“人情”的交互参照。而借大桥的修建凝聚散落的人心，借驿路历史文化内涵的创新构建奠基于新的生态文明观的乡村风景，则为其鹄的所在。此“风景”并非仅属自然风物及其所营构之诗性境界，而是“人事”与“自然”和谐共生所敞开之更具时代和现实意义的宏阔“世界”（24）。

　　将《北爱》《草木志》置诸东北历史、现实和前述刘大先所论之维度多端的文学“风景”中，则其所蕴含之“新东北”书写，新的人物的创造，以及以现实主义笔法营构之世界之意义渐次显豁：相较于对既往生活之痛的频频回顾，新的生活的创造更为紧要，以此为基础显发的“新人”在创造“新生活”过程中的自我创造，尤具值得细致言说的重要意义——其上可通作为古典思想重要一种之心性修养传统，下可开新的时代生活中人物扎根于具体现实问题的全新创造。或非偶然，数年前李敬泽谈到“总体性”“现实感”，以及巴尔扎克式“书记官”的深层意涵，最后回到现实主义的现代脉络：“茅盾那一代作家的选择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的方案还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实际上，他们是深知我们是多么容易‘和光同尘’或者‘愤世嫉俗’，他们标举总体性是为了让我们比自己大一些，不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妄想狂式的大，而是在历史和世界和实践规模上建构自己的主体。”（25）这个“主体”当然富有“历史”内涵，却因感通宏阔之“现实”和“时代”消息而意义独具。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亦有一时代中人所必须面对的，既非前人经历的简单“再现”，亦未必重现于未来的独特问题。正因深度感发此种问题且以“中间物”的姿态因应传统，扎根现实并朝向未来的希望之域，方有前无古人或也后无来者的独异的自我创造。这是一代人必须担荷的“限度”与可能，亦是其自我创造之境得以敞开的必要前提。

　　我们不妨以秦兆阳半个世纪前对现实主义观念、技巧及与现实之关系的如下说法来总括本文的命意：

　　现实主义文学既是以整个现实生活以及整个文学艺术的特征为其耕耘的园地，那么，现实生活有多么广阔，它所提供的源泉有多么丰富，人们认识现实的能力和艺术描写的能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实主义文学的视野、道路、内容、风格，就可能达到多么广阔、多么丰富……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有什么局限的话，如果说它对于作家们有什么限制的话，那就是现实本身、艺术本身和作家们的才能所允许达到的程度。（26）

　　注释：

　　（1）王德威：《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

　　（2）刘大先：《东北书写的历史化与当代化——以“铁西三剑客”为中心》，《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3）对此所关涉之复杂议题的重要内涵，丛治辰亦有深入论述。见丛治辰：《何谓“东北”？何种“文艺”？何以“复兴”？——双雪涛、班宇、郑执与当前审美趣味的复杂结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

　　（4）如蔡翔所论，1950年代书写农业合作化的作品，几乎“都将乡村和乡村的合作化运动置放于国家‘现代化’的语境之中加以叙述，或者说，所谓‘地方’事实上已被纳入国家现代性的想象愿景之中”。此种“地方”与“国家”关系的文学叙述及其意义，仍属文学的现实书写无从回避的重要问题。见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第5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5）林喦、老藤：《小说创作：不是一个人的狂欢——与作家老藤的对话》，《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6）（7）（11）（12）（13）（21）老藤：《北爱》，第14、15、115-116、117、200、46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

　　（8）班宇：《山脉》，《逍遥游》，第129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

　　（9）老藤：《草木志》，第9-10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北京，作家出版社，2024。关于乡村新变的细致说明，见陈彦：《乡土是我们割不断的脐带——再说〈星空与半棵树〉》，《小说评论》2024年第1期。

　　（10）李群英：《王阳明与中国之儒家》，第114-115页，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4。

　　（14）（18）老藤：《草木志》，第266、275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北京，作家出版社，2024。

　　（15）涂昕：《鲁迅的“博物学”视野与他的思想和文学——“中间物”的意识、万物之间的联系与差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0期。其中更为复杂的义理，见邱焕星：《“六个瞬间”：阿Q的本能革命意义与中国世纪难题》，《小说评论》2023年第4期。

　　（16）涂昕：《鲁迅的“博物学”视野与他的思想和文学——“中间物”的意识、万物之间的联系与差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0期。

　　（17）对此问题及其所关涉之复杂义理的深入讨论，见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19）蔡瑜：《陶渊明的人境诗学》，第32-33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

　　（20）班宇：《逍遥游》，《逍遥游》，第68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

　　（22）〔苏联〕B.苏契科夫：《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法〕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第245-246页，吴岳添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23）见杨辉：《〈北爱〉中的理想、自我与世界》，《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5期。

　　（24）见杨辉：《“未竟”的创造：〈创业史〉与当代文学中的“风景政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1期；王尧：《时代变迁中的“新乡土叙事”——读付秀莹长篇小说〈野望〉》，《小说评论》2023年第3期；付秀莹、宋嵩：《村庄蕴藏着这世界的所有奥秘——〈野望〉访谈》，《小说评论》2023年第3期。

　　（25）李敬泽、李蔚超：《历史之维中的文学，及现实的历史内涵——对话李敬泽》，《小说评论》2018年第3期。

　　（26）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文学探路集》，第13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此间义理及其与作为主体的作家写作观念、视野，甚或技艺的自我拓展的深层关系，见徐则臣：《寻找理想作家》，《小说评论》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