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藤以其深厚的文学情结和执着的创作精神，对小说文体孜孜以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仅长篇小说就已出版了10部：《刀兵过》《战国红》《铜行里》《腊头驿》《鼓掌》《樱花之旅》《苍穹之眼》《北地》《北障》《北爱》。新近出版的《草木志》（1），是他的第11部长篇，小说聚焦新时代乡村振兴，又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2024年1—2月“中国好书”。

　　《草木志》原载于《芙蓉》2023年第6期。同年12月12日，《草木志》改稿会在天津举办，与会专家学者提出修改建议。作者本人对作品进行了打磨和完善后，于2024年2月正式出版。同年3月16日和21日，《草木志》新书首发式，分别在天津和沈阳举行。4月10日，《草木志》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对《草木志》给予高度评价。这一切都见证了《草木志》的成长足迹。

　　老藤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深厚，他深谙庄子的“等生死，齐万物”思想的精髓，深刻体会“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内涵，对自然万物深存敬畏之心，自然万物也给了他不尽的创作灵感，因此，他创作了众多以动物为主角的作品。这部新作中，主角由动物变成了植物，草木给了他“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广阔空间，为此，正如他在创作谈中所说，他情愿“做万物之歌者”。在他看来，人与万物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所以，他歌颂万物，更歌颂作为万物灵长的人，因此《草木志》是以物喻人的佳作。

　　一

　　主题写作与个性表达完美契合

　　主题写作是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主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面向新时代的主题写作日益成为文艺创作中引人瞩目的现象，这个“主题”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创作，它是面向新时代、新征程的最宏大的写作总主题。这种主题写作要求作家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高度的责任感、自觉的使命感，其创作要贴近人民，扎根人民，其作品要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体现时代性、人民性、民族性，与时代与人民同频共振。主题写作是不是就是被动写作？是否意味着限制了作家的写作自由、个性表达和才能发挥？实践证明，非也。在老藤的创作中，主题写作与个性表达实现了完美契合，《草木志》就是成功的范例，具有启示意义。

　　老藤是主题写作领域的代表性作家。他的艺术追求、审美理想与主题写作天然合拍。他很看重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敬畏文学。正是这种敬畏之心，使老藤具有一种责任感，他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用笔、用文字去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他认为作家对时代现场不能缺席，对善恶美丑不能麻木，否则就是艺术的半身不遂。为此，他情愿做万物之歌者，把对万物的爱和发现的美传递给读者。于是，我们看到，城市发展、工业重振、乡村振兴是他主题写作的一个个硕果，是他对一个个时代命题的文学回答。如果说，此前的《北爱》是老藤聚焦东北工业重镇如何重振大国重器，实现航天梦想，那么，这部《草木志》就是聚焦东北边地乡村振兴，如何实现脱贫致富。在作者看来，关注中国乡村，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

　　面对乡村振兴这一既关乎现在、又关乎未来的重要时代命题，老藤并没有做一般性的响应和表现，也没有图解党和国家关于乡村振兴的一系列政治和政策，更没有追求高大上，写乡村历史性巨变的英雄史诗，因为这样写，就可能落入以往的“窠臼”。而老藤另辟蹊径，规避高大上，选取小切口，从东北边地选取一个不起眼的、衰落的古驿站演变而来的小村庄——墟里村的前世今生作为书写对象。墟里村和古驿站一样，也是一个不起眼的、衰落的小地方，由于多年的矛盾、纷争、积怨，形成了方、石两大姓氏的世仇，难以化解，这使墟里村矛盾重重，人员外流，每况愈下，成为落后村，且面临着被并入邻村的危机。主人公“我”作为省城干部，驻村任“支书”，和村主任邵震天等人一道带领村民因地制宜，既做有形之事，又做无形之事，利用古驿站，打造“驿路•遇见”等文旅融合创新项目，终于化解了矛盾，带领村民走上了振兴发展之路。

　　对这一时代主题，作者是如何表达的呢？事实上，《草木志》的主题并不单一，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文化承传、守正创新、尊重传统、守护生态、敬畏自然、文旅融合等都是其可贵的思想内涵。作者巧妙地选取了古驿站、今乡村，这就连接了古今，承载了文化，并通过对人物的刻画来贯穿故事。驻村书记“我”作为主人公，也作为见证者，再加上村主任邵震天，这样就把全村的故事贯穿起来，统领起来，墟里村的历史、现状、未来自然成为观照对象，墟里村的各色人物也徐徐登场。更巧妙的是，老藤以他丰富的东北植物知识，恰当地选取了29种草木，以植物划分章节，以草木喻人，每一种草木，通过对它外在的形状、色泽到内在的品格、特点、用途的描绘，然后由“物”及“人”，将某一植物和某一人物性格、精神、气质相联系，打通植物与人的精神关联，这样，就给我们认识自然世界提供了一面镜子。同时，小说由各不相同的花草树木隐喻出各不相同的人物形象，构成了人物的精神图谱，为我们认识人的世界提供了又一面镜子。这是《草木志》作为主题写作的独特的个性表达方式，是老藤的匠心独运之处。

　　这样一来，乡村振兴、文化承传、热爱自然、守正创新、人物风采等多种主题都一一跃然纸上，隐含在字里行间。这一切都源于老藤对植物的深刻理解，对农民智慧的熟知，对大自然的敬畏。在小说的“引子”中，作者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阐述植物与人类的密切关系，以及植物世界的存在价值与意义。“我”作为大学就读于生物专业的驻村干部，对植物与人的关系具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研究。“我”认为“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与动物的关系要更近，植物在地球上比人类和其他生物出现得更早，无论在远古还是在当下，人与植物的密切关系更近于动物，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对植物与人类的共生关系感兴趣”。“我”听白老师说，“在植物世界里，每种植物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打通两者间的关联，无疑为我们认识世界增添了一面棱镜”。在《草木志》中，“我”的理想是彻底打通人与植物的精神联系，开辟探究灵魂世界的第三种途径。万物皆有灵，天地不可欺，人与万物应该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老藤在创作谈中始终强调这一点，他始终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力图达到“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的境界。《草木志》就是他的草木情、边地情、乡村情的赞歌，也是他对乡村兴、新人谱、草木篇的个性表达，这种个性表达与主题写作和谐统一。

　　二

　　草木志与人物志巧妙结合

　　《草木志》的封面，引用林语堂所言：“与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这就告诉我们，本书将以草木切入，并对草木注入了深沉的爱。但写草木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写人，因为乡村振兴这个时代主题，重在人的振兴。

　　虽然，在文学作品中写植物古已有之，如从《诗经》中的上百种植物，到屈原诗中的香草美人，从《红楼梦》中的植物描写，到当代作家贾平凹在《山本》《秦岭记》中秦岭的植物志、动物志、风物志。但是，老藤对植物有他自己独到的观察、体验和思考，特别是他对东北边地各种花草树木了如指掌，在《北地》《北障》中就多有描述，到了《草木志》，更体现出老藤对花草树木的独到选择，这些植物具有东北边地特色、民俗和风情，也构成文本独特的结构方式。小说以花草树木的名称命名每一章的标题，从对每一种草木的独特品格的描述引申出某一特定人物的独特性格及其表现。这样，作者笔下东北大地的花草树木就不仅仅是作为“风景”而存在，也不是“闲笔”或“点缀”，而是和人物性格紧密联系在一起，写草木就是写人物，草木志就是人物志，这种草木志和人物志的巧妙结合，是本书的鲜明特质。

　　《草木志》中的花草树木都是有生命、有灵性的，甚至是有性格、有脾气、有痛感的，这就和人物隐喻、人物塑造天然契合。这些人物像他们对应的草木一样，有自己的生活逻辑，有自己的性格心理，有自己的命运轨迹，有自己的存在理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就像草木一样，构成了墟里村的一道道“风景”。

　　小说由“物”及“人”，塑造了乡村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首先，小说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是新任村主任邵震天，人称“喇叭匠”，绰号“哨花吹”。“哨”在当地是能说会道的意思，“花吹”是对喇叭匠功夫好的赞誉。后来，在共事、交往中，“我”深深地感到邵震天被称为“哨花吹”是实至名归。他天生具有幽默感，平淡无奇的一件事，经他嘴里说出来，就像普通食材经过了名厨烹饪，变得色香味俱全。他还是歇后语的天才，三句话不过就带上一句歇后语，鲜活、恰切、有力量。他的名声一如他的名字和绰号，喇叭吹得震天响，名声也格外响亮。他积极、乐观、向上，乐于助人。周边各村的红白喜事，都少不了他堪比专业演奏家的喇叭声，既帮了乡亲们的忙，自己也乐在其中，还有不错的收入。所以，在墟里村，他过的是受人尊重又逍遥自在的生活。他有口才，也有实际能力。在墟里村村主任选举“难产”的情况下，他临危受命，救墟里村于水火，在二次选举中高票当选，成为众望所归的带头人。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一旦当选就不能到处吹喇叭了，也就意味着将结束逍遥自在、且有副业收入的生活，而给自己套上了夹板。但他的做人准则和他的境界，使他不能仅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了完成一种嘱托、一种承诺、一种责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既然接了这个活，就得一门心思干好，不能只开谎花不结纽”。上任后，他和大伙冰糖煮黄连——同甘共苦，和驻村书记“我”既分工明确，又通力合作。邵震天凭着他的智慧，处理与上级及群众的关系都游刃有余。最难化解的方、石两大姓氏的世仇，在他的斡旋下，化干戈为玉帛，这使“我”对他敬佩有加。他也常不谦虚地说：“这不过是老虎吃蚂蚱——小菜一碟！”当小说中的“我”问及“大伙都知道你当主任挺亏的，不能吹喇叭赚钱不说，还常常着急上火，你说句实话，心里到底咋想的？”他说：“我确实接了个不该接的遭罪活，这叫王八钻灶坑——憋气窝火。”“可我不后悔，来世上走一遭，不能只吹吹喇叭就完事。”多么朴实而又朴素的话语！没有唱高调，更没有豪言壮语，但一位可亲、可敬的乡村最基层带头人形象便跃然纸上了。

　　小说中的第一人称“我”，作为主人公，既是乡村振兴的见证者，又是亲历者、建设者。作者似乎没有刻意刻画“我”的形象，但这个形象在不经意间同样闪光。“我”在中学时就受到生物老师白地的影响，对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当了生物课代表，上大学自然选择生物专业，对各种植物颇有研究。“我”毕业后参加公务员考试，报考了与植物密切相关的自然资源厅并被录用，在政策研究室负责文字综合工作，两年后加入省里驻村工作队，来到了小兴安岭东麓的墟里村任第一书记。上任前，“我”问“我”的顶头上司、政研室主任老雷：“去了之后我应该做点什么？”老雷说：“多做无形之事吧。”“我”猜出了老雷这句话的基本含义，即无形之事看不见，摸不着，属于形而上范畴。老雷又补充一句：“比方说吧，见证者本身也是建设者，很多时候见证比建设重要，你就两年时间，多见证，多学习，不要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个不停。”“你知道牵牛花吧，你把它的枝蔓引到电线上，它会沿着电线不断往上爬，一直爬到老。问题是别引偏了，村干部就是将牵牛花引领到树上的人，引领到灌木丛他只能在原地打转转。”老雷希望“我”成为一个思想引领者。

　　到任后，“我”的工作、墟里村的变化，都在“我”的视角、“我”的经历中徐徐展开。事实上，“我”并没有像老雷期待的那样，只做无形之事，而是更多地做起了有形的工作。“我”的工作作风朴实、低调。比如，“我”与村主任“哨花吹”搭档，每当遇到讲话、主持等“露脸”的机会时，“我”尽量推让给他。对下，“我”善于与村民沟通，听取意见，亲自走访、看望“一金三老”就是明证。对上，“我”善于和相关领导和部门联系，争取对墟里村建设的最大的支持。同时，“我”还亲自跑省城，亲自打造文旅融合项目。在实践中，“我”成长起来，成熟起来。其中，“哨花吹与老雷、郑高、金子一样，都是我成长过程中的良师益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对“我”和“哨花吹”及寒寒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我”和“哨花吹”是工作搭档，他是村主任，“我”是村支书。以往不少作品在写到党政领导搭档时，往往写成一正一反，二元对立，矛盾重重，纷争不断，甚至你死我活，似乎不这样写就不足以凸显矛盾冲突，但都这么写就成了套路。老藤在写“我”和“哨花吹”的关系时就突破了这个套路，将“我”和“哨花吹”写成了既是工作搭档，又是良师益友，既分工明确，又通力合作。“我”擅长跑项目，他擅长解决纷争，两者优势互补，形成合力，才使墟里村不仅保全了自身，而且邻村也迁往这里，组建成新的合作区。在处理“我”和寒寒的关系时，小说写了在“我”和寒寒简短的工作交往中，“我发现我爱上了寒寒”，这让“我”苦闷和纠结。寒寒才貌双全，值得“我”爱，“但理智告诉我，不能表达这种情感。我多次对自己说‘你是下来搞乡村振兴的，结果振兴了自己的爱情，这如何向老雷交代？’此事我无人商量，希望有爱情象征之称的白桦树能给我些启示”。“工作和爱情是两个频道，一旦两个频道交叉，屏幕上将是漫天的雪花。”这里对“我”的心理描写真切，符合“我”的身份，也符合生活的逻辑。小说最终没有让“我”和寒寒发展成爱情，而是就此终止，这种处理是恰到好处的。如果“我”和寒寒发展成情侣，甚至“终成眷属”，“我”获得了事业和爱情双丰收，岂不更好？但这需要有“我”和寒寒较多、较长的交往，彼此了解、磨合，看看是否真正情投意合，有没有默契，否则就显得生硬、唐突，就是人为的撮合。事实上，小说并没有写这些铺垫，“我”和寒寒仅仅因为工作，见过几次面，无其他任何情感交流。所以，作者的处理是真实可信的。

　　小说对其他各色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都性格鲜明，令人印象深刻。首先，是墟里村的“一金三老”：“关于墟里的‘一金三老’，有个顺口溜很能说明问题：‘一金三老，墟里四宝。春夏秋冬，镇守四角。’这个顺口溜暗指四人是古村的压舱石，镇守着村之四方。”“一金”是指扎根边疆的哈尔滨知青金子，她虽以“杨铁叶子”自喻，但却有着光荣的历史：17岁申请下乡的决心书被刊登在报纸上，一夜之间成了全省家喻户晓的人物。她来到墟里村，第二年就入了党，很快成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第三年就当上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后又提干当了公社文化站站长。她有个气冲霄汉的讲话，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乡村民俗文化事业。“三老”是指能掐会算、很有想法的齐大牙，有口才、有表现欲，被称为“刺梅大侠”的石国库，会唱样板戏的民间艺人领袖、“红菇茑”方大珍。其次，还有被称为“四菱角”的石锁、被称为“狼毒草”的方世坤。再次，是各级干部。如省厅有名的段子手郑高，他有两大嗜好：讲段子、嗑毛嗑。政研室主任老雷的爱好是写报告，自喻“彼岸花”。副镇长老毕，自称“谎花”（只开花，不结果，暗喻是副手，是陪衬），作为副镇长，他对墟里了如指掌，对工作毫无怨言。

　　总之，《草木志》中草木志、人物志兼备，草木和人物的丰富性与生动性完美结合。老藤之所以能塑造出这么多鲜活生动、个性鲜明的人物，是因为他具有深厚的生活根底和丰富的文学想象能力。在人物描写中，我们还发现，老藤很少写恶人，很少写人的悲观绝望，很少写人和人之间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他似乎内心有一种屏蔽恶人的本能。这也体现他的文学观，正像他自己所说：“我总认为文学应该给人以希望而不是令人失望，哪怕是悲剧，也要有泪成珠、血化碧的效果，一个人读完你的小说总被一种颓废的情绪纠缠着，这样的作品不如不读，就像《黑色星期五》那个曲子，听过的人会抑郁、精神分裂、自杀，这样的作品就令人生畏了。我赞赏这样的作家，能给宫墙开一道门，能给地狱开一扇窗，能廉顽立懦，引人向上。我笔下的官场没有钩心斗角，没有血雨腥风，没有天生的贪官，也没有纤尘不染的英雄，他们都像邻家大哥一样客观真实。”（2）这段话也可作为《草木志》中人物塑造的注脚。

　　三

　　知识性与审美性有机融合

　　老藤是一位学识渊博、传统文化根底比较深厚的作家，曾出版过《儒学笔记》《孔子另说》，对儒学颇有研究。他又是一位生活经验丰富、文学审美能力较强的作家。他的小说常常能熔知识性、趣味性、审美性于一炉，将知识性与审美性有机融合。这是《草木志》艺术成就的又一体现。

　　《草木志》中知识性与审美性的融合，首先体现在对草木的书写及其引发的故事上。老藤有东北小兴安岭一带的生活经历，对东北边地各种花草树木比较熟悉，于是就借第一人称“我”——一个学生物、喜欢生物、研究生物的人将草木知识传达给读者。“我”从中学时代就从生物老师那里培养起了对植物的浓厚兴趣，考大学自然选择生物专业，毕业后选择的工作也与植物相关，来到墟里都柿滩，又是一个北地植物王国，这为“我”考察植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小说中，郑高问“我”：“你怎么对植物感兴趣？”“我”说：“我是学生物的，我的中学生物老师让我多研究生物少琢磨人，我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植物与人的共生关系。”郑高说：“你老师是个高人，这个看法我赞同，是植物养活了人类而不是人类养活了植物，植物在地球上的存在以亿年计，人类的存在不过以千年计，谁是老大一算就明白了。”老藤和小说中的第一人称“我”一样，对植物由熟知而生感情，甚至敬畏。就像他接受访谈时所说的那样：“感情生于熟知，写到这些植物时，我有种与老友促膝恳谈的亲切……感觉我就是一株有心灵感应的草木，草木即我，我亦草木，这种感觉很微妙，写作灵感会像草木上的露珠一样不断滴落下来，变成一串串文字。”（3）所以，我们看到，在《草木志》中，作者描绘了众多的草木，如果说此前的《北地》以地名独立成章，是北地的风俗画，那么，这部《草木志》则以植物成章，是北地的风景诗。在老藤的笔下，花草树木就是一道道风景，具有知识性、审美性，同时，还和人物相连，与故事对接。仅举一例，看看作者如何写“打碗花”：

　　打碗花是乡村的常见花之一，很多人将它误认为牵牛花。它与牵牛花确实相似，两者的区别在于，打碗花全株无毛，而牵牛花茎部和叶片上有柔毛；打碗花花冠为淡红色或者淡紫色，而牵牛花花冠为紫红色或者蓝紫色。通过观察我还发现两者的一个区别：即使把打碗花架到高枝上，它也不善攀缘，只喜欢蜷缩在低处；而牵牛花只要搭一把手，就会蹿着高往上爬。

　　当地村民认为，不要碰打碗花，不吉利。前任村主任齐满囤就因为铲了它，结果工作干一样砸一样，村民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打碗花”。接着，小说还引出了一个故事：一个小姑娘在财主家当丫鬟，看见一个老太太乞丐快要饿死了，就偷偷给她半碗冷饭，不幸，被财主发现，狠心的财主就用那盛饭的碗把丫鬟活活打死，人们把丫鬟埋在路边，一年后，坟上长出好看的花，财主摘了一朵来闻，结果七窍流血而死，于是这花就被人们称为“打碗花”。一种花，引出三个人物，一段故事，知识性、文学性、审美性尽在其中。像这样由花草树木引出人物，引出故事，在小说中还有很多处。

　　《草木志》中知识性与审美性的融合，其次体现在对生活事理的揭示上。老藤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他从东北乡土、乡民身上汲取智慧，形成了他对生活深刻的理解，对历史和现实深刻的认识。如小说第四章写的是“谎花”，老毕说自己就是一朵谎花，“我”不理解，“你做了那么多事，工作成果数不过来，怎么能是谎花呢？”老毕说：“在基层，能结果的只有正职，副职是跑龙套的，不是谎花又是什么？”这道出了干部体制、工作作风上的弊端，是很深刻的见解。“做人可以没钱，可以没地位，但不能没有格局和境界，自己的脑子自己做主，不要让别人替你想问题。”这是石国库的见解。他“一脸严肃的神情如同冻梨返霜，看上去有些高冷”，令“我”肃然起敬。“我”——一个驻村的青年干部，在老雷、老毕、郑高以及邵震天、“一金三老”等人的影响下，迅速成长起来。这些生活事理，给“我”启迪，也让读者获得启发，增长智慧。当然，这一切都归功于作者老藤的人生智慧。

　　《草木志》的知识性与审美性的融合，还体现在语言上，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叙事语言纯正、干净，不少地方就是美文，具有审美价值。且看作者描写白桦林的四季景致：

　　白桦林四季景致不同，每个季节都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春季的白桦林浅笑顾盼，初发的叶子嫩如少女肌肤；夏季的白桦林将绿意涂抹到极致，是被大自然提纯的绿，能融化所有冬天的心结，让人变得舒展；秋季的白桦林满目金黄，构建起真金白银的奢侈世界，令人恍若打开了阿里巴巴的山门；冬季的白桦林让冰雪变得柔软而温暖，走近它，你会感到原本静卧的雪原陡然间站立起来，站成一道希望你随心创作的白壁，这个时候，哪怕没有绘画天赋的人，也希望手握一支笔在这白壁之上来一番涂鸦。

　　这段文字充分展现了白桦林的美，任何解说、提炼似乎都是蹩脚的。作者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展现了一年四季白桦林的美景，充满诗情画意，赏心悦目，审美价值极高，令人不能不赞叹和折服。

　　二是人物语言鲜活、接地气、个性化，具有东北乡土特有的生活气息。在东北乡村，每个村都是一本书，每个家庭都有故事，每一个人都是段子手。这一点毫不夸张，老藤对此深有体会，他说：“《草木志》中的人物之所以鲜活，很大程度得益于东北原生态农村生活对文学的供给。有人说中国人缺少幽默，这个结论有些以偏概全，如果你到东北农村住上几天，和村子里各色人等聊聊天，你会发现他们的幽默令人叫绝。说东北人人都是活雷锋是调侃，说东北农村人个个都是段子手并不夸张，他们的段子诙谐、风趣又不失辛辣，如果当代也有采诗官的话，东北乡村肯定是他们乐不思蜀的宝地。我和他们交流，觉得一个专家费劲巴力解释不清的问题，农民一个歇后就说得明明白白。”（4）《草木志》中人物的歇后语是该作品语言的一大特色，犹如珍珠，散落在大地，熠熠生辉。歇后语是中华语言文化的瑰宝之一，它凝结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它形象、诙谐、俏皮、幽默、机智，言简意赅，耐人寻味，它能助人品味生活，明晓事理，提升智慧。

　　歇后语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不论在民间，还是在文人的作品里，都可谓源远流长，在古典通俗小说中更是屡见不鲜。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主体是知识分子的精英写作，而歇后语主要沉淀、淬炼、凝聚在民间，因此，歇后语的运用并未焕发出新的生机，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同样如此。这样看来，我们对歇后语似乎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老藤《草木志》中歇后语的运用是一大亮点。在一部小说中出现几个歇后语并不难，也不少见，但若是密集出现，应接不暇，才见特色和功力。《草木志》中的歇后语多达50余条，像“西瓜地里溜达——左右逢源（圆）”“哑巴坐席——二话不说”“公鸡头上的肉——大小是个官（冠）”“狗咬刺猬——无从下口”“卖豆芽的不带秤——乱抓”“老鹰变夜猫子——一代不如一代”“癞蛤蟆打哈欠——口气不小”“嘴上抹石灰——白说”……个个生动无比，体现了东北民俗和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以及东北语言的鲜活性。老藤善于汲取民间语言的精华，《草木志》是新乡土、新东北文学的力作，它再一次证明：“地方”是文学的沃土，“地方性是一个开放而非自我封闭的概念，它是构成本民族共同思考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可能、一个方法”（5），地方路径可以通达全国，可以走向世界。

　　总之，《草木志》作为东北新乡土叙事的重要收获，应该充分肯定。但同时它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对“我”的塑造有些简单化，“我”具有多重身份，既是乡村振兴的见证者、参与者，又是一个“外来者”。作为一名大学毕业不久、在省城大机关工作的人，被派往农村，做驻村干部，应该有一个从不适应到适应、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这一点作品有展现，但似乎不太够。“我”来到墟里村后，似乎没有遇到挫折、烦心事，工作很顺利。其次，小说的结尾，大桥竣工，文旅项目建成，两大姓氏的世仇化解，下一步的设想：开辟草海、松林也已提出，可谓圆满。但这些项目给百姓带来的生活变化没有提及，如果在这点上有所交代，或加上些典型事例，或许更会锦上添花。

　　注释：

　　（1）老藤：《草木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北京，作家出版社，2024。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

　　（2）林喦、老藤：《小说创作：不是一个人的狂欢——与作家老藤的对话》，《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3）（4）何晶：《老藤：关注乡村，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文学报》2024年4月4日。

　　（5）何方丽、张立群：《“地方路径”及地方史料问题研究——李怡教授访谈》，《艺术广角》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