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东北文学”之“新”，并非单纯指向创作题材的丰富与扩展，更重要的是作家在创作观念与创作方法上的创新，强调东北文学发展的多元路径和别具特色的美学表达。就此而言，牛健哲的小说创作以独特的现代主义气质和对人类生存的关怀，为东北文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创作经验，他的创作极力追求对小说形式与思想内容的有机结合，为“新东北文学”注入了无限活力。在其新作《秋千与铁锹》当中，牛健哲将对人类精神境遇的深切感受融入“我”的回忆讲述当中，借助于一个带有内倾化色彩的故事，试图揭示人类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并给予它正面的回答，从中凝练出关于生活的形而上的抽象哲思。探究现实问题与表现人类情感的创作旨归，使得牛健哲的创作超越了以往的“冷静”形式，在生活的隐喻、情感的象征当中拓宽了表达现实思考的美学维度。

　　隐喻是《秋千与铁锹》的一大突出特点，作者从文本主体故事和小说形式结构方面同时设置了“关于生活的巨大隐喻”。小说题名中的“秋千”与“铁锹”，从表层看是陪伴“我”度过成长时期的两个“伙伴”。而从深层看，二者不仅共同隐喻了“我”情感的多元与复杂，并分别由“秋千”引申至“废弃的游乐场”，由“铁锹”连接起“两代人分别抡起的臂膀”，将“我”的故事放置在具有普世意义的巨大生活场域当中。小说中，“秋千”是自我的心灵栖居地，象征着美好、柔软与对生活的希望，在暗示着社会边缘的废弃游乐园中，“我”在“一个还能晃荡的秋千上”，找回了属于孩子的“安详”。而“铁锹”兼具着工具和武器的双重作用，它一方面寄托了“我”对父亲的想象，也就是自我防御的强烈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又暗含着受外界负面影响形成的失控、绝望的暴戾属性，小说中“铁锹”的两次被使用代表着人生方向的不同选择，面对美好与堕落交织的主题悖论，小说同时给出了分别通往光明与黑暗的两份答案。如果说“秋千”是“我”永恒的追求和向往，那么“使用铁锹”就是不断靠近它的方式与途径，“铁锹”的第一次被使用是“他”替我夺回“秋千”，而“我”也由此放下“铁锹”，“反复重温着他的语调，同时由瓤子里舒展开自己”，放下对周遭的防备，试图感受并散发生活中的善意。“铁锹”的第二次被使用是“我”无法接受朋友的背叛与他人的恶意，抡起的“铁锹”是绝望、惊诧、痛苦情绪的凝聚，是重建起的生活信念的解构与崩塌。牛健哲将边缘少年的人生之路拆解成关于“秋千”与“铁锹”的生活寓言，传递出少年成长当中对于孤独、疏离的恐惧，以及对关怀和善意的渴望。小说的另一重隐喻在于，成年后的“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具有一种“经验既得者”的寓言属性，此时的“我”已然明确“要是得到些许滋润，也可以期待脉络重生枝叶再现”，于是“立时可享的同情、好感和方便”仍是“我”当下的渴求。作者不断在叙述者“我”的讲述过程中安排其面对听众时的心理活动与行为，如“我”渴望听众，又时刻畏惧被冷淡、忽视，以自嘲的口吻或满不在乎的编造故事的态度讲述个人的创伤和脆弱。这些行为的呈现构成了少年“我”的镜像，成为少年经历的回响。从小说结构来说，不同时期“我”的行为构成了作品的两条线索，主体故事中的“我”与叙述者“我”，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现代人，向往温暖、关爱和一种正向的情感引导成为永恒的希冀与盼望。

　　隐喻的表达方式是牛健哲创作观念的缩影，他将现实生活潜隐于小说的形式外壳之下，主人公流动的内心世界、被象征符号所指的人生感受、具有私人化和内倾化特点的叙事空间等，都承载着作者对于现实的认知，关于反思、批判、人文关怀的创作意识散落在文本各处。牛健哲善于观察、挖掘和提炼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精神、时代问题，并形成他独特的讲述现实故事的方式。《秋千与铁锹》当中，牛健哲实现了对以往创作习惯的超越，在秉持现代主义冷峻、理性、旁观的创作风格的基础上，对第二人称的“不自觉”运用以及对“外显事件和动作”描写的酌情增加，为小说增添了理性反思之外的情感温度。牛健哲将现代主义“清醒的理性”气质与作者的情感投射相互结合，并实现完美平衡，《秋千与铁锹》当中充分体现出作者创作上的节制与分寸。作者避免以细致入微的情节吸引读者，而是强调故事本身，用情感来讲述对现实的感悟和生活的思考，书写一种具有抽象意义的人生经验。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大量书写主人公“我”的内心独白，在成年与少年双重“我”的自由流动当中，小说打破了传统叙事当中对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一种非线性的叙事逻辑自由穿梭在对过去的回忆、在当下的反思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会使得读者以评判、冷静的姿态对“我”的故事进行思考，但作者不断在自我独白中插入与第二人称的对话，这种对话所指向的并非双向的具体言语，而是“我”的意识在“你”身上的体现，“我”的主体地位被极力突出。对第二人称的使用，构成了小说形式与思想内容二者间的强烈互文，自我独白当中所流露出对爱的渴望，正映射在与他人交流的渴望当中，同时也暗含着作者对于“我”的关怀、同情与悲悯。在小说中，“我”与“你”交谈的过程，以及“你”的回应是什么，或许都不重要，小说所强调的是二者之间的意识流动与心灵沟通，尤其是“我”对“你”的情感期待，以及“你”之于“我”的精神寄托意义。《秋千与铁锹》中关于回忆的主体故事是开启真正现实的闸门，明确故事叙述者成年后的“我”对“你”的态度，才能形成理解小说思想的完整闭环。《秋千与铁锹》将一种个体意义上的经历、事件抽象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感受，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揭示隐匿现实的经验路径，更体现出作者对于现实的敏锐感知。

　　现代创作技巧的背后是作者深刻的现代性体验，正如米兰·昆德拉在谈及现代小说时曾强调：“小说不是作家的自白，它是在世界已经变成了陷阱时，对陷阱中人类生活的探究。”在《秋千与铁锹》当中，深刻体现出作者对人的生存和命运的探究，呈现出作者关注人类精神世界、关注社会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人类自我的解构与剖析构成《秋千与铁锹》的重要思想维度。牛健哲继承了现代主义文学当中关于“认识自我”的创作传统，从自我反思的角度回答了“我是谁”这一经典的哲学母题。小说开篇便提出“关于我是什么样的人，又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人，我对你说过”。不同于其他作品当中关于解开自我之谜的挫败和迷惘，《秋千与铁锹》是一场透彻和精准的自我解读，从家庭、社会、个体等多重维度探寻了一个完整自我的建构过程，并重新阐释了关于孤独感的现代性体验。“边缘”构成了《秋千与铁锹》中“我”之所以成为“我”的情感根基，小说不仅刻画了“边缘”的人生感受，并剖析了这种情感的来源，探求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在小说中，作者首先消解了家庭内部的亲密关系，在亲情的缺席与隔膜之中，传统意义上的信任、亲密与实际上的冷漠、伤害构成巨大冲击力，将人的孤独感、无力感渲染极致。家庭是人感知情感、形成生命体验的最初来源，在“我”讲述回忆的过程中，“从小就没见过父亲”成为故事的开始，父亲的缺位、母亲的隔膜直接关系到“我”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我”与母亲是血缘上的亲人，却无法实现心灵上的对话，母亲不肯向“我”说出她的秘密、“我”厌倦母亲对我的管束，二者在一次次互相的伤害和冲突当中消弭着无法复原的家庭关系。小说同时涉及了社会关系上的边缘体验，人无法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小说将“巷子”设置为重要的空间意象，然而空间的狭窄无法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相反地，恶意与中伤被无节制地释放，超越地理空间的限制对人造成无法泯灭的创伤。在巷子中孩子互相欺侮、大人言语攻击、朋友袖手旁观，空间无法拉进人们的距离，反而滋生并放大了暴力的行径。在“我”的回忆当中，小说深刻揭示了个体在现代社会当中所面临的“边缘”境遇。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并没有在此戛然而止，而是持续进行开掘，尝试探寻人类如何从这种“边缘”的孤独感之中跳脱出来，“拉自己上岸‘稳稳走几步’”，重新燃亮对生活的希望。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秋千与铁锹》既提出了时代的问题，又努力对其做出回答，在其中突显出人的主体反思意识，完成了对现代人类个体的完整构建。从个体“我”的角度来看，成年后的“我”能够正视少年时的孤独，对这种情绪的来源拥有清晰认知，并直白地表现出渴望同情和关注的情感需求，而这也恰恰体现了在面对现代人类精神困境之时，个体迈向自我救赎之路的重要方式。

　　牛健哲的《秋千与铁锹》不仅专注于对个人生命体验的书写，还将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实现了现代主义创作风格下的现实表达。他在有限的空间布局中拓宽时间的长度，由个体的讲述切入，传达出对时代和社会的深刻思考，展开了一场关于人类成长主题的宏大叙事。作为一名东北作家，牛健哲的创作超越了单纯的地域书写，他坚持以现代主义的创作技巧揭示并努力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困境和挑战，这种对普遍价值的追求与书写，不仅拓宽了“新东北文学”的内涵与外延，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增添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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