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创作是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它当然要顺应创作的普遍规律。因此探讨主题创作之前，先说说通常创作的艰难过程。

　　我多年保持一气呵成的创作状态，花去一两天、两三周，几个月，一部短篇、中篇，一部长篇便完稿了。可是我还是要说，写作实在艰难，难到刻骨铭心的地步。

　　难是难在动笔之前的准备。准备什么呢？为题材、素材做案头，为篇章结构、人物关系做预期，为思想立意做尽可能的深度挖掘。当然,这些准备也在写作过程中继续完善，并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偏向或逆转。

　　这些准备还不是最难的。最耗费心血的是恭候那难得一见的灵感冲动，这个时间的跨度是一周、两周，甚至更长时间。即便等来灵感冲动并正式动笔创作，它也会在中途莫名其妙失踪，大概逃逸到外太空去了。那么，就不得不暂停工作等它回来。绝不在它缺席的情况下勉强推进，那种乏味的写作令作者难以忍受。这样的段落放在读者手里，岂能不被狠狠摔掉，读者恨不能也逃到外太空与前期到达的文学灵感汇合？无灵感，不写作。这是我坚守的“写作道德”。

　　我对灵感的依赖始于创作的早期。那个时候我身上的灵感生龙活虎。它的来访不分时间早晚，凌晨或是午餐中间都可能降临头顶。它的来访也不分青红皂白，容不得商量。我被它驱使，时常三更半夜爬起来写作，吃饭时也会突然加快速度，随即跑出食堂，找个没人地方摊开纸、抓起笔。我这么神经兮兮活过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天被人们发现是一位“作家”。于是，那些质疑我神经有问题的人们便释然了：“作家嘛，灵感来了就得写出来……作家都这样，听说鲁迅也这样。”这些人中，最早对我表示理解的是母亲，她是一位语文老师。我的姥爷和舅舅也颇为理解我，他们也是语文老师。做语文老师的，可能比别人更明白作家是怎么回事。

　　文学灵感与创作冲动，便是我的初心。

　　那么，创作时的灵感和冲动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花去很多时间去寻找答案。这个答案非常重要。一旦找到它的来源，当它不肯来访或中途溜走，就可以去老巢把它抓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让它受我的控制而不是受它驱使，这不是很好吗？经过长时间的总结和思索，我认定，那个驱使创作的力量可能来自灵魂深处的生命记忆。而生命记忆附着于童年经验，这些童年经验不会全部消失，会有一部分得到储存。尽管后来的其他经验叠加覆盖，将它压在记忆最底层，但是它仍旧保持呼吸，随时做好苏醒的准备。而它一旦在具备创作能力的人内心中苏醒，便以文学灵感和创作冲动的方式奔跑出来，驱赶这个人拿起笔开始创作。

　　答案有了，于是，每当我内心荒芜无字可写，便频繁走在返乡的路上。我并非闯入新的生活，而是返回身去，凝视曾经刻进童年记忆的生活场域。我像一头牛，在重新咀嚼之前吞下的草料，我要从中吸取养分，捕获那个神秘力量。近十年来，我走进兴安岭和长白山，踏上沙地和平原，寻访那里的护林员、驯鹰人、养蜂人，三年前我干脆谋得一份驻村工作，住进辽东的山区小镇。

　　我如愿以偿。

　　几年前，我站在童年时代的田野。四周的野草肯定不是当年的野草，不过它们根植的土壤没变；迎面吹来的风也不是当年的风，但它还是来自南边那道起伏的长白山脉。草梗摇动，一只小羊一闪而过……随后，句子和段落噼里啪啦从记忆深处掉出来，《小山羊走过田野》一气呵成了。创作《桦皮船》之前我数次在兴安岭腹地走来走去，那实际是在准备具体的素材，而真正驱使我提笔创作的力量来自另一次旅行。我去了昌图老家的下二台镇，慢慢走进长白山脉的皱褶。那里埋着姥姥和姥爷，还有太姥爷，也深埋着我的童年记忆。我站在山脊望着山坳底部的小村迟迟不肯下去。姥姥、姥爷、太姥爷都不在了，连庞德贵都搬进城里的姐姐家。突然，一辆底气十足的摩托车叫喊着冲上山脊，当它跃上山脊便耗尽能量似的气息奄奄了。我赶紧让路，却见车上的面孔十分熟悉，那面孔虽不年轻却分明可以捕捉到童年的影子。我认出了他——朱小海。我俩相认之后，沉默不语，一起望着山坳里的小村。一阵山风从沟底涌上来，我嗅到熟悉的森林气息。这气息来自四周的松林，也来自深处的童年记忆。在创作、修改《桦皮船》时，我的身边时刻弥漫着那种气息，它归属于兴安岭，也源于长白山里的童年生命体验。

　　我讲了这么多题外话无非是想说，在以原创精神为支撑的文学创作中，作家的生命体验和童年经验不可或缺，它是一部作品的魂魄。

　　现在说说主题创作。主题创作大多以“命题作文”的面目出现，题材领域是预先设定的，甚至思想立意也是预先设定的。它是作家对时代的即时回应，容不得作者长时间的沉淀和酝酿，也不可避免地排除了作家的生命体验与童年经验。此外，只要作者稍加疏忽，主流意识和主题先行便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以张扬自我生命体验为己任的原创精神，一些作品显露出意识导向大于艺术高度、主题思想大于文学细节的倾向。在今天，只要我们愿意翻开百年来的文学史，便可以找到类似创作的得与失。那么我们能否形成这样的共识——主题创作的适应文本可能是“非虚构”，它的主场可能不在小说、童话等以虚构为能事的场域。它在“非虚构”中间更能游刃有余，而一旦将它引入虚构文本，它便显得行色匆匆，生活准备露怯，艺术表现不足，创作标准失重，难以产生令读者满意的精品佳作。除非作者有这样的本事，他能将预设的题材和主题与自身的生命体验相嫁接，并能嫁接得严丝合缝。

　　在此，我愿意再讲一次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经历。有一年，帕乌斯托夫斯基走进森林，与一个守林人相遇了。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守林人不跟他讲森林里的事物，偏偏说到了语言文字。这个守林人有个重要的发现，在俄语中，泉水、祖国、人民这三个词的字根是一样，因此，山泉、祖国、人民这三个词是有亲戚关系的。

　　那么，面对“祖国”和“人民”的宏大主题时，从滋养我们生命的“泉水”写起就行了，她与祖国和人民是血脉相连的“亲戚”。这里面足够安放我们的文学初心。

　　（作者系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辽宁文学馆馆长、儿童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