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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作为一位具有关怀意识的作家，辛酉近年的短篇小说创作对社会转型期现代人的心灵隐秘和时代的情感逻辑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怀。通过在多维映射关系中对现代人心灵深处的创伤记忆、内心你挣扎和本真欲求的呈现，辛酉小说提供了都市生活中现代个体情感生活和心灵处境的内在图景。而当对现代个体的内心隐秘和心灵诉求进行透视时，其深层内里则是我们这个时代现代人的情感际遇和情感结构。实际上，作家之所以对现代个体的心灵现实和情感际遇投以极大的关怀，既是作家内心深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使然，更是作家认识和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文学表达。

　　关键词：辛酉；情感危机；情感结构；人文关怀

　　在对2022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进行整体观照时，学者王迅指出，2022年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特点之一，在于其“审美视点从外部现实转向内在情感，且越来越直逼内心，对情感深度的开掘和复杂人性的透视等方面颇见功夫”^①。可以说，作为一位具有探索精神的作家，东北作家辛酉近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也呈现出转向关注内心真实和挖掘心灵隐秘的创作取向。

　　一、多维映射关系里的个体心灵隐秘

　　在近年创作的《上初中时我叫李新》《创口贴》《在我成为宝霞丈夫的第九年》《妈妈姨》等作品中，辛酉将创作视点从外部真实转向到对生命个体内心隐秘的发掘，渴望能够穿越生活的表象而进入人物内心的真实，触摸现代人心灵深处的隐秘部分，从而去书写生命个体所感受到的情感和体验，并呈现我们这个时代现代个体情感生活和心灵处境的内在图景。而在把握现代人的情感症候和探寻生命个体的内心隐秘时，辛酉没有选择“正面强攻”的方式，而是选择在多维多向的映射关系中呈现现代个体的情感体验和隐秘内在。

　　其一，在过去与当下的映照关系中呈现源于过去的创伤记忆对当下生命个体情感生活和世界认知方式的持久影响。在本雅明的历史哲学体系中，历史与当下并非时间连续体意义上的前后序列，而是空间上并置且相互关联的两个概念。也即是说，“历史并不是相对于当下的过去式，而是存在于当下之中，是坐落在被此时此刻的存在所充满的时间里。”^②辛酉近年涉及现代人情感症候和内心隐秘的书写，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本雅明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的意味，即过去存在于当下之中。在小说《上初中时我叫李新》中，作者开篇即写道：“过往和当下，总有谜一样的神秘纠缠”。^③篇首语中强调的过往与当下的纠缠，不仅是小说的叙事动力所在，同时也为人物的行动提供合理的解释。对于母亲魏红莲来说，不堪的“站街”过往既是悬在其生活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是她不能示人的心灵伤疤，她与老马、老李婚姻的失败，与儿媳钟无艳的交恶，都与对方揭露其过往创伤有关，她苦苦挣扎的一生实际上也是其与不堪过往相互纠缠的一生。而对于作为魏红莲之子的“我”而言，尊严被肆意践踏的成长记忆，同样是成年后的“我”需要不断进行替代性补偿或自我疗愈的创伤体验。同样，在小说《在我成为宝霞丈夫的第九年》中，恋人蒋玲的不告而别，“带走了我人生中所有美好的记忆”，也给“我”带来了难以磨灭的情感创伤，“我”不仅在选择人生伴侣时无意识中以蒋玲作为参照，而且还以一种报复心理与自己不喜欢的宝霞结婚，甚至过去的创伤性情感经历还成了横亘在我与宝霞之间的心灵阻碍，致使“我”一直都对妻子宝霞身上的优点视而不见。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宝霞去世之前，宝霞活在蒋玲的影子里，而“我”则活在过去的创伤性情感经历里。

　　其二，在理智与欲望的博弈和冲突中透视现代人的情感危机和内心挣扎。在百年中国文学中，“灵”与“肉”的矛盾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作家们呈现现代个体主体精神和透视人性的有效切入点。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丁玲笔下的莎菲、张贤亮书写的在匮乏时代里经受“灵与肉”考验的章永璘们，都是在“灵”“肉”冲突中不断显现其精神欲求的代表性人物，魏薇的《化妆》、付秀莹的《他乡》、盛可以的《手术》等作品，亦是新世纪以来从“婚外恋”角度揭示饮食男女隐匿于生活表象之下的情欲悲欢的代表作。一定程度上，辛酉聚焦于现代都市人情感危机的小说《创口贴》，也提供了一个在灵与肉、情与欲之间不断进行博弈和自我拷问的人物形象。小说中“我”与梁丽娜因在医院共同度过一段艰难岁月而结缘，而后又因每天下班后同坐一辆公交车而度过一个又一个“美妙之旅”。然而，随着交往的频繁和深入，“我”与梁丽娜之间的交往愈加突破朋友之间的边界，比如“我”答应与梁丽娜一同前往石家庄，陪她晚上去医院和逛夜市，“拯救”其免于单位领导的骚扰并将其送到酒店，这些日渐亲密的交往行为逐级将“我”推向理智与欲望进行博弈的极点。实际上，对于“我”而言，更直逼内心的考验或许还在于，每次与梁丽娜暧昧交往而对妻子撒谎后，“我”都需要一遍又一遍地接受自我的道德谴责，内心经受沉重的负罪感的煎熬。此外，在《我最中意的他》这篇小说中，从母亲许慧丽的角度来说，她心中深藏的对贺中意长达几十年的爱，尽管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单方面的“浪漫之爱”，但其中也隐含着情与欲、伦理与自由的冲突。总体而言，这些小说所呈现的情感危机，体现出作家对现代人在爱情神话与凡俗生活、浪漫之爱与世俗伦理之间如何抉择与平衡的关怀与探寻。

　　其三，在自我与他者的对照中烛照出现代人的真实自我与本真欲求。在拉康的镜像理论中，他者的建构是为了烛照自我和回到自我主体。也就是说，个人是无法真正认识自我的，唯有借助他者镜像的存在，人才可能认识自我。与此同时，在借助他者认识自我时，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建构自我主体性，否则人在认识自我时也会存在将他者误认为自我主体的潜在危险。依循这一思路来理解辛酉近年的小说创作，可以看到，辛酉近年聚焦现代情感生活的小说，还有一类主要书写了现代自我与其他者镜像之间的故事，呈现了现代个体认识自我的艰难历程。一定意义上，小说《妈妈姨》所塑造的白秀菊这一形象，呈现的正是孤独的现代个体与其镜像自我之间的故事。小说中白秀菊曾对自己与妹妹白秀兰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认识到“妹妹存在于世的意义好像只是用来衬托白秀菊的听话懂事，为了加重这一印象，从小到大，白秀菊拼命地委屈自己，各种顺从父母。”^④确如白秀菊所体悟到的，小说中的白秀兰叛逆不羁，自由洒脱，在人生伴侣的选择上不以世俗功利原则来左右自己的选择。白秀菊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她循规蹈矩，乖巧听话，在个人婚姻问题上遵从父母意愿而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压抑着自己的本真欲望和内在欲求。事实上，白秀兰或许正是白秀菊所向往却不能成为的另一个自我，白秀兰这一他者的存在无疑具有了让其直面自我本真的可能。在此意义上，小说《妈妈姨》与鲁敏的《逝者的恩泽》和戴锦华所高度赞赏的电影《七月与安生》等作品形成某种互文对话的关系，共同讲述了孤独的现代自我与自身不能成为的镜像自我之间的故事。

　　二、时代情感结构的文学赋形

　　实际上，辛酉近年创作的《上初中时我叫李新》《我最中意的他》《妈妈姨》等短篇小说，不仅仅是关注现代个体的情感生活和心灵隐秘，其深层内里更显示出一位青年作家试图以小说把握时代情感结构的文学理想。“情感结构”是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对一定时期处于特定生活方式之中的人们普遍感受到的共同性情感体验的一种描述，其间包含着特定时代人们所共享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同时，威廉斯还进一步提醒人们，“这些经验虽然常被当作私人性的、个人特癖的甚至是孤立的经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其充满社会性。”^⑤在此，生命个体的情感际遇和心灵体验与时代的情感症候和文化心理具有了相通的可能。不过，由于特定时代的情感结构“它是在我们活动中最细微也最难触摸到的部分发挥作用”^⑥，所以尽管每个人都置身于特定的时代情感结构之中，却往往难以感受其存在，但其言行和思想意识却又切实受其影响。很大程度上，辛酉近年聚焦于现代人情感际遇的小说创作，或许正是对我们当下时代的情感结构的一种显影，它使得难以触摸到的时代情感以一种具象的方式呈现，从而借由小说对故事的讲述和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们在照见自己内心隐秘的同时，更看见印刻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时代心理的印痕。

　　一方面，辛酉小说对现代个体生存欲望的呈现，捕捉到了时代浪潮中人性之务实和凡俗性的一面。人性书写是文学经久不衰的命题，有研究者就曾指出，“小说中强烈充沛的人性特质是无可避免的；小说浸渍于人性之中，是喜是忧都躲不开，文学批评也不可避而不论，我们可以对人性不喜欢，但如果我们把它从小说中祛除或涤净，小说立刻枯萎而死，剩下的只是一堆废字。”^⑦这提醒我们，作家之于人类心灵世界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正在于其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展现人性深处的秘密，探寻和发掘人性的真相。新世纪以来，随着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日渐兴盛，从欲望角度来探讨人性问题也愈加受到作家们的关注和重视。莫言的《四十一炮》、苏童的《米》、格非的《春尽江南》等作品，无疑敏锐把握到了新的历史语境下的人性嬗变。除了文学大家们孜孜不倦地探讨人性的复杂性，青年作家们也加入到了人性勘探的行列中。对于青年作家辛酉来说，从欲望角度来勘察人性本质，既是其对文学书写传统的一种继承，也是其对时代情感结构嬗变的一种体悟和理解。具体到其近年关注现代个体人性欲望的小说创作，可以看到，在认识和理解人性时，辛酉捕捉到了当下时代中人性所隐含的凡俗性的一面。其笔下迥异于传统慈母形象的母亲们，就显露出了人性之凡俗性的特点。在小说《初中时我叫李新》和《妈妈姨》中，对于在艰难处境中无法满足基本生存的魏红莲和白秀菊们来说，其最基本的欲求无疑体现为生之欲望，故而她们更加看重的是世俗的现实生存，而不是高悬于生存之上的抽象的情爱。在此意义上，辛酉对人性之凡俗一面的正视，一定程度上呼应了自“新写实”小说创作潮流以来文学对凡俗生活和普通人性的关注。

　　另一方面，辛酉小说对现代个体隐秘心理的发掘，揭示了现代人生命之境里的匮乏所在，展现了当下时代人内心的缺失与渴望。米兰·昆德拉曾说：“小说考察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存在不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存在是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是人能够成为的一切，他有能力做出的一切的领域。小说家通过发现这种或那种人类的可能性来绘制存在的版图。”^⑧“人类的可能世界”意谓人类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抵达的理想的生存状态。就此而言，小说作为一种虚构的艺术，它对“存在”的勘探或许指向的正是人类生命中的匮乏所在，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超越和补偿。可以说，辛酉近年聚焦于现代个体内在心灵的小说，正是要通过对现代个人现实处境、情感和命运的关注，发现和勘察现代人更隐秘的匮乏所在和心灵渴望。在小说《初中时我叫李新》中，虽然“我”在不同成长阶段曾叫过王永锋、马佑、李新、魏永锋等不同名字，但是“我”在名为“李新”的初中阶段曾经历过委曲求全、迎合他人的屈辱生存，其时内心对人格尊严的渴求比其他阶段更甚，故而“李新”这个名字对“我”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而在成年之后，“我”在儿子小东和“继子”小未的身上似乎看到了初中阶段时忍辱负重的自己，“李新”这个名字曾带给我的情感创伤与尊严渴望再度被唤醒。显然，“李新”这个名字铭刻着一个青春期的少年对失却的尊严的渴望和对做真实的自己的强烈欲求。这或许也是小说题名在涉及人物名字时特意选择李新这个名字的原因所在。同样，如若不理解小说中魏红莲内心极度渴望因“站街”身份而失却的个人尊严，或许也无法理解为何每次当别人提及其“站街”过往时，她都能果断而决绝地结束与“长期饭票”的关系。而在小说《创口贴》和《我最中意的他》中，“婚外恋”的表象之下实则是现代人对何为真正的爱的寻找与确证，其背后隐含着现代个体对建立在心灵交流基础上的亲密关系的渴求。而人们之所以对之渴望，或许正是因为原子式的都市生活导致了现代个体不再与其他个体产生联结，使得当下时代人们陷入到一种个人主义绝境的状态之中。故而人们愈加渴求建立理解、信任和实现心灵对话的亲密关系，渴望突破个人主义式的孤独绝境。

　　三、辛酉小说创作背后的人文关怀

　　正如学者谢有顺在与周新民教授的对话中所说的，“小说不仅是一种语言叙事，更是一种心灵叙事、灵魂叙事；叙事问题不仅关乎文学的形式，也关乎作家内心的精神伦理”，而“叙事伦理也是一种生存伦理，它关乎个人深渊般的命运，倾听灵魂般破碎的声音，它以个人的生活际遇，关怀人类的基本处境。”^⑨在文学渐渐退居边缘的今天，在消费主义文化盛行的当下，文学对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生活际遇和心灵处境的关怀，对人类命运、精神和心灵的“穿透性的同情”，或许正是文学确立自身存在之价值与意义的根本。而对于深具人道主义关怀的作家们来说，关注现代个体在时代浪潮里的困境与生存，探寻孤独个人在生命之境中的情感际遇和心灵挣扎，更是其难以拒绝和忘却的责任与担当。

　　对于作家辛酉来说，作为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对人类基本生存境遇和心灵际遇的关怀始终是其创作的主旨。一方面，作家专注于对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中隐秘一面的挖掘，表现出作家对现代人自我存在的关注与反思。《上初中时我叫李新》《我最中意的她》等小说关于现代人渴求亲密情感，渴望自由和自尊等隐秘性精神内里的书写，《妈妈姨》《病》等小说对个体渴望与时代构成有效联结并在时代中找到归属感的关注，都体现出作家直面现代人生存困境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对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作家还对现代人在社会转型时代的欲望诉求给予极大的关注和理解。在《妈妈姨》中，在书写白秀菊为了孩子户口问题而与初恋情人形成某种交易关系时，作家并未持高蹈的道德立场对小说人物进行简单的臧否，而是有限度地肯定其欲望的合理性。在《创口贴》和《病》等小说中，作家亦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肯定以“我”为代表的现代个人所追求的建立在理解和信任基础之上的爱欲的满足。

　　毫无疑问，青年作家从《闻烟》到《看车人的冬天》，再到近年创作的《妈妈姨》等作品，都显露出其竭力通过对现代人命运遭际和心灵际遇的关注与探询，深入到我们时代的情感结构和心理现实之中的巨大勇气。这既是作家内心深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使然，更是作家认识和理解我们时代的一种文学赋表达。尽管在其笔下人物精神转变的逻辑或许还不够自洽，但其对当下时代人的情感际遇的关注，一定程度上深入到了我们时代深层的情感结构和社会心理之中。相信随着其创作的成熟，未来其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推出，丰富我们对于现代个人和时代情感的认识。

　　注释：

　　①王迅：《直逼内心的叙事与主观抒情的诗学——2022年中短篇小说创作态势分析》，《中国文艺网》2023年1月13日。

　　②杨毅：《历史的当代与剩余的个人——邵丽近作读札》，《百家评论》2021年第1期。

　　③辛酉：《上初中时我叫李新》，《安徽文学》2023年第8期。

　　④辛酉：《妈妈姨》，《中国作家》（文字版）2023年第12期。

　　⑤潘家恩：《城乡中国的情感结构——返乡书写的兴起、衍变与张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7期。

　　⑥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7页。

　　⑦[美]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⑧[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智慧——认识米兰·昆德拉》，艾晓明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41页。

　　⑨周新民、谢有顺：《批评伦理的探询——谢有顺教授访谈》，《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