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东北文艺复兴、新东北文学是近年一个比较高调的话题。综观这些话题所讨论的内容，不论是关于东北文艺复兴之“兴”，还是新东北文学之“新”，大都将对象和视野集中在以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写作者身上，特别是因为他们大都叙写父一辈的下岗命运以及在此命运之中的人生经历而获得了更为新鲜的审美体验和较大的阐释空间。这是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非常值得批评家们为其寻找更为幽深的意境和更为扎实的理论支撑。本文想在本背景之下，仅就新东北文学问题谈谈另外的认识。

　　一

　　简单地讲，新东北文学是东北地方色彩在时代文化背景下的文学映照，是一种地方色彩和时代背景相结合的文学景观。离开了地方色彩、离开了时代背景，我们可能无法从容、全面讨论新东北文学。所谓地方色彩自然要带有鲜明的地方属性，对东北来说就必须有东北属性。这种属性既包括可能越来越被突破的地理空间，也包括其曾经有过的历史过程，也更包括在这个空间中产生、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演化并在当下现实中凝练且仍然发生着黏连作用的文化。所谓时代背景则是指立足现实基础之上的影响文学表达的诸种因素。我们常说，文学以人为对象，也就是说文学是人学，但文学中的“人”如果脱离了历史轨迹和现实存在，人就可能变成抽象的人或者“纯粹”的人，因此文学也就可能变成了只有“人”的空洞。尤其是当我们命名或期待一种新的文学出现时，总是基于对现实的某种判断和回应，显然只有“人”是不行的。基于这样的粗浅认识，我认为讨论新东北文学可能就需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了。

　　一是讨论新东北文学首先要考虑到的是文学面向问题。此处所说的文学面向主要是指其价值取向。文学可以反映多种多样的生活，举凡我们能够认识到、接触到的生活、题材都可以作为文学的对象来描写、叙说。同一个题材在不同作家笔下可能推导出不同的价值，同样，不同题材也可能指向相同的意义，其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作者与创作对象之间的关系，这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基本常识。比如，我们似乎在任何时间段都能够找到沉重的主题，不同的创作主体会将其引向不同的意义。但我以为，在把一段沉重的、艰难的岁月作为资源和对象，通过文学的方法来挖掘和表现的时候，既要有与历史之间的相互凝望以及在凝望中的沉思和带着当下体温的深刻触摸，也要有其与现实之间的相互激励以及在激励之中的积极作为，这涉及到文学的功能和作家的责任等重要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文学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个人体验或者单纯意义上的缅怀或者打捞，而应该是在较为宏阔视野上的对社会存在、时代发展的审视与回应。比如，在当代文学史上，我们看到既有面向合作化运动的以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作家为代表的新的社会主义文学范式，也有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的以刘醒龙、关仁山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出现，这些作家和他们的创作应该说都是与现实相互激励的结果。同样，面对东北振兴的新时代和在这个背景之下所要形成的新格局，新东北文学也是要考虑到如何在与现实的相互激励中去建构自己的属性和内涵。

　　二是在讨论以地域命名的新东北文学时，不考虑地域文化传统的挖掘与创新转化是不切实际的。就东北而言，自现代文学诞生以来，在文化挖掘与呈现上有过深入的探究，但实事求是地说还很不充分。这种不充分是指我们曾过多地呈现出了其粗粝、荒寒的一面，热衷挖掘其古老而复杂的、剽悍的原始性，这就造成了通过文学作品来认识和了解东北文化时的偏见，这可能也是一种不自信。不论是在过去时代还是当下的创作中这种余绪似乎仍然存在，甚至越是这样呈现似乎就越容易赢得认同。当这种苗头或倾向再向普通民众的生活延伸时，加快了这种“偏见”的传播。但实在地说，就东北这一地域而言，它的文化存在还应该有别的面向，那种更为积极的、阳光的、细柔的文化传统也一样滋养着这方土地，同样流溢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同样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背景、养分。因此当我们现在看到表现了此类文化传统的作品中，描述了现代文明与古老文化传统相互冲撞并且现代文明战胜了古老文明、粗粝与荒寒惯性得到克服的时候，是否也可证明为一种新的文学气质的诞生？我以为这也应当成为我们讨论新东北文学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三是讨论新东北文学不能忽略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在这个角度中，我们首先面临的并不是文学问题，而是如何认识东北问题。之所以这样思考，是缘于当我们讨论一种以地域命名新的文学现象时脱离了对这个地域现实状态的认识，这种命名是无法想象的。比如以双雪涛、班宇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是东北人，所写之事乃是国企转型大批工人下岗后的生活和生存状况，这是一种东北的现实状态。但也有另外一种现实状态：从国企转型、大批工人下岗后至此时已经几十年了，在东北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努力推动东北振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从2002年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就陆续出台了多种关于东北振兴的意见和方案，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二十年的时间。虽然从现实表现上来看，整个东北在振兴的速度上仍然缓慢，离预期相差较远，但不可否认的是已经有一股力量在生成。这种力量不仅在官方层面达成共识，在民间社会中也普遍充满期待。置身在这样的经济社会环境中，似乎谁都不能成为旁观者。因此从振兴东北的角度而言，它已经作为一种主流的社会力量或思潮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这也必然为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提供新的动力和经验表达。换句话说，文学创作及其发展始终是与时代大背景相结合的。没有宏阔的社会史视野，文学不接纳或者呈现正在变化的时代和流动的生活，在中国的语境中是无法完成自身使命和实现文学自觉的。

　　四是新东北文学的命名似乎还应该充分考虑到作家代际和作家自我更新问题。作家代际已经是一个十分明了的现实。虽然在理论层面不能说所有的年轻一代作家出场和创作都必然带有或带来新的文学气象，但文学创作实践中的代际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比较鲜明的，无论他们的审美表达，还是对历史的省思和对现实的回应上均是如此，这是毋庸置疑的。就东北文学而言，就像黄子平先生所评述的那样，在双雪涛、班宇之前的作家的创作中可能更多表现出的是“审父”意识，而“子一代”则更多是“为父辈打抱不平”。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上一代作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更新。这种更新既包括艺术手法上的，更包括审美倾向和思想意识方面的。我们不用举出太多例子，现实中那些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老作家”们似乎没有人拘泥于既有的成就或模式中，我注意过包括贾平凹在内的一些那个时代出生的作家，他们在近年创作中都传达出了自我更新的使命意识。特别是，我更注意到，时代的要求往往成为这些作家自我更新的重要动力。当这种更新与特定地域的文化相结合的时候，新质的文学现象便会出现。这种情况也再次证明，当我们讨论新东北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必须要关涉到时代主导力量等重大因素。

　　二

　　几乎是在双雪涛、班宇、郑执等新一代青年作家登上文坛并获成功的同时，1960年代初出生的作家老藤也陆续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主要由《刀兵过》（2018）、《战国红》（2019）、《北地》（2021）、《北障》（2022）、《铜行里》（2022）、《北爱》（2023），也有另外几部长篇，如《苍穹之眼》（2019）、《腊头驿》（2022）、《樱花之旅》（2023）等，几十年的积累使他在最近几年的创作表现最为旺盛。在这些作品中，《刀兵过》《战国红》《北地》《北障》《铜行里》和《北爱》具有鲜明的东北特色。

　　《刀兵过》以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为背景，在一个社会动荡、文化冲撞的环境中，通过文化和刀兵之间的对抗，描述了辽河湿地芦苇深处的小村庄九里的生存记忆和发展传奇。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深刻挖掘了中华传统主流文化在东北地域的传播和发展历程。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近代以来东北文化的生成史。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不仅讨论了地理空间与文化生成之间的关系和传统文化在现代背景下的继承转化，更主要的是，在这部小说中，作者站在文化自信的角度，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凝练与历史发展过程联系在一起，并置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为东北的文化存在赋予了更为新质的意义。这是对此前有关东北文学创作所关涉的文化内涵的一次重大超越，其所带来的新气象是不言而喻的。《战国红》是一部脱贫攻坚题材的长篇小说，获得了2019年“五个一工程”奖。小说以辽宁的辽西贫困山村柳城为视点，在历史与现实、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相互转换中，深情地叙述了一个贫困山村脱贫致富的故事。作者以诗意的笔触和浪漫的情怀为新时代乡村建设留下了浓墨重彩。近年来，以脱贫攻坚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已经有很多，特别是在中国作协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支持和推动下，出现了大批优秀作品。《战国红》同样将一个小山村脱贫攻坚的故事放置在一个宏大的背景当中。应该说，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积累了深厚而独特的发展经验，也为我们提供了鲜明而廓大的现代化前景，如何来考量这一前景检验了作家对现实主义原则与方法的运用、继承与创新能力。我以为老藤在《战国红》这部作品中对此是有深入思考和实践的。但在这部小说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典型人物塑造中，作者用饱含深情的笔法塑造了一批乡村新青年形象，这在当时的乡土题材小说创作中是较为少见的。它的意义不仅是在于对十七年文学传统的继承，如《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等作品中的农村新人形象，而更是在于对东北而言的特殊意义。一直以来，受东北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的影响，人口流失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年轻人的离开，对东北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作者在此塑造这样一个群体，既是提出问题，也是解决问题，更是表达理想。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战国红》已经超出了其题材本身。《铜行里》是老藤另一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小说以盛京老城一条始于皇太极时期建造的铜匠胡同为对象，叙写了不同时期的铜匠们的命运与时代关系的变化、流转。小说对铜匠（工匠）精神进行挖掘和阐发，将相关故事置于义和团运动、民国兵燹乱匪、民众抗日、辽沈战役、抗美援朝、公私合营、支援三线建设、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节点的纵向梳理中，提炼出了以沈阳为出发地的流溢在东北人骨子里的某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应该说，在对这部小说的意义的挖掘上，我们既能看到在新的时代、在当下现代化国家建设中所应具有的工匠精神，又能看到那种东北人所具有的大气、从容和乐于、敢于奉献、牺牲的精神底气；既看到了作者通过在工匠精神的流动中所见识到的时代精神，又更能领略到那种从历史深处流淌出来的文化滋润及其在当下的激荡。这样一种创作构思和表达方式在以前的创作中也是较少见到的。

　　单从名字上看，《北地》《北障》和《北爱》这三部长篇就具有鲜明的东北色彩，甚至有人称之为东北叙事三部曲。《北地》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常克勋在东北小城白河工作了四十年，晚年离休后居住在北京，但始终割舍不掉对东北的牵挂，想通过自传的方式予以反思，由于受到阿尔茨海默病的困扰，无法达成心愿。后来其子常寒柏、常寒松在新闻记者出身的任多秋帮助下，沿着父亲的足迹遍访父亲工作过的地方，完成了父亲最后的心愿。小说“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大荒如何变成北大仓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其中党性与人性交织，顺境与挫折交替磨砺，展现出北地开发建设者的深厚情怀和不变信仰。”“展现了一代建设者深沉的家国情怀、坚韧的理想信念和丰富的精神世界。”［1］总体来说，这部小说是作者对东北大地的一次深情回望，通过常氏兄弟的脚步和视角对父辈们的人生和贡献做了一次总体追寻，是“子一代”向父辈的崇高敬礼。这部小说的独特意义在于，它为新时代东北振兴做了一次历史准备，而且更是一种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相映照的思想准备。《北障》是老藤创作题材上的一次重大拓展，是其关注东北大地的宏阔视野的又一种扫描。在故事层面，小说叙写了东北某林区狩猎高手金彪和三林派出所胡所长两个“强人”之间关于狩猎和禁猎之间的角力、博弈，而实际上则是表现了两种文明的冲突。在这部小说中值得注意之处也正如评论家所注意到的那样，关涉了新颖的题材、关涉了地方性、关涉了东北地区丰富的物产与民俗，关涉了末代猎手的生存悲凉，而我更关注和感受深刻的是流溢在作品中的豪气与底气，也许这是生活在东北大地上的人才能体会到的。

　　不知道是否是作者有意安排，在完成了上述的创作性准备之后，老藤在2023年1月出版了最新长篇《北爱》。创作性准备是指《刀兵过》讨论了关于东北的文化自信问题，《战国红》作为问题讨论了东北乡村振兴中“新青年”的担当，《北地》讨论的是东北在新中国之后四十年的发展问题及其子一辈对父辈们的追怀，《北障》讨论的则是生态保护、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相互协调问题。上述几部作品均是从宏观层面对东北的检视，在这个基础上《北爱》则是在老藤创作上的一种冲刺，这个冲刺既是指艺术上的，也是指在处理文学与时代关系上的。现在评论界对《北爱》的关注已经很多。小说以我国飞机制造领域的发展历程为线索，塑造了一个敢于担当、不怕吃苦、勇于创新的青年科技人才形象。青年博士苗青逆行北上，经过多年等待和各种挫折的磨练，终于在实施东北振兴的时代机遇中，受命主持G-31项目，成功研制出堪称大国重器的新型飞机。“作者将个人奋斗的书写融入到时代背景，以宽广视野为我们呈现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振兴中焕发出的昂扬风貌。苗青能够取得事业成功，除了因为有坚定的个人信念，还有赖于所在集体的惜才爱才、奋斗创业的良好氛围。她在新型飞机研制过程中得到支持和帮助，显示出东北在经历过转型阵痛和体制机制创新后，正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最值得指出的是在这部小说中，将青年人的成长成才成功与东北振兴的具体环境和代表着东北的特殊的工业文化属性、精神传统相结合，为新时代现实主义写作提供了更为新鲜的文学样本。

　　上述文字是我对老藤最近五年来几部长篇小说的简要分析，在每一部作品中着重提炼了其与东北、与东北文学的特殊性关系。概括起来，放置在当下的语境中，上述作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新特点：

　　一是作者将个人创作视野投放在东北全域和在这个全域中不同层面。作者在面向现实写作之时，从未忘记向历史纵深挖掘，意在凸显东北文化中那种积极向上、昂扬奋进的精神内涵，这为广大读者认识、了解东北提供了新的经验和脉络。这与此前，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有关以东北为题材的创作相比，是一种更为新鲜的体验。

　　二是老藤的这些小说关注的都是时代重大主题，或者是时代重大主题的文学反映。比如《刀兵过》关注的是文化自信问题，《战国红》关注的是乡村振兴问题，《北地》关注的是东北的现代化建设过程，《北障》由生态保护出发关注的是传统与现代的转化问题，而《北爱》关注的是大国重器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化国家建设问题。所有这些既是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也更是东北振兴的重要内涵。当然，就这种重大时代主题而言，不同的写作方法和创作思想会选择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以更小的切口、以一个普通平凡人的命运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来折射时代的主题，也许这样更富于艺术表现力。但这并不是说老藤的小说创作不关注小人物的命运，而是他总是能够将小人物的命运积极地嵌入到时代主流当中，这使小人物的命运获得更大的意义。

　　三是老藤这些小说的叙事姿态总是积极向上的。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在老藤的这些创作中几乎看不到灰色情感，也几乎看不到中间地带。这当然首先与他的创作心理有关，当然也与他的创作情感相关。就作家的创作姿态而言，不同的姿态会带来不同的情感体验，不同的情感体验会使作家在创作中呈现不同的情感选择。其实，当我们看到老藤创作中那种积极乐观向上的姿态时，作为我们这一代读者来说确实是有一种久违的激动和振奋。

　　四是老藤的创作中对青年人形象给予了格外的关注。特别是《战国红》和《北爱》两部作品中着墨最多，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有意思的是，这两本作品恰好前者是写乡村振兴的，后者是写以都市为文学空间的工业振兴。这种涵盖性其实是表达了作者的一种期望和理想。由此，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老藤的这些长篇创作中，自始至终都是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这包括在《刀兵过》中的文化与武力对抗，包括《北地》中对东北大地四十年发展历程的追寻，也包括《北障》中关于传统与现代转换之间的“高手对决”。前面我们确认过老藤小说中那种积极向上的调子，那么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理想主义的充盈，使这种调子更加鲜明。当然从创作手法上看，老藤在这些小说中特别注意到了表现方式的创新与探索，每一部作品从叙事方式上看都能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三

　　如果从一种文学现象的角度而言，在东北作家的创作中，老藤这种路径的创作并不多，有的作家的创作中可能更多呈现出的是某一两个方面的特征。比如迟子建、李铁、孙惠芬等的创作，从老藤的创作姿态角度而言，这些特点集于其一身，反映出了视野和思维的广阔性，它给我们所带来的新鲜体验和新质感受，虽然在不同层面的读者面前会有不一样的表现，但总是寓于东北特殊文化语境中的示范性创作，同样也是把四十年的东北历史与现实作为创作资源。因此，与更年轻一代的创作相比，同样或可能会更具有东北特性。因为在我看来，就文学所反映的时段和其中所透露出的精神特征而言，老藤显然走得更远。读老藤的这些作品，我们会想到十七年文学，想到《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反映合作化运动的这些社会主义建设早期的乡土文学作品，想到《原动力》《百炼成钢》《乘风破浪》《沸腾的群山》等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工业题材小说，想到十七年文学的精神传统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创作理论和方法早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就在中国传播并被不断接受，当然这一过程也是比较复杂的。从那时起，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新中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的文学创作都是强调坚持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方法，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并形成重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前面所列的数部作品都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的重要收获。当然就理论层面而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在不同时期还是略有差别，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后，这一创作原则和方法因社会的转型和文学观念的多元化而逐渐式微，曾经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不再发声，关涉到以东北为对象的文学创作在很大层面上也逐渐走向了深度的个人性、庸常性，本文不做此方面的讨论。总体而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在文学的诸种功能当中，始终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的绝对重要性，并因而强化了艺术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关系。今天看来，文学就是要有所担当，作家有责任通过文学传达主流声音；二是始终把真实性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核心，要求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去描写现实；三是强调典型性，就是真实再现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四是强调文学创作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能够与未来发展相结合，要能够使作品充满理想主义气息和浪漫主义色彩。应该说，真实性和典型性不仅是我们最为熟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核心要义，它还关联着它的另外两个特征，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典型环境中人物建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一方面是现实主义的‘现实’性的表现，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理想’性在发挥作用。”［3］应该说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原则。

　　比较老藤小说的创作特点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这几个特征，如果不避所谓的庸俗社会学的指责，在老藤的这一类作家的创作中，我们可以发现，这其中既有继承，也有创新。从继承上看，老藤自身所具有的创作姿态和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与那代作家在精神气质上是一致的，与他们对文学的想象是一致的，文学创作中所反映出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在路径上、表现上也是基本一致的。老藤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在评价作家的私人尺度里最看重的是哪一点时，他说是“责任”。“我可能是一个保守型的作家，很看重作家的责任感，所以我不会玩文学，只能敬畏文学。曹丕说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虽然有点拔高，但也不无道理。”［4］，在另一次采访中他又补充道：“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作家的笔大有用武之地，这支笔是鼠标，是犁铧，是号角，是刀剑，更是棱镜。作家对时代现场的缺席，将是历史无法弥补的遗憾；作家对善恶美丑的麻木，将使整个艺术界半身不遂。”［5］关于继承性问题，本文不再多加论析。但是如果谈及“东北文艺复兴”问题，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部分，因为老藤的这些创作，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在东北大地上再次勃兴。

　　回到本文的主旨，讨论新东北文学可能需要明确指出从老藤这样的创作中我们能到底看到哪些新质的因素，这可能需要更多的文字来讨论，但本文无力完成。在分析《刀兵过》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小说“语言内敛、洁净，对辽南的地方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的运用精准、形象，叙述上充满了理想主义激情。作者不仅能深刻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真髓、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纹理，更主要的是通过他的叙事和渗透在叙事中的关于文化问题的思考，为当下中国社会发展和治理提供了借鉴。”［6］在讨论《战国红》时我说过，“小说《战国红》在客观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时，并未停留在所谓的客观冷静的描述上，而是充满了激情和诗意，这使这部小说先天地具有引领和鼓舞的力量，”小说“使用了全景画式的方式再现中国贫困乡村的社会现实和脱贫攻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在努力描写、挖掘和礼赞精准扶贫这一攻坚任务的同时并不回避矛盾，敢于正面介入生活”，同时也“是站在积极的现实主义立场上来进行人物塑造的。”［7］在讨论《北爱》这部作品时，我也说过，“中国当代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自带使命，而且在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关头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文学，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文学等等，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使命意识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意识。《北爱》既是这种传统的继承，也更是在题材、主题上的新开拓。”［8］其实不难看出，较之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二三十年间的有关东北叙事，老藤在最近这些年总是将自己的创作寓于新时代东北振兴的背景之下，在强化作家使命感、责任感的同时，善于用理想主义光芒照耀着他笔下的人物、题材，把此前曾习以为常的个人性、庸常性赋予了更为具有高品质的价值和意义，为新时代东北叙事建立了新的美学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9］毋庸置疑，老藤近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正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问题的要求的最好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一定要用“新东北文学”之名来总结和提炼当下的东北文学创作，那么老藤的这些小说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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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路艳霞：《〈北地〉回望东北建设四十年》，《北京日报》，2021年8月25日。

　　［2］周景雷：《新时代文学书写现实的新探索》，《人民日报》，2023年3月24日。

　　［3］陈顺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换》，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1页。

　　［4］老藤：《作家现在时·老藤》，《小说月报》，2019年第10期。

　　［5］老藤：《用文学书写时代的光与热》，《解放日报》，2023年10月7日。

　　［6］周景雷：《论〈刀兵过〉的文化意义》，《渤海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7］周景雷：《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新表达、新范式》，《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4期。

　　［8］周景雷《在新时代语境中构建新的东北叙事》，《长江文艺》，2023年第8期。

　　［9］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