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藤是一个有文学才情又刻苦勤勉的作家。《草木志》是他新近发表的一部新长篇，入选了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老藤多年来一直关注和书写东北乡土世界，此前广泛受到关注的《刀兵过》《战国红》《北地》《北障》都是这样的作品，长篇小说《草木志》以黑龙江的村庄墟里为样本，以文学的方式，表现了东北乡村新近的发展与变迁。值得注意的是，《草木志》中对东北大地草木的描写不再作为风景和闲笔，而是参与到人物性格的刻画之中，通过这样的方式，老藤将大地与人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突出了小说的地方性特质，也为小说人物的塑造提供了新的经验。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国土资源厅的青年干部，参与省里组织的干部驻村计划，去墟里就任村支书，墟里的面貌和变化就在他的视角中徐徐展开。主人公的生物学背景让他对墟里的植物非常敏感，那些东北寻常的草木在他的眼中都变得独特，借他的眼睛，老藤将这些草木的特征和性状娓娓道来，用文字呈现了东北大地孕育的植物王国。如果说他的前作《北障》，对东北山林莽原的书写，是对东北山川风景的写意，那这部《草木志》就是对东北自然景观精耕细作的工笔。老藤对东北的植物了如指掌，像一个植物学家，这让我们想起了长期游弋于长白山林区的胡冬林。对自然的热爱让胡冬林长期离群索居，游走于长白山的群峰林海之间，观察和记录密林深处的自然奥秘。老藤的写作同样需要对自然长期的观察和大量的知识储备，这表现出老藤的专注、定力和对东北大地的关切。老藤在呈现东北植物样貌的同时，将植物的特征提炼为一种性格，并以之与乡村的人物相对应，以草木喻人物，就像曹雪芹笔下的绛珠仙草，或者《离骚》中的兰芷芙蓉。老藤在书写这些东北草木的同时，也写出了墟里百姓的各式性格，写草木，也在写人物，所以，这部小说是东北大地的草木志，也是东北乡土世界的人物志。

　　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小说中的新任村主任哨花吹，这是一个来自乡土民间的人物，他原来是乡村的喇叭匠，每家的红白喜事都少不了他，受人尊重，收入也比较可观，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当墟里面临内忧外患、随时可能被外村吞并的处境时，哨花吹临危受命，匆匆上马，肩挑大任。在既往的乡土叙事中，村长或者村主任往往是个威权式的人物，一言九鼎，不怒自威。但哨花吹不一样，他是一个新式的乡村领导者形象，他和风细雨、幽默风趣，让人如沐春风，他好像村中的润滑剂，村中各种尖锐的矛盾在他的调解下都会消减或平息。他温和却不懦弱，当上级领导下达激进的行政命令时，还能站在村民的立场，与上级领导斗智斗勇，为村民争取利益。小说中与之对应的植物是光叶山楂，在东北叫“一把抓”，因为这种果子酸甜适度，老少咸宜，老百姓看到这种果树都会撸一把果子来吃。哨花吹可以游刃有余地处理公共事务和解决人际争端，并不在于他手中的行政权力或者背后的家族势力，而在于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和个人的魅力。通过哨花吹，我们看到墟里的基层权力模式和以往的乡土文学作品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上级的任命给予了哨花吹基层领导者的身份和管理的合法性，但真正让其顺利开展工作的，是群众的信任和承认，也就是说，他的权力来源于群众，也服务于群众，哨花吹一改之前乡土叙事中基层领导者头人和族长的形象，作为一个亲和、友善的服务者，为新的乡土基层领导者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一个范例。

　　方世坤与石锁是小说中的一对针锋相对的冤家，也是值得注意的重要人物，他们的背后是墟里的方、石两大家族，这两大家族有着世仇，积怨已久，且仇恨越积越深，威胁着墟里的安稳，也对墟里的发展构成巨大的阻碍。这两个人一个被称为四菱角，一个被称为狼毒草，都是有尖带刺儿的厉害角色，也是生产创业的能人，都从事水产养殖。石锁认为方世坤使坏，将自家养殖的黑鱼投于其养殖三道鳞的鱼塘，让他损失惨重，于是他准备向江中投入锋利的滚钩，破坏对方拦江围鱼的绳网，进行报复；方世坤闻听此事，事先在江边建造蛇屋，豢养毒蛇守卫领地，大战一触即发，随时可能鱼死网破、玉石俱焚。他们的冲突不仅有个人的矛盾，更有着家族的宿怨，一旦处理不当，将可能引起家族间的械斗，非常棘手。好在有哨花吹，他用耐心和智慧进行劝解和说和，用科学化解谣言，用事实消解误会，终使两人的矛盾弥合，将一场可能的家族间的激战化解于无形。通过这些人物我们发现，乡村的振兴重在人的振兴，乡土世界的能人大有人在，如果其执着于个人的利益，坚持以血亲复仇为代表的差序格局下传统的族群思维，将成为乡村振兴的障碍，如果其可以从村庄集体的利益出发，携手共进，面向未来，新时代乡村的振兴将充满希望和可能。另一方面，驻村干部的到来给乡村带来了新的项目，给村中的能人带来了更大的施展空间，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可预期的美好未来为村中的能人提供了丰富的想象，这对他们放下家族的宿怨和历史的包袱，和平共处，互利合作，无疑提供了助力。也就是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不仅意味着地方经济状况的改善，更关系到乡土世界的稳定与和谐。

　　小说中的主人公“我”也是不可忽视的人物。在机关单位的“我”本不是来自东北乡土的人物，但“我”作为驻村干部参与到乡村建设的实践中来，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乡村中的新面孔。“我”去墟里驻村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组织提拔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是出于对墟里独特的植物王国的好奇，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诉求。同时，我还坚信同事老雷的劝告“多做无形之事”，要做乡村变革的“见证者”。做无形之事，就不容易出现闪失，不会冒什么风险，而做见证者，实际上就是做旁观者，不投入，不作为，实际上是没有担当、不负责任的表现。这说明，初入墟里的“我”是一个以个体利益为导向的利己主义者。但在墟里的经历改变了“我”，墟里百姓对村庄的热爱和发展村庄的热情感染和教育了“我”，让“我”从旁观者变成建设者，自觉投入到墟里的建设事业当中，用自己的社会资源为墟里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助力。在既往的乡土叙事中，外来者往往被塑造成乡村的引领者，唤醒蒙昧或沉睡的乡村，带领乡村走向现代和富裕，但在老藤的笔下，外来者改造乡土世界，也被在乡土世界的工作经历改造，乡村的发展伴随其观念的变化和人格的提升。在墟里的经历让我重审机关的生活，之前“我”崇拜单位的老雷，他作为领导的智囊，写任何材料都行云流水，高屋建瓴，大笔如椽。他从不去基层调研，却可以通过来自同事的二手材料，基本掌握下面地市区县的基本情况，那时“我”认为这是老雷卓越能力的体现。但经过在墟里的历练，“我”开始质疑老雷脱离基层的工作方式和虚浮空泛的工作作风，老雷在“我”心中的光环随之暗淡。随着“我”结束驻村，回归机关，“我”势必会以更加求真务实的态度开展工作，也可能对机关的工作作风带来一定的影响。通过这个人物我们可以看到，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不仅意味着乡村的发展，所有参与这项事业的人也都会被触动和影响，外来者经历了乡村的变革，也会把在这一过程中的经验和心态带回机关和城市，影响和改善机关和城市的风气和面貌。

　　此外，小说中能掐会算、德高望重的村中长者齐大牙，出身兽医却心怀世界的石国库，器乐爱好者、民间领袖方大珍，以及将毕生心血都付诸保护民俗文化的留守知青金子，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这些人物我们看到，老藤不仅能呈现东北乡土世界各色人物的鲜明性格，通过人物揭示时代的新变，还能通过人物表现东北地方的民俗与文化，比如东北民间信仰、礼乐文化、古驿路上的侠义精神，都通过具体的人物得到了具象的表达。可以说，老藤的《草木志》，是东北乡土叙事的重要收获。

　　（作者张维阳系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教授，作者孟繁华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