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辽西以西，特殊神奇，蒙汉杂居，农牧兼蓄。王朝更迭在这里频繁兴起，文明的冲突在这片土地上接连不断，“红山文化”与“三燕故都”诉说历史的辉煌，西辽河与大凌河流淌着远古的血脉。

　　尽管如此，那都是曾经的辉煌。近代以来，辽西以西却是贫穷的代名词，县挨着县，扎堆地穷困，“老少边穷”被他们占全了，直至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我虽钟情于辽西风情，笔触大多停留在富饶的辽西走廊，没往西延伸。我的一位文学挚友多次提醒我，换一种活法，多给小说积累矿藏。还好，老天眷顾，快耳顺之年，还送给我一个新矿藏，辽西以西，远古的红山文化和当下的蒙汉交融，都能满足我的好奇心。

　　好奇是作家的禀赋，我的好奇点在乡村，这与经历有关，我从小长在乡村，梦里经常回到老家，回到童年。其实，作家穷极一生，往往都在写童年，我也不例外。尽管我大半生都在城市，但激发我创作的兴奋点，大多来自乡村。

　　有一天，我忽然涌出些不自信，毕竟，四十年来，乡村比以往的几百年变化都大，生活的节奏再也不是周而复始，同一个街巷，人们能演绎出千奇百怪的故事，几年不回去，你就会完全陌生。我担心黔驴技穷，走进“伪乡村”写作的死胡同。

　　丰满童年的记忆，是最佳的补救。我时常借机行走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富裕村庄，体验一遭。最大的感受，越富裕的村庄，都市化程度越高，村民越像贵族，没了乡愁，也少了乡情，更没了乡土味儿，只剩下了村名。于是，我便开始向后转，找最穷的村子，看一看原生态的村庄到底是啥样。

　　找个全省最贫困的村子，蹲几天，这是我的本意，体验一下，是否还是半个世纪前的感觉，没想到这一蹲就是两年，真的像春平兄期待的那样，沉进了“矿藏”里，尝遍了苦辣酸甜。两年前，省直机关派驻乡村振兴第一书记，正愁没人去最困难的村，我撞到了“枪口”上。于是，遂了我的愿望，去全省最贫困的辽西以西，找了个穷上加穷的深度贫困村——五龙村。

　　正式行文之前，我有必要介绍一下我们村。

　　五龙位于辽西以西，深嵌进了内蒙古。没来过此地的朋友，听不懂我解释的地理概念，描述一番，才恍然大悟。辽宁的地图，极像张开大嘴的龙头，龙嘴吞噬渤海，龙角深嵌进内蒙古东部。我们五龙村，就在探出的龙角上。登上村里的大峰山，刚到山坡，手机“嘀”的一声，短信提醒：“四季好风光，亮丽内蒙古。”

　　回头向西望去，内蒙古宁城县城矮矮地浮现在眼前，哪怕十几层高的楼房，上百米高的烟囱，都踩在我们脚下。我们村是全省最高的村落之一，位于蒙古高原边缘，海拔800多米，三伏天要比县城红山县凉爽二三度，当然，冬天也会更冷，寒流会无遮无拦地吹向村子。村里的人，只要勤劳，颧骨位置准会有一圈儿红晕，那是典型的高原红。

　　村子面积不小，方圆二十多平方公里，由两个村合并而成，面积抵得上平原地区的小乡。全村有耕地七千多亩，山林一万二千多亩，五百多户人家，二千多口人，人均耕地接近四亩。

　　整个村子被大山包裹着，“七沟八面坡，山高石头多；地无三尺平，出门就爬坡”，想走出村外，只有一条土路。一幢幢起脊的红瓦房，散落在沟畔间，像蜗居在耳朵里，到了村旁也看不到村。我曾对人说过，走到无路可走时，就到了我们村。

　　青峰山敞开胸怀，粗鲁地抱住了村子，紧得快要与世隔绝了。这座连绵的山，属于努鲁儿虎山脉，山势陡峭，怪石嶙峋，能“摔死猴子，挂死蛇”。山把辽河与大凌河流域隔开，山那面是牤牛河（大凌河支流）的源头，山这边则是老哈河（西辽河支流）的流域。

　　我戏称我们村是“两河流域”。

　　连绵的山将辽西一刀两断，隔出了两种地理风貌，也隔出了不同的民俗。东麓多为山石丘陵，民居以囤顶平房为主，为传统的农业区。而西麓的五龙村，更趋近于内蒙古，村民多为蒙古族，性格粗犷奔放，喜酒善饮，房子也是简单的红顶瓦房。村里的羊比人多，尽管三令五申禁牧，也难改上山放羊的习惯，当然每个村民小组都有几户养牛的，也是放养。

　　村子如此偏僻，我的第一判断，肯定是穷山恶水，事实却非如此，青峰山胸怀博大，敞开容纳了蒙古高原的黄土，沉淀出了几丈甚至十几丈深的厚土。我查阅过资料，四千二百年前，红山文化晚期，这里洪水泛滥了不知几百年，半山腰才是岸，直到有一年，突然干旱了，旱得河干湖枯，才留下了如此深厚的土层。

　　村里的河大多由南向北，由东向西，我称之为逆流河，河水拉出了深深的沟壑，分割出了八个自然屯。村里的河，只见河床，不见河水，即使是风调雨顺，山上的泉水也流不多远，不知不觉就消失了，河床照例干涸。村里缺水，是不争的事实。

　　村子何时形成的，老寿星也记不清了，只记住以蒙古王子墓为标志，“前有五龙，后有八城”之说。五龙尚在，八城却撇进了内蒙古，叫不准名字。我观察村里的地形，青峰山下，确实蹲着五个山包，形似龙头、龙腰、龙尾，一副舞动的样子。

　　至于五个山包是不是龙脉，我无从考证，但五个山包禁止动土，却是事实，常有文物保护部门和派出所巡逻。薛礼征东时，留下了阵亡将军古墓群，有出土墓碑为证。“三燕”古国、辽金时代留下的贵族墓葬群，不计其数。龙尾处的古墓葬更为久远，为红山文化遗址。

　　若干年前，盗掘红山文物的大案，轰动全国，首犯就是我们脚下的宁城人。我曾问过，村里这么多古墓，没出过盗墓贼？村里人轻描淡写地说，那是断子绝孙勾当，有那么几个，都没好结果，不是横死，就是半死不活，歪门邪道守不住钱财。这口气，足以证明村民的纯朴，不去觊觎古墓葬，哪怕把羊放进了墓地，也不去啃荒冢上的草。

　　打我驻村以来，没人能把村名的来历说得清楚，一次遇到镇上一位会说蒙古语的老师，她告诉我，五龙其实不是汉语，而是蒙古语，意思是“英雄的高地”。既然是英雄的高地，怎能有鸡鸣狗盗之徒？

　　事实上，五龙称为英雄的高地也不为过，远的不说，从村里走出的蒙古族政治家阿育勒乌贵，在民国初年，曾位列中将，主持蒙藏院机要，对各民族的团结做出过突出贡献，曾制止了外蒙古的独立。这是史志上记载的，只可惜，谈及此人，没人与我共鸣，甚为遗憾。

　　我不怨村里人不知史，甚至连本村的名人都不知道。如此闭塞的村落，若想改变命运，要么拼命读书考出去，要么就丢下书本，靠劳动养活家小。所以，留在村里的人，初中文化便是高学历。而考上了大学的人，却成了逃离者，一去不复返了，甚至连父母都连根拔起，跟随着去了城市，把村子的历史也带走了。

　　愚昧与冥顽便留在了村里，赶都赶不走。乡愁忘了，乡风淡了，德行丢了，人们只关心眼下，除了赚钱，啥都没用。村子的过去，也不能当饭吃，知道不知道，能咋的？这就是现实，几十年过去，莫说别人的祖宗，就是自己的祖宗叫啥名，都不知道，文明的传承在这座偏僻村落便发生了断裂。

　　文学是审美的，但也不能粉饰丑，毕竟是全省深度贫困村。遇到的事情，千奇百怪，解决问题，千难万难，不能拿我们村和任何村子比。矛盾有普遍性了，也有特殊性，但凡拿我的作品去质疑乡村振兴，我都会视之为别有用心。我们村即使再贫困落后，再冥顽不化，也会被时代大潮裹挟着，不断向前滚动，当不了时代的绊脚石。

　　换言之，如果中国的乡村到处莺歌燕舞，还派我们这些人驻村干吗？虽说脱贫攻坚的任务已经完成，但巩固成果，托住底盘，不让脱贫户返贫，还是个艰难的过程。村落之间发展得不平衡、不充分是个长期的问题。

　　由此，想到木桶理论，上边“选硬人，硬选人”，让我们留下驻村，就是补短板的，把最穷的村子扶起来。

　　文人毕竟是文人，不属于“硬人”，能把五谷说清楚，就不错了，没有乡村致富带头人的经验，不具备企业家的实力，所在单位——省作协更没能力上项目、给资金。两年间，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修村路、安光伏，可村子还是从前的村子，日子还是从前的日子，些许变化，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村最大的工业是豆腐坊，仅有一家。最大的商业是小卖店，每个组都有，店面还没有一铺炕大。村部最“珍贵”的流动资产，是A4打印纸，装在村支书武维扬车的后备箱里。当然，村里也有电脑，那是我从别处要来的，快被淘汰了。唯一新的，是省作协送给我们村的扫描复印打印一体机。

　　虽说村里穷，毕竟地广人稀，农牧业一直不错，淳朴的村民从来不计算种地赚不赚钱，连锅台大的地方都种了庄稼。村里大部分人家，都有牛羊，时而放牧，时而圈养催肥。村里人把种地和放牧叫过日子，出去打工才叫赚钱。

　　村干部最忙的事儿是各种统计报表，因为地补、粮补、林补、低保、五保、社保，加上其他补助，都直接打到村民的银行卡上，逼着我们忙起来，上边给的实惠，必须第一时间打到村民们的卡上，否则，我们又该挨骂了。

　　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村会计老杜告诉我，从中央到县里，财政每年直接拨到我们村村民户头上的钱，将近三百万。我真的吃了一惊，国家给一个村的钱，超过了省作协全年的业务经费。我由衷地感叹，国家反哺农村的力度真是空前，别看我们村困难多、条件差，只要人不懒，谁都能过得衣食无忧。

　　找来找去，我终于找到了村里最穷的“户”，那就是村部，两委班子4个人，村集体收入还不足4万元，基本上入不敷出。忙了一春半夏，毛钱也没见到，连当过路财神的资格都没有。不过，这也倒好，省得我操心反腐败了。

　　提起村部，我就想起了驻村不久，镇党委齐书记找我的一次深谈。我们这些派到边镇的驻村第一书记，集体住在镇政府，那天晚上，赶上他值班，我的宿舍在他办公室斜对过儿，谈话很方便。

　　齐书记之所以只找我一人谈话，不是看重我是省里来的，而是我驻的村党支部软弱涣散，村里各种矛盾交织，上告信从县里到中央，接连不断，到村部里能看到人就不错了。接下来，他又详细介绍了我们村情况。全村最高的建筑是村部，二层楼，欠了建筑商四十多万的债，一分钱没给人家，按现有的村集体收入，一分钱不花，十几年都还不清。虽说前任书记透支了基层党组织的信誉，能量却不小，被换掉时，鼓动出近百人的上访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县城，镇党委新提名的村支书人选被迫搁浅。

　　他知道我天天张罗着给村里上项目，立刻给我画了两道红线。尽管村子下面膨润土矿储藏丰富，却不能开采，环评难通过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村子本来就缺水，开了矿，地下水就会枯竭，不能助长无序竞争。第二道红线是养殖场，村里的牛羊养殖已经饱和，除非建座能环评达标的大型养殖场，可村里又没有多余的闲置地。

　　齐书记找我谈话的重点是，别让村支书武维扬忽悠了，乱跑项目，村部穷是他们自己折腾的，“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支部”。用武维扬当村支书，是没办法的办法，妥协的产物，村里没有年轻的党员。发展经济是他们的事儿，你驻村做好一件事儿就行，帮镇党委培养年轻的党员，物色合格的村支书。

　　这次谈话，浇灭了我壮大村集体收入的欲望，人是根本问题，一个人带动出一个村子，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人的问题解决了，一切都迎刃而解。当我把帮村集体赚钱的精力转移到党建上来时，武维扬立刻警惕了，连村里党员的花名册都不给我。

　　这时，我才意识到，到最穷的村子，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事实上，人家是不欢迎我的，起初听说是省里派来的，还很热情，一个劲儿地追问，能给村里多少钱。我的前任驻村第一书记老梅，是市财政局派来的，解决村里招待费的问题，小菜一碟。这回是省里派来的，每年解决个几十万，还不是易如反掌？没想到，我只问村里的人情世故，拒绝谈钱。武支书对我的热情一落千丈，经常拿我的前任奚落我。

　　事情的转机，是我帮助村里修了路，让村民们出村不再艰难。我并不觉得这是啥成绩，反倒觉得惭愧，村村通快二十年了，还没通进我们村，太不像话了。朋友把我介绍给县领导时，我一见面就诉苦。他们都惊讶了，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儿，现场办公，打电话追问。结果是被规划漏掉了，我们村成了被遗忘的角落。领导的话，成了金口玉言，交通运输部门立刻补救，没多久，通往村部的土路铺上了柏油。我打电话表示感谢时，他们说，欠账不还，早晚是病。

　　驻村两年，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见到的情景、听到的故事，常常让我瞠目结舌。过去所有的乡村经验，都已经崩溃，现代社会已经把乡村收割得体无完肤，哪怕我们这个最偏僻的角落。就算是展开想象的翅膀，永远也想象不到真实生活中竟然会有那么多出人意料，时代的丰富性，已经让作家的想象力望尘莫及了。

　　我深深地感触到，穷困并不可怕，有国家兜底，没人会为温饱犯愁。可怕的是惰性与劣根，我的表达，不是暴露，而是反思，一百年了，我们消灭阿Q精神依然艰难。毕竟，这部作品来自深度贫困村的体验，自然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描写，有让人哭笑不得的叙述，但文学的意义在于说真话，在于在绝望中发现希望，在污浊中洗出淳朴，描写出在最落后的村子中，这样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

　　卡尔维诺说过，很想写一部实质上只不过是引言的小说。

　　我呢，真不该把这部作品叫小说，其实就是老老实实地记录生活，记录生活中一个个真实的剖面，我更愿意它是一部只是引言的非虚构。

　　壹　结实的土地

　　红高粱

　　好多年了，没看过这样火红的高粱，满山遍野都在燃烧。

　　这番景象，出现在我的新岗位，辽西以西的边镇五龙村。我喜欢这颜色，热烈、奔放、喜庆，踏进这片土地，似乎被夹道欢迎。2021年9月6日下午，天色湛蓝，微风习习，空气清爽，村里村外的红高粱、黄玉米、金谷穗都成了我的亲人。此前，我与五龙村素昧平生，鬼使神差，我成了驻村第一书记，此后的两年，我将与它同呼吸共命运了。

　　村子离沈阳很远，比出省还远，甚至远于出国（朝鲜），送我的省作协领导和同事，沿着长深高速公路，一路奔波，花费了近两天时间，中间还歇了一晚，才把我送到。虽说我的老家兴城也在辽西，但此辽西非彼辽西，两地东西相差近三百公里，到了辽西的尽头，我称之为辽西以西。

　　我们村的红高粱，不同于莫言的红高粱，红得特别有层次，随地势层层叠加，一直红到天上，须仰视才得见全貌。我特别恨自己，不会美术，此种震撼，文字再丰富，都无法表达。眼前的红高粱，穗满杆绿，如同穿裙子的舞女，楚楚动人；远处的红高粱，地毯一般铺在重峦叠嶂上，展示着波澜壮阔的红艳。“红地毯”被一道道细瘦的绿与黄间隔着，恢宏中不失细腻与委婉，红得让人心醉。五龙村人，世代勤劳，只要人能登得上去，都会造出一方耕地，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他们用双手，不知不觉地绘出浑然天成的画卷。

　　没有险峻的山，就没有五龙醉人的秋天。

　　火红的高粱，在村里整整燃烧了近一个月，我守望着高粱穗，把她们从绿叶捧着的嫩红，看到经霜成熟的老红。走在乡间小道，不间断地和红高粱摩肩接踵，自然会碰出喜爱的火花，若是把山风当观众，闭上眼睛，心海便会泛出走“红地毯”的感觉，我渴望授予我荣誉的，是这方土地的人民。

　　虽说我不是这方土地的主人，红高粱的收获也与我无关，但我喜爱瞅铺天盖地的红，愿意看越来越饱满的丰收。看着红高粱，我不禁沉湎于年少时的记忆，那与饥饿有关，三百六十五天，能把高粱米饭吃饱的日子，掰着手指头就能算清楚。那时，高粱是散穗，低产作物，亩产超不过四百斤，而我眼前结实的高粱穗，半尺多高，密得手指都插不进去。

　　我唯一不解的是，国庆节后，一场接一场地上霜，谷子、苞米都收到了家中，村里人却耐得住，没人下地割高粱。在我的印象中，高粱最怕霜，霜越打，皮越厚，米就越硬，硬得无法煮烂。抢在头场霜前割高粱，中秋节时吃新米，这是习俗。

　　这回轮到村支书武维扬笑话我老土了，就像笑话法海不懂爱。他对我说，村里的高粱，只用于酿酒，不能煮饭。你不会喝酒，不懂得酒的奥秘，酒香不香，关键看高粱的皮厚不厚，厚皮高粱酿出的酒，口感好，出酒率高，也经得起九蒸八烤。

　　武支书身材不高，却生着阔身板，两腮总有两朵高粱红，他是嗜酒之人，也酷爱高粱，更是村里最好的庄稼把式，村里的酒高粱就是他倡导种的。他接的电话里，一小半是询问他选啥种子，咋种地，咋防虫，啥时浇地，其中询问种高粱的居多。

　　武支书告诉我，红高粱是五龙村的支柱产业，却不是餐桌上的主粮，品种大多是晋糯5号，专门酿酒。他又告诉我，单产四百斤，那是不能翻的老皇历，今年雨水多，高粱大丰收，每亩地能收一千四五百斤，他家种了二十亩酒高粱。

　　我帮他算了笔账，每斤卖上一块二，去掉各种成本，纯收入接近三万块。我又替他算了另一笔账，五龙村的玉米亩产接近一吨，两者价格差不多，玉米秸又能当牛羊饲料卖，比种高粱合算多了。

　　武维扬的头摇成了拨浪鼓，虽说高粱与玉米产量和价格相差无几，可老百姓最会算账，他们算的是成本，高粱的种子那么小，一亩地能省多少？酿酒高粱皮实，耐旱，无病虫害，田间管理比苞米少一多半，不怎么用浇水，机器种，机器收，不用人工，这又能省多少？更重要的是蒙古族不喜欢料理庄稼，省下的时间，悠悠哉哉地上山放羊，省下了草料，这又是多少钱？

　　几场秋霜过后，绿叶蔫了，红高粱黯淡了，收割之后，田野光秃秃的，露出了本色。我也从热血沸腾的红高粱里走出，实实在在地当起了驻村第一书记。

　　从我驻村第一天起，武支书追着我屁股后边催上项目，显然是没钱憋的，高低在“省里来的人”身上榨出油来。我没听齐书记的告诫，一直没闲着，成天给省城的朋友打电话，寻找投资项目。可是，他们一听我们村的位置，都退缩了，太远太偏，没有区位优势，没有投资价值。

　　剩下的，就是资源优势了。膨润土和养殖项目被镇里否了，我的眼睛望着村里红透山的高粱，都是上好的晋糯5号，不仅东北、冀蒙的酒厂喜欢用我们的高粱，就连山西的汾酒、安徽的口子窖，甚至五粮液等都喜欢我们的高粱。何必让他们千里迢迢运高粱，直接设分厂，就地取材，蒸馏出原浆，双方互利共赢，岂不美哉？

　　我热血沸腾，到处找关系，马不停蹄地联系那几家名扬天下的大酒厂。结果却很沮丧，被直接否定了，还笑话我不懂酒的工艺，酿酒的地方，水和气候比高粱还重要，难道让他们把空气和水都搬到五龙村？

　　显然，我们村不适合酿酒，否则，不会连个小作坊都没有。

　　名酒厂不行了，那就降低期望值，联系近处的地产名酒，甚至包括与我们村近在咫尺的宁城老窖。这回倒是没人笑话我，有几家的意愿比我还强烈，让我帮忙跑手续，早日促成合作。回到省城，为分厂跑酒类生产专项执照，结果吃了个大闭门羹。此类手续早已停办，门子再硬也没用，除非有人想进监狱。

　　人家一句话提醒了我这个梦中人，我只站在一个村的角度思考问题了，没想到这涉及国家的粮食安全，都酿酒了，人们吃什么？一切产业的发展，都要有度，不能再盲目扩张了。

　　这样，我白忙活了一场，不过，也不算全白忙，他们答应我，村里可以成立个合作社，代他们收购高粱。在去省城谈业务前，我特意去了趟武支书的家，要来一穗高粱，权当是样品。我揪下一粒高粱，放在嘴中，嗑开有一点发苦的皮，耳濡目染中，我知道，苦味就是所谓的单宁，再嚼下去，就是黏腻的粉，高粱米的香味儿越嚼越浓，我仿佛嚼回了从前的感觉。

　　回到省城，直接去了那家酒厂，化验员拿过我手中的那穗高粱，进了化验室。结果他们特别满意，旱地高粱，半糯性、蛋白低、淀粉高，单宁的含量又恰到好处，这样的高粱出酒率高，口感好、杂醇少、易吸收，是酿酒的首选。

　　他们让我再等等，含水率降到十个时，再大量收购。

　　那一刻，我特别有成就感，毕竟一辈子没做过买卖，老了老了，还谈成了一笔大生意，收购量居然是“合作无上限”。

　　坐上从省城返回红山的高铁，我心里特别高兴，就算一斤高粱村集体能赚二分钱，几百吨的高粱，村里全年的经费就不愁了。然而，我只高兴了半截子，进了村，我就傻了眼，早有一辆接一辆的车开进了村里，挨家挨户收高粱，每斤的收购价是一块二毛五。而酒厂给我的收购价，才一块二。

　　不知是不是走漏了消息，知道我联系买家，他们便先下手为强，进村抢购高粱。我觉得，我的嘴像是啃满了高粱皮，又苦又涩，没必要张罗成立高粱营销合作社了，有人早早地和我抢市场。

　　尽管我闹个大白脸子，并不觉得难受，就像厚厚的高粱皮变成了酒，品一品，还是满醇。奔波的目的，不就是卖高粱吗，有人抢，证明东北大高粱在白酒行业里独一无二的地位。当然，我也替村民高兴，毕竟，高粱滞留在家里，不但一天天地掉分量，还承受着虫蚀鼠咬麻雀啄的损耗，刚脱粒，没等晒干，含着十七八个水分呢，就卖光了，还多赚了钱。村民得到了实惠，村里少点儿收入又何妨？

　　我赶到村部时，没有人，都在忙秋收，便开车去了喇嘛沟武支书的家，他也正在卖高粱，售价竟然是一块三毛五，每斤比别人多卖了一毛钱。一块二，是武支书的心理价格，也是我出去谈判的基础，没想到，才几天，价格就涨了一毛五，还是含水的价格。

　　武支书看到我，有一点儿不自在，毕竟是我们商量的事儿，我是受他的委托，去的省城。没想到，趁我不在，他带头破坏了我们的约定，天天催我上项目，结果项目来了，他却爽约了。他倒也直率，经济好的时候都没上成项目，现在也不指望了，逼你跑项目，就是让你想招儿，伸手要钱，省里那么多有钱单位，找谁要几万，都够村里花了，起码逼一逼你们单位领导，像别的单位那样，支援几万。

　　再计较武支书卖高粱，就没意思了，还不如问一问，同样都长在五龙，凭啥你的高粱卖得比别人贵？谈起庄稼，武支书总是眉飞色舞，这是他的专长，全村哪片地啥样儿，最适合种啥，他张嘴就来。到了秋天，眼睛往庄稼地里一搭，他就能估算出产量，每一亩地误差不会超过一百斤。

　　他慢条斯理地说，就像我能当村支书，他们当不成一样，啥事儿都得有个方法。今年雨水好，不假，但也有个坏处，全年积温不够，生长期延长了，咱们的无霜期就一百三十多天，拿不准播种的时机，成熟度就不够，卖价不高，正常。

　　我这才想起，武维扬家的高粱地是覆膜种的，地膜能提高地温，保墒能力强。他还讲过，高粱虽然皮实，也不能种下不管，关键在出苗时，那是最旱的节气，不能等雨，哪怕过几天就下雨，也不行，跟上一茬滴灌，就妥了，就像人到渴时，才给他喝水，就晚了，庄稼和人一样，要恰如其分。

　　我心里哑然一笑，当庄稼人，武维扬恰如其分，当村支书，我就不敢苟同了，否则不可能把我们村党支部确定为软弱涣散，镇党委也不至于悄悄地让我物色人选。起码，在卖高粱这件事儿上，他就不厚道，不应该明知不可为，偏偏放任我不遗余力。

　　不管怎么说，武维扬还是教了我很多种地知识，比如，覆膜滴灌技术，只有过了青峰山，才会出现，别小看这层黑黑的薄膜，让它覆盖住，缺水少温都被解决了。我也多次查看气象地图，辽宁几乎都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之内，偏偏把伸出的那个小角划了出去，归为温带大陆性气候，我们村就在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村是半干旱地区，只适合长草，不适宜农业，应该归为游牧区。所以，我们村牛羊比人多，人的生活习性偏向内蒙古，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也得承认汉文化的强大，明明是牧区，活生生地改造成了农业区。别处种地是靠天吃饭，我们村扣地膜、埋滴灌、送农家肥，硬把种地变成了靠人吃饭。

　　晚上，我很失落地和省城的酒厂联络，失望地告诉了他们我的失败，他们没有怪我，反倒安慰我，全国每年酿酒需要六百万吨高粱，缺口一多半呢，不是自己拥有原料基地，谁家都吃不饱，你们村是高粱争夺的主战场，很正常。

　　一连几天，武维扬都在为骗了我感到不安，让我徒劳地奔波了许多天，好在他们一直认为我到省城奔波是回家，不会有多大的花销，并不自责。不忙的时候，他跟我扯闲篇，以掩饰刚刚过去的尴尬。我特别想听一听村里的奇闻逸事，他不和我讲村史，热衷于讲家史，他说，他们家族的姑娘当过皇帝，可惜的是五个侄儿都想当太子，个个登台作法，结果一条龙也没出来，五龙就成了捂龙，武家的龙没有舞起来。

　　武支书是否胡诌，我不计较，唐代这里是胡地，出过安禄山是事实，安禄山母亲墓，离我们村不会超过二十公里，史料中没记载过武则天的侄儿们发配到这里。他的这番话，不过是证明他们家才是五龙的正宗。

　　我不关心武家的历史，也不再对村名的来历刨根问底，我关心的是老百姓的收入，关心的是漫山遍野的红高粱。武支书笑了，他把我的关心比成隔靴子挠痒痒，对于红高粱，我只是饱饱眼福而已，对他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实实在在的功劳。毕竟，倡导种酿酒高粱，是他的杰作。

　　红高粱是他们火红生活的一斑。

　　人就是这样，往往最初的印象，就是最深的印象。虽说广阔的田野不再红火，我还沉浸在红高粱之中。我从盘锦的稻田画中得到启发，那天，我们一块儿去八组，那儿的视野最好，五座山包看得清清楚楚。我向武支书提议，打造乡村旅游，在大地上作画，高粱地里画上五角星，种玉米，明年的中秋，五龙上就能绣出五面五星红旗。

　　武支书定定地瞅着我，问道，想整个景？我点头。他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屑，你是第一书记，你安排吧。我怔了下，刚到村里，村民组长都认不全呢，那可不是一家一户的地，需要统筹，我是个外来人，怎么安排？武支书虽然没说，明摆着不支持我。

　　我的这个提议，等于是给村支书派活儿，越界了。他没有计较，只是解释一句，能把日子过成火炭的人家，都搬到城里住了，剩下的人家，差不多都是“两蛋一星”（穷光蛋、傻瓜蛋、老寿星），想把这事儿做成，得花钱，谁投资？

　　武支书指了指村部，村部的二层楼上，飘着一面国旗，旧得褪了色。他说，还是现实一点儿吧，村里没钱，你工资高，舍出点儿，换一面吧。

　　这也是我内心的想法，只是进村之后，没好意思说。武支书说，村民脱贫了不假，没人愁吃愁喝愁住了，那得感谢国家，哪一天国家不给补助了，谁能保证不返贫？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山上的红高粱，你们看到的是养眼睛，我们体验到的却是心血。

　　虽说没有直截了当地拒绝，却委婉地表达了成见，同一片天地，我们生活优渥，他们的双手结满老茧，对美好生活只是向往一下而已。我的浪漫，被瞬间熄灭，一时间，我不知如何是好。

　　回到村部，站在村部的二楼上，指着楼后一组、二组的人家，武支书一家一户地给我讲，哪一户人家是怎么一回事儿。听他这么一股脑儿地讲，我虽然记不住那么多，却品味到了其中的悲欢离合与苦辣酸甜，能够顽强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好在来日方长，我的体验才刚刚开始，有时间重新回味。

　　失季的候鸟

　　来五龙棚菜基地办事，见蒋金然，几乎是定律。倘若换了别的棚菜户，除了没算错账，别的事情，还真说不清楚。不是我妄言，有的大棚户，走到大街上，和客户脑袋撞了个大包，照样不认识。

　　村棚菜合作社是蒋金然张罗的，其他十几户人家都是跟着蹭饭吃的。三十余座大棚种啥、咋种、卖谁，都靠他，施肥、选种、育秧、栽培、防病、采摘、销售等等环节，他就是拐棍，谁离开了他，谁就瘸。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剩在村里的人，大多没文化，连CO2是啥都不知道，更不懂蒋金然教他们的数据和符号，他们种大棚，是傻子过年——看界壁子（邻居）。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赚钱，就像一家饭店支撑不出一条饮食街，蒋金然也需要大家完成批量生产，否则，商贩不值得雇一回车。

　　一年有四季，孩子都知道，棚菜基地却只有三季，不是缺了冬季的春夏秋，而是香瓜季、芸豆季、西红杮季。大棚颠倒了季节，温度与湿度按作物的需求，自主调控。冬天可以变成夏天，夏天可以变成春天，春华秋实也可以秋华春实。

　　冬至过后，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蒋金然的大棚。村部无取暖，冷得滴水成冰，我被城市的暖气养娇了，受不了冻，把他家的大棚当三亚。

　　钻进大棚，热浪骤然袭来，我瞬间跌入云雾中，水雾糊上了近视眼镜，没等擦净，又被糊上，我的世界只能如梦似幻。眼镜适应时，水雾没了，三十四五度的高温已经辐射过羽绒服，激活了我的汗液。内外五十度的温差，揉搓着我这个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老身板。

　　大棚里的芸豆却很喜热，舒服地生长，一片欣欣向荣，嘲笑裹得严实的我。豆秧攀着棚顶悬下的绳子，爬得快有两米高了，芸豆角像拴了辫子，密密麻麻地从根部结上去。棚顶的塑料薄膜滴答下水珠，极像是舒缓地降雨。好在走人的路径，顶上不是薄膜，我没有受到水滴的骚扰。

　　蒋金然光着膀子干活儿，身上汗如水洗，不过，他习惯了，满不在乎。他告诉我，芸豆秧是嫁接上去的，一株能产三十斤。这么高产，一株能抵上老品种的一畦了，细一算账，我更是吃惊，受水灾和雪灾的影响，蔬菜价格始终居高不下，市场上的芸豆卖到了七八块钱一斤。五米高，十米宽，一百延长米的一座暖棚，究竟能栽多少株芸豆秧，我是数不清楚。心中有数的，只有他自己，难怪有人说他，采摘季，一天就是个万元户。眼前的情景，我相信。

　　看到我满脸流汗，蒋金然领我走向对面，那里隔出几平方米的休息区，温度控制在24℃，人体最适宜。我虽然急着想走过去，脚却不做主，三十厘米的小径，卧着两条小铁轨，还挡着几辆电瓶驱动的小轨道车，绊脚的地方太多，一百米的距离，时时需要小心翼翼。

　　蒋金然虽然脚步灵活，却不时地走进芸豆秧中，拔掉刚刚长出的草。所以，他总是落在我后面。

　　轨道车，劳动人民的智慧，摘下来的蔬果，装进包装箱，自动行驶到大棚门口，就等着装车运走了，不知要省下多少劳动力。豆角秧的空隙间，偶尔种着几株仙人掌，上面结着火龙果，间或，点缀点儿其他蔬菜，蒋金然解释道，都是留给家里人吃。

　　说到这里，他狡黠地笑了下，最重要的是，给客户看，棚里的菜，家人吃，绿色食品，无须证明。再走几步，我忽然看到，满眼的碧绿中，隐藏着鲜红的花朵，清一色的月季花，矮矮的花枝，顶着硕大的花朵。

　　蒋金然解释道，我家姑娘喜欢，七岁了，爱美才能长得美。说着，他点开手机里的照片，我看到，小姑娘天真活泼，眼睛明亮，果真漂亮得花儿一样。他划到另一张，是个敦实可爱的小男孩，刚刚出牙，也就是一周岁的样子。他告诉我，县城里有套四室的房子，孩子妈带着他们住城里。

　　走到半途，我突然听到奇异的声音，是鸟鸣，而且是不同的鸟儿在歌唱。我小时候，常听到画眉、柳莺等候鸟的叫声，久违了的熟悉重新回来，我心里一阵惊喜。尽管我已热得汗流浃背，还是停下来，倾听。没想到，蒋金然这么忙，还有闲心养鸟，把暖棚弄成了鸟语花香，活得真有情趣。

　　大棚的尽头，隔着一层塑料，也隔出了两个季节，仿佛逆回到仲春，不再热浪逼人，这便是所谓的休息区，放着两把折叠椅，一方小桌。我的侵入，打断了鸟鸣，那里不是几只鸟儿，而是一群。见到我，惊惶失措地飞起，有的径直飞向芸豆秧里躲避，有的飞上大棚的钢架，东张西望，准备随时逃跑。直到蒋金然走进来，才不再惊叫，飞走的鸟儿也飞了回来。

　　蒋金然解释，鸟不是他养的，是大棚招来的，小满时节，大棚是半敞开状态，总有不同的鸟儿飞进来，捉虫子吃。有些鸟儿，换季了也不走，候鸟反倒成了留鸟，在大棚里一代代繁殖下来。

　　这时，我看到了大棚东侧的土崖上，错落有致地挂着一片鸟窝。鸟窝下，悬着几个废弃的餐盒，里面浅浅地放着一层小米。显然，这些都是蒋金然的杰作。大棚扰乱了季节，也扰乱了鸟儿的繁殖规律，数九寒冬，鸟儿们有的孵蛋，有的飞进芸豆秧中，寻找小飞虫，喂养幼鸟。

　　蒋金然总算停下手里的活计，扯件衬衫，穿在身上，坐在折叠椅上陪我聊天。他的那件白衬衫，已经成了黄色，不知是汗浸的，还是作物染的。我安静地坐下时，鸟儿的神态也安静下来，叽叽喳喳，欢快地叫着，不安分的鸟儿还飞下来，落在了他的肩膀上，甚至不知羞耻地屙屎，他却视而不见，满不在乎。

　　他说，这些鸟儿，是他的天使，看到了鸟儿，就知道了菜是无公害的，属于绿色食品，不仅省下了打药的钱，棚菜的价格一斤能多卖好几毛。他指了指几个摄像头，对我说，棚菜的长势，我躺在看护房看电脑就行，我的客户都有远程监控，打没打药，施没施农家肥，一目了然，甚至又孵出了几窝鸟儿，都瞒不过他们。

　　剥下羽绒服，脱掉羊绒衣，我穿着衬衫坐在休息区，空气潮润，温度适宜，吸入的是负氧离子，身体感到特别惬意。蒋金然低头摆弄手机，好久没和我说话，我理解他，“80后”这一代，手机已经成为身体“器官”，离开了就丢了魂儿。

　　安静的时候，身体的感觉特别灵敏，一股微风轻拂过来，我闭上眼睛享受，脸颊的感觉像是我的小孙女轻轻地吹我。我听到蒋金然说了声，好了。睁开眼睛时，看到他把手机放到了小方桌上。

　　我问，什么好了？

　　他指了指休息区顶上的天窗，说道，大棚的温度和湿度，包括局部的，都在手机的遥控中。我这才明白，刚才那股风，是从天窗进来的，天窗的启合掌控在手机里，休息区的舒适度，是人为调控出来的。此时，阳光正浓，我们头顶的那扇天窗，角度明显被调大了。

　　蒋金然说，大棚里重复性的劳动，还有繁重的体力活儿，都智能化了，手机上有程序，点一下，就能遥控完成。我不住地点头，我的乡村经验，还停留在二十年前，刚驻村时，我还以为大棚的棉苫帘，还是手工操作，一节一节地卷起、放下。事实上，他们已经越过了机械化，直接实现了电子化。试想，一座大棚棉苫帘一百延长米，他家有三座棚，若不是电脑指挥升降机，全靠双手干活儿，得累死。

　　他还告诉我，暖棚的管理程序，软件是自己设计的，按照太阳的黄经，准确地编排到每一天。时间一到，手机自动提醒，若是遇到阴雨霾雪，还能实时告诉你操作模式。就像司机不认识路，按导航走，棚菜户只要打开手机，点进APP，全明白了。

　　村里其他的棚菜户，有了软件支撑，哪天哪时种啥，生长的模式和管控方法，和日历一样准，甚至一天中哪个时段的温度差、湿度差，都分毫不差。他们拿着手机，可以躺着赚钱。

　　我原以为，村里剩下的人，大多是痴苶呆傻了。我低估了蒋金然的能力，如此高端的知识，恐怕得计算机专业本科以上的学识。他洒然一笑，称是自学的，他原本考上了大学，只因家里太穷，念不起。他这么努力，就是想让自己的一双儿女，无忧无虑地念上最好的大学，弥补他一生的缺憾。

　　我不忍心蒋金然继续陪我，人家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我呢，闲人一枚，不过是到大棚蹭温暖的，有这群鸟儿陪我就够了。我让他该忙啥忙啥去。见我没有走的意思，他似乎觉得有些慢待，掰下几个火龙果，招待我。他笑着告诉我，他的大棚，只有客户，没有客人，这么多年了，能坐在休息区里的客人，我还是第一个，哪有把客人丢下的道理。

　　接下来的聊天，我长了很多见识。他告诉我，小富即安，不是农民的短视，恰恰应该倡导，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社会化大分工越细，越容易把小事做精。棚菜生产也是如此，投资建大棚的、焊接装大棚的、平铺底肥（发酵后的纯牛粪）的、测土配方的、种苗提供的、病虫害监测的、收购销售的，都是不同的专职团队，大家风险共担、利益同享，每个团队都力求做精做深，却不求大求全。

　　我明白了，工厂化的流水线，不仅在农村的普通生活中，在棚菜生产的各个环节中也细化到了极致。乡村中的隐性就业，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形成了。

　　谈完这一切，蒋金然脸上流淌出了成功者才有的笑容，笑中带着一种自信，一种满足，甚至还有一丝骄傲。

　　说够了大棚，蒋金然转移了话题，重新说鸟儿。他问我，能分得清鸟儿叫和鸟儿唱的区别吗？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听惯了鸟鸣，还真没注意到鸟叫与鸟唱的区别。他说，论叫声，柳莺最好听，柳莺却不会唱歌，喙尖的鸟儿，都不会唱歌，它们的尖喙，是吃小虫子的，哪怕虫钻进了茎里，也能叨出来。会唱歌的鸟儿，都生着鹦鹉那样的嘴，我们称作“铁嘴”，专吃硬壳虫和植物种子。

　　说着，他俯身下去，从身后揪下一截葱，剖开葱叶，用指甲刮开里面，只剩下一厘米透明的外膜。他的嘴唇含着膜，惟妙惟肖地学起了柳莺的叫声，声音委婉、嘹亮，还夹带着某些期许。

　　柳莺们停止了叫声，转动着小脑袋，寻找声音的来源，当它们把目光聚在蒋金然身上时，更激烈的叫声顿时爆发。鸟群活跃起来。

　　拿葱叶当柳笛，并不新鲜，新鲜的是蒋金然学鸟叫，居然能和鸟儿交流。他告诉我，是从电视里一个叫“鸟叔叔”的那儿学的，鸟叔叔叫阎福兴，老家也是你们兴城的。世间万物有灵，只要用心，人和蚂蚁都能成朋友。

　　葱叶再次被蒋金然含到唇间，这一次，他学的是画眉，先是叫了几声，然后，没完没了地学画眉唱歌。画眉们都被他调动起来了，有合唱，有独唱，还有二重唱。我看到，和画眉对歌时，他的眼里含着泪水。

　　广袤的大地上，塑料大棚成千上万，见过谁家的大棚里留下了候鸟？蒋金然是用心留住了春天，用情留下了候鸟，用爱播种美好生活。

　　那一天，快要日落时，我才走出蒋金然的大棚，此时，大棚的大幕（棉苫帘）在他手机的遥控中，徐徐落下。

　　走出大棚前，我攥了把地下的土，是黑色的，几乎能攥出油来。年年施底肥，蒋金然改良出了一片人造黑土地。

　　石头的方向

　　“咣当”一声巨响，一团白烟骤然冒起，蓝天下腾出一小朵蘑菇云。一辆翻斗卡车，从沟壑里爬出，一溜烟地跑了。这是辆偷卸毛石的车，拉着膨润土矿的废料，倾倒进我们五龙村的大坑。这种粉尘，虽说无毒无害，村里人照旧厌烦，起码窗台白擦干净了，太阳也不纯洁了。

　　唯有一人，喜欢这股白烟，不待烟尘散净，开着电动三轮车，停到沟沿，拿起手锤，背着工具箱，就往沟里钻。有人告诉我，这人叫李德君。我年纪大了，记忆力差，尤其新冠阳过后，更甚，熟悉的名字都会忘记，何况陌生人。我索性给他起个代名，叫李石头。

　　李石头是个怪人，嘴比监狱的大门还严，莫说是听他说话，想看到他的牙都不容易。他是我们村唯一的租房户，租的是村中二组的老房子，有六七十年了，外墙皮的砖，接二连三地粉，像花脸猫。好在房租便宜，一年才几百块，相当于白住。

　　偏僻的山村，到处都有空壳房，即使买下来，也没多少钱，为啥他还“串房檐”呢？村里人告诉我，计划生育闹的，他生了四个孩子，罚得底掉，锅都没剩下，弄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

　　我这才知道，李石头致贫的原因是超生。

　　没房没地，能养活四个孩子，且都像模像样，可见李石头并不简单。果然，村里人说，李石头是学美术的，燕都第二师范毕业，当了几年老师，调到镇里，干了十几年的文化站站长。媳妇东躲西藏地生三娜时，他丢了公职，农民都当不成了。反正一无所有了，他索性硬抗到底，不见儿子不罢休，终于生了四宝。

　　如此执着，是个人物，值得研究。

　　李石头奔着烟走，我像只瞄着螳螂的黄雀，盯着李石头走。走到沟口，我停下了，怕他发现，认为我不怀好意，那就麻烦了。怪人都有怪脾气，别打扰他。还好，他的注意力全在脚下，不停地用手锤敲。对他来说，高高在上的我，是丢在空气里的风，没有存在感。

　　我看到，他在毛石堆里上下翻找，折腾出的股股粉尘，把他的脸染成了大马猴。尽管灰尘垢面，仍遮不住他的表情，期许、琢磨、不屑、惊喜相互交织。显然，他是个表里如一，有心思、无心机的人。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他挑拣出了大大小小六七块石头，抱着它们，爬上沟沿，装入三轮车，不疾不徐地开走了。

　　我一直纳闷，边镇是中国膨润土之乡，莫说是矿里废弃的石头，就是载重车颠掉的矿石，俯拾即是，李石头干吗对废料情有独钟？回镇政府的宿舍，上楼途经民营站，李站长喜欢敞门办公，每逢看到我，总是喜欢邀请我进来喝茶。他也是五龙村的人，喜爱文博考古，尤其是红山文化，谈起来滔滔不绝，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常在一起聊天。

　　他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

　　李站长的办公室有书画，有盆景，有石雕，若不是门牌标识显著，还误以为进了文化站。他边摆弄一块树化玉，边告诉我，你说的那个李石头，是我本家兄弟，这块石头，就是他给的。我凑上前仔细看，那截硅化木，貌似原石，却是精心剥离出来的，寥寥几刀不经意的雕刻，凸现出了山水画才有的效果，可谓是巧夺天工。

　　高手在民间，我没想到，李石头居然是个艺术家。

　　随着聊天的深入，李站长带我进入一个未知领域，那就是膨润土矿是咋来的。他说，两亿多年前，地球进入活跃期，火山时常爆发。我们这一带的火山灰较轻，飘浮在空中，落下的最迟，厚厚地积累在地面上，就形成了含钠、钙、硅的膨润土。那些埋在地下的树木，遇到硅，就侵成了化石。火山喷出的硅，滚成球，遇到水，就成了玛瑙，所以，有膨润土矿的地方，在山皮之下或者矿体的浅层，就有机会碰到木化石、玛瑙，甚至还能碰到琥珀。

　　我瞬间明白了，李石头是在废料中淘宝。

　　黄金有价玉无价，能在石头堆里发现玉，注定收入丰厚，即使计划生育罚得再狠，这么多年过去了，怎么还穷得连家都没有？李站长笑着告诉我，他家兄弟最值钱的宝贝，不是上好的玉，也不是构思奇巧的玉挂件，而是他的四个孩子。他全靠玉雕这门手艺供养一家老小，没有这四个孩子，他有可能一辈子不碰石头，专心画他的画，成为一个大画家。

　　李站长如数家珍地谈李石头的四个孩子，大闺女叫大方，在中国医科大学一直读到博士，成了医大一院的医生，天天治病救人，忙得春节都没假期。老二叫二想，想有个弟弟的意思，学习不比老大差，大连理工的研究生，在军工厂造飞机呢，满身都是秘密，和亲爹都没话唠。这两个孩子都是为国家养了，爹妈根本就见不着面。

　　最操心的是三娜，长得好看，不爱学习，初中就开始谈恋爱，越管越叛逆。也难怪，就因为她不是男孩，在家里始终不受待见。三娜出生时，李石头看到又是个丫头，加上因为超生，被各方挤压得快崩溃了，气上加气，踢了一脚，骂了句，滚那边去，于是落下“那”这个名字，后来上学，才加了女字旁。也许，就那一脚，把三娜踢笨了，勉强读下了专科，却在沈阳漂着，宁肯做五险一金都没有的打工仔，也不回家到矿上当舒适的化验员。

　　四宝是手捧着长大的，眼睛盼蓝了才盼来的小人种，怎不百般呵护。不过，李石头疼爱有余，却不娇惯，尤其是学习，看得更严。所以，四宝的成绩一直很好，始终名列前茅。现正在红山县读重点高中，老师不断激励他，以两个姐姐为榜样。他却不屑一顾，说她俩只是人才，不是天才。这小子，注定又是个名牌大学生。

　　啥是宝，没有人，啥都不是宝，砸锅卖铁也要把孩子供出去。李站长这样解释他的兄弟。

　　好奇，是作家的天性，既然膨润土矿的毛石里能找到玉，我也要试试。行走在村屯间的沟壑，看到哪儿有丢弃的废矿石，我就会蹲下来翻石头，左瞅右看，企图有所发现。然而，即使把我的手指头磨疼了，鼓捣的依旧是石头，没有点石成玉的本事。

　　那天，我正在淘宝，李站长打来电话，要带我到李石头家坐坐，看看他的作坊。我正懊恼不会慧眼拾珠，求之不得呢，电话撩起了我的热情，我要当面取经，看看啥样的石头能藏玉。我任驻村第一书记，经常走街串户，唯独没敲过李石头家的门。计划生育把他追怕了，谁找他，他都认为是来找麻烦的，关门闭户地过日子，基本上不同别人往来。我不想惹人烦，所以一直没去他的家。

　　李站长就不同了，人家之间是兄弟。跟随李站长进入李石头家时，我调整了角色，冒充是玩家，前来鉴赏。李站长不是空手来的，从车的后备箱里抱出来好几块石头。他经管全镇十余家民营膨润土矿，从烂石头堆里找点儿东西，还不是小事一桩，没准还会派两个力工，帮助翻找。

　　看着李站长抱着的玛瑙，我目瞪口呆，分明是块花白的石头，哪儿有玉的模样，如果将它们混进毛石，我根本辨不出。李石头不瞅李站长的脸，眼睛一直盯在石头上，接过石头，上下左右瞅了好一会儿，又拿起激光手电往石头里照，这才满意地砌在墙上。

　　李石头家院里的那道墙，可不是普通的墙，堆砌的是各种玉矿原石，黑白红绿紫，五色杂陈。李站长告诉我，这些石头有阜新的，岫岩的，也有阿拉善的，甚至还有新疆的。放在别人的眼里，可能永远是石头，摆在李石头的面前，却是通灵宝玉，有生命的，时刻等待他灵感的召唤，脱胎换骨成艺术品。

　　接李站长怀里的玛瑙时，李石头没有任何表情，仿佛给他找石头，天经地义。他转回身，又站到“作坊”前，操起打磨机，投入地磨石头。所谓的作坊，其实不是坊，就是在屋门外摆个铝合金桌子，不足一平方米。平展的桌面上，镶块微微凹陷的槽，排布着漏勺一样的孔洞。槽上，一个类似净水器的水龙头，在细水长流。

　　涓涓细流洗浴着巴掌大的石头，那块石头有刀划出的图案，只是我看不懂。金刚钻打磨机从李石头手中平稳落下，“吱吱”地摩擦，像女高音在飙音，高亢而又尖锐。流水带走了磨出的粉末，也带走了磨出的热量，一块晶莹剔透的黄白玉，脱掉了黄褐的外皮，显露出了它的圆润与通透。李石头把我们丢在一旁，只顾埋头干活儿，好在李石头的父亲隔着窗玻璃，喊我们进去，让我不再尴尬。

　　屋里很窄，没有几件家具，炕和箱子仅有两步远，箱子上摆满了玉摆件，没有雕龙，没有飞凤，也没有福禄寿喜，更多的是奇峰、亭阁、走兽和山林。李石头的媳妇，虽说是普通家庭妇女，半百的年龄了，岁月并未把年轻时的俊俏打扫干净，她忙着到外屋烧水沏茶。李石头的妈，眼睛是瘪的，耳朵是摆设，木偶一样，靠着炕上的被垛。

　　老头儿和儿子完全不一样，爱说话，李站长刚一介绍我，他连忙说，知道，知道，你帮咱村修了路，大家都知道。我不敢揽功，路是国家投入，省里规划，我只是跑腿而已。老头接着夸我，把我当成了党的形象，夸得我无地自容。

　　李站长拦过话头，老叔，周书记不是外人，别转弯子，有话直说。

　　老头儿这才说出有求于我的话题，四个孩子，他最惦念三娜，别的孩子靠本事都能活，三娜不行，还赖在大城市不回来，租房子坐公交，喝口水也得花钱。你从沈阳来的，熟人多，能不能帮助孩子找个工作，有五险一金就行。我这才明白，李站长带我到他们家，夹藏着私心呢。

　　不过，找我也是应该，李石头家是村里的返贫边缘户，属于我帮扶的范畴，三娜有份稳定的工作，也算我完成了分内的工作。何况，李站长带我来的，含有个人的情感，公事私办，让我少了拒绝的理由。

　　我在脑海里扫描有能力帮助的人，海岩的脸庞第一个跳进来。海岩是我在省作协的同事，后来又成了作协的领导，沈阳土生土长，人脉关系很广。我想借助他的社会能量，给三娜找份稳定的工作。

　　我要下了三娜的基本情况，联系方式，输进手机，给海岩发了微信，向他求援，还言过其实地说着李娜家的状态，好像还在贫困中挣扎，千万千万帮我这个忙。后疫情阶段，公司裁员的多，聘人的少，我知道让海岩为难了。

　　没想到，一杯热茶喝完，手机微信“嘀”地响了。海岩回复，介绍三娜到他朋友开的公司，学习计算机绘图，五险一金，三千底薪，明天就去面试。如此神速，李石头父亲和妻子脸上乐开了花，对我千恩万谢。我再三解释，帮扶是我在村里的本分，谢就远了，让孩子好好工作。

　　妻子替李石头做主，找出两个手把件，玛瑙玉龟和老坑玉佛，塞给我，以示感谢。两件玉器，眉须都雕得飞扬起来，可谓精致。玉有灵性，专等有缘人，我虽喜欢，却坚决地拒绝了，好玉需要花钱去请，否则，不叫缘分。再说了，动动手指，发条微信而已，不该感谢我。

　　唯一无动于衷的是李石头，他沉浸在石头的世界里，早已目中无人。金刚钻飙出的声音，越来越尖。我最终看明白了，李石头掌中的那块玛瑙，是匹桀骜不驯的狼。

　　我向来尊重为艺术而生的人，哪怕性格有缺陷，也不会计较，这与我大半生在文联工作有关。我拿起手机，将箱子上那些寄情于山水的玉雕拍下，准备推荐给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争取参加省展。

　　李站长趴在李石头的耳边，把我的意图转达给他，才把他从另一个世界拎回来。他愣愣地瞅我好一会儿，突然间连连摆手，表示作品不满意，不参展。我虽然不是行内人，却常有机会欣赏玉雕。我觉得，这些作品顺应了原石的自然形状，雕得出神入化，一草一木都能体现出意境的美。究竟要达到何种艺术程度，他才满意？

　　出了李石头的家，李站长再三解释，他这个弟弟不通人情世故，远不及他雕的玉，通透圆润。我说，他家有一个阿庆嫂就够了。我这话，既理解了李石头的木讷，也等于夸奖他娶了好媳妇。李站长说，媳妇是我老叔给找的，我兄弟不娶不行，最薄的铁饭碗，找最好的乡下姑娘，还能解决传宗接代的大问题，这才是佳配。这就是老叔的精明之处，农业户生俩孩子，合理合法。没想到老二还是丫头……再说下去，就是重复了，看我心不在焉，李站长停住了话头。

　　一个星期后，我不得不再去李石头家。海岩打来电话，嗔怪了我，我的帮扶户李娜只上三天班，就不辞而别了，原因是学不会绘图，又不想听老板责备。海岩让我做做她父母工作，公司没有嫌弃她的意思，劝劝孩子继续上班。

　　这一次，还是李站长陪我来的，三娜和父母叛逆，却听伯伯的话。

　　见到我们进院，李石头一反常态，像抛光过后的翡翠见到了阳光，从来都没露出过的牙，都喜滋滋地闪出了白玉的光。我以为，三娜反悔了，又去公司上班了，他在向我报喜呢。结果是他领着我俩立在作坊前，欣赏他刚刚完成的作品，好像三娜的事儿根本没发生过。倒是他的父亲和媳妇，出门相迎时，频频向我道歉。

　　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三娜也应如此，最好别去勉强。反正三娜不认识我，劝她也是白搭，只能适可而止，如何在电话里劝说，有她伯伯呢。我被李石头拉进了他的世界，沉浸在他新完成的作品里。

　　真是应了那句话，世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贝。

　　那是块玉化得很糟糕的树皮，被火山灰埋掉前，树芯都烧光了，只剩下半个弧形。整块石头，外面黑黢黢的，染了墨一般，里面疙瘩瘩的，像一堆没长成的瘪黄豆，没有纹理，更不通透，谁看谁都认为是块废料。不过，也不是一无是处，树皮的上方，突兀出一小块，居然是圆形的琥珀。

　　如果换成别人，发现有琥珀，马上掰下去，单独卖钱了。李石头却独具匠心，把它修整成圆圆的月亮，琥珀里裹进了半透明的水草，极似飞舞的嫦娥。琥珀与树皮的连接处，恰好被膨润土染白了，寥寥几刀，就成了飘浮的白云。

　　顺着李石头的手指看下去，树皮里的疙瘩可不那么简单了，黑是山的背景，黄是茫茫戈壁，平展的麻点是沙漠，两道若隐若现的树化玉，居然成了千年不朽的胡杨。虽说整块石头极少动刀，却是刀刀剥出灵魂。

　　李石头拿过那匹玛瑙狼，放入树皮里的山巅之上。化腐朽为神奇的一幕出现了，那匹孤狼冲着月亮，正在仰天长啸。好一件“荒漠苍狼”，把自然的残酷与冷漠、生命的顽强与孤傲，表达得淋漓尽致。

　　从灵魂深处散发出来的傲骨与不屈，才是真正的艺术。

　　李石头把“荒漠苍狼”放在刻着昆仑山形状的木托盘上，用缓冲气泡膜塑料袋，一层又一层地包裹好，装入贴着泡沫的木箱子里，外面又裹了层海绵，用胶带粘牢。这么小心翼翼地打包装，不用说，我就明白了，让我带到省城，参加展览。

　　其实，这次来，我还真的不完全为了三娜，也没有把他的作品带回沈阳的打算，我是另有目的。县里筹办红山文化节，请我当顾问，红山文化最显著的标识，就是玉猪龙，而玉猪龙的原件，不在北京就在沈阳，客人来了，见不到玉猪龙，等于白参加了文化节。

　　我把主意打到了李石头身上，让他做一个仿品。

　　李石头很爽快地点了头，我怕他没有参考资料，掏出玉猪龙的彩色图册，递给他。没想到他看都不看，一把推开。显然，玉猪龙早就在他心中生根了，甚至每一个斑点都了然于胸，根本不需要资料。

　　李站长很沮丧地从屋里出来，他没能说服三娜，孩子宁愿漂着，也不愿挨累。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谁也别当谁的家，三娜的事情，就算翻篇了。见我说着玉猪龙的事情，李站长马上转变了角色，换了话题，来说服我了。他说，近几个月，他兄弟沉迷于创作，没干来料加工的活儿，老三的收入不够养活自己，老四天天花钱，手头紧了。

　　我明白了，李站长担心是上边下的指令，玉猪龙白搭手工。几天前，李站长和我讲过，李石头有个长期合作的伙伴，内蒙古的包老板，玉器商人，每一次到五龙，都是带料来，雕什么随李石头的意，不管雕成什么样子，每个玉件给两万元手工费。

　　这是找我要预付款呢，我掏出手机，从微信中找出李站长，毫不迟疑地转给他两万块，让他当中人，督促李石头仿出真假难辨的玉猪龙。

　　李石头抱着木箱子，轻轻地把他的作品放入我的车里。带上他的作品，我驾车返回沈阳。省民协的人都在展览馆忙，“人与自然”艺术展的征集作品正在收尾，把“荒漠苍狼”送去，恰好赶上末班车。没想到，这件作品不仅入选，还被评为唯一的金奖。这个金奖，不是徒有虚名，而是模仿北京奥运金牌做的，金镶玉，某环保人士捐赠的。展览开幕时，业界人士一脸茫然，不知道这个李石头从哪里蹦出来的，居然独占鳌头。

　　展览持续了一个多月，金牌得主始终没露面，让人更觉得神秘了，奖牌和证书是我代领的。再次回村，把奖牌和证书递给李石头时，他居然瞅都没瞅，顺手递给一旁的李站长，继续全神贯注地做玉猪龙。

　　玉猪龙已经成形了，淡黄绿色，通体光泽圆润，唯有背部打孔处，有红褐色斑块，那是河磨玉的皮壳。龙体蜷曲如环，头尾切开似玦，吻部前凸，短耳竖立，目圆而略鼓，额与吻道道阴线，皱褶饱满。

　　整个玉件，除了过于崭新，与出土的玉猪龙毫无二致，且形神兼备了。不用猜，仿制玉猪龙的想法，早在李石头心中酝酿成熟了，起码在选料上做了长期的准备，否则不可能连俏色都一模一样。

　　作坊上，不再有金刚钻、锯片、抛光机等工具，恢复了最古老的绳子、弓子、磨石、鹿皮等。李石头正在效仿远古技艺，绳切，石磨，弓镂，钻孔，皮研，在给玉猪龙做最后几道工序。

　　李站长告诉我，一个多月了，不分昼夜，只做这一件活儿，人都累瘦了。

　　我知道，李石头磨玉时，不喜欢有人打扰，就和李站长一块儿进屋，喝他媳妇泡的红茶，那种茶是砖茶，蒙古族特喜欢。获奖了，大小也是件喜事，李石头的母亲还瘪着眼睛，木偶般靠着被垛，他的父亲也没那么高兴，虽然对我不失热情，却少了热度。

　　人是欲望动物，我理解老爷子，因为三娜，有求于我，当然热情有加。事后，我才知道，错怪了老人家，他的身体出了问题，燃烧不动热情了，只是没人当回事儿。

　　离红山文化节开幕的日子不很远了，我不好意思直接催李石头，只是对李站长说，见好就收吧，我看这玉猪龙磨得也差不多了。李站长一笑，他说，差得远了，没有沁，也没有古玉的包浆，摆出去展览，怎能以假乱真？内蒙古宁城博物馆有个老馆长，那是做旧的高手，让他过一遍手，专家都辨不出真伪，鉴宝节目都给弄错过。

　　好在玉件不大，预先留出空位就行，不妨碍文化节布展，需要我耐心等待。

　　很多事情都是在等待中发生了突变。我万万没有想到，玉猪龙打了我的脸，我向红山文化节组委会打的包票，成了泡影。李站长捧着两万块钱现金，沮丧地站在我面前，告诉我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玉猪龙不见了。我原以为李石头嫌钱给得少，找到了大买主，撕毁了从前的约定，或者宁城的博物馆馆长见到珍品，起了歹心，截留了玉猪龙？

　　我的猜测都错了。李站长说，被人偷了。

　　如果是新玉猪龙，人们顶多对仿制工艺赞佩不已，成功地做旧后，则大不相同，以假乱真毫无问题。李站长给我发过做旧后的视频，与原件的视频相互比较，连芝麻大破损的坑都毫无二致，绝对是真假难辨，如果流入文物市场，当成真品销售，将是价值连城。

　　我俩急忙赶到李石头家，他呆若木鸡地站在一旁，见到我，眼圈儿红了，总算和我开口说话了，玉猪龙丢了。

　　派出所的蒋所长也在现场，前院没有任何异常，问题出现在后房山。那里有一道厢式卡车的车辙印，显而易见，盗贼借助卡车的掩护，从后房山掏出个狗洞，钻进屋里，所有的精品玉件都没碰，唯独偷走了玉猪龙。没有充足的准备，不可能偷盗得如此精准。

　　李站长懊恼地拍着自己的脑袋，怪他粗心大意了。李石头的家，从没断过人，是他父亲身体越来越不适，疼得已经坚持不住了，到医院一检查，胰腺癌晚期。李石头把整个家都交给了李站长，包括他的瞎妈，夫妻俩带着老父亲，直奔省城的医大一院，找他们家的大方，想法救下她爷爷的命。

　　李石头家中无人，李站长不放心，把自己家的两条大狼狗牵过去，放进李石头家的院里。狗链子拴得长长的，防守得院内没有死角，莫说是人，就是狼进来了，也不一定能打败两条狗。小偷绕过了凶猛的狼狗，采取了盗洞的手法，从后面悄无声息地窃取了玉猪龙，事后，还将盗洞堵上了。

　　大方没能留住她的爷爷，只是让爷爷有个体面的临终关怀，李石头是带着父亲的骨灰盒回的家。没料到雪上加霜，玉猪龙被偷了，那可是他在心里琢磨了几十年，凝结一生智慧的仿品，可谓是千年一遇啊。他只顾父亲的病了，没来得及将它交到我手里，或者，太喜爱了，想多把玩几天，却生出了意外。

　　蒋所长得知玉猪龙是红山艺术节急需之物，怕县领导怪罪，忙上报给了县刑警大队。刑警队现场勘察之后，得出结论，嫌疑人体态瘦小，行动敏捷，手法娴熟，有过盗墓的前科。

　　刑警队走了，李石头也离开了家，走上与刑侦完全不同的路线，既然是玩家干的，李石头自然有自己的线索，只是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

　　毛驴下岗

　　走在村中，细细体察，蓦然发现，两个常见物种，在我们五龙村消失了。一个是毛驴，另一个是大豆。毛驴消失，并不费解，摩托车、电动车、汽车遍布每家每户，谁还养毛驴当行脚？

　　费解的是，村里人为何不种大豆？村里缺水，缺钱，缺人，唯独不缺地，人均四亩，满山遍野的高粱玉米谷子，偏偏没有大豆。粮食直补中，大豆最高，庄稼售价中，大豆最贵，却没打动村中任何人家。

　　不种大豆，并不耽误村里人吃豆腐。村中唯一的一口甜水井，在五组敖包沟的张国语家，所以，全村只有他一家豆腐铺，五百多户人家，想吃豆腐，都去他家买。别人家也想抢张国语的生意，遗憾的是水脉不行，被膨润土矿泡硬了，做出的大豆腐不香不嫩，有渣味儿，块头也不足，赔了，竞争者也就自动退出。

　　张国语家独居在沟的深处，井是在岩石里凿出的山泉水，清冽甘甜，没有受到矿的侵扰。他家做的豆腐，香嫩滑软，样样不差，块头足，价钱低，三块钱能吃个饱。2022年清明节前后，我接连吃了半个月，天天重复，却百吃不腻。

　　那是护林防火的日子，我们村压力山大，万余亩油松林，沾上火星，便是万劫不复。每天早晨四点多，我们就开始巡山，直至日落。别看村部困难，这个特殊时期，午饭必备，每餐只有一个菜，五花肉宽粉炖大豆腐，一炖一大盆。即便如此简单，却吃得村支书武维扬天天龇牙咧嘴、心疼胆疼，村集体一年的收入，不比穷困户多，禁不起吃。

　　全村十个组，九个村民组组长，加上护林员、村镇两级干部、疫情管控员，总计三十多人到村部吃午饭，四大盆菜摆上办公桌，大家端着碗，“呼哧呼哧”地站着吃，急促地吃完，盆底剩下的往往是肉和粉，豆腐却吃得干干净净。

　　张国语家的豆腐，是传统的石磨豆腐，全是手工，特别费时。他头一天把大豆泡好，后半夜开始忙碌，等到日出后，十五盘豆腐就卖光了，晚来的只好空手而归。张国语特别轴，不管生意有多好，就做十五盘。尽管如此，大家也不到外村去买，第二天早点儿来便是了。

　　白天，张国语还有第二份工作，膨润土矿的化验员。矿老板看中的就是张国语的轴劲儿，斤斤计较，分毫不差。他总结自己的人生，做豆腐是事业，化验员是职业。事业是用命去做，享受的是卤水点豆腐的奇妙过程。职业用心去做，不能出现一点儿差错。

　　吃完午饭，压力也减轻了一半，我们紧绷着的弦松弛了许多。村里民俗，清明期间，午后不能上坟烧纸，除非脑袋被驴踢了。护林防火的重点转移到烧秸秆，拖拉机下地旋耕，秸秆多了，会缠住旋耕机，放火烧掉，是最便捷的方式。然而，风大物燥，极容易把燃烧的秸秆扬到天上，落进树林，那可就惹了冲天大祸。

　　我开着车，翻山越岭，全村转，哪儿冒烟，往哪儿追。村支书武维扬坐在副驾驶，没完没了地接电话。打电话的是李林凯的儿子，因疫情无处打工，返乡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追讨父亲上缴的新农保。

　　新农保规定，未满六十岁的人去世，退还个人账户所有款项。李林凯死了五年，他儿子才想起来要新农保的钱。武书记关上手机，愤愤不平地说，儿子和爹一样，脑袋被驴踢了。村子里的事情，千奇百怪，不用问，一番电话又翻出一桩“公案”。

　　村子中间，是我们五龙最高的那个台。我开车停下，站在上面，居高临下，能观察全村的烟火，也减少了些奔波。武维扬指着不远处的坟包，开始讲述李林凯。

　　李林凯是村里一组人，住在村部旁，开了家生资商店，拴了一辆毛驴车，用来运货。生资商店，除了冬春交替时忙上两个月，其余时间大多闲着。可是，毛驴的嘴却不能闲着，天天都要吃草料、吃粮食，还得照顾它，挺费钱的。不如买辆三轮车，闲时，放置一旁，没有任何花销，这也是村里人淘汰毛驴的原因。

　　李林凯的毛驴，不是普通的毛驴，是头大叫驴，浑身黝黑，比骡子矮不了多少，跑起来飞快，拉个一两吨的货物，不在话下。李林凯对他的毛驴情有独钟，不管村里人如何劝他，说养驴没意义，他决不舍弃，反倒挥着红缨长鞭，赶着高头大“驴”，让毛驴车成了村中独一无二的风景。之所以称为“风景”，是因为别出心裁，他的毛驴车有倒车镜，大卡车装的那种，安在车辕处，视野极好，无论后边发生了什么，他不用回头，便一目了然。

　　对于李林凯的“整景”，村里人一笑了之，一旦需要赶集拉货，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的“毛驴出租车”，这也是广告效应。所以，拉货赚的钱，基本上能供得上毛驴的草料。尽管李林凯的叫驴驴高马大，有的是力气，他还是舍不得远途运输，超过六公里，花多少钱雇车，也不去。原因是，他的叫驴是种驴，主要收入来源于配种，不能让驴损耗精力。

　　方圆几十里，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种驴，尤其是肉驴饲养户，都渴望着幼驴速成，没有个高大的种儿，小毛驴怎能长得快？更多的时间，李林凯是空赶着驴车，带着他的叫驴，到处“谈恋爱”。叫驴很有感染力，只要昂扬地叫几声，返春的母毛驴便丢了魂，碰到面，立刻掉腚顺从。

　　然而，只有一次例外，却产生了意外。

　　村里，除了张国语家的骒驴与之遥相呼应，就没有第三头驴了。张国语家的驴，一辈子走在磨道，只会左转弯，想走直道，必须有人牵着，否则，就习惯性地自我转圈。尽管如此，并不妨碍毛驴返春，春风荡漾的季节，驴头上的蒙脸布都蒙不住骒驴的躁动，它不再稳稳当当地走在磨道，或急或缓，或挣或抖，不时地竖起耳朵，寻找叫驴的叫声，豆浆也磨得粗细不均。

　　张国语对豆腐的要求特别苛刻，毛驴的不专心，影响了豆浆的质量，他本来很生气，却不敢打毛驴，打出尘土，会脏了豆浆。想一想，便也释然，驴也需要生理满足，也需要他“善解驴意”。况且，他也有意让家里的毛驴更新换代了，于是，他便找到李林凯，想给两头毛驴拉郎配。

　　李林凯不想接这单生意，张国语和五组的组长处得挺僵，组长和李林凯是磕头兄弟。五组组长和张国语结了很深的梁子，如果李林凯和张国语交往过密，磕头兄弟肯定会和他翻脸。

　　事情的起因是张国语家的水井，五组的人除了张国语家，个个都是大黄牙，那是水中含氟造成的。五组组长夸下海口，给全组人安自来水，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虽说张国语家独居在一里之外，但大家愿意掏钱修管道。

　　不愿意的是张国语，甜水井是他家的命根子，抽干了他家的井水，拿啥做豆腐？尽管许多人做张国语的工作，称地下水是集体资源，张国语没资格独霸。武维扬也以村支书的角色，给他施压，称五组人给他的水井管理费，不会少于做豆腐的收入。张国语只用一个字解决，滚。

　　五组安自来水的事情就这样搁浅了，条件好的人家，怕孩子牙黄，买桶装水喝。有人发誓，一辈子不买张国语家的豆腐。可是发誓归发誓，真的馋起豆腐，尤其是牙口不好的老年人，还是忘了誓言。

　　张国语求李林凯，让他家的叫驴配种，出了双倍的价格，李林凯依旧摇头。急得张国语直喊，你嫖娼花多少钱，我给你多少。吓得李林凯捂住了张国语的嘴，这是隐私，除了一块干坏事的人，没几个人知道，可见人们在豆腐坊里，无话不讲。

　　李林凯答应下来，给的确确实实是人驴同价。

　　真的把两头毛驴拉在一起，却不是想象的那样如饥似渴。两头驴只是交颈摩挲打转转，叫驴不闻骚，骒驴不掉腚。李林凯一时性起，强行干涉两头驴的“爱情”，叫驴也是一时性起，第一次悖逆主人，尥起了蹶子。

　　不偏不倚，叫驴的后蹄子一下子踢到了李林凯的太阳穴上。李林凯当即仰面朝天，气绝身亡，终年五十五岁。从此，脑袋被驴踢了，在别的村是愚蠢的代名词，而在五龙村却是真实的存在。

　　踢死了主人，叫驴被卖了，躲不开被屠宰的命运。骒驴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儿去，每每想到李林凯因为自家的毛驴而死，张国语觉得晦气，再也不用它拉磨了，也卖了。

　　办完丧事，李林凯的儿子在村里没法再待下去了，爹去世本来是一场意外的悲剧，却让别人指点成了喜剧，常有人指着他的后背说，被驴踢死的李林凯的儿子。

　　反正在村里赚不到钱，李林凯的儿子立马出去打工，一走就是五年，过年都没回来。新冠肺炎疫情刚刚暴发时，村里打电话，问他在哪儿，他烦。直至疫情断断续续延续到了第三年，他所在的城市也遭遇了疫情的袭击，再也找不到工作了，才被迫返乡。

　　刚才，给武书记打电话，没完没了地磨叽返还父亲的新农保，肯定是憋得没钱花了，否则谁愿意提及伤心往事。好在新农保返款，没有时限，村里仅仅盖个章而已，武书记的脑袋没被驴踢过，不会为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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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张国语在事情过去之后才顿悟，动物之间也是有情有义的。别人不知道，他是知道的，两头毛驴是母子关系，驴不欺母，人家不想乱伦，才强烈反对“乱点鸳鸯谱”。犯错误的是人，不讲“驴道主义”的也是人，强行让两者之间发生关系，不踢你才怪了呢。李林凯死得好冤，临死还落下个笑柄。

　　可怜的两头毛驴，太计较“乱伦”了，《婚姻法》在牲畜界没有法律效力，就因为这一蹶子，双双上了屠夫的案板。

　　没有毛驴拉磨了，张国语和其他村的豆腐匠一样，买了个电磨，一分钟的效率超过石磨一小时，还腾出豆腐坊的可用空间。可是，产量高了，豆腐渣少了，豆腐的口味却差了，再也找不到从前的感觉，不香不嫩也不滑腻，平庸得和白家洼市场上买的没啥区别。再也没人肯天不亮排着队，到他家买了，也没人想吃豆腐非得等到第二天。

　　轴人张国语果断停产，直到恢复了石磨豆腐，才渐渐地拢回了村民，让大家重新赞佩，还吸引来了附近的白家洼子等村人，大老早地开车到五龙买豆腐。

　　武书记讲到这里时，我产生了个疑问，石磨豆腐，靠的是一圈圈拉出来的，张国语家没有驴了，拿什么磨豆腐？难道他们夫妻俩轮换着推磨？我知道人推磨有多累，十圈八圈还可以，推上几个小时，六十多岁的人了，不累坏也得累瘫，那是不可持续的。

　　用传统石磨做豆腐，如何获得动力来源？谜底是不经意间打开的。

　　早晨五点，天刚微亮，我和武书记已经站在村中间的高台上了，和每天一样，武书记开始打开群聊视频，察看护林防火员谁还赖在被窝，谁已经到岗防火了。此时，清明节已过去好几天了，紧绷的弦开始松弛，有一多半的人提出，中午不到村部吃饭了，言外之意是嫌武书记抠，没有酒，也不添个硬菜。

　　突然间少了这么多人，豆腐订多了，剩下总归是浪费，总得提前告诉张国语一声。武书记没打电话，也没发微信，指挥着我开车下高台，颠簸着奔向敖包沟的山坳。

　　沟里还沉浸在黑暗中，我打开大灯，在凸凹不平的车辙间拧着我的车轱辘，直到沟的最深处，拐上一座平台，武书记告诉我，张国语家到了。我看到，他们家的屋裹着云雾，虽然灯火通明，却看不到灯在哪儿。豆腐还没做好，屋外边已有好几个人在等候了。

　　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么破的路，豆腐居然不愁卖。

　　只是取消订数，干吗非得登门相告，信息如此发达，手指头碰碰手机，啥都搞定了。我知道，趁着防火不再迫在眉睫，武支书带我来，就是要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看一看张国语的豆腐到底是咋做出来的。

　　进入云腾雾绕的豆腐坊，我仿佛进了仙界，张国语也成了豆腐神仙。最让我大开眼界的是我琢磨许久的石磨，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让毛驴下岗的，居然是一辆电动自行车。张国语的异想天开，不亚于当年李林凯的毛驴出租车。

　　磨道还是从前的磨道，毛驴踩凹的那一圈痕迹还在，一辆电动自行车被捆绑在从前毛驴的位置，继承着毛驴的方向与速度，不徐不疾地转圈儿。虽说畜力驱动改成了电力驱动，但结果却与电磨大相径庭。

　　张国语的改良，既没丢掉传统，又提高了效率，真是高手在民间啊。

　　尽管武书记介绍了好几句，我是驻村第一书记，张国语依旧滤包熬浆，云里雾里地忙，根本没屌我。卖完豆腐，他还得赶去膨润土矿，没时间扯闲。当武支书说到少订一盘豆腐时，张国语突然停下手里的活儿，急得就差伸手打人。别看豆腐坊生意小，那也是订单经济，突然间退了一盘豆腐，意味着他要等零散的客户，会耽误上班时间。

　　轴人张国语每天能多做一盘豆腐，那是给了武支书天大的面子，突然退货，对于精致到每一粒豆子都要拉细的张国语来说，就是不守信誉。武支书没把退货当回事儿，云雾中也没看张国语的脸色，重复一句，周书记的官儿比县长还大。

　　张国语终于停下了手里的活儿，亮出大嗓门，只说了两个字，出去！

　　我突然意识到，官本位在村里屁都不是，在张国语的眼里，我和武支书连一块豆腐都不如。豆腐能抗饿、解馋、联络乡情，豆子一个粒是一个粒，决无诳语，而我们却让他破了规矩，多做了一盘豆腐，给他一成不变的生活带来了麻烦。

　　讪讪地离开豆腐坊，我心里不是滋味，我在反思，尽管我很努力，努力的结果，或许就是从前的毛驴，时过境迁的产物。村里人能让毛驴下岗，不理我，与让我下岗何异？

　　第一书记，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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