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出版过《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3部长篇小说。但少有人知晓柳青在长安还写过一部关于老干部思想、“干预生活”的长篇小说（未完稿）。这部小说是柳青最特别、最神秘的作品，它隐匿于中国农业合作化波涛汹涌的时代大潮，被作家雪藏了25年，继承这部手稿的柳青大女儿刘可风又妥存了45年。

　　这部7万多字的小说遗稿，最近以《在旷野里》为名，刊发于《人民文学》2024年第1期。

　　2016年1月，捧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的《柳青传》样书，柳青的大女儿刘可风喜忧参半。喜的是历经十多年的艰苦写作，纪念父亲的传记终于出版；忧的是自己年过古稀，还有一个难以释怀的心病——那就是父亲和她接力守护了几十年的未刊长篇小说手稿（原小说无题，刘可风暂以《县委书记》为名，发表时以《在旷野里》为名）仍然静静地躺在抽屉。

　　遗愿

　　“没用就毁了（它）吧”

　　1978年3月，柳青住在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一边治疗肺病，一边紧张地修改《创业史》（第二部·下卷）。那时他的身体特别不好，不知怎么又感染了危及生命的绿脓杆菌。他的咳喘加剧、咯血，精神状态雪上加霜。或许察觉到了病情的逐渐加重，一天清晨，他突然对女儿刘可风说：“你回家，把我留有的文字全部拿来。”

　　刘可风匆匆赶往几十里外的临时住所——长安县韦曲干休所。他们在皇甫村的家被造反派捣毁后已经荒废。经过多次抄家和搬迁，家里东西已经非常少了，父亲让她带来所有存留文字，除了《创业史》手稿不必拿，其他装完连一书包都没塞满。赶回医院已过正午，柳青坐在病床一份份地看，然后不时嘱咐几句。刘可风回忆，记得父亲拿起两张纸，见上面记着些零碎文字，说“这个没用”，就当场撕了，“父亲最后拿起的就是这部书稿，他一只手用力擎起，用另一只手来回抚摸，眼光中有着像对亲子的留恋和不舍，他缓缓地说，‘以后，以后……没用就毁了吧。’”这是柳青与世长辞前3个月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作品“最后的遗嘱”。

　　曾在陕西省委宣传部工作的金葳曾说，1953年他奉领导之命动员柳青发表新作。柳青表示不满意自己当下的创作，已将成文焚烧。但柳青唯独没有烧毁这些手稿，刘可风认为父亲是割舍不下，觉得还是有它的价值。父亲去世后，对柳青及《创业史》的评价褒贬不一，争论不休，还时常夹杂着令人费解的攻击和居心叵测的谩骂。因而，刘可风一次次打消了将其公之于世的念头。

　　就这样，几十年来，这部手稿一直静静地躺在刘可风的抽屉里。在《柳青传》“书稿余烬”一节，她曾隐晦地提及手稿的存世：“他实在不满意这部新作，划着一根火柴……这也是自己劳动的成果呀，他又不舍地掐灭了刚刚燃起的火苗。”

　　随着年事已高，加之柳青研究氛围的活跃，刘可风动手将遗稿录成电子版，决心公开发表。2019年3月28日，她与北京某出版社签订了图书出版协议。5月18日，笔者初访刘可风老师并开启访谈，她十分信任地将自己录入的手稿电子版、手稿复印件和出版社繁体打印稿交给笔者校对。不久图书出版因故取消。经她授权，笔者联系到某著名期刊——该刊早年与柳青有甚深渊源。刊物主编告知将于2019年年底全文刊发，但最终也因故被迫撤稿。刊物主编和刘可风都遗憾不已。

　　手稿

　　赏心悦目的书写

　　2021年3月18日，笔者见到了从北京寄回的手稿原件。

　　手稿用棉线装订在一起，纸张自然泛黄，前后几页稍有些许卷角和残损，正文完整无缺损，字迹清晰无漫漶。手稿纸张为印有浅色竖列暗纹稿纸（柳青写《创业史》用的是横排稿纸），A4大小，却比A4宽些；每页14列，每列37个字格，满页可容纳518字。每列之间有窄的间隔，因而字格扁平。这种稿纸现在看来质地普通，但上世纪50年代初纸张供应紧张，这种稿纸已是稀缺。

　　笔者见到的手稿共189页，除首页写有毛泽东引文无页码，其他手稿页码从“1”一直编到“188”。手稿按稿纸格子计算有9.79万字，文字录入后电脑统计7.5万字。留存的手稿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已有篇章内容连贯，故事也基本完整，只是有头无尾。手稿未写书名，为方便称呼，刘可风结合内容称这部“无名小说”为《县委书记》。

　　整部手稿用蓝色墨水书写。刘可风说父亲是用刚解放时买的派克钢笔写的——柳青非常珍爱这支笔，《创业史》也是用这支笔写出来的。手稿卷面工整、书写流畅。字是繁体行书，一字一格，从左至右，工整有序。虽然字小如绿豆，却苍劲舒展，气韵生动。柳青曾指着这一列列隽秀的手迹说：“我喜欢鲁迅书稿中娟秀的豆豆字。”对照鲁迅手稿《鲁迅手稿选集三编》，不但稿纸样式相似，字迹更是神似。

　　手稿共20章，每章文字相对均衡，平均9页上下。作者用“一”“二”等序号标注章节，每个新的章节都另起一页书写。所有章节序号皆占三列，序号首字统一从第二列第8个空格写起，正文从第四列第3格写起，非常规范认真。在文句修改时，个别单字涂成方块，若一连删减多字则作条状或菱形镂空涂抹。即使长句大段补充修订，从连线远近及起笔高低就能看出作者的深思熟虑和书写上的谋篇布局。所以手稿修改涂抹之处众多，却并不显得潦草杂乱。

　　手稿末页落款“一九五三·十月七日”，这是完稿时间。落款上一行写有“（未完）”二字。此处笔墨明显异于正文，不是一次写成，刘可风早年确认是柳青笔迹，说是后来补上的。各页手写页码字迹阔大、位置各异，应该非柳青所书。

　　初心

　　写作缘由及初衷

　　结合相关材料推测，《在旷野里》的主题大约酝酿于1951年10月至12月底访苏期间，至1953年10月7日辍笔。

　　这部“关于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的形势下的思想问题”的长篇小说，到底写了什么？

　　其实小说故事情节较为简单，写的是新任县委书记朱明山深入农村，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开展大规模棉田虫害防治的故事。小说通过县委书记朱明山和县长梁斌在治虫工作中所采取的不同工作举措，展示的不同工作态度，取得的不同工作效果，批判了基层个别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和作风飘浮现象。此外，“作品中还提出了新老干部之间的矛盾问题，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曾在白区工作的干部和解放区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等。

　　柳青写作这部小说，“目的是想鼓舞大家向社会主义前进”。1952年7月17日，《群众日报》发表了他的长篇书评《我们这里已是早晨》，揭示了他关注干部思想问题的心路历程：“最近，我回到西北。我看见我在陕北工作时期的一些农民出身的老同志和老朋友。有些农民出身的老同志当前令人惋惜的思想情况，使我内心感到不安。为什么一些经得起战争的残酷考验的同志，在全国胜利以后竟然想到自己不行了，要回家种地呢？为什么在战争的年代或者说在最困难的年代，令人敬爱的老同志丝毫不考虑家庭的困难，而在胜利以后，父母和子女的问题成为他们最苦恼的问题呢？为什么在严重斗争中表现了艰苦卓绝的优秀品质的同志，在新的形势中因为一点物质享受或一个老婆的问题，在自己的光荣的奋斗历史上抹一把灰呢？由于其中有许多是我的熟人，我感到特别惋惜。”柳青“向那些面临着新形势的老干部们介绍、推荐”《我们这里已是早晨》，希望他们学习书中曾经为人民立下许多功劳的主人公、苏军少校杜洛宁，“在战争胜利后，是怎样由不愿意到愿意，最后以满腔热情，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新的、生疏的经济建设中去”。

　　笔者认为，这篇书评不但是柳青针对当时某些干部开出的一剂“醒脑汤”，也是他动笔写老干部思想小说的“宣言书”，更是开启他这部作品中心思想的“金钥匙”。

　　舍弃

　　柳青一次决绝的“断舍离”

　　柳青心思缜密，却为何半途而废放弃此稿？

　　一是没有达到新的更高的艺术高度。刘可风曾这样总结父亲的艺术创作：“他对自己的作品是否满意有两个判断方法：一是在概括和反映社会现实与矛盾上要有深度与广度，二是在艺术上比过去要高。如果与之前的文学水平相当，就不行。必须一步比一步高，这是一个作家对艺术的不懈探索与追求。”而这部手稿“与自己要达到的艺术效果相距甚远”。

　　二是遇到难以突破的创作瓶颈。柳青对作家王汶石讲过自己写这本书的情形：“写不下去了，苦恼得很，吃力得很。因为许多现实生活的问题，于自己都是生疏的，不够了解，而除过主人公之外，其他二等、三等角色，则更不熟悉。”

　　1954年，柳青在回答《文艺学习》编辑部关于“有无中途写不下去的时候”时讲，“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一个作家的考验”，除了考验他的“坚韧性”，更“考验他的生活基础、文学才能和思想修养。这三方面如果是不及格的，甚至只有一方面不及格，那在他来说就是打一个没把握的仗，随时都有对困难放下武器的可能。”

　　柳青创作此稿做了一些准备，却不足以支撑“写四大部”的宏大主题，仓促动笔后遭遇困难。当时他已出版两部长篇，创作经验丰富，如果仅是敷衍写完“四大部”不是问题。最终，他选择了为保证艺术品质停笔，而非仓促写完应付读者。

　　三是被激情澎湃的时代和更为鲜活的题材所吸引。1953年10月，“一个轰轰烈烈的宣传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的群众运动就很快在农村展开”，他在写字台前越来越坐不住了，他在《灯塔，照耀着我们吧！》这样形容急切放弃遗稿写作的心情：“我不说写完一章，就是一页也写不下去了；正如外面是暴风雨，我在屋里不能工作一样。”此时，站在时代潮头、发现创作富矿的柳青，做出了人生艰难而又重要的选择——抛弃旧稿，以无比热忱投入到农业合作化运动新的书写当中。

　　舍弃旧稿，意味着完全抛掉20多万字的初稿，全然否定两年多的艰苦创作。如果仅凭以上资料就武断地认为这是柳青舍弃遗稿的全部因素，似乎有些苍白和牵强。作者是否还有不便明讲的原因？

　　首先，柳青对小说展示的内容或许心存顾虑。对时代的歌颂与对人民的颂扬，一直是柳青创作的主题。而这部小说一反“常态”，矛头直指新中国成立后老干部的享乐主义思想，并对其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柳青对现实生活中尖锐社会问题的剖析，如果当时发表必将在文坛引起轩然大波。写作前，他征求过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林默涵的意见。不知胡、林给他了怎样的建议，后来陕西省委宣传部领导得知他新写了一部小说，就动员他尽快发表，柳青“坚决地摇了摇头”。若小说出版后将有太多的不可控因素，这也使他在后续的写作中犹豫徘徊直至放弃。

　　其次，柳青或许对复杂政治形势有不甚乐观的预判。上世纪50年代，中国政治气候复杂而又多变。柳青在收集素材及潜心写作的两三年，是否嗅到了政治形势的异样，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从而对作品命运忐忑不安甚至产生悲观？在那几年的政治运动中，柳青虽未受冲击，但思想上绝不会没有触动。刘可风对笔者讲：“柳青一贯讲政治，也非常能看懂政治。他当时不发表这个作品，应该是对当时政治环境有一定认识，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这是一种政治清醒，也可以说自我保护。”政治考量，可能是导致写作这部小说偃旗息鼓的最主要的原因。

　　第三，柳青对主人公原型近乎苛刻的挑剔。柳青写《创业史》前，起初想把王莽村蒲忠智作为主人公原型，后来换成了根红苗正、政治坚定的王家斌。遗稿中的主人公朱明山的原型是“当时的长安县委书记李浩”。柳青小说写过的重要人物，许多他都用散文形式再现，却几乎未提及李浩。笔者因资料匮乏，无法确定该人物原型是否存在“硬伤”等问题，只能存疑供大家研究。

　　隐忍

　　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在旷野里》（即使未完稿）能在70年后“横空出世”，无疑是可喜可贺的！

　　客观地说，《在旷野里》的文学价值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它在艺术表现张力和深度上与《创业史》还有较大差距，但在许多方面比《铜墙铁壁》又略胜一筹，可以说是柳青当时个人文学水准的真实呈现。同时，这部小说或许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对享乐主义进行批判的重要作品，尤其是它作为“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散发出的艺术魅力和重要价值！

　　柳青1952年9月来到长安县，直至1959年4月《创业史》发表（最初发表的标题是《稻地风波》）。7年间，他唯一没有停下的就是手中的笔。可是在他写作《创业史》最艰难的岁月，不知经历了多少白眼、嘲讽甚至谩骂：群众说他在村里“休养”，同志说他在乡下“享清福”，省上主要领导找他谈话劝他知难而退，“写不出来就不要硬写了”，甚至在全国作协一次会议上领导点名批评他定居农村的写作计划，并预言他将失败……但无人知晓他的《创业史》第一部早已写完，他在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地修改，默默承受，不作争辩。作为一名作家，他只有用高品质的作品回答关切、回报人民、回击质疑！他对《创业史》责任编辑王维玲说：“所有创造性的工作，精神成本较高，有时又难以被人理解，有时会被误解。”还说：“文学是一生的事业，要勤勤恳恳搞一辈子。”

　　自古圣贤多寂寞。柳青不是圣贤，但理解他的人何其少哉，误解他的人何其多哉！包括这部尘封70年的遗稿，它的发表将为读者打开一扇新的大门，所有人都将发现那个一直被误解、被误读的更为真实的柳青。

　　（作者系柳青研究学者、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