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年我十七岁，读完高二，家里供不起，我辍学在家。我想出去做工，父亲不甘心，找村干部，想让我当民办老师。我记得那个夜晚月黑风高，父亲带着我到村支书家。村支书的家在另一个村民小组，住在那个村子的中央。我们在路过别人家时，父亲宁愿摸黑，也要灭掉手电。父亲是怕这件事不成，遭人笑话。父亲也怕他们知道我失学在家。由于父亲母亲身体原因，我们一家人，在村子里活得卑微，小心谨慎。

　　父亲的腿有疾，右腿膝盖受过伤，伸不直，走路有些跛，肩膀左右晃动。母亲肺不好，干不得重活，一干重活就喘，喉咙里像装了一台风箱。

　　这个夜晚，父亲在村支书面前点头哈腰的样子刺痛了我，最终，我成为我们村里的代课老师，进到观音寨小学。我内心并不甘，代课老师，常常要等十几年、几十年也转不了正。有时好好地教着书，村里说不用，也就不用了。临时代课，似乎比在家种地，要略显体面，其实是自欺欺人，没有前途。

　　这年深秋，我报名参军。我们先进行体检，体检合格的，接着进行文化测试。

　　考试时间一个半小时，我半个多小时就交了答卷。我往外走时，一个穿着军装的人问我：“你怎么不答了？”我说：“我都答了。”他说：“这么快？”我说：“是的。大部分都是初中的题，简单。”穿着军装的人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徐东亮。”他一脸笑，军装却散发着威严。我匆匆离开。

　　第二天下午，文化考试发榜，成绩贴在武装部的大厅里，白纸黑字，全县二百多人，我第一名。我仰头看榜时，肩膀被人拍了一下，我回头，是那个穿军装的人。他说：“徐东亮，你学习这么好，将来肯定能当军官。”

　　我没吱声，毕竟，我现在连一个兵都不是。

　　“你为什么要当兵？”他问我。

　　“为了我奶奶的遗愿。”我说。我也不知为什么，我鬼使神差地想到了我的奶奶。

　　“你奶奶什么遗愿？”

　　“找到我二爷。”

　　“你要到部队去找你二爷，他在我们部队吗？”

　　我摇摇头，一脸茫然。

　　二爷是烈士，但我们后人没有找到他的遗骸。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死于哪场战争。战争形势严峻时，牺牲的军人，匆忙就地掩埋，有时根本来不及核对牺牲人员信息。那场战争，他参加了。战争结束，没见到他，只能猜测他在那些成堆的遗体里，也就是牺牲了。年代越久远，二爷便越像是我家的一个传说，我们无法知道他更多的信息。他像是曾经出现在我梦境里的一个人物。到部队，也许能找到他的一些线索。

　　我二爷徐绪银，十二岁时，还是个放牛娃，那天跟红军的队伍去了军营。说是军营，那时的部队是流动的，根本没有营房。二爷瘦小的身影跟在红军队伍后面奔跑，显得那么弱小。我小脚的二奶，在他身后追，队伍越行越远，二爷越来越小，最后成一个黑点，眨眼间，二奶就看不见他了。

　　二爷再也没回来，直到许多年后，政府给我家送了一块牌匾，一个烈士证明，这成为我二爷的全部。

　　穿军装的接兵干部听完我的讲述，表情凝重，他说：“我很难过，但同时，我为你感到自豪，为你的整个家族感到自豪。”

　　接兵干部又说：“到部队好好干。”

　　我问：“能去上吗？”

　　他说：“咋去不上？身体合格，文化分最高，又是革命烈士的后代，肯定能去。”

　　我突然不那么惧怕他。我跟在他身后，到武装部后院的器械场。他把自己吊在单杠上，把身体往上引。他做了十二个。他说：“你拉拉看。”我学着他的样子，一气拉了二十个。他说：“好！你这个兵行，我喜欢，我要了。到部队好好干！”

　　他再次要求我好好干。我说：“嗯。”

　　我心花怒放。

　　我很快知道，这个接兵干部叫李健一，是我们将要去的那个部队的一名连长。我们要去的部队在苏北，徐州。真是巧合，我二爷就是牺牲在苏北。

　　然而，我的名字没出现在应征队伍的名单里。得到这个消息时是黑夜，我躺在被窝里抽泣了一晚。第二天，是新兵出发的日子，清晨起床，我对父亲说：“爸，我想去送送李连长，他对我好。他是好人，我想去送送他。”

　　父亲说：“行，可是，总不能空手去送他吧？”

　　父亲从我家的木柜里挖出一升花生，那是我家的花生种。他又从坛子里捡了六个鸡蛋。父亲让我生火，把煮饭的铁罐和炒菜的锅一并烧上，铁罐煮鸡蛋，铁锅炒花生。

　　父亲炒花生前，先把干净细密的河沙石倒进锅里炒热，然后再倒进花生，这样炒的花生不糊，看上去像生的，吃起来却特别香。

　　我用一块农村土布包裹着滚烫的鸡蛋和花生，借了邻居家的自行车，向县城飞奔。我冲进武装部大院，在众多绿军装和大红花间，找到了李连长。我把鸡蛋和花生塞在他手中，眼泪就涌了出来。李连长说：“你怎么还没换军装？”我说：“他们没给我发军装。”他惊呼道：“你不想去了吗？”我说：“他们没让我去。”

　　李健一把鸡蛋和花生塞回我手中，把行李包扔在地上，冲向武装部长。我跟着他跑。他指着我，问武装部长：“怎么回事，这么优秀的青年，你不让去？”

　　武装部长说：“这是我们征兵办公室定的，我们定兵没毛病。”李连长说：“那好，带三十个兵，到武装部大厅。”

　　李连长让一起来的军医拿出一张视力表，贴在大厅的墙上。他让军医给那三十个兵检测视力，他和部长现场监督。检测到第二十个兵时，已有三个兵视力不合格。当然，也不是很严重，差那么一点。李连长让他们另站成一列。

　　李连长指着那三个兵问：“部长，这怎么解释？”

　　李连长又指着我，对武装部长说：“这么好的兵，还是烈士的后代，你们不让他走？”

　　武装部长说：“连长，到办公室说。”李连长说：“有什么话不能在这里光明正大地说？”武装部长没理李连长，回了自己办公室。李连长追进去，接着，我听见了吵闹声。我怕事情闹大，毕竟是为了我。我进去说：“连长，我不去了，我明年再去。”李连长说：“今年他们都不让你去，明年能让你去？我在这里他们不让你去，我不在，他们更不会让你去！”

　　他的一只手狠狠地拍在武装部长的桌子上，桌子那块玻璃像破冰一般现出数道裂纹。李连长说：“多的话我不说，要么，这个兵我一起带走，要么，我一个不带！完不成送兵任务，你部长负责。”

　　我很快得到了一套军装，我要到厕所换，李连长让我当着他和武装部长的面换，好像怕那几十米的距离，再出纰漏。我这身军装，是武装部多出来的，还是从另一个人身上扒下来的，我不知道。我把换下来的衣服，连同自行车，交给邻村来送兵的一位家长，让他替我捎回我家。

　　在绿皮火车上，李连长坐到我身边。我怯怯地说：“连长，谢谢你，没有你，我都当不了兵。”李连长说：“徐东亮，要谢谢你自己，你知道我为什么坚决要把你接走吗？”

　　我说：“知道，我是烈士的后代。”

　　李健一说：“这是其一。红安是革命老区，你们这批兵里，据我粗略了解，烈士的后代，不下五十人。”

　　这个数字让我眼睛一热，我脑海里出现我们红安乡村，随处可见的烈士孤坟。

　　我说：“你觉得我有文化？”

　　李连长说：“这些都不是重要原因，我坚持把你接走，是因为六个鸡蛋，还有那几捧花生。”

　　我愣在那里。我想，怎么会呢？几个鸡蛋和几捧花生？我听说，有人给接兵干部送烟、送酒，他们都不要。我这鸡蛋和花生，能顶什么用？

　　李连长说：“徐东亮，你那些老乡里，的确有家长给我送‘黄鹤楼’的酒，送‘将军城’的烟，我都没要。但你那几捧花生和六个煮鸡蛋，我收下了，它们让我心里到现在还是热乎乎的。那不仅仅是鸡蛋，不仅仅是花生，那是一个人心的温度。而且，你是在得知自己走不了，赶着送过来的，这说明你内心有爱，有情有义。这样的人，将来错不了。”

　　李连长搂了一下我的肩。“到部队好好干，考军校！”他指着窗外绵延的大别山说，“一定要走出去。”

　　我感到胸腔里热血奔涌。

　　在前往部队的绿皮火车上，李连长把鸡蛋和花生分给我们新兵吃，他没吃鸡蛋，只吃了两颗花生。

　　到部队后，我才知道李连长不是连长，他只是这次接兵连连长，临时职务。接完兵，他就回了机关，他是师宣传科正连职干事，负责师史馆宣传工作。

　　我在新兵连。我们是步兵师，训练很苦。我农村孩子不怕苦，干什么都冲在前面。新兵下连，李健一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问我想不想到师史馆。我愣在那里，他说：“你写得一手好字，适合到史馆工作。”我不想去。我说：“现在不都电脑打字吗？字写得好没有用。”他说：“也不是所有的字都用电脑。”

　　“你不是要到苏北来找你二爷吗？在师史馆，也许更容易找到他。”

　　我心里一动。新兵训练，太苦太累，我都忘记了我的二爷。

　　李健一是个军史通。他讲我们师的前身，讲师里的那些老革命，像说书般精彩。

　　走进师史馆。那么多烈士的照片静静地挂在展板上。他们那么年轻，朝气蓬勃。他们牺牲了，为了新中国的胜利，他们奉献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我凝望着这些照片，我为他们感到自豪，但同时也替他们难过，毕竟他们太年轻了。有的烈士比我还小，不过十五六岁。很多烈士，无名无姓。那简短的文字，记录着他们在革命路上的壮举。

　　我想起我的二爷，我从来没见过他。我看着烈士的照片，猜测着：这位是不是他，他是不是这个样子？他一定也如照片上的他们这般英武，气度非凡。

　　有一天，李干事指着墙上的一张照片，说：“徐东亮，你看，你像这个人。”

　　我抬眼看，照片上是一位年轻军人，约二十五六岁。他身着新四军军装，站在一排木门前，意气风发。细看，他方脸，眉毛很黑，大眼睛散发着坚毅的目光。的确，我像他。我说不清眼睛、鼻子、嘴角的轮廓哪里像他，但就是感觉像，可能是神似吧。

　　我在照片下方，看到如下文字：

　　徐光明：湖北红安（旧称黄安）人，一九一二年出生，十四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方面军连长、营长和红二十五军某团团长等职。抗日战争初期调入新四军工作。一九三九年奉命进入苏南东部，任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团参谋长。一九四〇年，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独立团团长。同年九月六日，在对敌反击战中牺牲，时年二十八岁。

　　这天晚上，熄灯号响过，我未能入眠。回想白天的一幕，李干事说的那个烈士，的确和我很像。他像我，更像我的父亲。他们的鼻子、眼睛，有着很高的相似度。他们有着同样外突的眉骨。

　　他莫非就是我二爷？我不敢往下想。

　　“这张照片是徐光明烈士牺牲前几天照的，是他留在世上唯一的照片。”李健一说，“一九四〇年九月六日，国民党反动派韩德勤指挥保安第一旅进攻苏中北地区，徐光明率部在黄桥还击，胜利在即时，不幸中弹牺牲。”

　　我失望了。我二奶说，我二爷叫徐绪银，而这个人，叫徐光明，他显然不是我的二爷。人物介绍只说徐光明是黄安人。黄安那么多乡镇、村庄。姓徐的人很多，遍布徐家大屋、徐家畈、徐家塆、徐家田、上徐家、下徐家……徐姓，是我们县的大姓。

　　我祖上本不在竹林湾，是离竹林湾五里地的徐家大屋。徐家大屋的徐九良，晚清还乡官员，至民国，有良田数顷。石拱桥两岸沃田数亩，皆属于徐九良。我太爷年轻时，在徐九良家做事，被派到石桥河畔看田地，在那里建了茅棚，后来他做砖瓦，盖起砖墙瓦屋。某一天，石桥河上漂来一个女人，太爷把她救上来时，身上还有热乎气。她吐出一口石桥河水，慢慢地恢复气息。这个女人，后来成了我的太奶。

　　第二年，我的爷爷出生在石桥河。那个被大水冲来的女人体弱多病，至多年以后，才有了我的二爷。

　　太奶生下我二爷不久，一病而去。一年之后，太爷帮红军做事，被国民党兵察觉，被抓，一顿毒打，回家后吐血而亡。

　　爷爷和二爷成为孤儿。爷爷像父亲一样养育二爷。在二爷六岁时，爷爷收养一位讨饭的九岁女娃，成为二爷的童养媳妇，只等孩子们大了，让他们成亲。那个讨饭的女娃，就是后来我们的二奶。

　　二爷十二岁那年跟着红军的队伍走后，二奶一直等着二爷，由如花似玉的姑娘，等成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事实上，奶奶等的，并不是二爷这个人，而是他的遗骸。二爷成为烈士，先是口信传言，说我二爷牺牲了，在黄麻起义后不久，在敌人的“围剿”中牺牲。后来就有了公函，二爷牺牲成为定论。二奶坚信二爷活着。她说，生要见人，死要见尸（骨）。

　　二奶的遗愿，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心愿。在县陵园的烈士墙上，有徐绪银烈士的简介：徐绪银，红安石桥河人，一九一三年出生，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底牺牲。

　　随着我们长大，从一九八三年开始，每年清明节，哥哥或我们，都会到烈士墙前祭拜。我们一家人，只知道二爷是在战斗中牺牲的，具体牺牲于哪场战斗，以及牺牲地，都无从知晓。找到我二爷的坟，成为非常艰难的事。

　　多年以后，二奶离开了我们。二奶离世前的情景，历历在目，父亲、母亲和我围在她床前。她气息奄奄。她说：“你们的二爷，我活着是等不到了，你们一定要找到他，把他的尸骨带回来，埋在我的身旁，哪怕只有一根骨头！”

　　父亲号啕大哭，我们也哭。

　　为了让二奶瞑目，我说：“二奶，你放心，我一定找到二爷，我要让二爷回到我们家，回到你身边。即使他不在人世，我也要找到他的尸骨，把他带回来，把他安葬在您身边。”

　　二奶凝望着我，那一刻，她的目光像行将熄灭的灯突然明亮，然后彻底熄灭。她安详地闭上了双眼。二奶的目光，便像一星灯光，在我的脑海里，此后数年，时常在我眼前闪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懂二奶的目光，那是对我的信任，对二爷的期盼，对亲情、对爱的无言呼唤。

　　我不能辜负我的二奶。可如今，二奶的坟头，早已荒草萋萋。

　　一股无形压力，悄然袭来。

　　除了参与师史馆的正常工作，我每天晚上，把自己关在史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里找寻，我渴望找到更多关于徐光明的资料。我常凝视徐光明烈士遗像，他的确有着我家族成员相貌上的某些特征，我每次看他，都觉得亲近。我突发奇想，他莫不就是我们苦苦寻找的徐绪银——我的二爷？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一个革命者，更改自己的名字是很正常的事。但这只是我猜测，没有任何资料佐证。我要深入研究，一定要得到一个答案，是或者不是。

　　与众多个夜晚一样，我把自己关在师史馆找资料，在网上搜寻，我百度“徐光明”，网页跳出一则“寻亲”新闻，网上说，红安籍烈士徐光明，一九四〇年九月在苏北一场战役中牺牲。其时徐光明身为某团团长，是那场战斗的最高指挥官。他灵活机动的指挥和他出色的军事才能，让敌军损失惨重。敌人派三个团的兵力来“围剿”该团，扬言要活捉徐光明。徐团长在指挥战斗中，遭遇流弹牺牲。为了防止敌人在他的遗体上做文章，该团参谋长刘北江和几名警卫员将他就地掩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日子滋润的刘北江，怀念昔日牺牲的战友，尤其是徐光明团长。“他若活着，应该是将军了。”刘北江想徐光明，自一九八〇年起，他几乎每年都要到昔日战斗过的苏北，寻找老团长徐光明的遗体。

　　一九八六年春天，刘北江在一具遗骨中发现了一颗黄铜假牙，他确认他就是老团长徐光明，徐团长这颗假牙，他闭着眼就会想起。刘北江提出将他迁葬于苏北一处烈士陵园。

　　此后数年，刘北江每年都去给老团长扫墓，却从未见徐团长的家人来过，过春节没来，清明也没来。

　　刘北江说，他猜测老团长的家人一定还没找到他。很多烈士的后人，在寻找烈士的遗骨，渴望知道烈士安葬在哪里。刘北江说，老团长的家人，心情应该是一样的，他们一定也想来给他扫墓，只是不知道他的墓在何方。

　　随着年岁增高，帮助徐团长寻找亲人成为刘北江最大的愿望。当时通信不发达，刘北江一直未能如愿，直至临终前还在念叨这件事。为了帮助父亲圆梦，刘北江的儿子刘剑平，曾几次到电台寻亲栏目求助，都没有线索。

　　网上这些消息让我血流加快，一连几天彻夜难眠。梦里梦外，我感觉这位叫徐光明的团长离我越来越近，近得像位亲人，像一位长者，站立在我面前。

　　这天晚上，我照旧在师史馆加班，整理史馆材料。军网上跳出一则寻亲帖，标题为：“父亲的老上级徐光明牺牲了，找到他的亲属是父亲唯一的遗愿”。

　　发布者就是刘剑平，他依旧在寻找徐光明团长的亲属，但更新了内容，文字后附了一张照片，拍摄的是一段文字，表述如下：徐光明团长跟我讲，他是湖北黄安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在黄安县七里坪黑溪沟的一次战斗中中弹昏迷，被老百姓营救，后参加兄弟部队，伤好后再次投入战斗。一路征战，到达苏北。一次露营，他跟我讲起他的家乡，那里有一条河，有一座石拱桥，河畔有大片的水竹林，他以前好像不叫徐光明，是后来改的。以前叫什么，他没说，我也不敢问。他说他有一个未婚的妻子，他管她叫姐……

　　我内心激荡，“一条河、石拱桥、大片的水竹林，他还有另一个名字……”他应该就是我的二爷徐绪银，可为什么这么多年，就没有人知道徐光明就是徐绪银？我让自己平静下来，借助众多史料，我做出如下推测：我的二爷徐绪银改名这件事，在当时只有少数人知道，而那些当事人，也大都是革命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也都成了烈士，这为我们后来寻找二爷，增加了困难。我们家族的人，不知道徐光明就是我的二爷徐绪银。

　　政府给我二爷定为烈士时，二爷其实还没牺牲。黄麻起义胜利后，敌人不甘心失败，组织更多的部队，对起义军进行“围剿”、反扑。在七里坪黑溪沟一次突围中，我的二爷徐绪银失踪。情况紧急，按战时纪律，就地掩埋烈士遗体。我二爷没有踪迹，也无他叛变的迹象，他们部队便断定他在这场战斗中牺牲，定为烈士。

　　“石桥河、石拱桥、大片的水竹林，未婚的妻子、姐……”我凝望着电脑屏，这些词汇在我眼前跳跃，它们让我心跳得厉害。这些文字汇聚成一道光，沿着我的心壁攀升，我心里豁然一亮，二爷应是与众多参加革命者一样，在革命最艰难时期，害怕反动派报复，害怕连累家人，隐姓埋名；徐光明，便是二爷徐绪银革命后的名字。我想，徐绪银化名徐光明，还有另一层意义：在黑暗的年代，他要与众多革命志士一起，为劳苦大众，寻找光明。

　　“徐光明是我的二爷，我是他的侄孙！”我在电脑屏前喊起来。

　　我想，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我二爷在这次突围战中受了重伤，被一位老百姓藏在他家的地窖里。老百姓怕受牵连，瞒得很紧。半个月后，二爷徐绪银伤有好转，加入另一支在此打游击的小分队。那时候，反动派疯狂“围剿”起义军，为了找到更多的起义军，他们逮捕、残害这些军人家属，逼迫他们自投罗网。二爷怕家人受牵连，改名徐光明，不与家人联系。

　　自此，“徐绪银”牺牲了，一个叫“徐光明”的战士活跃在大别山革命根据地，跟随部队，一路征战，直至牺牲。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刘剑平说，他拍摄的这些歪歪斜斜的字，是他父亲回忆录的一部分。他父亲的回忆录，虽然未曾发表，但他相信他父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我叫徐东亮，徐光明是我的二爷。”我回帖，用键盘敲下这句话。

　　刘剑平问：“你是谁？你怎么证明徐团长是你的二爷？”电脑屏那边的人，显然很谨慎。

　　我回复说：“我二爷是黄安石桥镇人，他叫徐绪银。”

　　那边依然有顾虑：“可是，徐团长叫徐光明。”

　　我说：“石桥河、石拱桥、大片的水竹林、未婚的妻子、姐，另外有个名字……”我突然想起报道里说到的牙齿，我二爷也是有一颗铜牙的。二奶说，二爷放羊，一次不小心在山沟里摔倒，摔断了一颗牙。不久，有乡村牙医游走到我们竹林湾。二奶想给二爷把那颗断牙镶上。无奈那牙很贵。牙医说，用自家的材料，便会便宜些。二奶问什么材料，牙医说，比如黄金、白银、黄铜……

　　那天爷爷走出家门，站在石阶上，望着牙医和二奶。爷爷说，我家没有黄金，也没有白银，我家有铜，你是否可以给仔做颗铜牙。

　　爷爷拿出一块铜，有火柴盒那么大，放着金色的光。牙医像工厂里的车工铣工，在他的挑子前忙碌着。他从那块铜上切下一块，牙齿大小，放进二爷嘴里，比量比量，用细铁锤捶捶打打，将那块铜安放在二爷嘴里，竟然严丝合缝。二爷那颗铜牙，也算纯手工制作。

　　自此，年少的二爷，便有两个与他年龄不相称的诨名，一是“大金牙”，一是“铁齿铜牙”。好在那颗牙不是门牙，而是门牙下右第四颗牙。那牙平时是不露出来的，二爷只有特别开心快乐之时，才露出半颗铜牙，像嘴里射出一道金色的光。

　　“你二爷嘴里有光。”我记得二奶向我们描述二爷时的情形，她脸上飞起少女般的酡红。她低声细语，旁若无人地吟唱道：“早起开柴门，红日往上升。今天送郎当红军，小妹喜在心……”

　　多么熟悉的旋律！这是一九三〇年在红安传唱的《送郎当红军》，我不知道二爷走时，二奶是否已经会唱这首歌，她的歌声，是否留在二爷的记忆里。

　　我不知道。

　　我把牙齿的事跟刘剑平说了，他立即要了我的电话、微信。微信里的他，非常兴奋。他先是用文字，后来似乎嫌我打字太慢，他用语音。我能听见他激动得带着哭腔。他说：“终于找到了，我这就告诉我父亲，告慰他在天之灵。”

　　我立刻把这个情况告诉李健一，一刻都等不得。抓起军线电话，我说：“李干事，我二爷找到了，他就是徐光明，‘徐光明’之前，他应该叫徐绪银，这是我二爷最先的名字。”李健一非常高兴，他从办公室跑来了师史馆。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几度落泪。第二天，他向师里打报告，申请带我去那个烈士陵园。为了师史馆的烈士，也为了我。按他吩咐，我去电我的父亲，让他来徐州，我们一起去那个烈士陵园。最后，我们征得烈士陵园同意，计划等第二年清明，带回二爷的遗骨。

　　第二年春，李健一干事代表老部队，我代表徐光明的后人，我们一同前往苏北这家烈士陵园。我们带回了二爷的骨殖。我们把二爷安葬在竹林湾的后山坡，与我奶奶的坟并在一起。安葬二爷那天，天空晴朗，满山的松树青翠欲滴。松树旁，是大片大片的油菜花。

　　我一身军装，在二爷的坟前双手捧起一抔泥土，细心地、慢慢地撒在他坟头。我说：“二爷，二奶终于等到了你，你们团聚，你们安息。”

　　埋葬我二爷骨殖不久，鄂豫皖革命烈士纪念园的一名工作人员，带着一位年近六十的老人，来到我家，找到我的父亲。

　　老人叫王敬虎。他手里拎着一只布袋。他告诉父亲，那里是一条毛毯，曾经是我二爷的。

　　通过这位老人的讲述，我们知道了这条毛毯的来历。老人的父亲，也是一位军人，是我二爷徐光明的马夫，也是他的警卫员，叫王汝成。我的二爷徐光明在那次战斗中中弹，身负重伤。在他离开人世时，突然从深度昏迷中睁开眼，伸手摸了摸盖在他身上的这条毛毯，让他交给我的二奶，但他没能说出更多的话，就闭上了双眼。

　　战争继续，王汝成同参谋长等人，埋葬我二爷后，迅速投入战斗。

　　直到王汝成死去，把这个毛毯带给徐光明家人的愿望也没能实现，他这个愿望，就交给他的儿子王敬虎去完成。王敬虎工作之余，几次寻找徐光明的后人，未有结果。

　　他是在看到我二爷骨殖被移回家乡安葬的报道后，才知道徐光明的家在湖北红安石桥河，他当即请假，带着毛毯，来到鄂豫皖革命烈士纪念园。

　　烈士纪念园的工作人员，知道徐光明曾经是团长，是那场战斗中的最高指挥官后，想将他安葬在革命烈士墓群。无奈我们已按二奶的遗愿，将二爷安葬在她身边。烈士纪念园的工作人员就恳请父亲，将这条毛毯赠送给革命烈士纪念园，父亲欣然应允。这条毛毯，很快便在纪念园烈士遗物展厅展出。

　　这条毛毯跟了王汝成五十年。王汝成也是湖北人。一九四〇年初，我的二爷徐光明，升任某团副团长后，需要配马夫和警卫员。他在众多小兵里，选择了王汝成。王汝成看上去机灵，而且说一口近似红安地方的方言，交流起来方便。一问，王汝成是麻城人。

　　一九四〇年八月中旬，身为团长的徐光明，指挥部队成功拔除了盘踞在长江北岸靖江东北的孤山、西来镇一个日伪据点，战斗中缴获了一条毛毯。同年九月六日，国民党反动派向黄桥地区进犯，新四军予以还击。

　　那场战争打得激烈。

　　我的二爷徐光明就是在这次战斗中中弹牺牲的。

　　“‘她在石桥镇，我叫她姐……’是徐团长留在人世间最后声音。”王敬虎说，“父亲告诉我，徐团长当时血流不止，没能说出更多的话来。”

　　徐团长没能将话说完，这给日后王汝成寻找我的二爷，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父亲含泪收下毛毯，对徐团长说：‘团长放心，我一定把它交到你家人的手中。’”

　　埋葬了团长之后，枪声炮声还在轰响。王汝成听见参谋长说：“消灭敌人要紧。走，追赶敌人去，战争结束，我们再回来重新安葬徐团长。”

　　此后数年，王汝成一直带着这条毛毯，南征北战。一九八九年春节，王汝成病重。他嘱托儿子王敬虎：“我走后，你帮我把这条毛毯转给徐光明团长的家人，转给那个他管她叫姐的人。”

　　王敬虎跪地发誓：“请父亲放心！”

　　王敬虎先后四次来到湖北红安，都未找到徐光明的家人，直到这次在网上看到新闻，知道徐光明就是徐绪银，这才在鄂豫皖革命烈士纪念园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找到了我的父亲。他要把这条毛毯，交给徐团长的姐。

　　“她去世了。”父亲说。

　　父亲原想在二爷和二奶的坟前，烧掉这条毛毯，他相信二奶在天有灵，能感到二爷对他的留恋，况且他们已经葬在一起了。得知烈士纪念园想收留这条毛毯，父亲二话没说。父亲知道这条毛毯送到革命烈士纪念园，会更有意义。

　　完成我二奶寻找二爷的遗愿后，我申请离开师史馆。我有新的目标。我申请下连，学习炮兵阵地指挥专业，准备报考军校。

　　我于第二年考取南方一所军事院校。去军校报到之前，我去向李健一告别。那天天空淅淅沥沥下着雨，带给我一种感伤的愁绪。我想起二爷，还有我的二奶。

　　“到军校好好学本事，毕业还回我们部队。我也好好干，争取在部队多干一些时日。我等你。你二爷是团长。你们红安出了那么多将军，你将来争取当个将军。”李健一说。

　　我知道，将军于我，是一个遥远而虚幻的梦。我同样知道，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首先要努力成为一个好士兵。

　　去军校报到前，我在武汉下车，特地回了趟竹林湾。第二天清晨，父亲带我去祭拜二爷二奶。在二爷二奶的坟前，我长跪不起。我抬起头时，看见坟头有两只金黄色的蝴蝶翩翩起舞。它们自由自在地飞舞着，羽翅在阳光下闪着金光，最后双双飞入坡地的野玫瑰花丛。我坚信，那是我的二爷和二奶。我望着那对自由飞舞的蝴蝶，落下泪来，是悲伤，也是欣慰。

　　附录：

　　鄂豫皖革命烈士纪念园名录之徐光明：徐光明，湖北红安（旧称黄安）人，一九一二年出生，十四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方面军连长、营长和红二十五军某团团长等职。抗日战争初期调入新四军工作。一九三九年奉命进入苏南东部，任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团参谋长。一九四〇年，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独立团团长。同年九月六日，在对敌反击战中牺牲。时年二十八岁。

　　徐光明原名徐绪银，高桥镇竹林湾人。

　　名录上最后这句话，与上面字体一样，但字的色泽新鲜醒目，显然是后补上去的。

　　后记：

　　今年清明节，我回去祭拜我的二爷二奶。磕头、烧纸，同他们说几句话。做完这一切，我回到老屋。隔壁的宋春芳听说我回了红安，过来小坐。她是我高中同学，现在在武汉同济医院工作，牙医，医学博士。我把二爷和二奶的故事讲给她听，她对我二爷的故事很感兴趣，她是业余中国革命史研究者。她要看我手机里收藏的图片和文字，她的目光停在徐光明留下的那颗铜牙上。

　　“你二奶说你二爷那颗铜牙是右下第四颗？”宋春芳问。

　　我点头说是。

　　“这是右下第五颗牙。”她的语气不容置疑。

　　“也许是我二奶记错了。”我说。

　　“你要想弄清楚也容易。”

　　我不语。

　　“DNA。”她说。

　　我说：“那还得刨坟，算了，不折腾了，让逝者安息。如果徐团长是我二爷，我们敬着他；如果不是，我们也敬他，缅怀先烈。等以后找到二爷，再把他迁回来。”

　　“万一不是，你二奶能安息吗？”

　　“我想，我二奶会认同我们的做法。”

　　“早起开柴门，红日往上升。今天送郎当红军，小妹喜在心……”二奶的歌声在我耳畔响起。歌声婉转动情，听得出她的喜悦，也听得出她的悲伤。歌声伴着山谷的春风，向远处飘荡。她佝偻的身影，在我眼前渐行渐远。他们合坟那天的情景，在我脑海里呈现，那么明晰：两只金黄色蝴蝶在坟头翩翩起舞，羽翅在阳光下闪着金光。

　　我相信我二奶旁边沉睡的，是我们朝思暮想的二爷，他叫徐光明，他最初的名字叫徐绪银。

　　愿二爷在地下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