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张瑞老师，请您谈谈您的散文集《圣地工人村》及您心中的工人村。

　　张瑞：《圣地工人村》这本散文集收入了我近年创作的四十七篇作品。在这本书中少有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基本上都是一些普通工人家庭中的小场景。

　　在1951年以前，工人村这里原来是沈阳西南郊区的一片菜地，只有三条马车道往来运菜。1952年秋，在共和国成立之初，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村在这里破土动工。到了1957年，建起了143栋三层红砖红瓦楼房。当年的报纸这样描写：“设备安排那样齐全、周到、实用、方便。卧室的墙壁有衣柜，窗台下有暖气片，厨房有碗柜、米箱和瓦斯炉子、自来水，以及抽水的厕所。”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对工人群体予以了极大的关怀。

　　工人村建筑的基础设施配套非常齐全。建筑物之间留有充足的绿化地带、景点。中小学校、幼儿园、百货、副食商店、饭店、照相馆、卫生院、粮站、邮电支局、储蓄所等基础服务设施完善。当时人们形容工人村是“高楼平地起，条条柏油路；路旁柳成荫，庭院花姿俏”。有轨电车也延伸到工人村，交通非常方便。

　　在当时，作为工业重镇的铁西区有五百二十多家国有企业，其中大型国企有五十八家，而这当中就有四十四家在工人村建有家属宿舍。比如沈阳重型机器厂、沈阳冶炼厂、沈阳电缆厂、沈阳铸造厂、沈阳鼓风机厂、沈阳第一机床厂，等等。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叶选平，1959年至1962年任沈阳第一机床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时就住在工人村里。因此，工人村的意义不仅是工人村本身的，而是铁西的，更是当时新中国国有企业产业工人精神风貌的一个缩影。

　　工人村的兴建引起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关注，成为沈阳市接待外国人的窗口，到上世纪80年代初，共接待了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参观。

　　从1952年建立到现在，工人村经历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老一代工人村人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所蕴藏的精神，是推动那个时代前行的原动力，他们爱岗敬业、艰苦奋斗、任劳任怨、甘于奉献，这种精神也是当下劳模精神的重要依据。

　　我在父辈们身上是可以触摸到这种精神的，父辈们是任劳任怨的一代，他们可以承受一切苦难乃至误解。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工人村如同我的标签，刻在我的骨子里，我觉得我有一种使命和责任，把工人村的事记录下来，告诉给后人。我力图以质朴的文笔，以“小切口”抒发大情怀，以微观视角展现宏大叙事，用一个个小人物传承工业文脉，用一个个小故事熔铸工业文化，使工人村不仅具有厚重感、年代感，更有沧桑感、仪式感。

　　2020年8月，在文友们的鼓动支持下，我在我的个人公众号上以两天一篇的节奏发布文章，大概三十几篇，持续两个多月。

　　那一段时间，《圣地工人村》如一股强劲的风，有席卷之势，引起了众多读者每日追剧般跟读。从他们的跟帖留言中，我知道了，通过我的文字，使一些人进一步知晓了铁西工业、工人以及工人村，知道了那个高歌猛进的时代与转型期的无奈，知道了工人村辉煌与没落轮番上演，知道了大批产业工人起伏的命运。

　　《圣地工人村》出版后，有关部门召开了隆重的新书发布暨研讨会，作品得到省市宣传部、省市作家协会及相关部门的广泛赞誉，获得评论界的好评，被“学习强国”、新华社、人民网、中国新闻网、、辽宁省政府官网及多家省市报纸、电视台等平台报道。一时间，文学界掀起了《圣地工人村》热潮，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人说，这是辽宁老工业基地的一部真实记录史，该书小角度、大定位，有高度和深度，是一部唤醒社会和人们反思的有独特价值的受欢迎的作品，在人文关怀方面，弥补了中国工业家园的空白。也有评论家指出，《圣地工人村》作为第二代工人的自我言说，亦为中国工人言说、为中国工人村言说、为中国工业言说，代表着书写中国工业的声音，或可称为“工人村传”。

　　作为产业工人的聚居地，工人村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重镇，是一个群英荟萃的舞台。这座闻名全国乃至国际的工人住宅区，最能代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人阶级的骄傲。工人村为共和国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也留下宝贵的时代精神。工人村的历史，也是沈阳这座工业城市的成长发展史。工人村是共和国长子精神风貌的缩影。

　　作为工人村滋养起来的一名写作者，我见证了工人村的辉煌和传奇，也感受到了工人村的痛楚和沉寂。在我的心目中，工人村是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家园，是我数十年如一日的心灵栖息地。工人村就是一块圣地。我朝拜工人村，也是在向共和国第一代产业工人表达虔诚的敬意。

　　王波：书中写的您的父亲、母亲、邻居等人的故事都是您亲身经历的，让人热泪盈眶，但我总觉得欲言又止，您能说说他们的内心世界吗？包括昨天和今天、理想与现实。

　　张瑞：多年以后的今天，我的情结一直被工人村缠绕，那一幢幢楼、一条条街道，那商店、照相馆……当年工人村的每一个角落，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这时我才知道，其实我一直没有走出工人村。我的脑海中时常浮现出任劳任怨的父亲、母亲、楼上楼下的叔叔阿姨、左邻右舍的兄弟姐妹们，正是这些一个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小人物，以辛勤的汗水融化那沉睡的冻土，建成了工人村这个部落，谱写了铁西工业的辉煌乐章。

　　我没有回避这种失落与痛苦，但是如果一味展示痛苦，那也不是我写《圣地工人村》的初衷。我觉得，如果说《圣地工人村》还有一点可贵之处的话，就在于真实生动地描绘出了工人村一个普通家庭的善良、乐观甚至是隐忍的同时，没有怨天尤人、止步不前，而是积极向上，勇敢面对现实，与时代携手奋进。

　　正如有评论家指出，痛中有乐，看似诙谐平淡，却有着含而不露的深情。书中有饭菜的香，有眼泪的咸，有糖果的甜。一句话，真实是《圣地工人村》艺术感染力的根源，唯有真实、亲历，才会达成这样的效果。庆幸老工人村已经被收藏进历史博物馆，而《圣地工人村》也许即将成为这收藏的一部分。

　　王波：我记得秋泥老师当年写的《巨鲸》等系列小说中就出现了铁西工人村卫工河，这些作品无论从文学还是美学角度，人物和故事都很感人，引人思索。

　　秋泥：张瑞老师是在工人村长大的，他是地地道道的工人村后代。我家住在铁西区卫工河畔的铁路宿舍，离工人村不远，隔着一两个街区，因为挨着“劳动公园”，所以我老跑去那边玩，因此也是非常熟悉。卫工河其实不是河，它是一条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城市排污明渠，是日本人留下的。卫工河北源起新开河，流经皇姑区，纵贯铁西区，一路南下最终流入浑河。

　　那时还没有今天的环保概念，雨水、工业废水及居民生活污水，统统排放进卫工河，河水终日散发着刺鼻的腥臭味儿，老百姓叫它“臭水沟”。那时的河水是酱油的颜色，水面上飘浮着一滩滩的油花，那些油花有的巴掌大小，有的锅盖大小，中间蓝汪汪的，边缘湿乎乎烂唧唧的，远看，像漂了一河的癞蛤蟆皮。河水浑浊，河边的植物却长得异常茂盛。蓖麻杆疯长出一人高，叶子大如斗笠。我们小时候一放学，就钻进密不透风的蓖麻林子里，网蜻蜓、捉蝼蛄、躲猫猫，或掐着木枪带着草帽圈打仗玩儿，把蓖麻林当成了青纱帐。其实，大人是不让我们去河边玩的，说那水是有毒的。卫工河冬天不结冰，河水里没有活物，可是我们能去哪里呢？我们就是在这河边一点一点长大。我们那时候身体都不怎么好，生病住院是家常便饭。

　　卫工河是一个分界线，河西岸是化工业工厂区，像沈阳化工厂、东北制药总厂、油脂化学厂、红梅味精厂，等等，当时建设大路以北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有九百多家，产业工人近四十万，建设大路以北的天空耸立着数不清的森林般的大烟囱。小时候，每天早上，我都能看见数以万计的工人，或步行或骑着自行车潮水般地漫过建设大路去工厂上班，这群人里有我的父亲母亲，我在这群人的背影里找到了我的身份认同，我是他们的孩子，我是工人的孩子。

　　父亲在世的时候我经常陪他在卫工河畔散步，父亲会跟我讲起他那个时候关于工厂的事情。父亲二十岁那年进“满铁电池株式会社”做学徒，老板是日本人。“八一五东北光复”后，日本走了，国民党接管了沈阳的工业企业，由于内战，大部分工厂都停工了，铁西区一片沉寂。1949年，随着沈阳冶炼厂（原来的奉天制炼厂）的大烟囱冒出滚滚浓烟，铁西的大部分企业也逐步复工，父亲的厂子改名叫铁道部沈阳铁路信号工厂。当工厂第一炉信号玻璃烧出来后，一些老工人都落泪了，说我们从今以后是在给自己的国家干活，不再是亡国奴了。

　　小时候，父亲经常领我去他师傅家串门，他师傅姓胡，师徒俩都喜欢喝一口，父亲常拎着一瓶散白酒，在他师傅家小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喝酒。胡师傅住的是日式平房，房子带飘窗，有暖气、地板、管道煤气。我非常喜欢，就和父亲说，爸，我们家咋不住这样的房子？父亲说，你胡大爷是八级大工匠，享受的是科长级待遇。

　　我一直认为，父亲和胡大爷那一辈人在一起喝酒才叫真正的喝酒。师徒俩都是言语金贵的人，喝酒的时候谁也不看谁，端起酒盅，朝对方送一下，一扬脖，“吱儿———”地下去半盅，然后“嗨”地哈口气，夹一口菜在嘴里咯吱咯吱地嚼，或者抓几粒花生搓去皮，扔嘴里嘎嘣嘎嘣地咬。师徒俩很默契，都是笑眯眯的神情。他们都是爱较真的人，对待技术一丝不苟，把工厂当成家一样的热爱守护。父亲和他师傅都是连续十几年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光荣榜里一直挂着他们的大照片。

　　2018年我在小说《巨鲸》里写道：“多年后，满头白发的师娘得了小脑萎缩坐在轮椅上。师娘拉着我的手说，小张呀，厂子都没了，啥都没了，北边再也听不到火车拉鼻儿声了。”这是真实的描写，令我心中无比酸楚。

　　工厂没有了，苍穹下的北方空空荡荡，多少次午夜梦回，那些成片耸立的大烟囱和厂房，那些密如蛛网闪着青光的钢轨又回到了卫工河两岸，一条巨鲸在河中腾空而起，东北工业辉煌再现，漫天霞彩。

　　王波：您怎样理解工人村的变化，这里可以说是你的精神故乡。记得有一位作家说“城市是人们任意篡改的乡村”，你怎样理解这句话？

　　张瑞：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洗礼，工人村住宅已显陈旧，内部设施老化严重。加之，随着人口增加，住房拥挤，使这里的改造提上了日程。2003年，工人村开始了改造工程，随着大规模改造的进行，苏式三层楼已被漂亮的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层住宅楼所取代。

　　如今的工人村已远去了往日喧腾，那些曾经让一代又一代人引以自豪的地标性建筑群也已成为美好的回忆。工人村发生了翻天覆地、脱胎换骨的重大变化，在这种颠覆性的改造中，一些老工人村人离开了他们几代人居住的家园，离开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当这些人再度回到铁西区时，面对这种改天换地的变迁，他们几乎是都找不到自己曾经的栖息地的，可以说是被连根拔起了。

　　创造并见证闻名世界的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辉煌的工人村，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时代的皱折里走进历史博物馆，形塑成一幅寂寥的老人雕像。

　　当下的工人村，在我的心里是灵魂的皈依，是精神的故乡。我切身地感受到，我正走在朝圣的路上。《圣地工人村》不仅是一部我的个人史，也可谓一部“工业变迁史”，以工人村为切入点投射到东北工业的整体变迁，变迁过后留下的不只是工业遗址，它献给世人的是所展现出的工业精神与工业气象。我通过追溯工人村的历史，找寻两代工人的生命印记与精神底蕴。

　　应该指出，我在写作这本书时基本上没有刻意安排结构，而是放飞思绪以情感的内在流动勾连文本。这主要缘于我与每一个书写对象都“情深义重”，表达上的“欲望与饥渴”已经使我按捺不住将工人村作为圣地高高举过头顶的仰慕之势、敬畏之心与感恩之情。

　　正由于这一点，在细节的描写上，许多细节大体上都关涉和“我”有关的生活，如儿时在后院与小伙伴爬滑梯，脚手架上父亲挡住砸向徒弟的跳板，父亲的灵车经过工人村时杨大爷跪在雪地上为父亲送行等。

　　即使有些细节虽不是直接写“我”的生活，却与“我”精神同构：“在文化宫拆掉前的一天……在杂物堆积的舞台一角，一个人正在吹萨克斯，曲子是《毛主席的光辉把炉台照亮》。在这个人的头顶上，一束耀眼的光从破陋的天棚上斜射下来，穿过尘埃，笼罩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那一刻，如同穿越时空隧道一般……当这个人又吹奏了一曲《英雄赞歌》后，他充满沧桑的脸已是泪流满面。原来，他是炼钢分厂的退休工人关师傅，曾经在这里演奏过，今天他以这种诀别的方式，向即将消失的舞台致敬。”（《老工厂俱乐部》）我在深描这一细节时，在于这种诀别的仪式感满蕴着“我”的千头万绪，承载着老工人的百感交集，它在照亮了一代人对“圣地工人村”的记忆同时，走向未来。

　　王波：工人村遍布东北大地，那是新中国工人的光辉丰碑。从李云德《沸腾的群山》、草明《原动力》、程树榛《钢铁巨人》、邓刚《阵痛》等到《圣地，工人村》，请谈谈人物的思想变化及他们身上的精神力量。

　　张瑞：是的，正如您所说，以产业工人居住为群体的工人村，在东北的大城市中几乎都有。这缘于东北是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先锋，东北工业在新中国的工业化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这也为东北文学提供了重要丰富的素材，是东北文学写作的重要资源。在这个书写传统中，老一辈作家草明是一个开创者。东北解放之初，草明就来到东北，她为工人写作，为东北工业的发展倾注心力，也为东北工业文学写作打下坚实基础。她的《原动力》以细腻柔和的笔调描写了东北的广袤苍凉和东北工人的热情粗犷，展现了东北工业建设的历史场景。

　　此后，李云德的长篇小说《沸腾的群山》，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矿山恢复建设时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具有宏大的史诗风格，在中国当代工业题材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之后，80年代，程树榛的《钢铁巨人》等作品讲述了东北黑龙江大庆油田的历史发展；邓刚的《阵痛》讲述了改革潮流中工人的人生震动，渗透了作家对工业改革时期人性的观察和思考。

　　透过工人村的往事，我们会看到在这块热土上所拥有的精神力量，以及产业工人所孕育的工业文化灵魂。打捞工人村往事，使之成为工业城市历史文化典籍中的一部分，就是留住城市文化之根。因此，记录工人村发展历程，抒写工人村史诗，是我义不容辞的使命和情怀。

　　在《圣地工人村》中，我从工人村的辉煌起笔，在《工人村，我的家园》一文中我这样写到：“工人村虽然见证了没落，但它曾上演过辉煌。”工人村孕育了三代人的成长，作为第二代工人村人，我从儿童时期到青年时期，与工人村相互见证着成长。工人村不仅享有“全国第一村”的盛名，在当时国际社会都有着影响，许多国家领导人都慕名而来———工人村俨然是中国展现工业进步的一张时代名片。

　　有评论家这样认为，说我是典型的“把自己作为方法”的作家，这种抒写的方式为“工人村”添加了烟火气息，使这部作品具有了人性的温度与现实的意义；并指出，《圣地工人村》这部作品的价值在于有效细节的呈现和真实情感的抒写，这种或以点到面、或从面到点，或单线直叙、或多线并程的叙述方式，在递进过程中有效组合并使其发挥瞬间光彩，作者将自我的情感与经历融入其中，为读者提供了一条返回历史现场的路径，为《圣地工人村》这部作品赋予了史诗的韵味，同时也讲述了东北的另外一种可能，既是重拾这片土地的辉煌，将散落在各地的历史碎片还原为一幅崭新的文学画卷，以真情实感的方式娓娓道来，相信东北工业精神需要像这样的守护者，守护着那片心中的故乡，守护着那座心中的圣地。

　　王波：请秋泥老师说说读散文集《圣地工人村》一书的感悟。

　　秋泥：读张瑞老师的《圣地工人村》，有非常熟悉亲切的碰撞，仿佛在重温自己已然消失的生活的种种，几次，不知不觉眼睛就湿润起来。像《雪水熬油》《甜菜苦雨》《喂鸟的老太太》《留给工人村的乳名》等，细节丰盈，情感生动。特别是《漂亮的妈妈》，何尝不是在写我的母亲？一句“妈，儿子以后不再跟您说这些难过的事了……”，令我泪流满面。

　　如今“工人村”三个字从往事烟尘中凸显出来，历经七十余载岁月淘洗闪闪发光，这是文学里的工人村，是精神世界里的工人村。真实的工人村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心心念念的是记忆里的东西，它镶嵌在我们的生命里，余生注定会如影随形。回顾工人村建设历史，今天仍难掩激动之心。1952年根据毛主席“在提高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的生活”的指示精神，沈阳市投资1200万元开工建设工人住宅区，并将其命名为“工人村”，这在当时是相当浩大的一个工程。

　　工人村建设规划是解放后沈阳市第一个完整的城市建设规划，基础设施配套齐全，服务设施完善。工人村建成后，除了有轨电车延伸至此外，又新开辟了204路公交汽车，交通便利。

　　据资料记载，1952年9月23日，工人村建设工程开工。当天，7000多名建筑工人联名给毛主席写信发出誓言，“盖好工人村”“让咱们的阶级兄弟早一天搬进去”。他们决心在保证工程质量前提下，提前完成任务。1952年12月，经过仅仅两个半月的艰苦奋战，工人村一期工程宣告竣工，建筑面积达10.8408万平方米的79栋大楼、3396间职工宿舍拔地而起，创造了当年沈阳建筑史上的奇迹。

　　从1952年到1957年，又陆续建造64栋大楼。至此，工人村共计建造大楼143栋，形成5个建筑群。这些住宅大楼清一色的红砖砌筑，起脊灰瓦闷顶，楼高3层，房檐之下饰有三层叠涩线条，楼门上有回纹、券顶装饰。工人村是按照前苏联标准设计建造，形成占地面积7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的苏式风格建筑群。

　　当时，工人村绿地面积达70%，每个建筑群内都设有秋千、滑梯、单杠、转椅、滑车等游艺设施。

　　如今工人村已物是人非，那些楼还在，老一辈的工人大都谢世。前些日子路过12路，看到路旁的修车的人身影眼熟，仔细打量，虽然头发花白、胡子拉茬的，但也最多算工人村二代，脸上没有一代老工人那种精气神，那是老技术工人特有的桀骜不驯，那是骨头里的东西。

　　我的工业题材小说里写了父亲和那一代工人的气质、性格，那是散发着金属质感的。和张瑞老师的工业题材散文一脉相承，里边有工人阶级的风骨。我觉得“圣地工人村”等工业题材作品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我们用文字为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竖立纪念碑，借此告诉后人：他们不能被忘记，一切都不应该被忘记。

　　王波：听说张瑞老师《圣地工人村》的拓展篇《铁西那些路》也将要出版了，请您谈谈。

　　张瑞：《铁西那些路》是我继《圣地工人村》之后创作的又一部散文集。全书二十万字，由34篇作品组成。

　　铁西区有着“共和国装备部”美誉，被称为中国工业的“母机”，在新中国工业史上创造了几百个“第一”。

　　凭借在铁西四十多年的生活积淀，无数次行走在铁西老工业区的大街小巷，我探寻街路边的工业遗址、工业文化地标建筑，观察铁西每一场景的变化，感受铁西的精神。每次我都会走十多公里，一边走一边用手机拍照，我的手机里存储了近万张拍摄的照片，因此说《铁西那些路》这本书是我用心灵的脚步探求出来的。写《铁西哪些路》，也是为了在这些路中寻找我们曾经的自己，寻找精神家园。

　　从《开篇寻迹铁西》发端，追溯自1905年以来，上百年的铁西工业发展轨迹，生动地描绘了在抗美援朝、建设三线、两弹一星研制、改革开放、铁西工业区东搬西建、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等大背景框架下的社会变迁和时代风貌。书中涉猎了三十六家大中型企业，再现了各个历史阶段的劳动模范风采，描绘出一幅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壮丽画卷。

　　我们并不是单纯的怀旧，只是在打捞记忆，为沈阳城市历史注入人文的温情，让明天的人们更热爱脚下的土地，为老工业基地守根铸魂。

　　王波，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作家、剧作家、文学艺术评论家。在《文艺报》《戏剧文学》等报刊发表小说、文评、剧本二百多万字。剧本《玉碎香消》获第五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长篇小说《努尔哈赤后宫秘史》入围首届浩然文学奖。系《新华书目报》《世界文化》等报刊专栏作家。

　　张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沈阳市沈河区作家协会主席。1981年发表作品，1986年毕业于辽宁文学院第一期作家班。四十多年来，在各大报刊发表大量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曾任《沈重报》主编。出版诗集《真诚的回眸》、散文集《圣地工人村》，作品入选“中国好书”初评榜单。

　　秋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沈阳市作家协会理事。在《福建文学》《山东文学》《鸭绿江》《海燕》等文学期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100余万字，多部作品收入年选和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