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光下的匣枪

　　远处的山川，脚下的集镇，都浸在银色的月光之中。梅趟着月光而来，月光被他的一双大脚踩得咯吱咯吱地响。从背影看，梅长得不是很直溜，显得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知道底细的人都知道，那是梅斜挎了一把沉甸甸的匣枪的缘故。梅顺着三道沟的小路进了镇里，虽然绕一点远，却是最好走的一条路。镇里很静，狗睡实了，风也睡实了，只有咯吱咯吱的脚步声。过了挂符桥，梅决定歇歇脚。桥边有一座石亭子，一大半掩在一排大柳树的阴影中，一小半露在月光下。石亭子也叫死亭子，里面有口上百年的深井，自从有人相继投井而死，镇上的人就不来这里提水了。石亭子也就成了“死”亭子。梅可不管什么死的活的，他只想喝水，压一压满嘴的酒气。梅解开绳索，没等着提水，就听到了咕咕的叫声。梅以为是秋虫在鸣，刚要伸手去摸，却发觉声音是从肚子里发出的。梅咧嘴笑了，原来，肚子里藏着一只小把戏。

　　中午，梅在唐家房办了件大案子，村里非要给他庆功，不但请了一顿酒，还请他吃了碗把子肉。吃饱了喝足了，才放梅摸着黑往镇里赶。肚子里的叫声让梅改变了主意，他担心喝凉水滑了肠子。梅赶紧走出石亭子，他可不想跑肚拉稀，那样的话，一碗把子肉就算白吃了。梅拍了拍肚皮，假装发怒般地瞪起眼睛，还假装要掏枪毙了它。果然，肚子里的小玩意儿不叫了。梅又继续朝镇里走。

　　此时，月光如水。梅的身后仿佛流淌着一条银白色的小溪，当他一脚踏进派出所大门里的时候，银白色的小溪还紧紧地随在后面。梅进了第二道门廊后站住了，他看见墙上新贴了一张喜报。梅凑近了去看。值班员小于伸出脑袋朝他喊：

　　“老梅大哥，怎么才回来？”

　　梅问：“小于，这是表扬谁呀？”

　　小于说：“徐队长在茶山村抓了个狗特务！”

　　梅问：“哪儿来的？台湾来的？南朝鲜来的？”

　　小于说：“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

　　梅迈步进了值班室，小于站起来，马马虎虎地朝他敬了个礼。梅马马虎虎地还了个礼，便扯了张报纸，团在手里。梅打趣说要去趟茅房里学习学习。小于摆出一个滑稽的姿势，就像饭馆里淘气的小伙计。

　　派出所后院是宿舍，此起彼伏的鼾声赛跑似的你不让我我不让你。梅的肚子应和着鼾声，叫得更加欢畅，仿佛也加入了赛跑的队伍。梅小跑着穿过大门洞来到北街的茅房。北街的茅房其实就是一个粪坑，一圈围墙挡着，上面没有加盖，说茅房实在是抬举了。人蹲在茅坑上看不到街上的情况，街上的人如果不伸脑袋朝里看，也不知里头是否有人。梅习惯性地咳嗽了几声，听里面没有回应，便一头钻了进去。梅解下武装带，把沉甸甸的匣枪和文书包一股脑地堆在墙头上。他解开裤带蹲了下去，蹲下前，还抬头望了一眼天空。此时，皓月极像一张美人的脸。梅的眼前就真的出现了一张美人的脸。中午，他喝下第一杯酒的时候，这张脸就和他的眼珠子黏在一起了。梅回味着每一杯酒的醇香，每一杯酒里都有美人香甜的笑声。拉完了屎，擦净了屁股，梅提上裤子。他伸手去墙头上摸枪，猛然发现枪套盖子翻着，匣枪却没了踪影。

　　此时，皓月当空。

　　上述这段文字是我的中篇小说《匣枪的故事》中的一个开头，这篇小说写得比较磨人，一直没有完成，甚至连半成品都算不上。这个开头最让我满意的是“皓月当空”这个词生发出来的悠悠意境。对我来说，那种况味难以言传。我曾写过至少3个开头，每个开头都在“皓月当空”面前戛然而止。在小说里，这个词就像一道万丈崖壁。我没有力量绕过“皓月当空”去另辟蹊径，这不是想或不想的问题，是创作能力的问题。因此，每一个开头，我都会在短暂的兴奋过后深陷自我怀疑的泥淖之中。

　　说起来，《匣枪的故事》的故事核埋在我心中已经有许多个年头了，就好比是一粒种子，无论如何施肥如何浇水，就是不给你冒出芽儿来。春去秋来，多少年过去了，这粒像石子一样坚硬的种子依然酣睡不醒。如果不是我特别痴迷匣枪并特别痴迷这个故事，也许，我会任由这粒种子继续像石子一样冥顽不化。

　　我曾在“军博”见过一把心仪的匣枪，那是一把非常漂亮的枪，我几次下意识地伸手想把玩一下，都被玻璃罩挡住了。我也曾在长汀的红军纪念馆中见过一把匣枪，跟军博的那把枪相比，品相和做工就差得远了。有了比较之后，我后来又去了一趟军博，在展柜前把那把漂亮的匣枪一笔一笔描了下来。我断定前世一定是个手持匣枪的战士，我的枪口下躺着许多个亡魂，这些亡魂是不是冤魂我从没有认真思考过。很可能，我也是死在匣枪枪口之下的亡魂。也许，我“活着”的时候偶然看中了一把匣枪，为了得到它，我绞尽脑汁并甘愿冒险。这样古怪的想法我是很羞于说出口的。我曾跟我妻子说过一次。我妻子怼我说：“你简直要疯了。”我妻子转述给我哥，我哥不客气地说我是一个幻想狂，从小就爱胡思乱想。我哥还为此找我严肃地谈了一次话，劝我不要再胡说八道。我哥还追加了一些他隐忍了好久的不满，告诫我以后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我哥的话一度让我吃惊让我羞愧也让我抑郁。于是，我再也没有在别人面前提起想象中的前世。

　　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能用木头和薄铁皮制作出一把匣枪模型，见过的人都夸我是个天才。受了这样的夸奖，我就更加热衷于制枪。7岁那年，我冒失地拆掉了一个小板凳，我并不知道这个小板凳有多么金贵。我只是相中了幽暗光滑的凳面，我用凳面刻制出了一把闪着幽光的匣枪。我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惩戒，连续3年，我都得端着碗站着吃饭。我哥总是拿这件事逗我。有一次，他一本正经地指着饭桌问我要不要用来再刻一把匣枪。我母亲突然急吼一声：“不许动！”我猛吓了一跳，乖乖地举起了双手。母亲平息了怒火，解释说她没让我投降，只是不许我再破坏桌子。

　　我痴迷匣枪是受了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是解放初期参警的老资格公安人员。本来，他是报名参加志愿军去朝鲜作战，没料到，我的两个正在读中学的叔叔捷足先登，他们双双考入东北航校，被特招为飞行员，这批飞行员毕业后将立即奔赴朝鲜战场。按照国家政策，一家人不能全上战场。我父亲得留下来照顾父母。据说，我父亲闹了好一阵子，他还曾咬破手指写血书，坚决要求入朝参战。组织上感念他的态度，就将他招进公安部队，让他就地报效国家。组织上派人找我父亲谈话，重点就是要理解：“巩固后方也是保家卫国。”我父亲激动的心慢慢平复，明白了道理后，他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份光荣的职业。那时候，一线警察全都配置匣枪。我父亲配枪的第一天就去照相馆拍照留念，这是他这辈子最满意的一张照片。我见过这张照片，印象深刻的不是我父亲的形象而是匣枪。牛皮枪套从他的腰胯部一直拖到膝盖处，匣枪却故意插在皮带上，看起来，威风凛凛。

　　我父亲也是从配枪那天开始便视枪如命，当时，公安部队内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通俗地说就是枪在人在。我曾查过我们当地公安系统的历史文献，一直没有找到警察因丢枪而得到处分的案例，因此，也不好理解“枪在人在”的真正含义。《匣枪的故事》中“丢枪”对“梅”是何等的压力我一直把握不准，由于小说的故事核是我父亲提供的，因此，我想把他也写进小说里，这样似乎更有一些力量。可是，这样的设计又出现了新的矛盾。我反过来又疑惑父亲在小说中的角色，如果是叙述者，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极为糟糕的状态——小说里有了“非虚构”的影子。稍微有点写作素养的人都清楚，小说里如果有了某种“真实”，那么，就一定是不真实的。这将严重制约想象，乃至于会使这部小说严重偏离其出发点。我一直很纠结。

　　我父亲去世以后，突然又柳暗花明，我和父亲之间居然架起了一道彩虹般的可以沟通心灵的桥梁。我再次决定把他写进小说里，只是，我不打算完全以他的视角去展开情节，这样便能摒弃“非虚构”对这篇小说的桎梏。

　　“梅”是一个倒霉的人物，我常常在思考，如果没有发生这起丢枪案件，他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想破了脑袋我也想不出最合理的结局。我父亲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对梅并不是很同情，甚至还有些不屑。父亲最后一次讲述这个故事的目的非常清晰，他完全不是从评价这个人物出发，他的口气和表情都有些怪怪的，我感觉是在强烈地发出某种警示。希望我能以“梅”的教训为鉴。

　　父亲10年前就去世了。我母亲先走的，我母亲去世不到3年，我父亲就再也撑不住，像老家的房子一样垮掉了。从垮掉到去世不到100天。自从我母亲去世，两年间，父亲极度抑郁。他总是抗拒与我和我哥交流，并且行为越来越偏激。有一天，他竟然决定把家里的东西全都赠给亲友。邻居发现情况不妙就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回家看看。邻居还加重语气说：“再不回来，你的家就没了。”我记得那天下着雨，接听电话的时候我的心底里也下起了雨。那天，我恰好有个重要的约会，本来打算谈完事后再赶回去，后来，越来越坐不住。对方看出我心绪不宁，就终止了交谈。我赶回去的时候，发现家里空空如也，我父亲倚着仅剩下的一台缝纫机落泪。见到我，他说的唯一一句话是：“亲戚们不要它了。”我对父亲的举动非常恼火，这个家有我母亲的气息，每件家具甚至每件衣服上都藏着我母亲的灵魂。我不认为父亲可以用这种方式粗暴地驱逐我母亲。我忍不住朝父亲发火。父亲狠狠地盯着我，眼中冒出一股狠劲儿，突然，他抬起手臂，手指并成一把枪的样子朝我瞄准。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朝父亲极其无奈地举起了双手。

　　我给表姐打电话，请她看在我母亲一辈子疼她的份儿上赶紧来把缝纫机拉走。这是我母亲生前最喜欢的老物件，交给她最合适。表姐质问我：“你当我家是收破烂的吗？”我又给别的亲戚打电话，央求他们收留这台可怜的缝纫机。他们要么答复我没时间来，要么说家里确实放不下了。亲戚们还抱怨我父亲的破烂家当已经破坏了他们家安宁的氛围。我父亲仔细地听着我们的通话，他绝望地流泪，像个孩子一样抽泣。最后，我向一位很有交情的发小求助，希望他能帮我处理掉这台缝纫机。我的发小放下电话火速赶来，先轻言细语地安慰了我父亲，然后，指挥工人把缝纫机搬走。下了楼，还没有离开小区，发小便吩咐工人将缝纫机砸碎扔到垃圾箱里。

　　我父亲的抑郁症状越来越重，虽然家里的物件已经清空，我父亲却依然紧张。很不幸，他躲不开我母亲无处不在的影子，我母亲让他烦恼不堪。他抱怨我母亲光着脚四处乱窜，抱怨我母亲经常站在床边，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我父亲只要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她直勾勾的吓人的目光。我父亲备受折磨，他心里慌张，便忍不住吼她。我母亲就躲到厨房去。我父亲吼得凶，她就摔盘子还击。为了证明这是真实的，我父亲就经常带我们到厨房去看地上的碎瓷片。

　　“瞧，都是你妈摔的，我不说谎。”我父亲信誓旦旦地说。

　　我父亲偶尔也要外出，不巧，出门刚拐一个弯，一眼就看见了缝纫机的残渣。这让他又回到了年轻时代，他立即进入角色，像侦察员那样展开了缜密的调查。很快，他又找到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就组成了一条合乎逻辑的犯罪证据链。我父亲断定，缝纫机没有被我的发小珍藏而是被无情地砸碎了。父亲不想饶我，他大哭大闹，非要我赔一台一模一样的缝纫机。他还夸张地说这台缝纫机代表着他和我母亲深厚的感情，碎了就意味着夫妻感情破碎。我忍不住回怼了一句，我说既然你这么有感情为什么一定要送出去？我的话触疼了他，他暴跳如雷，乱打乱砸，如果不是我哥向他发誓保证下不为例，我父亲准能从楼上跳下去。

　　我给发小打电话，我说：“你他妈的就不能抬到别的地方砸吗？”为了这件事，我和发小产生了嫌隙。我发小不知在哪儿寻到一台相似度极高的缝纫机，命人抬到我父亲家里。他事先没有通知我，也没上楼向我父亲解释，他冒失地认为让工人把缝纫机抬上去就算是有了交代。我父亲差一点被他的弱智般的举动气死。无论工人们怎么解释，他就是听不进去，还拿拐棍狠狠地敲一个工人的脊背。那位工人疼得受不了，便一把夺过拐棍，从窗户上扔了下去。

　　我哥和我商量，决定将父亲搬离出这个住了20年的家。我哥认为换个环境让父亲忘掉过去也许是解决他抑郁症的最佳途径。我哥在府佳名都小区有一套带小院的房子，为了父亲，他提前终止了租赁合同，将我父亲送了过去。

　　2期待梦的准确解析

　　秋风下来的时候，父亲像枯树上的一片叶子，轻飘飘地坠落下去。父亲刚去世的那些日子，我一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俩经常吵架，每次吵完我都非常后悔，我常常以父亲的口吻骂我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瘪犊子”。我还曾像父亲那样手指并拢，对准太阳穴。如果手中真有一把匣枪，我想，我肯定会在某个极度自责的时刻扣动扳机。父亲的离世让我哀伤不已，就像拿把刀子时时刻刻在自己的骨头上刻字一般。我哥和我不一样，他就没有这种痛心的感受。我哥从来不和父亲顶嘴，从来没有伤到父亲，父亲的死对他触动不大。他对父亲心存温暖的怀念。有一次，我哥给我打电话，急切地说：“你知道吗？我梦见了爸，爸还没走远，你不相信爸一直就在我们身边吗？”我哥告诫我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无意义的梦。听他的口吻，如果我仍然固执地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无意义的梦，他就能和我绝交。

　　“爸给我买了一根冰棍，5分钱的奶油冰棍。”

　　“我呢？”我脱口而出，“他没给我也买一根冰棍？”

　　“哦，让我想一想。”片刻后，我哥说，“你当时在干什么呢？对了，你在聚精会神地刻枪，是的，你在刻一把匣枪。”

　　“爸呢？”

　　“爸一直在看你刻枪。”

　　“冰棍呢？”

　　“冰棍让我吃了！”

　　“哦？你吃了？”

　　“弟，你帮我解解梦吧。”

　　父亲去世后的两三年时间里，我经常莫名其妙地恼火，也经常精神恍惚。每天都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来回奔跑，很累，也很辛苦。两三年间，我体重骤降，一度掉了30斤秤。跑到这边时，我的身份是甲，跑到那边时我就是乙。有时也混淆，分不清甲乙。一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打算去府佳名都小区看望父亲。临走时，我对妻子说我要去看爸爸。我妻子当时正在追一部让她不住地抹眼泪的网剧。她对我的话根本就没有过脑子，她一边擤着鼻涕一边说早去早回。那天，和往常稍微不一样的是我和朋友喝了一点点酒。我承认走路时有些飘。我走了能有半个小时，远远地看到了府佳名都小区的大门。我没有从大门进去，而是上了春柳河的河沿。我与河沿上的每一棵熟悉的柳树都热情地打着招呼，甚至还和其中的一棵柳树拥抱了好一会儿。我从侧门进了小区，抬脚就到了熟悉的地方。我站在小院外面，感觉河面上起风了，我的后背凉飕飕的。卧室里的灯还亮着，还像以前那样亮着，父亲还像以前那样等着我。我轻声喊：“爸，开门！”我父亲的听力一定是出了问题，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应答。我有些焦急，便继续喊，喊声越来越大，喊声越来越急促。

　　很意外，出来的不是我的父亲，而是一位陌生的女人，女人年纪不大，声音却很严厉，女人问我是不是脑子有病。我眼睁睁地看着她的身后站着我的父亲，一时呆住了。父亲有些鬼鬼祟祟，有些影影绰绰，看着像个老顽童。我忍着气说我脑子没有病，我说我来看我亲爱的老爸。此时，我对这位年纪不大的女人有些恼火，便朝她撇了撇嘴。女人问我是不是喝多了。我说我没喝多我只是来看望我亲爱的老爸。女人抬高嗓门儿问我是不是有精神病。我被她的傲慢激怒了，我一迭声地喊：“我他妈的不是精神病！”这时，一户人家里忽然响起了炸雷般的吼声：“你他妈的就是精神病！”一会儿，警灯闪烁，一辆110警车停在我身前。警察要我跟他们去一趟所里。我抱着核桃树耍赖。辅警将我的双手别在身后铐了起来，然后把我摁进警车。一个小时以后，我妻子赶到派出所。我妻子不停地擤着鼻涕，她诚恳地向警察讲述了3个故事，其中两个与我父亲有关。警察显然被打动了，于是，我被宽大处理。离开派出所的时候，警察还特意叮嘱我妻子要分外小心。我能听出另一层意思——警察也误以为我是从精神病医院里跑出来的重症患者。

　　这仅仅是一个小插曲而已，和《匣枪的故事》的创作没有一点关系。我总是心神不定地思念我的父亲，我不确定这种思念掺杂了多少个意外。每当憋了一肚子话说不出来的时候，只要抬头望天，只要皓月当空，我就自然而然地见到了父亲。这是我们父子间的秘密。父亲活着的时候说过：“月亮就好比是亲人的脑袋。”我明白，他是在暗喻我逝去的母亲。父亲说月亮里面还装着亲人的思维，而且比地球上的人要高明一万倍。父亲去世“百日”那天，我哥嘱咐我务必要在夜里烧掉孝带和孝杉，不要留存，否则会倒霉的。我找出了这些物件，天黑后就在我们家楼下的十字路口处烧掉。火苗子蹿起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空落落的，仿佛烧掉了与父亲之间的纽带。回到家，我的眼前是火苗，耳畔是喋喋不休的声音，有男声也有女声，有熟悉的也有不熟悉的。我站在窗前，一直看着外面的月亮，看了整整一宿。天亮后，妻子问我都看到了什么，我谎称看到了父亲从前的样子。

　　最终把父亲写进小说里，完全是因为一个梦，不是我哥做的那个梦，是我做的一个梦。那天夜里，我终于和我哥一样，也梦到了父亲。父亲穿着崭新的65式军装，帽子上的五角星非常鲜明，是的，非常鲜明。这一点很重要。我曾请教过许多对梦有研究的人，他们都肯定地告诉我梦境是没有颜色的，梦境更像是早年间的黑白影片。我父亲大概有40岁的样子，这完全是我醒来后瞎猜的，他40岁的时候我才刚呱呱落地，他40岁的样子对我来说绝对是个谜。梦里，40岁的父亲和我走在一条山路上，那条山路就像一条巨大的蟒蛇，我们步调一致，非常奇怪地踩在蟒蛇的背上。父亲英姿勃勃，越走越快，身姿就像一匹疾驰的骏马。

　　“儿呀，回家吧，我们就要出发了。”

　　“爸！这些年你去哪儿了？”

　　“我一直在部队呀。”

　　说话间，我们并肩走过一个不大的山包，猛然，我看见山包这边满是黑压压的人。仔细看，全是穿着崭新的65式军装的战士，每一顶帽子上都镶嵌着鲜红的五角星。

　　“报告团长！队伍准备就绪！”一个战士敬礼说。

　　“出发！”我父亲拔出枪，朝头顶上举了举。

　　我注意到，他举的是一把匣枪。一声令下后，队伍朝远处悄无声息地涌动，怎么看怎么像一条巨大的蟒蛇。早晨，我把这个梦境讲给妻子听，我以为她会和我一样惊愕。没想到她竟然满脸不屑地问我：“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呢？”我愣怔了好一会儿，实在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无聊或者愣怔的时候，我曾运用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尝试着解析每一个古怪的梦，结果却很糟糕，我一次次掉进冰冷的沟里爬不出来。

　　我怀疑有一个平行于现实生活的世界，那个世界时隐时现，那个世界里有许多条曲曲弯弯的山路，山路就像一条条巨大的蟒蛇，甚至，那个世界的路就是一条条巨大的蟒蛇。我怀疑那个世界和我们这个世界并不是隔绝的，应该有着某种连接，彼此很可能通过梦来相互影响和相互温暖，梦就是连接阴阳两隔的脐带。

　　我父亲退休时的行政级别是正处级，按照闲人老赵的说法，地方的正处级官员相当于部队的正团级干部。老赵当过兵，他说的应该没错。正处级的父亲在那个世界里担任团长非常合理并且逻辑上也严丝合缝。只不过这是我最无法用正常思维解释的一幕。

　　我第一次听“丢枪”故事的年龄不会超过5岁。多年来，这个故事一直跟随着我，我几乎把5岁前的事全都忘光了，唯有这个故事异常清晰。我和几个发小曾聊过幼儿时期经历过的往事。其中的一位发小回忆说5岁时的一天，他和我曾在厕所里郑重地凝视着对方的生殖器。这位发小信誓旦旦，把我当时的表情描述得惟妙惟肖。就在我为5岁时就有性意识而感到尴尬的时候，这位发小又宣布这是他编造出来的一个谎言。目的就是想看看我害臊时的样子。在座的其他发小担心我会恼火，担心我会忍不住发脾气，他们安抚我，让我千万别介意一个“谎言”，他们坚信没有人能记住5岁时发生的事。我说我能记住，发小们面面相觑，有人问，你不是说谎吧？于是，我给他们讲述了5岁时听父亲讲的那段“丢枪”案子。那是我第一次完整地复述这段故事。发小们一开始还半信半疑，等听完这段故事后，他们对我超常的记忆力大为赞叹，不但确信这个案子是真的，而且还怀疑我在幼儿园期间真的做过一些惊世骇俗的糗事。

　　丢枪的故事因过于真实，因此显得十分拥挤，缺乏腾挪的空间。对创作的制约很大。因此，我一直没有写出那种我想要的层次和境界。多年来，每一次写完开头，就都突然要对接结尾。这确实让我沮丧。让我一次次失去创作下去的激情。我不得不跟自己解释，耐着性子哄着自己：

　　“别闹了，我要写小说，不是在讲故事。”

　　3童年叙事

　　9岁那年，我得了一场怪病，经常无缘无故地流鼻血，经常莫名其妙地浑身发抖。小镇上的“西医”都没有办法，我妈不死心，就带着我看中医。有位老中医给我把了脉，他让我母亲每天给我煮一枚红皮鸡蛋，用鸡蛋清蘸一点朱砂吃下去。我母亲照做了，吃了一段时间，小镇上的朱砂断了货，这个疗法就不了了之。每当我犯病的时候，母亲就搂着我哭，还呼喊着我的名字。她经常哭得晕头转向，哭着喊着，经常把我当成了我哥。我总是在母亲凄厉的哭喊声中瑟瑟发抖。当时，父亲还在县城里工作，每周只能回来一次。每次回来，就和我们哥俩形影不离。有一次，我又像醉汉一样摇摇摆摆，我迫切想找个东西倚靠，我摆得越来越厉害，随时都能一头栽倒。我父亲注意到了我的反常，他也没想到我是犯病了，他紧紧盯着我，忽然，他忍不住笑了，笑声咯咯地响。我好像第一次见到他的笑容，父亲笑的时候带着明显的苦相，给9岁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亲终于发现不妙，他一把抱住了我。我在他的怀里躺了一会儿才恢复了正常。父亲替我擦着鼻血，让我仰头，他仔细地观察着我的鼻孔，他的白衬衫被鼻血染得通红一片。父亲拍了拍我的脑袋说：“小子，好好活着吧。”那天，父亲特别慈祥，他只带着我在街里转了一圈，给我买了一根冰棍，还买了一本书。我们转回家的时候，我哥阴沉着脸站在门前，死死地盯着我。父亲揉了揉我哥的头发，我哥狠狠地甩开了。他靠近我，像狗一样围着我嗅，忽然，我哥嚷着：“你偷吃冰棍了！”他转过头，惊愕地看着父亲。父亲面无表情。我哥便朝父亲狂喊：“他一定偷吃冰棍了！”父亲俯下身，闪电般的从我的口袋里拽出新买的书递给了我哥。我哥哭喊着：“弟偷吃冰棍！弟偷吃冰棍呀！”我哥抹着眼泪跑了，我注意到，父亲的目光黏在了我哥的身上。

　　我突然给了自己一拳，这一拳狠狠地打在鼻子上。我觉得有两条肉乎乎的虫子从鼻孔中蹿出来。我使劲拽着父亲的衬衫，将鼻子贴在他的衬衫上。父亲的衬衫顿时就被糟蹋了。父亲抱住我，抱得紧紧的。我在父亲的怀里哭得死去活来。父亲颠着我，又揉着我的头发。父亲问我想不想听故事，我立即止住了哭声。父亲问我想听什么故事。我哽咽着说想听匣枪的故事。父亲说：“今天没心情讲这个故事，我给你画一把匣枪吧。”父亲找来了纸和笔，一只手把着我的肩膀，另一只手开始画匣枪。父亲的表情越来越凝重，他放开了我，用手捺着尺寸，画了一个正面图后又换了几个角度画。那天，父亲画了一摞子图。傍晚，母亲带着我哥回来，她恼火地瞪着我父亲，从我的视角看去，更像是瞪着那一摞子图纸。我父亲突然醒悟过来似的，将图纸团成团，扔到一边。9岁，我确定自己当时9岁，9岁的我偷偷地收集了这些纸团，趁人不备的时候，照着图制作了一把像模像样的匣枪。虽然我小心翼翼地做，却有两次差一点让我哥坏了好事。第一次，他问我鬼鬼祟祟在做什么。我编了个谎，我也清楚我的谎言肯定骗不过我哥。恰好，有个女生喊我哥的名字。我哥飞奔而去，就这样，我侥幸地躲过了一劫。第二次，我钻进地窖里迫不及待地打磨匣枪的时候，身后伸来一只手，一把将枪抢了过去。那时，我哥正处在变声期，他的公鸭嗓子分外地刺耳，他嚷嚷着：“好啊，你又在搞破坏！”他掂着匣枪，看了又看，撇着嘴，满脸的鄙夷。我哀求他把枪还给我。我哥举着枪爬出了地窖。那时，我比我哥矮了整整一个头。他举着枪的时候，即便我跳起来也是抢不到的。我哥爬出地窖后立即遇到了父亲，其实，他更想向母亲举报我。父亲劈手夺下了“匣枪”，握在手里，还朝一只溜溜达达的公鸡瞄准。我哥嚷着：“是弟刻的，不骗你。”父亲没说话，又瞄上了一只晃晃悠悠的大白鹅。我哥急嚷着：“不骗你，弟又要搞破坏。”父亲的枪口突然对准了我的脑袋，我有些慌乱，连忙举起了双手，我愤怒地辩驳自己什么都没做。我哥说：”第，你还敢撒谎？你就会撒谎。”父亲收了枪，掂了掂，然后把枪插在我的裤腰上。父亲叹了口气，这一声叹就像秋天的风，让我从脚底往上蹿冷气。父亲坐在台阶上，朝我招招手，他的表情有些沉重，他的声音也有些沉重，他给我又讲了一回匣枪的故事。

　　上个世纪50年代，小镇派出所有一位积极上进的年轻民警，按照我父亲的表述，这位民警工作起来就像一头小老虎，所长和教导员都很器重他。有一天，这位民警去厕所方便，随手把匣枪摘下放在墙头上，等他便后起来的时候，发现枪套里的匣枪不见了。这位民警选择了隐瞒真相，他担心汇报上去会因此失去组织上的信任，会影响他的前途。他决定神不知鬼不觉地去破案，神不知鬼不觉地找回匣枪，他坚信以他的能力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当然了，这位民警的上述心理活动是事后组织上推理得出的，不是我父亲随意乱说的，更不是我虚构的。

　　父亲叹着气说：“一念之间，这位同志就走上了绝路。”

　　4时间背后站着一个凶相毕露的魔鬼

　　“可恨的盗枪贼！”梅咬着牙，把这几个字嚼碎了咽进肚里。他的目光像子弹一样穿过巷子，一直射到挂符桥，如果挂符桥上有一个人，肯定会猛打几个激灵的。只要枪还在小镇里，他坚信自己迟早会找到的。只要找到了枪，就等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就会继续得到所长和教导员的器重。梅并不完全是心存侥幸，几年来，梅侦破过比这还要复杂得多的案子。比如茶山村人肉包子案，如果不是梅的机智，这个惊天大案恐怕得石沉大海。梅信任自己的侦破能力，他断定匣枪没有走远，匣枪即便长了腿，也没有机会离开小镇。

　　不到一天的时间，梅将进出小镇的几条通道全都摸了一遍，没有发现可疑现象。小镇上的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让他查了一遍。他甚至查出了一个隐蔽的娼窝，捉到了一对儿龌龊之人。龌龊的货郎在小镇里转悠，他似乎察觉到身边有双火辣辣的眼睛在瞄着，货郎急走慢赶，试图甩开这双眼睛。转了几条街，那双眼睛不见了，货郎松了口气，把担子藏在栅栏下，还扯了堆草盖在上面。货郎前后左右贼溜溜地看了一圈儿，确定附近没有人，便一俯身钻进了娼窝里。

　　梅如同影子一样跟了进去，将这对儿正在行欢的男女捉了个现行。梅先把女人带到附近的康济药房仓库里，这里绝对是僻静之地。梅努了努嘴，仓库保管员立即退了出去。女人在短暂的惊慌后迅速镇静了下来，仓库毕竟不是派出所，她一下子就猜到了血气方刚的梅带她来这里的目的。女人搔首弄姿，还朝梅抛了几次媚眼。梅猛拍了一下书案，书案上一条风干的盘蛇突跳起来，女人妈呀一声尖叫，吓得捂住了眼睛。梅让女人老实交代。女人就一五一十地讲述货郎嫖她的每个细节。如果梅不自知，女人能说到第二天早上。梅让她拣重点的说，让她回忆货郎有什么可疑之处，比如，腰间是否有一把枪。女人跳起来，比画着说：“有的有的。”梅急问：“你看见了？”女人说看见了。女人说：“你们男人哪个裤裆里不别着一把枪？”梅瞪了半天眼，打不得骂不得，气哼哼地放她走了。

　　不得不说，梅的运气实在太差了，仿佛这把枪真的就插上了翅膀，真的就飞出了小镇。时间一点点地开溜，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梅发现自己走出了预知的范畴，他离丢枪前的那个自己越来越远。

　　换个角度看，梅的心理素质确实要优于常人，不愧是所长和教导员器重的年轻人。枪丢了这么久，梅的身边一直平静如常，谁都没有注意到他有异常的表现。如果身边人发现异常，那么，这起丢枪案就一定会曝光，真曝光了，对梅未必是坏事，梅起码还有上岸的机会。

　　如果梅冷静下来，向组织坦白自己的瞒报错误，相信，组织上一定会采取断然措施，无论最终能否破案，对梅来说都会有一定的转圜余地。

　　假设终归是假设，假设没有长腿，更不会平白无故地长出一对儿翅膀。

　　当时，边境地区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公安民警的警惕性很高，一般情况下都是枪不离身。警察即便是在睡觉的时候，匣枪也不是挂在墙上，而是习惯性地放在枕头下面。这样做就是一旦遇到突发事件能及时拔枪就打。这就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管理漏洞——警察的配枪并不需要定时归库。也就是说，只要领导不来检查，没人会注意到梅的匣枪丢了。有一阵子，临近的登沙河镇派出所曾发生一起擦枪走火的事件，副所长不幸中弹身亡。县公安局通报批评了登沙河镇派出所，并且要求基层各所要严格规范配枪制度。梅听到所长宣读这条禁令后当即就晕了过去，民警小于手快，一把抱住了梅。大家掐他的人中，喊他的名字，梅才缓过一口气来。

　　“累坏了吧？”教导员拍着梅的肩膀说，“同志哥，要注意休息吆”。

　　“嗯，嗯。”

　　“咱把丑话说在前头，谁捅了篓子谁负责。”所长拍了下桌子，大声宣布：“根据当前严峻的斗争形势，所里决定，枪还归你们自己保管。”

　　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自己又活了回来。教导员又拍了拍他的肩膀，嘱咐他要注意休息，教导员还说了句挺时髦的话：

　　“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吆。”

　　匣枪到底在哪儿呢？

　　梅瞪着眼睛挨个地方看，巴掌大的小镇让他暗地里翻了个底朝天。每个路口，每个可疑的人都让他过了筛子。又一个月过去，梅忽然有了幻觉——匣枪是在他蹲下去之前掉进了粪坑里，他回忆了当时如厕时的每一个细节，确信枪就在粪坑里。他依稀记得曾听到噗的一声响，当时，还以为是自己放了个屁。梅的注意力又转回到了原点。他跟老乡借了个铁爪子，在粪池里掏摸了一个下午。这个下午也不是没有收获，除了捞上一个骷髅头，还捞上来一个挂了铁掌的军用大马靴。梅扔掉铁爪子，坐在石头上发呆。一阵微风吹过，臭气钻入他的鼻孔，梅不禁皱紧了眉头。

　　“小于，你给我滚出来！”

　　“梅大哥，你在琢磨什么呢？”

　　“给你个好东西看。”

　　“好东西？”小于半信半疑地问，“说谎吧？”

　　“你瞧，这是什么？”

　　“妈呀！哪来的骷髅头？”小于扭头就跑。

　　对梅来说，时间是有棱有角的一个实体。准确地说，时间很像一座绞刑架。他在日俄监狱里见过绞刑架。讲解员为了让参观者更直白地了解绞刑架的原理，便亲自站了上去，脖子上套上绞索。他的脚下是一个踏板，她说，只要行刑官一声令下，踏板就会突然抽开，瞬间，死刑犯的身子猛地下坠，脖子就会被自身的重力抻断。自始至终，梅一直替讲解员捏一把汗。从那以后，绞刑架的阴影始终徘徊在梅的心里头。匣枪丢了，梅的脖子上就自动套上了绞索，同时，他看到了时间的背后站着一个凶相毕露的魔鬼。魔鬼随时要下令绞死他。梅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压力，无论在哪儿，前前后后总会有闪烁的目光。梅曾几次向魔鬼投降，甚至几次给魔鬼跪下求饶。“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再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再给我一天的时间”，梅经常无比悲哀地向魔鬼祈求，却得不到一丝善意的回应。梅每时每刻和时间纠缠在一起，连睡着了的时候都会突然因一次绝望的下坠而惊醒。

　　梅有多次片刻的犹豫，他想找所长或者教导员坦白，想请求组织上的宽恕。最终，梅没有勇气让这件事曝光，梅选择了继续隐瞒。他也明白，自己是在赌博，他把所有都作为赌注押上了。就这样，梅至始至终都有上岸的机会，却至始至终在放弃机会。用小镇上的一句俗语来说——他就是让猪油蒙了心窍。时间从有形转化为无形，又从无形转化为有形。在无数次的转化过程中，梅脖颈上的那条绞索越来越紧，梅随时随地都能听到魔鬼发出的不耐烦的喘息声。梅心中清楚，他已经不再是他，他很可能是一具行走着的尸体。他轻飘飘，他又沉甸甸。他在加速下坠，下面是无尽的黑暗。他盼着出现转机，祈祷着匣枪能从天而降。匣枪就是一道门，门的这边是人间，门的那边就是地狱。只要找到了枪，梅就可以轻易地回到过去。只要找到了枪，他还是过去的他，依然是领导们喜爱的优秀民警，依然是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好苗子。

　　梅几次侥幸躲过突然曝光的险情，而且，一而再再而三，他清楚，纸终将是包不住火的，仅剩下的那么一点可怜的运气迟早会消失殆尽。情急之下，梅想出了一个应急的计策。星期天，他骑车去了趟百里外的大舅家，他要找大舅帮他一个忙。其实，小镇里就有梅的二舅，二舅也是一个心灵手巧的木匠。梅偏偏舍近求远，他不想在小镇上留下任何有关联的痕迹，他担心一不小心会败露。梅请大舅给他刻制一把匣枪。他给大舅画了匣枪的形状和尺寸，大舅也没有多问，挑挑拣拣，选了一块上好的硬杂木刻制了一把匣枪。刻制到扳机系统时，大舅遇到了麻烦，即便他手艺再精湛也做不出一件可以联动的击锤。大舅愁得拉长了脸，握着“匣枪”发呆。梅看天色不早，就急着说：

　　“算了，差不多就行。”

　　“差多少是差不多？”

　　大舅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理解，这小子做一把枪想干什么？大舅的这个念头只是一闪就过去了。在大舅的眼里，梅是警察，这个身份就是一把绝对值得信任的尺子。“匣枪”刻制完成，大舅又用玻璃碴子刮了几遍，刮掉毛刺后通体顺滑，大舅又涂了几层黑漆。一把明光锃亮的匣枪就做成了。梅看了又看，感觉有些顶眼，一时也找不出为什么会顶眼。眼看着天色昏沉，梅不能再耽搁了，没等漆干透，梅就将“匣枪”放进枪套中。他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突然挺起胸膛，整了整警服的风纪扣，梅像模像样地朝大舅敬了个礼。大舅的心忽然突突了几下，大舅紧张地说：“小子，可别像你爹那样乱扯犊子。”顿时，梅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矛盾体，在大舅眼里，他有他爹的“乱扯犊子”的遗传基因，在派出所领导的眼里，梅又是一个纯朴踏实的可造之材。在后来的几次抓捕敌特行动中，梅都表现得与众不同。面对负隅顽抗的敌特，梅总是拔出匣枪勇敢地冲在最前面。有一次，敌特的子弹泼水般扫来，硬是将他的大檐帽打得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梅愣怔着，也不还击，也不躲避，手里的匣枪也和他一样愣怔着。

　　“二愣子，快趴下！”所长急喊。

　　“开枪！二愣子，快开枪啊！”同志们急喊。

　　大家都以为梅被吓傻了，即便是吓傻了，在同志们的眼里，梅也是最勇敢的人。

　　5“鬼剃头”

　　1960年代初期，匣枪在我们老家逐渐退出警用序列，我查过一些资料，也就是这个时间段，因为屡次出现走火误伤事件，老家所在地的县公安局开始执行严格的警务配枪管理制度。两件与匣枪有关的政策在同一时期交替出现，“梅”离地狱之门只有一步之遥。1961年的冬天，县公安局开始装备国产“五四”式警用手枪，民警配发新枪之日也是收回匣枪之时，那个“梅”即便真的是个二愣子也应该明白，脖颈上的绞索已经绷紧了。

　　“梅”的处境可想而知，用“惶惶不可终日”这个词来形容应该不为过。我曾经感受过这样的痛苦，怎么形容呢？挣扎不是，不挣扎也不是。当然了，我的痛苦与“梅”的痛苦相比，程度还远远不在一个层面上。我只能靠“野蛮的”推测去展示这种残酷的压力。父亲曾说，这期间，“梅”得了斑秃症，后脑勺到发际处露出了一块拳头大小的肉皮。这个罕见的病让同志们印象深刻，大家也替他着急，所长还发动全体民警下乡寻找治疗偏方。我父亲说，也是那时他才知道斑秃症就是乡下里传说的“鬼剃头”。有一天，所长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我父亲突然听到他嘟囔了一句：

　　“咋就让鬼给剃了头呢？”

　　“梅”除了得了斑秃症，还得了慢性肠炎，病情严重的时候憋不住屎，总是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地往茅房里跑。有时，放个屁都能带出一股臭烘烘的屎来。所长愁得茶饭不思，几次在大会讲话时忍不住哽咽，他也几次郑重地拜托大家想方设法去关心“梅”。所长坚信是繁重的工作压垮了“梅”，他为此很是痛心。196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梅”除患有斑秃慢性肠炎还出现了精神恍惚的症状。他经常一个人长时间地发呆。所长命令他立即休整。1962年“六一”儿童节到来的时候，“梅”的症状更加离奇，连正常的早操都坚持不下来，往往刚跑出几百米就突然坐在地上掉眼泪。所长经过请示，送他去地区的公安医院治疗。1962年“十一”国庆节来临之际，“梅”的症状稍稍见效，又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小镇派出所。随着公安系统“五四”式配枪发放加速，“梅”表现得如坐针毡，常常自言自语：“会是谁干的呢？”同志们都听到了这样的疑问，就像是从地下几百米的深洞里发出来的沉闷的呐喊，大家都以为他沉湎于某个案子而不能自拔，对他又敬又爱又心疼。即便他对“五四”式配枪工作的抵触情绪达到了神经质的程度，也没有人想到是匣枪出了问题。所长以为“梅”是个恋旧的人，以为他担心掌握不好“五四”式手枪的性能。在“梅”的一次歇斯底里的发泄后，所长严肃地和他谈了一次话，所长告诫他要正确对待党和国家配置“五四”式手枪的重大意义，不允许他继续散布消极情绪。

　　“只要你有信心，‘五四’手枪照样能练出神枪手。”

　　我想象着“梅”的绝望，绞索在收紧，不是一天一天收紧，而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收紧，甚至是一分钟一分钟收紧。“梅”还在等，他在赌一线生机。他几乎放弃了侦破，他只是神经兮兮地祈祷匣枪自己跑回来。他因精神紧张而每时每刻都在排泄，有时，一碗粥没喝完，猛地放下碗筷就往茅房里跑。夜里，他频频起来，不是去茅房，而是到水房里洗内裤。有时会边洗边抽泣。有一次被我父亲发现了，我父亲问他为什么哭泣。他低头不语。为了不伤害他的尊严，我父亲就没有再问下去。我相信，“梅”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着魔鬼的点卯，每时每刻都在问苍天：

　　“匣枪啊，你到底在哪里？”

　　有若干个深夜，我站在窗前，俯视着我居住的这个城市。我经常会听到一声凄厉的极有穿透力的呐喊声。有时，声音是从保税区那边传过来；有时，是从童牛岭公园那边传过来。甚至有一次竟然从管委会大楼里传出来。我总是被那突然而起的一声长啸吓得一激灵，每一次受到惊吓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梅”。父亲去世“百日”那天夜里，我久久地站在窗前，怀念着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忽然，我又一次听到了从夜的最深处传出的一声呐喊。我忽然想体验一下人在万分绝望的时候爆发出的那种力量的烈度。我打开窗户，朝着深邃的天空发出了一阵歇斯底里的呐喊：

　　“啊，你在哪里呀？！”我的呐喊声如同长了翅膀，在城市的夜空中画了一道闪亮的弧线。

　　这一天，终于来了。

　　这一天到来之前，谁也不知道它到底长着什么样。是丑的？是俊的？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雨绵绵？这一天，是小说《匣枪的故事》无法回避的一天，也是小说能否爆发出巨大力量的一天。按照正常逻辑，这一天应该是这样几张面孔中的一个：1、匣枪找到了，这一天就像一位美丽的新娘子，新娘子的脸沐浴在金子般的光影之中；2、丢枪案突然曝光，魔鬼露出狰狞的面容；3、机缘巧合，小镇派出所“五四”式手枪配装工作出现巨大的漏洞，“梅”侥幸过关，苦恼人终于露出了笑脸。

　　多年来，我总是反复描绘着这3张面孔。在这3张面孔中选来选去，每一个结局都因太过正常而失去了文学本身独有的魅力和驱动力。《匣枪的故事》就如同一匹误入歧途的马，被虚构与非虚构夹在中间，不能调头，也不能后退，只能埋头前行，换句话说，只能走到哪儿算哪儿。我渴望出现一个意料不到的哪怕是十分荒诞的结局，我希望这样的结局会迸发出人性的光辉或者释放出人性的浑浊之气。按照我父亲的叙述，这一天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魔鬼。我不喜欢魔鬼，魔鬼严重地损害了《匣枪的故事》的美学境界，让很多还没有来得及展示的审美瞬间就转换为无意义。

　　我强烈地鄙视魔鬼。

　　这一天，小镇化工厂的一个危险品仓库突然起火，“梅”恰好路过火场，他一只脚撑着身子，另一只脚踩在车蹬子上。看起来，“梅”就像一尊灰色的石雕。浓烟从仓库的大门中涌出，人们哭喊着：“快跑呀！快跑呀！”有个满身是火的人疯跑出来，差一点把“梅”撞倒了。这个人哭喊着问“梅”他该怎么办。“梅”扔下车子，朝着浑身是火的人喊：

　　“卧倒！就地打滚！”

　　“梅”看着浑身是火的人在地上滚来滚去，看着火苗熄灭。那人爬起来，给“梅”鞠了个躬，转身就跑了。“梅”望了一眼仓库，仓库里的浓烟张牙舞爪，驱逐恐吓着人们。“梅”忽然拢了一把腰间的枪套，猛地冲向了魔鬼……这一天还没结束的时候，魔鬼被驱走了，仓库坍塌，留下一片残垣断壁。人们在废墟中找到了“梅”，“梅”从头到脚都已碳化。所长决定立即上报，为“梅”申报光荣的烈士称号。就在教导员带着笔杆子赶写申报材料的时候，火灾现场又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侦查员发现了重大疑点。县公安局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下数名经验丰富的刑侦员，经过进一步鉴定，枪套里面装的竟然是一把假枪。

　　当夜，小镇派出所所长患上了难缠的“鬼剃头”，头顶上露出了婴儿手掌般大的一块斑秃。所长一怒之下剃光了头发。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