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时代新征程的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就文化领域而言，要求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这一重要论断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丰富的内在逻辑和鲜明的现实指向。

　　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构成中国百年文艺演进的历史主线。19世纪末20世纪初，封建制度瓦解、西学东渐，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新中国成为当时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于是，现代文艺开始了对民族国家的想象，梦想建立一个富强的现代化的新中国。这一想象及其实践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艺最重要的线索和主题。1949年以前，从晚清时期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陆士谔的《新中国》、蔡元培的《新年梦》，到五四时期李大钊的《青春》、鲁迅的《狂人日记》、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再到20世纪20年代郁达夫的《沉沦》、闻一多的《七子之歌》、蒋光慈的《哀中国》，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老舍的《四世同堂》、何其芳的《新中国的梦想》、胡风的《时间开始了》，无一不围绕“新中国”建构这一宏大诉求展开叙述。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近30年时间里，社会主义文学强化了革命意识与集体观念。例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金光大道》等作品，以历史隐喻和记忆重构的方式讲述建立新中国的进程。在这一类写作中，既有优秀的红色经典，也有一些作品无法在更为纯粹的文本意味的前提下完成民族国家想象的宏大叙述，而只能以革命的“抒情”进行折中性表述，最终导致叙述陷入“无法完成”的境地。随后，新时期文学以现代化建设为契机，从经济改革和文化复兴两个方面想象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例如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为代表的改革小说，首次从经济层面探索实现民族富强；以韩少功的《爸爸爸》和阿城的《棋王》为代表的寻根小说，从文化寻根与反思的角度探索实现文化复兴的宏大愿望。

　　20世纪90年代，个人欲望、性格命运等偶然性逐渐替代历史的完整性，成为文学叙述的重要动力。但仍然有很多作家以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展现社会的发展进步，或者通过宏大的历史书写彰显民族国家现代转型的历史体验。我们可以将百年来的这一想象的目标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地看，20世纪中国文艺深度反映和参与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进程。

　　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主要任务。具体说来，一是对内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二是对外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当前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人民的物质生活不断丰富，亟需我们提高文艺创作的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动的人。因此，文艺作品能否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取决于作者是否深入人民中间，把人民的喜怒哀乐记挂于心，是否深入人民生活深处，真切观察、体验人民生活，是否读懂读透社会，洞悉社会矛盾与现实问题。另一方面，要让人民成为文艺评价的主体，让人民的观点成为文艺评价的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弱化批评家的批评和艺术自身的审美标准，反而是强化二者的互动。

　　全球化背景下，中外文化极大交融，意识形态交锋十分激烈，保持中国精神的独立性，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得尤为迫切。对于文艺创作来说，融入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显得至关重要。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是文艺创作的重要源泉。文艺创作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可以丰富作品的精神内涵，也可以让更多读者理解和认同中华文化。例如，高密东北乡、商州、苏北水乡、临汾的民间传统文化滋养了莫言、贾平凹、毕飞宇、贾樟柯的文艺创作。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文艺大国，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产量稳居世界前列，文艺市场也非常庞大。相比之下，中国文艺作品的海外传播还不尽如人意。中国文艺作品进入世界视野，除了作品本身对接人类共通的情感需求，在精神层面改善人类生存境遇，彰显人类情怀之外，还需要借助成熟的国际传播体系，形成与国外优秀文艺作品的交流互鉴。只有人民精神思想进一步丰盈，民族精神不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加速提升，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注入强劲的精神力量。

　　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规定了新时代文艺创作的道路方向与基本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需要的必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这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文艺的人民性方向。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经典文本，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先后系统性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文艺如何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关键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锚定了坐标、指明了方向。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指导地位，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题中之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性为根本方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鲜明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从文艺发展的历史规律来看，与人民贴近，就拥有无限活力和勃勃生机；远离人民，就会落入寂寥和枯索。以人民为表现主体，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必然要求。

　　另外，民族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属性。这里的民族指的是一体层次的中华民族。文艺创作要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民族性特征、民族风格不可或缺。毋宁说，正是民族性特征、民族风格决定着文艺作品如何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越是具有鲜明民族性的文艺作品，越容易被国外民众接受，使他们在审美中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因此，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也是当前文艺创作的重要方面。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