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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山到石峁(节选)
来源:《民族文学》汉文版2022年第12期 | 作者:周建新  时间: 2023-01-06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地球上,天造地设一道线,北纬四十度。

  这是地球上最具吸引力的横轴,自然地理神奇,人类文明神秘。围绕这一地球上陆路最长的横轴,各类地形跌宕起伏、变化多端,各种气候相互交叠、物产富饶,各种地质结构交汇、矿藏丰沛。游牧与农耕在这里混杂,族群与部落在这里争夺。冲突与交融,生存与挣扎,开拓与坚守,在这一纬度绵延几千年。

  不提其他国度,就拿我国的万里长城来说,异乎寻常地与这一纬度重合,有文字记录以来,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往往与这一纬度相关,长城的本身,便是例证。

  当然,今天要说的石峁,也在长城一线,却比秦长城还要早二千年。那时,中华文明尚属初始,文明的起源及发展脉络,尚不清晰,还需探寻。

  作家不是考古学家,不必循规蹈矩,但想象必须建立在考古学家发现的基础上,按照人类发展的规律,推测历史,虚构场景。历史如此漫长浩瀚,史前遗迹遍及大河上下、长城内外,史前人类生活的复杂与丰富,作家的想象力再饱满,表达的也仅仅是沧海一粟。

  为此,我在这一纬度的两侧,选择两个点,述说自己的困惑与思考。这两点,便是牛河梁与石峁。

  我目前工作的地方,距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不过十几公里。神木县文联的同志告诉我行程的时候,我正在牛河梁,站立在红山女神的雕像前冥思。

  礼莫大于敬天法祖,牛河梁遗址各类祭祀冢,无不体现对天的崇拜。三层起坛、天圆地方,沿中轴线左右布局的祭祀冢,规模与恢宏程度,无异于现在的北京天坛、太庙,精确度极高,需要现代数学阐释。还有女神庙遗址,毫无争议地把六千年前的原始宗教、族群崇拜推到眼前。这些不可思议的神奇与神秘,我能破解几分?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证明一个事实,红山文化把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年,积累了两千多年的红山文化,已经形成了国家的雏形。然而,让我困惑的是,处于鼎盛时期的红山文化,在四千年前却戛然而止,再无考古发现。到底发生了什么,红山古人去了哪里?

  来自神木的电话,把我拉回到现实。

  文明的断层,需要不断地考古接续,红山文化是否为国家形态,始终被国际考古界质疑,主要原因不见文字记载、不见城邦遗址。而陕晋蒙相交的石峁文化,城邦却屡见不鲜,尤其是陕西神木高家堡的石峁遗址,用精美的城堡,证明了这是一座王城。红山文化消失于4000年前,而石峁文化却偏偏诞生于4300年前。碳-14将两者几乎无缝衔接,历史竟然有这样的巧合?

  来自神木的电话,就是这般神奇,仿佛天赐良机,冥冥之中,让我穿越时光隧道,穿梭于牛河梁与石峁之间。

  带着疑问,我踏上了旅途,应邀到千里之外的神木。我对神木的向往,不是因为神木上半年的GDP神奇般地超过了千亿,也不是因为神木地名的由来——三株唐代古松的神秘,而是探访中华文明的前夜,寻找人类的童年,弄清楚以北纬四十度为轴,史前文明的相互关系。换言之,我用文学的方式,探寻中华文明之源的各种可能。

  走在神木的大地上,总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我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黄河的支流窟野河、秃尾河,极像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将广袤的原野切割成壁立千仞,从容不迫地携带着蒙古高原的泥沙,汇入主河道,奔流进渤海,积累出了黄河、辽河两个三角洲。

  载着我们采风团的商务车,在游历了神木市的种种神奇之后,压轴的便是参观石峁遗址。这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商务车越过秃尾河,沿着盘山道,怒吼着向上攀爬,奔向位于险峻之地的石峁古城。峭壁上层层叠叠的岩石不见了,厚厚的黄土被洪水拉出了道道沟壑。山的结构,本该是石头,而与黄土高原相交的蒙古高原,同样有着一种奇特的地貌,山上为土,山下为石,土在石上,这便是峁。

  峁是单个黄土丘陵,顶略显穹起,四周多为凸形坡,坡度较短。形象地说,就像个馒头山,这与辽西、蒙东地区关于梁的称谓如出一辙。所以,到了石峁遗址,我没有陌生感。牛河梁也是这样,河畔、梁顶、厚土,地形险要,视野开阔,亦耕亦渔亦牧,更易于安全与防守。起码从生存场所的选择上,两者的史前人类极其相似。

  我是有备而来,之前也读过有关石峁遗址的考古资料,但走进现场,还是惊呆了。难怪雨果说,建筑是石头的史诗。我惊叹于4000年前人类的智慧,虽说遗址已经残破,但轮廓依然清晰,高耸的石墙扑面而来,古朴与庄重压迫着我,使我感到自己格外渺小。

  且不说遗址的恢宏,就细节而言,石与石的缝隙仿佛浑然天成,即便有些缝隙,依然可见纴木插过的痕迹。石墙的阳角,直如垂线,即使是现在的八级瓦工,也难以与之匹敌。

  我们是从外城东门进入的石峁古城,走过外瓮城,走进内瓮城,抬眼望向城上,总觉得有披头散发、身穿兽皮的史前人类,手持弓箭,警惕地俯视我们。南北墩台控制着门塾,两侧相辅着角台、马面,即使晚于它两千年,包括长城在内的城防体系,也不一定比那一时代高超多少。难怪考古界称其为“中华第一门”。

  最让人称奇的是皇城台,大体位于内城的中心位置,四面包砌着护坡石墙。道道石墙,堆砌得严丝合缝,呈收缩状上去,极像埃及的金字塔。不同的是,金字塔封成了尖顶,埋葬的是古法老,黄城台是阔顶,面积达8万平方米,台顶距离均匀地分布着平整的巨石,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巨大柱子的基石。由此可以推断,台上是巨大的宫殿,而宫殿的主人,无可争议地为至高无上的王。

  翻开资料,沿着黄河南下的蒙晋陕边界,从内蒙古老虎山的遗址群,到山西的乔家湾和窑子坡,石峁文化的城邦与部落的遗址比比皆是,尤其是石峁遗址,王城的气象已无可争辩。红山文化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城邦,却在石峁找到了归宿。

  我将两个史前文化放在一起对比,不是心血来潮。石峁古城的砌筑方式与牛河梁的祭坛如出一辙,陕北的峁也好,辽西蒙东的梁也罢,皆为厚土,本无石。这些经过挑选的石头,如此海量,是怎样滚石上山、爬坡过坎,从山下运到山上的?尤其是重以吨计的大石块。很多时候,我们猜测,史前人类的劳动,应该是手搬肩扛,那些小的石块,倒也不难,但巨石上山,仅仅借助工具和畜力还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国家形态,哪能有如此强大的动员力?牛河梁与石峁皆是如此。解开这一块块巨石上山的谜团,也就是解开了华夏文明的曙光。

  发现红山文化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黄河几字弯西侧的石头城堡、石头祭祀台、烧制的白灰敷墙等考古发现,证明了古国文明的存在。

  石峁遗址考古队工作人员介绍道,皇城台大台基有七十多件石雕,包括人面、神兽、动物等形象,它们都是皇城台的保护神。他们又有一个重大发现,在西南角的圆弧形转角的基护墙上,新发掘出两个相邻的人面浮雕,神态庄严肃穆,均戴有耳珰,呈现双目略突出、阔嘴龇牙的表情,其中西侧人面头戴冠饰,足有半平方米,是石峁石雕中尺寸最大的单体图像,猜测其应是石峁先民王的形象。石峁人希望以王及贵族的形象,护佑最高等级的宫殿区域牢固安稳。

  由此,我联想到了牛河梁出土的女神像,都是平脸、凸眼、阔鼻、敞嘴,两者宛如一奶同胞。若说他们毫无关联,打死我也不信。不同的是,牛河梁是母系氏族的晚期,而石峁则是父权社会的开端。

  说完石头,该说玉了。

  玉是石头的精灵,是人与神沟通的媒介。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最早的例证便是两种玉龙的发现。红山文化中的碧玉C形龙,被誉为“中华第一龙”。而通体牙白、首尾相衔、肥首大耳、卷曲成团的,被称为玉猪龙。两者从“观物取象”到“象以尽意”,进而追求“得意忘象”乃至“大象无形”,最终达到以器载道的境界,规范了龙的构型理念。

  上到王巫的祭祀,下到古代先民的佩戴、窖藏、墓葬,玉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中,从未间断。玉具有除祟辟邪祈福的作用,世代先民皆把玉奉为圭臬。

  虽说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以出土玉器而闻名天下,而玉文化,则在石峁,石峁出土的玉,种类多得令人眼花缭乱。除了不见王巫祭天的玉猪龙,前两者的玉璋、玉璜、玉人、玉玦、玉镯,石峁遗址应有尽有。更令人称奇的是,磨制难度极高的玉针,精美极致的玉璇玑,这些玉制品,对于今天的工艺师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在石峁,却成了日常生活用品,和人们把玩的艺术品,可见史前人类有怎样智慧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

  除了礼器和审美,石峁玉器中更多的是生产工具和战争兵器,比如玉刀、玉铲、玉斧、玉镰、玉钺。甚至,城墙墙体和夯土层中,藏有数不胜数的玉器,古今中外独此一家。

  玉本是贵族阶层的奢侈品,在石峁却是随处可见,这本身就彰显了王城的气派,更佐证了春秋时《绝越书》所言:“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

  这些共同指向,石峁乃黄帝之都,黄帝陵在陕北,也就理所当然了。

  玉教是华夏民族先于“国家”而出现的“国教”,玉石的崇拜具有巨大的传播力。石峁玉器的丰富性已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既然玉为权力、地位、财富的象征,又是通神的法器,我猜想,邦国进贡、战争掠夺、易货贸易皆有可能。

  从距今4300年前后,到距今3800年前后,石峁古城存续的时间仅仅为500年,留下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还要用一百年的时间去考古发掘,可见古人留给后代的遗产该有多么丰饶。相信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会还原出更加绚丽的石峁文化,用更多的出土文物证明,这里是夏早期中国北方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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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全文,请见《民族文学》汉文版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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