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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远方更远(节选)
来源:《人民文学》2022年第10期 | 作者:曾 剑  时间: 2022-10-24

  引子

  这年初冬,寒风提前到达,我却感觉不寒冷,心里温暖如春。我换好军装,来到那个遥远的小镇。那天黄昏,我看见西天出现夏日才有的晚霞,如喷射的岩浆,壮丽无比。

  小镇名为七里坪,红四方面军诞生地,黄麻起义指挥所。我们这批红安新兵,将从这片红色土地上出发,去武汉,转火车,奔赴军营。

  送行人的影子越来越模糊。父亲想同我说的话,到底没机会说出来。大客车驶入山坳,我回过头,看不见父亲。所有送行的人,都被挡在山那边,我的心一下子就空了。我突然可怜起父亲。我想哭。我同别的新兵一样,涌出眼泪。

  接兵干部冲我们喊,别哭了,别哭了!都是军营男子汉了,还像娘们似的!我们就止住了哭声,只打嗝似的抽泣。

  我叫乔大宝,这个名字太随意,没学名时,母亲喊我宝,父亲喊我大宝。上学了,该起学名了,父亲就在我的小名前,加上了姓氏。

  换军装前的那个下午,我们被招到镇武装部。部长问我,你想去哪儿?我看着那张表,有北京、广东、锦州。我说,去锦州。

  高考失利后,我在家待着,不敢出门,像是被钉在耻辱柱上,不敢面对村子里的人。其实,他们什么也没说,但他们的目光麦芒似的。我想逃离,越远越好。

  第一章列兵生活

  一

  锦州城大。我们部队的操场,更是大得一眼望不到边。一排排深灰色楼房,掩映在参天古木中。树叶落尽,但看不到荒凉,看到的,只有威严。那天军营没落雪。我们下车,站在灰蒙蒙的天空下,等着分兵。一个军官站在我们面前点名,点到谁,手一指,被点名者,站到他手指方向的那支队伍里,等着被老兵领走。

  我跟在一个老兵身后。我后来知道,他叫刘光明,是我的新兵班长。他个头不高,后背宽阔而厚实;眉毛黑,单眼皮下的眼睛不大,却很聚光。尽管他第一面给我的是微笑,但那眼里的光,令人心生畏惧。他的肩上载着三道黄杠,一粗两细。他是一个老兵。

  我正式开始了我的新兵生活。入营第二天,我们去瞻仰革命烈士董存瑞。董存瑞塑像,就在营区中央大道上,那里有一个大转盘。我们入营时就看见了他,手托炸药包是他独特的标识。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与我们的关系,瞻仰他时,解说员说他是我们的前辈。我们部队前身,就是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一路征战,几次换防,进驻辽西。

  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面向董存瑞塑像敬礼、宣誓,然后,我们登车,去辽沈战役纪念馆。在全景馆前,逼真的枪声炮声,战地火光,让我仿佛亲临战场。在元旦文艺晚会上,我把那次经历,写成了单口相声。我创作,我表演。晚会是新兵老兵一起。我把大伙逗乐了。我后来听说,大伙笑,并不是我的相声包袱搞笑,而是他们根本听不懂,不知我这个南方人在说什么,在他们眼里,我无异于哑剧表演,他们是因为这个而笑。但我毕竟是让人笑了,达到了喜剧效果,一夜之间,我成了新兵连的名人。第二天,演出队的一个老兵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到演出队搞小剧本创作,我说愿意。我们的见面,被班长撞见了。他很客气地让那个老兵回避。他对我说,你不合适那里。演出队是业余演出单位,编制分派到各连。他们半天时间训练军事,半天时间练习吹拉弹唱。你干两三年,搞不出名堂,就退伍了,想提干,吹拉弹唱的老兵一大堆,轮不到你。我满肚子不快,觉得班长自私,想把我留在他身边,给他争荣誉。我敢怒不敢言。

  演出队的班长后来没再找我。

  我们的新兵指导员叫孙小亭,名字有点女性化,长得也白净、秀气,脸上散发出亲和力,不像我们班长,黑眉一竖,我心就哆嗦。

  雪,好大的雪。空气潮湿而寒冷,雪飘起来。风猛烈地刮着,风吹进眼里,雪花吹进眼里,化了,像是在流泪。踏着积雪,吱嘎作响的声音让我痴迷,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雪。

  雪停之后,孙小亭给我们上政治课。这堂政治课的内容是唱歌,场地为室外,孙小亭把我们带到营区东的一片树林,这让我们很兴奋。

  孙小亭嗓子清澈透亮,歌声很美,话语激情飞扬。他毕业于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在我心目中,他近乎完美,简直令我崇拜。

  我们踩出的脚印,在我们脚下延伸,那是通向远方的路。

  一阵风吹过,一阵来自远方的风。

  远方的风在远方呼唤

  通向远方的路比远方更远

  我脱口而出。

  没人发现我在作诗,后来无数次,我想续写这两句诗,都没能够完成。由此,我觉得,写诗,必须要有灵感,硬憋憋不出诗来。

  二

  新兵下连,刘光明果然把我留在他身边。我成为炮一班的一员。炮一班是全连标杆班,我自豪。

  各种集训队相继挑选人。汽车驾驶、汽车修理、通信兵培训……连队的新兵,走了三分之一,我是那个被遗忘的人。我喜欢作文课,高中时就在县报发表诗歌。《解放军报》新闻记者函授班的启事,像一道光吸引了我,我当即写信报名。半个月后,我收到了实习采访证。我高兴得屁股生了火,坐不住,东奔西颠,到处找线索,挖新闻,仿佛自己已经是一个记者。一个星期天,我把采访证往大门岗哨兵眼前一晃,大摇大摆出了营院,到城里去寻找类似于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的故事。我回连时,天已擦黑。刘光明在连队大门外等我,我跟着他回到宿舍。全班人列队两边,我自豪,正要向他们汇报我的采访成果,刘光明冲我吼道:站好!我看到一张铁青的脸。我说,我去采访了。我说着,亮出我的采访证,我以为这是我的“尚方宝剑”,没想到班长一把抢过去,撕扯着采访证,并极快地往纸篓里一扔。

  刘光明是安徽肥东人,初中毕业。聪明不可盖主,他嫉妒我,我心里不服,不满情绪在眉眼间表露出来。刘光明一声:出操!我们就跟在他身后,走向操场。那个下午,我们原本是休息,这么一弄,全班人都恨我,我自己也带着情绪。我立正时站成三道弯,行进时迈着肥鸭步,刘光明显然能看出我的抵触,但他没与我过多纠缠。他说,全班带回,打扫卫生。

  晚点名前,刘光明把我带出宿舍。我心生忐忑,跟着他走。穿过树林,来到器械场,四周空寂无人。明月如镜,我心亦如明镜般清晰,刘光明找我“单挑”来了。刘光明比我略矮。我做好了心理准备。等着他揍我,一拳、两拳、三拳。这是我的底线,第四拳挥来,我就要接招了。出乎我意料,刘光明并没“大开杀戒”,而是把一只手,轻轻地落在我的肩上。他说,喜欢写作,这是好事。但写作是个漫长的过程,你能在这短暂的两年时间里,写出一本《红楼梦》?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靠写作提干?你有文化,好好学习军事,干两年,去考军校。考上了军校,当了军官,那时,你会有很多时间写作。

  刘光明说着,声音低沉下去,像是嘴里含着沙粒。他说,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看人家考军校走了,我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文化不行,就跟人拼体力、拼军事、拼技能。可时代不一样了,仅靠这个,在部队已经很难立足。

  刘光明其实很优秀,是旅里班长预提干部对象,但听说难度很大。月色朦胧,映照着刘光明这个月夜的忧伤。他本来是来安慰我的,但现在,好像我应该安慰他几句,可我一句话也没接,任他自说自话。他说,今年是他在部队最后一年,他再努力一把,不行就算了,回家去。肥东的乡下,虽然不富裕,但风景不错。三月份,油菜花盛开,漫山遍野一片金黄,真美。他回去就娶媳妇,用不了几年,他就可以牵着儿子,带着媳妇,走在油菜花田里,看蜂飞蝶舞,不也很美嘛。

  刘光明语气平静,但我能感知他内心的无奈,他太想留在部队了。我不知说什么好。我想,那一刻,一切安慰的话都是苍白无力的。

  三

  初见马哲思,他身上那股葱花味,从我身边飘然而过;衣袖上的油渍若隐若现,在阳光下反射着微光。若不是戴着军衔,他就是穿着军装的农民工。他是我们连的炊事班长:麦茬似的总也没刮干净的胡须、短粗胖的脖子、开始凸起的小肚腩,特征明显。

  马克思,老兵喜欢这么叫他,引来欢声笑语,他并不在意,自己也笑。我们在新兵连时,单独管理,吃住不在老连队,与马哲思他们这些老兵不熟悉。现在,我们下了连,但羽翼未丰,翅膀还不硬,还得夹起尾巴做人。只要下一年的新兵未到,我们这些列兵,就还要摆出新兵的姿态,抢着干活,比如帮厨。

  我就是在给炊事班帮厨时,被马哲思相中,并将我要到炊事班的。

  那天,马哲思对我说,你把煤灰掏了。我就去掏煤灰,发现煤堆旁的柴火上,有一本《解放军文艺》,我抓起来,爱不释手。

  头题是一个短篇小说,《当过兵的爸》,作者田水泉,列兵。小说文字轻盈,故事并不复杂,却深深地吸引着我。一个列兵,就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小说,我太羡慕了。更令我羡慕的,是他有一个当过兵的爸。我没有当过兵的爸,我只有一个农民父亲,还是一个瘸腿。

  见我一直盯着书看,忘记掏煤灰,马哲思问,你爱看书?我点头。他让我跟他到储藏间。菜架上摆放着一只木头箱子。他打开,是一箱子书。“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马哲思说这是金庸全部小说。他开始给我讲金庸。从新兵连到现在,除了训练,就是搞教育,我从没完整地看过一本杂志,更别说书。

  你到炊事班来吧,马哲思说,炊事班缺人。

  不,我想考军校。我说。

  你在战斗班排,没时间复习,能考上吗?马哲思说,别看炊事班起早贪黑的,业余时间很多,早饭后,快的,半个钟头就收拾完了,到十点多钟来做午饭,这段时间都是你的。下午时间更充足。而且,炊事班有规律,在战斗班排,一会儿让你干这个,一会儿让你干那个,一个哨音一道命令。

  他说的没错。

  我说,那我也不能到炊事班,我得学专业。没有专业,怎么考军校?马哲思说,炮长专业好学,半个月就会。到时候,考学的兵,都要集中到文化队学文化,也学专业。我问,你怎么知道?他说,我有个老乡,去年考走了。

  我低头不语。新兵连,贼冷的天,总是练出一身冷汗。没想到下了连,时间还这么紧。我来当兵,带着高中课本。那些课本,被冷落在我的留守包里,我到现在没碰过它们。我想采访,写点新闻报道,刘光明撕了我的采访证。他的这个动作伤害了我。炊事班?我有点动心。我说,我怕我们刘班长不乐意。马哲思说,我去找指导员,连队统一安排,都是革命工作,他不会不乐意。

  我还没想好,想先放一放。谁知第二天,我就到了炊事班。我后来听说,马哲思到连部闹情绪,说炊事班人手不够,他这个炊事班长,太难,没法干。明里是诉苦,暗里是要挟。那时候,春训动员令刚下,各营、各连都较着劲,比着练。前方打胜仗,后方是保障。虽然军人以服从为天职,马哲思不敢真撂挑子,但情绪总会闹的,他若闹大了,一连人吃不好饭,今天米饭夹生,明天馒头没发起来,这连队,别说在春训中争金夺银,能保证正常训练都难。

  至于刘光明,把他的兵挖走了,他当然不高兴,但他是党员,是集团军训练标兵,是连队骨干,三等功获得者,是代理排长,预提军官对象。他是一个成熟的老兵,他很大度地把手搭在我肩上,说,去吧,但我分明看见他内心的不快、不舍。我抱着我的被子走出一班时,眼泪在眼里打转。虽说只是一班到炊事班,从走廊的这端到那端。

  去吧,好好干,有空回班里来,我教你推计算盘。我背后传来刘光明的声音,挂在眼角的泪,终于滑落,我只觉眼前一片迷茫。我不知道我到炊事班是不是正确的选择。我更迷茫的是,这其实不完全是我的选择。

  我离开一班后,连队为了安抚刘光明,把马首立调到了一班。马首立与我同年兵,他是从油库调过来的。他想学专业,考军校。油库那种小远散单位,不利于他的成长。

  马首立到一班后,很快替代了我的位置,深得刘光明的赏识。

  慢慢地就与老兵混熟了,他们开始套用电视里那两句广告语,拿我的名字开玩笑:大宝,天天见;大宝,挺好的;要想皮肤好,早晚用大宝。有的老兵,还动手在我脸上摸一下,弄得我很难堪,怨恨父亲给我起了“乔大宝”这个名字。没办法,新兵就是这样在老兵们的笑声中,慢慢变成老兵的。老兵呢,其实并无恶意,只是用这些玩笑,给艰苦的军营生活增添调味剂,打发他们剩余不多的军旅时光。对于他们的玩笑,我从来不吱声,等着“媳妇熬成婆”,不久的将来,我也会是一名老兵,我也会用这种诙谐的口吻,与新兵对话。

  又一场雪,春天比我老家的冬天还冷。我们扫雪,搞得满世界喧嚣。扫雪的人头攒动,锹声镐声从呜呜的风声里钻出,那场面,真壮观。

  我就在扫雪的队伍里。风刀子似的刮着我的脸,我没在意。我干活儿最卖力气,简直有些疯狂。马哲思说,你悠着点,活儿得一点点地干。看你,像跟雪有仇似的。他是心疼我。我额前的头发,被汗水浸泡,挂上了冰碴。

  四

  此前,我不太关注我们旅的军营广播,除了熄灯号响起之前播放的几首军歌曾让我落下热泪,我对其他并无多大兴趣。那个沙哑的男中音播出的饭前小广播,颇让我不屑。直到这天清晨,一个悦耳的女中音飘然而至。我抬头看窗外,阳光灿烂,天碧蓝如洗。

  旅广播室换了广播员。

  我们炊事班的四个人,都停下手中活儿,静静地听广播。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迷上我们旅的广播的。那甜美的声音,将我写广播稿的欲望点燃,想象我自己写的稿子,被那么动听的声音朗诵,该是多么幸福。

  老兵的消息总是灵通些,马哲思告诉我,那个广播员叫李春芽,我们旅那个帅气的旅长李霄汉,是她亲爹,但李霄汉身边那个女人,却不是她亲娘。

  我开始给广播室写稿。我给广播室写稿,不往营部送,直接送到广播室,一是怕万一稿子没被播出,让营部通信员笑话,更主要的是,我想借送稿之机,看看李春芽。那么甜美的声音,定然有一副好容颜。

  我对我的广播稿能否被播出,心里没底。我虽然中学时就发表过诗歌,但我知道,广播稿与诗歌有区别。

  第一次送广播稿前,马哲思身上的那股葱花味提醒了我,我跑回连队,用槐花牌香皂洗脸,让那槐花的香味留在脖颈处。我换上干净常服,而不是沾着煤屑的迷彩。然后,我像特务接头似的,快速而小心地去向广播室。广播室在俱乐部二楼,与放映室相连。遗憾的是,我没看到李春芽。原来我们的稿子,是不需要送到广播室的,俱乐部二楼大厅里有一个收稿箱,像邮局在街上投放的那种邮箱。我把稿子投了进去。

  那篇稿子石沉大海。

  我被播出的第一篇稿件,是对我们连一次劳动的描写,是对孙小亭赤裸裸的表扬。那天我们平整操场。那个操场,在我们连的东面,那片空地特别阔大,旅里决定把它建成足球场,架球门,铺草坪。那时草还没绿,一锹下去,还能感觉到冻土的坚硬。李霄汉说,小草即将泛绿,这是铺草坪的最好时机,等春天到了,草绿了,再铺的草坪,容易枯。

  那是一个大工程,全旅出动,各连分块分片。操场的东边,架设了临时广播站,还插了彩旗。广播里不时传来锣鼓声。

  那时候,还未到做饭时间,马哲思说,咱们关键时刻,也去露个脸。等做饭时间到了,我们就去做饭。

  我们加入队伍里。那活儿很艰难,先要把地面刨掉一层,把那土铲掉,然后铺草坪。草坪成为草坪之前,是无数被切割成方砖状的草块,草块冰冷而坚硬,它们来自市郊。

  那天的孙小亭,引起了我注意。他不像带新兵时那么远远地看着我们,那天他亲自动手。他怕我们铺得不平整,蹲在地上,用手去触摸草块,发现不平的,他就让人返工,或自己用战备锹修整。草块与草块之间,他撒上鲜土,然后,用手去触摸缝隙。他说,草坪必须得铺平,无缝对接,否则,容易崴脚。有一块地,他平整过一次,感觉还是不行,朝我们喊,来一个人。我走过去。他说,是你?他说,不用你,你看,广播站都设到现场了,我们连一篇广播没上,你去写篇广播稿吧。我觉得无比光荣,冲进宿舍,拿起纸和笔。

  写什么呢?孙小亭满头大汗的样子在我脑子里浮现。为了准确地感知地面是否平整,有无缝隙,这么冷的天,他不戴手套。他是整个操场,唯一没戴手套的人,就写他吧。

  我把孙小亭不畏严寒,亲自干活,亲自当质检员的事写了下来。我把稿子送过去。稿子放在播音台时,李春芽都没看我,她正盯着稿子,认真播报。那是我第一次见她,她黛眉紧锁、聚精会神的样子真好看。我如同在遥远的荒野,看见一朵百合花,怦然心动。

  我回到宿舍,假装接着写稿,其实是不愿面对。万一稿子播出来,当着孙小亭的面,我这么直白地表扬,彼此都会不好意思。

  时间不长,我的稿件播出来了。我以为我写得很差,经李春芽声音的修饰,竟然那么美,这改变了我对广播稿的看法。

  该做饭了,我往饭堂走,路过东操场,我看见孙小亭站在那儿。我刚在广播稿里拍他马屁,见到他,不好意思,朝远离他的那边走。他看见了我,朝我摆手。我小跑到他跟前,他拍拍我的肩说,对,就这么干。他说的是广播稿。他说,有些工作,就得宣传,大张旗鼓地宣传,不宣传,工作干了,没人知道。

  我心里涌起一股热流,在东北乍暖还寒的早春,我感到周身温暖。

  我自此迷上了写广播稿。稿子能被李春芽的声音播出,成为那段时间,我最幸福的事。

  一个午后,营部通信员找我,说旅广播室让我去一趟。这个消息让我震惊,我怀疑他搞错了,站在他面前不动腿。他说,快去呀,让你去改稿。这才想起,我给广播室投了一篇稿。我赶到广播室,广播室的门开着,李春芽坐在播音的位置,尖下颏前,有两对麦克风。我敲门进去。屋里还有一个女兵。李春芽气质像一位老班长,其实与我是同年度兵。她说,坐。你的稿子写得不错,整个旅,你稿件的质量是靠前的,文笔好。我脸开始发热,被这样一位同年度女兵表扬,我不适应,但内心还是很欣喜。她话锋一转,指出我的稿子内容有些空,让我加些连队的具体事例。

  我按她说的,加了一些内容,但我内心是不服气的,我想,她的文笔未必有我的好,只不过她懂广播稿的套路。

  第二天,那篇稿子就播出来了。修改过的稿子,果然给人印象要深。我后来由诗歌散文写作,转向小说创作,我不知道这篇广播稿是不是转折点,我只记得自那以后,我写稿件,不再喜欢华丽的词汇,不再空洞无物地抒情,更不无病呻吟。我的文章,自此不喜欢风花雪月,而更愿意讲实实在在的故事。

  我新写了一篇广播稿,送到广播室。遗憾的是,没见到李春芽。我也说不清为什么那么渴望见到她。我就去了家属院。首长的家属院,一般人是进不去的。我只想在院外看看,看能否碰上她。

  我在门外碰见了一个女人,她身后,跟着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我被那个女人的年轻和艳丽打动,她是那么吸引着我去看她。她身材也好,穿着深红色的貂皮大衣还那么瘦,像一株亭亭玉立的美人蕉。我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很长时间,直到她进到那个门洞里。这是家属院的一号院,她进的是一号楼,这么说来,是李霄汉的家。我早就听老兵说李霄汉娶了个小媳妇,但我没想到这么年轻,李春芽得叫她阿姨,看上去,她更像李春芽的姐。

  在进门洞那一刻,那个小男孩回头看了我一眼,那双大眼睛,有着李春芽眼神里那种清澈。他的眉眼间,我能看出李霄汉的模样。他应该就是李春芽的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随后看到了李春芽,远远地看见了她。她好像很孤独。营院里,那些女兵都是成双成对,她却独自往来。

  我突然有点怜悯她,但这种感觉稍纵即逝,人家是旅长的女儿,我有什么资格怜悯人家。她要知道我的家庭是那个样子,她不定多么同情我,或许还会瞧不起我。我这么想,本来想迎着她走过去,假装偶遇,突然没了勇气。我向着相反的方向,迅速逃离。

  李霄汉的爱情故事,在我们旅到处流传。

  数年前,李霄汉的老婆病逝,李春芽还小。李霄汉忙事业,工作干得有条有理,家却弄得乱七八糟。遇到外出驻训,或执行特殊任务,他就让李春芽寄居在亲戚家。李春芽小,不习惯,每次与他分别,她都要抱着他痛哭。他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对孩子伤害太大。这不是家,还得有个家,不为自己,为了女儿。

  林兰就是在这时候,出现在李霄汉面前的。林兰是大学讲师。那是一次军民共建活动,由李霄汉带队,那时他是旅副参谋长,阳刚、帅气,是军区强军习武先进个人、学雷锋标兵,他刚从利比里亚维和归国,一等功臣。他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是英雄。自古英雄爱美人,美人惜英雄。共建活动的地方代表林兰,对他一见钟情,向李霄汉发起了情感攻势。这位未婚女青年,对李霄汉来说太年轻。李霄汉起先是拒绝,但林兰攻势猛烈,非他不嫁,说她这么多年单身,就是等待他的出现。

  李霄汉最终同意把林兰娶回家,李春芽是关键。失去母爱的李春芽,对林兰一见如故,林兰大学专业是教育心理学,很会与李春芽沟通,两人很快成为朋友。

  更多的细节我没听说,总之,那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至于后来传言,说李春芽与林兰有了嫌隙,那是后来的事。

  五

  那天,我正在炊事班烧火,灰头土脸,通信员过来喊我,说我家属来队,让我到大门岗去接。其时,我手里还拎着烧火棍,僵在那里。我觉得通信员一定是搞错了,我家不可能有人来。通信员说,没错,门岗值班室的电话,让七营二十连的乔大宝去接人。

  我看一眼马哲思,他说,去吧。

  通往大门岗的路那么漫长,我一路小跑,是谁来了呢?我坚信他们是搞错了。当接近大门岗时,我看见了父亲,他穿一套蓝色士林布,里面套着棉袄和棉裤,那套衣服十几年了,从我有记忆起,那就是他最好的一套衣服,除了炎热的夏天,父亲出门做客,就是那身衣服。夏天显得肥大,冬天在里面塞上棉袄棉裤,那外套便又显得瘦。现在,棉袄棉裤,被那件衣服包裹着,像我们小时候衣服长不过身体,衣服像要被撑开。父亲竟然穿着单鞋。可能因为冷,他的脚趾在空荡荡的单层高靿胶鞋里蠕动,那是我邮寄给他的军用胶鞋。他以为东北的三月像我们那里的三月呢。他拎着一只蛇皮袋子,站在还带着寒气的春风里瑟瑟发抖。但他是笑着的,朝着我讨好地笑,这是他面对我时常有的表情。他不请自来,来了不提前打招呼。他笑,希望得到我的原谅。

  我在大门岗签了字,把父亲往连队领。

  父亲同门卫班长打招呼。如果说方言,谁也听不懂,他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他说的是普通话。他说,你(李)好!他咬着舌头发出的音,让我浑身发冷,似有鸡皮疙瘩骤然滋生。

  父亲的瘸腿还很明显,尽管他努力地隐藏。走在宽阔的营区中央大道上,父亲晃动的身影特别打眼,我不敢直视。我加快步伐,走到父亲身前去,这样,我就看不见他走路的样子。

  我们路过董存瑞塑像。父亲看过电影《董存瑞》,他说,大英雄。原来他是你们部队的。我说,他们部队,是我们部队的前身。

  真好!父亲说。我听出他声音里的骄傲。

  迎面列队走来几个兵,约一个班。我停下来,让他们先走。父亲见我停下,他也停下。宽阔的营区主道,完全不影响他们。我只是不想让他们看见父亲行走的样子。

  走近了,才发现,是我们连的兵,这个月,油库轮到我们连站岗,这是六班的兵,他们是去换岗的。带队的是李渊,六班班长。我把脸朝向一边,想装作没看见他们,李渊却主动跟我打招呼,他说,你爷爷看你来了?

  爷爷!我觉得脸上发烫。从我见到父亲那一刻发现他讨好的笑,我就没正眼看他。我不敢正视。父亲弓腰驼背,低着头,却翻着眼看我。他还在笑,那笑很假,很僵硬,像陌生人一样,这让人觉得尴尬。也正是他扯着嘴角的笑,将我最后一点自尊撕得粉碎。那笑在他的额头、眼角、鼻翼,全扯起皱纹。父亲半白的头发全白了。他看上去那么苍老,我都快认不出他来了,五十岁的人,看上去足有七十岁。

  我没有回答李渊,他的判断没错,此刻,我的父亲看上去,更像我的爷爷。

  我突然不想让父亲到连队,不想让他去见我的战友们。我说,爸,我突然想起来了,部队不让家里人来队。父亲说,不让?下河湾的王正清,到部队去看他儿子,我来的前两天,他刚回,他可高兴呢。

  我说,我们部队正在紧张训练。他说,要准备打仗吗?我说,要搞军事比武。父亲看着我的脚,军用黑棉鞋上,那乌黑的油渍暴露了我的身份。你在炊事班?父亲惊呼道。我点头。我急忙又摇头,我说,不是,是临时帮厨。但我的谎言,显然被父亲的双眼戳穿,我看到父亲脸上的失望,甚至是痛苦,但没有愤怒。父亲一辈子卑微,几乎从不敢对人愤怒。他唯一敢愤怒的,只有我的母亲,一个半哑的女人。

  父亲没再说话。他的脸变得铁青,脸上的皱纹铜版画似的坚硬而粗糙。他说,我这就回去,我这就回!

  父亲说着转过身,向大门岗走。我跟在父亲的身后,父亲一句话也不说,我也一声不吱。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但他缺乏勇气说出来,我也就装糊涂。我深刻地体会到东北天的寒冷。脸上似有猫爪抓挠,脚上像穿了一只铁板鞋,冷硬而沉重。

  出大门时,哨兵拦着我要营里的批假条,我说,我不出去,我就把他送到站点。我说着,指了一下那个公交站,那是205路公汽的终点,也是我们去市里的起点,离大门三十米的距离,哨兵一眼就能看到。他犹豫了一下,看着父亲摇晃着的身体,说,马上回来!

  车还未到,我们等车,说着话。我说,爸,你先别急着回家,火车站对面有个“温馨旅社”,你在那里住下,明天是星期六,我请假出来,带你去看海。营院你刚才也看到了,就那个样子,没什么好看的。

  父亲说,我还是早点回去吧,我不放心你妈。

  父亲说到我妈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母亲说话结巴,声音缓慢,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她的智商照正常人弱。

  车来了,父亲上车。父亲把蛇皮袋递给我,我不要,父亲硬推给我。车启动,父亲走了。望着远去的车,望着那只在车窗外朝我舞动着的黑瘦的手,我的心像被掏空,却又特别沉重。

  营院门前,是护城河。河的两边浅水处,还支棱着冰,而父亲的脚上,还穿着单鞋。我蹲在地上。我的眼泪再次涌出。

  雪后的中央大道,被战友们打扫得见不到一粒尘埃,路两旁的雪,是那么纯白,我手中的蛇皮袋,相比这些,极不谐调。我像是翻墙进来捡破烂的捡荒者。我很想把那蛇皮袋塞到垃圾箱里,但我到底舍不得。我站到路的外侧,借助树墙掩护,打开袋子看。是炒红薯片、炒花生、气果。我拎着蛇皮袋回了炊事班。马哲思问我,你家谁来了?安顿好了吗?我说,一个亲属,看我一眼就走了。马哲思哦了一声,指着蛇皮袋问,装的什么呀?我没吱声。别的亲属来队,都带烟酒,父亲就给我带这些东西,没法送给战友们,拿不出手。

  马哲思发现我流过泪,他说,大宝,你没事吧?我说,没事。然而,声音是哽咽的。我默默地拿起烧火棍,接着烧火。蒸屉里的馒头散发出掺杂着酵母的香味,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唾液就会往上涌,但这次,我一点食欲都没有。那天晚餐,我什么也没吃。我突然对炊事班的工作提不起兴趣,我什么也不想干。

  晚饭后,洗涮锅盆、打扫食堂、拖地、给煤炉子压火。干完该干的一切,我回到连队。我没有回到炊事班,而是走到我们七营楼后,倚着一棵白杨树落泪,就听一个人喊:乔大宝,是你吗?

  是刘光明。我的哭声炸开。见到新兵班长,像见到了家人。他问,咋啦?我说,我爸来了。他说,在哪?家里有什么事吗?咋还哭呢?我说,我让他走了。我把下午的事同他说了。

  混蛋!那么远,几千里地,你不让他住下。赶紧去追!

  他匆忙跑到营部,向营长要了张假条,就带着我往大门岗跑。门岗班长给我们两张军人通行证,那是为特殊紧急情况准备的,怕集团军纠察队碰见,没有各单位军务部的通行证,一律视为私自离队。

  你们快去快回,别出啥事!那个班长冲着我们背影喊,出了事,我可兜不住。

  205路公汽停在那里,刘光明并不上去,他拦了一辆出租车,让我坐他身后。

  我们赶到温馨旅社,没见父亲,也没有他入住的登记。我们赶到火车站,一问,晚上有一趟开往武汉方向的火车,是慢车,那趟车马上就开了。我们穿着军装,说送一个人,检票员就让我们进去了。我们跑上站台时,车已启动。车身碾过的铁轨,在灯光下闪动着两道白亮的光。我的心被那两道光拽得生疼。

  我的眼泪不可抑制地奔涌着。这个时候,他不可能买到座位,我祈愿在火车上,有人给他让座,我想应该有,毕竟他看上去足有七十岁。

  回去吧,刘光明说。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化作一声叹息:你呀……

  回来的时候,我们坐上最后一趟公交车。座位很多,我选择最后一排靠窗户的那个位置,我没有同刘光明坐一起,他也没坐过来。我不敢离他那么近,他可能也想给我一个独自反思的空间。

  我们回到连队时,晚点名已结束。

  我没洗漱,爬上床,用被子捂着头,痛苦地抽泣。我可怜父亲。父亲差点成为一个军人。父亲年轻时去验兵,瞒着奶奶,直到穿上军装,快走了,寻思要走了,怎么着也得告诉老人家。哪知我奶奶拦在接兵的大解放前,就是不让车走。奶奶害怕父亲到部队。我的二爷,奶奶的小叔子,就是奶奶送到部队的,他一去不回,战死沙场,成为奶奶永远的痛。

  奶奶这一阻拦,就将父亲的整个人生,推向另一个方向。我年轻的父亲,脱下已经穿在身上的军装,第二天,还回到生产队的队伍里。那天,生产队起石头,打算盖队部。父亲不小心伤了膝盖,没钱及时治疗,那腿就有些瘸。父亲家境不好,加上腿瘸了,村子里几个对他印象好的大姑娘,就都远离了他。

  六

  二十六岁那年,父亲娶比他大三岁的我的母亲为妻。母亲六岁时,发过一次高烧,自此耳朵不灵敏。“耳聋三分呆”,母亲看上去就有别于常人。母亲说话也不利索,母亲知道自己这个毛病,就尽量少说话,怕遭人嘲笑,别人说话,她也尽量少接茬。我家便成为一个缺少语言交流的场所,那种几乎没有语言的生活,让我压抑,我总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事实上,我偷偷流过很多次泪。我努力学习,就想考上大学,考到很远的地方上大学。得知高考失利的那个下午,我不敢回家,我朝着学校的方向,漫无目的地往前走。我爬上一座山,站在最高处远眺。山对面还是山,而且看上去比这座山更高。我于是下山,穿越田埂和水塘,往对面的那座山爬。结果,等我爬上山顶,又出现一座山,看上去更高,我于是向那座更高的山出发。我不知道我那天爬了多少座山,走了多少里路,天近黄昏,太阳落下去了,我还一直在山谷里向着另一座山奔进。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似乎满肚子的屈辱,需要通过征服这一座座山,才能消弭。我甚至想这么一直走下去,直到把自己走丢了。我的鞋磨破了,裤腿和衣袖被荆棘划成一条一条的,脚上全是血泡,手臂和小腿上,伤口道道渗血。我饿了。天黑了,恐惧袭来,那一刻,我是那么想回家,但是,我已经回不去了。

  我听到青草婆娑声,是两只狼向我走近,它们看着我。我起先以为是狗,当我发现是狼时,只觉一股冷气冲向头顶,双腿立刻软下来。这时,不远处亮起了灯火。狼怕光,掉转身子,朝着远离灯火的方向离去。

  循着灯火,我走进一间小屋,一个灶,一张床,一个老人。老人烧火,给我做了红苕米粥,又将灶头的温水倒进盆里让我擦澡。之后,我和老人,在一张很窄的单人床上挤了一夜。

  我醒来的时候,阳光照进来,屋子里的烟味很浓,老人已经不在了。灶上有半盆大米饭,有一碟盐萝卜丝。我吃了三碗。之后,我等着老人,想对他道谢。等了一阵子,没见人,我就走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相信那天发生的事,我总觉得那是一个梦境,或者是我误入了一个童话世界,那个童话里的老人,用一盏微弱的灯光,一张狭窄的床,给了我温暖。否则,我那天的冲动,很可能就会把我带进狼之肚腹。

  离家有三里远的地方,我就听见了父亲的呼喊。他的喊声在山谷回荡。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嘶哑,似乎喉咙已破裂。我拨开树枝,冲出密林,沿着呼喊冲过去,沿着遍布杂草和荆棘的山路,跌跌撞撞奔跑。我心中对家的排斥,瞬间被父亲那带着血丝的呼喊燃尽。我双脚感到晨露的清凉,感到父亲的声音里,流淌着浓浓的暖意。

  我以为父亲会狠狠地扇我耳光,或者干脆像别人的父亲那样,让我跪倒在地,用荆条狠劲抽打。但是,父亲没有,他一句话没说,或许,他在我躲闪的目光里,看出了我的愧疚。他没有责怪我,只顾自个蹲在地上哭。他蹲在我身边,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他在抽泣。我从没见父亲这样大哭。父亲身后跟着几个劝说他的人,一个老人说,哭啥,不是找着了吗?

  他是后怕。父亲惊恐和后怕的表情让我觉得,如果我那天发生不测,父亲一定会跟随我而去。可以说,我是他活下去的理由,我是他的唯一。

  我也哭。我原本只有害怕,不会哭泣,是父亲一个男人的哭泣,触动了我的泪腺。

  一身军装,让父亲对我重新燃起希望。父亲断然不会想到,我到连队,竟然是在炊事班,是一个烧火的。父亲盯着我那双布满油渍和煤灰的黑棉鞋的目光,灼痛了我。

  我要下连!我掀开被子,当着整个炊事班人的面,朝马哲思喊。

  马哲思盯着我,仿佛不认识我。

  我要下连,我说,班长,我不想在炊事班干。马哲思说,咋啦?先干着吧。我说,不咋,班长,我就想下连。我盯着马哲思,目光坚毅。我是个新兵,我从未用这么样的目光盯着任何人,更何况一个老兵,我的直接领导。

  马哲思说,行,那我明天向指导员请求一下。我怕他不请示,或者请示了,“假传圣旨”,说连队干部不同意。我站到走廊里,看见连部亮着灯,我就去敲门。

  孙小亭说,连长是管训练的,到战斗班排,得等他回来再说。你先在炊事班待着,当时上炊事班,可是你同意的。

  我见孙小亭往后拖,急了,眼泪涌出来。我说,指导员,你就答应我吧,我要下连,我要学军事,我要拿枪操炮,参与军事训练。

  孙小亭见我哭了,说,你把六个班长,还有你们炊事班长叫到会议室来。

  半个小时后,马首立过来帮我抱被子,拿脸盆。我回到了一班。

  我走出炊事班宿舍时,马哲思追出来说,袋子,你还有个袋子在炊事班。我说,那是家里给我带的吃的,留给炊事班吧,谁愿意吃谁吃。马哲思没吱声,出去了,约莫十来分钟,他回来,把那个袋子拎到了我们班。那天是周六,可适当延迟熄灯时间。我把袋子解开。那些东西,他们不一定爱吃,但我得拿出来,莫让他们觉得,我有什么宝贝藏着掖着。

  我拿出我的军用脸盆。这种黄色硬塑脸盆是我们的好伙计,不怕摔,不怕冻,也不怕烫。条件所限,我们用它洗脸、洗脚,个别人还用它洗屁股,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在野外驻训时,遇到炊具不够用,用它装吃的。这次,我把零食往盆里倒。炒花生、红薯片、气果。我没法一个班一个班地送,我在走廊里喊了一声,我说,都到一班来吃花生。来了半屋子人,说笑着,问,是谁家亲属来了,还是谁探亲回来了。他们抓花生和红薯片吃,对我们老家的气果子都不伸手,他们大都是北方兵,没见过我们那儿的这种自制零食,它用红苕粉、糯米粉和成面团,搓成小细条,手指头粗细,晒干,拿到锅里用河沙炒。别人家这些东西,都是母亲做。我母亲不会,父亲也想我同别的孩子那样,在腊月正月里也有零嘴吃,就学着做。父亲做出来的,比别人母亲做的还好吃。

  气果品相并不好,浑身充满气孔,这是它名字的由来。他们先是嫌弃的。我捡起一颗,塞到嘴里,很香很脆地吃着。李渊看我吃得香,也捡起一颗,塞进嘴里,说,真好吃。接着,更多的人把手伸向了气果。很快,脸盆见底,我再去倒时,从蛇皮袋里掉下一团塑料包裹。我打开塑料包裹,是用报纸包着的两条烟。

  是两条“将军城”,我们红安卷烟厂最好的烟,一条得三百块。父亲将它们埋在那些零食里面,竟然不告诉我一声。父亲就是这样,从来不多说一句话,但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希望我用这两条烟,打点一下领导,以求得栽培照顾。他心里比我还清楚我需要什么。

  尴尬了。我开始撕烟的外包装。刘光明抓住我的手,他说,先吃零食。我没听他的,把烟拆开,凡是抽烟的老兵,无论他是不是班长,每人一包。我硬着头皮,做着这件事。

  李渊叼着烟,从半开半合的嘴里吐出几个字:你爷爷带来的?我没接话,我想哭。

  那个晚上,我赢得了所有老兵的尊重。李渊说,这么好的烟,都给我们老兵抽了,乔大宝,够哥们儿!

  七

  马首立回到六班当副班长,作为下年班长人选。

  我文化底子行,这使得我从瞄准手到炮长专业,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而别人,形成这样的跨越,刘光明说,大都得一年。

  八一来临,八一是我们的节日。

  集团军举行专业大比武,我和马首立代表我们旅,参加全旅炮手炮长专业比赛。计算盘计算数据,我第一名,马首立第三。利用方向盘给火炮赋予射向,马首立第一,我第三。我俩总成绩相当。比赛结束,带队的作训科长用军线向旅长政委请示,给我和马首立报请三等功,获批准。

  军事比武后,全旅举办迎八一篮球赛,以营为单位,旅机关单独组队。先是小组循环,然后是淘汰赛,战到最后,我们七营对阵旅机关,争夺冠亚军。那场球赛,实际上是李霄汉与我们教导员之间的较量。教导员身高近两米,年轻时是军区篮球队的运动员,靠篮球提干,年龄大了改的行政。李霄汉身高不敌我们教导员,但他轻巧、灵活。我们七营的主要得分手是教导员,机关队主要得分手是李霄汉。

  教导员有身高,有体魄,抢篮板和篮下投篮是他强项。我们七营一直围着他这个点打。起先还行,他能前场后场两边跑。他在篮下轻轻一跳,双手能把球按进球筐。但他毕竟块头太大,移动缓慢。他只能打半场球。下半场,他在前场主攻,后面无人断球、给他传球;他在后场抢下篮板,传出去,前场的人屡投不中,整个球队,像瘸了一条腿,顾此失彼。相比较,李霄汉太帅了。他一米八,在业余球队里,那身材不高不矮,看上去舒服,动作协调。坐在主席台上那么威严的一个人,在球场,他把所有的官兵征服了。他的远距离三步上篮,像武林高手在水上漂,那么轻盈潇洒。他在篮下勾手上篮,像优秀的射手在奔驰的马上,一个“回头望月”,动作隐蔽而准确。

  那场球赛,我们七营以微弱的优势取胜,其实,真正的胜者是李霄汉,他的英姿,在官兵心中印象深刻、久远。

  那场球赛,我写了一篇广播稿。我把我们的教导员赞美了一通,我也难以抑制自己对李霄汉的崇敬,写到他三步上篮进球,写到他勾手投篮。

  第二天早晨开饭前,李春芽悦耳的声音传来:只见七营人高马大的教导员,伸手、接球,轻轻一跃,双手扣篮,球进了。类似于这样的描写,多达三处。可能因为李霄汉是她爸,李春芽删改了我的广播稿,她对我关于李霄汉的描写,只字未提,这让我很惆怅。

  那次全旅篮球赛,我虽然没有上场,却也有了收获。我报道教导员,他高兴。我被评为全旅年度优秀报道员,获营部嘉奖,奖品是一块蓝色的枕巾,我一直留到现在。那是我到部队后的第一个奖品,是我内心的一片蓝天。

  刘光明大专自考顺利通过,他拿到手后,找军务,装进了档案,这使得他提干有了转机——文凭不再成为他的拦路虎。刘光明没超龄,还有一次机会。当然,机会得到明年,这年年底,申请留下,为明年上半年提干再作努力。那段时间,刘光明睡梦中都是笑的。

  老兵退伍后,连队一下子显得空旷,各宿舍安静下来。

  那天晚上,刘光明带我去站岗。那岗哨在营院西南角,是我们旅的轻武器弹药库,有步枪手枪子弹,有手榴弹,没有炮弹,炮弹在十几里外的山洞里。弹药库有兵,他们站内岗,外岗由各营连轮流值班。外岗在弹药库后的山坡上,站在岗楼,弹药库一览无余。

  这个星期,弹药库的岗哨轮到我们连。这天晚上十点至十二点,由我们班站,口令为“黄河”。站弹药库的岗哨,各连特别谨慎,两人岗,至少有一名老兵,实枪实弹。那天晚上,刘光明带我。

  我们的前一班岗是六班,李渊和他们班的一名列兵。我们换岗,交接完毕,站岗。刘光明那天着凉了,刚站片刻,跑到岗亭后面的坡地方便。他跑得有些远,我回头看他时,月地里什么也看不见,他隐入了树林。我握紧手中枪,巡视四周。这时候,我看见右前方一个黑影,像是一个人的脑袋在不远处的坡地探出来。离我有四五十米的距离。那只脑袋探出来后,又缩回去了。

  我大喊一声,谁?口令?没人回应。刘光明在我身后不远处问我,什么情况?我说不知道。我看见他往这边走。这时,那个脑袋再次探出来。我大声喊:口令?没有回复,它再次缩回。这天下午,我们刚接到旅机关通报,说铁岭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一个歹徒抢劫枪杀了一名出租车司机,正往南逃窜,已过了沈阳。他随身带着自制短枪,射程达五六十米,警方正在追捕,提醒沈阳往南的乡镇居民,都要提高警惕。很可能是他,鬼鬼祟祟的。我举起枪来,打开保险,朝向那个坡地,朝向那只脑袋出现的地方。我想,他前两次一定是试探,看我们有多少人,如果人少,他说不定要来袭击我们。这时,我看见那个脑袋再次探出来,耳朵畔还有一杆枪支着。我大喊一声,不许动!说话间,我就扣响了扳机。

  刘光明听见枪响,冲过来,把枪口对准我射击的方向。这时,就听那边喊,哎哟,痛。刘光明,是我,李渊……我冲出岗亭,要向那边冲,刘光明喝住我,他说,万一他是遭人劫持呢?咱们趴下,匍匐前进。

  这时候,弹药库的兵听见枪声,都携枪冲了出来,问我们什么情况。刘光明朝那边喊话,那边说是李渊。双方只喊话,不敢探头。

  是李渊的一个恶作剧。他为这个恶作剧付出了代价。他的耳朵被我一枪打了个豁口,鲜血直流。如果我的枪法再准一点,射击点往中间去那么一两厘米,李渊不死也残。

  在司令部对我们调查审讯时,李渊是这么回答的:他们交过岗后,没有走大道,走小路。本已离开了弹药库,他想替连队查岗,看刘光明和我是否警惕。他让与他一起站岗的列兵先走,他杀回来,借助坡地掩护,趴在坡下,盯着我们看。李渊平时就爱闹,此时,他突然想逗一下刘光明。他摸到一根粗树棍,把棉帽摘下来,趴伏着,用树棍支起帽子,伸过头顶,这就是月光下我看见的“脑袋”。他耍弄了两次,见我们没有任何反应,他伸出头来,想看我俩是否在岗亭里,就在这时,我朝他喊话,并且扣动了扳机。

  为什么不问他口令?一个军官问我。

  问了两次,对方不回答,第三次,我才开的枪。我说。

  他问李渊,为什么不回答?

  没管我要口令,李渊说,他急忙改口:离得远,又有风,我没听见。

  你为什么要开枪?是有意还是无意?军官问我。我说,有意……无意……我不知怎么回答好。军官问,到底有意还是无意?我说,有意瞄准,无意击发。我脑门上汗如雨下。

  最后处理结果:李渊视纪律于不顾,对哨兵没有敬畏之心,竟怀挑逗之意,为了严肃军纪,给他本人一个教训,同时让更多的人引以为戒,鉴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李渊怕事情闹大,坚持说耳朵没问题,是皮肉之伤。他那点皮肉伤忽略不计),给予李渊警告处分一次。

  至于刘光明和我,警惕性比较高,但缺乏观察,没能做出准确判断,尤其刘光明,作为老兵,遇到特殊情况,没能给新兵正确的指令,提出口头批评。

  调查我们时,先是单独问话,后把我们三人找一起。我始终没提刘光明上坡下林子里如厕的事,若说了,他擅自离岗,情况更严重。

  连队出了事故,孙小亭在全旅军人大会上作检查。这件事,成为我们旅的一个笑话,让我们连的兵,很长一段时间在外连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这件事,不知对刘光明提干是否有影响,我不知道,不敢去想。我后悔,落下泪来。我眼窝浅,动不动就落泪。

  第二章有人叫我班长

  八

  那天天气不好,天空中零星飘起雪花,慢慢地,雪就下得猛烈了。正午时,树上开始有了积雪,地上一层白,接着,就听见队伍踏在雪地上,发出咯吱的声响。

  脚步声凌乱,不用看,知道是新兵。我脸贴在窗玻璃上望着窗外。这是他们来部队的第一天,新兵班长喊着口令,他们听着他的口令,把脚步很沉地踏在雪地上。因为是新兵,加之雪的干扰,他们的脚步声并不齐整,有一个兵甚至顺拐,顺拐时不忘昂首挺胸,酷似一个机器人。

  整个队列看上去傻乎乎的。

  新兵班长马首立不断地喊着“一二一”,新兵们极力跟着他的口令调整步伐,越调越乱。马首立于是更努力地扯着嗓子喊口令,那脖子便很像长颈鹿,我忍不住笑。笑过之后,不禁有些伤感。我和马首立是同年兵,他是班长了,我连个班副都不是。我的目光,从马首立长长的脖颈,滑落到那群新兵身上。

  我看着他们。他们傻傻的样子让我想起我入伍的那天,我们穿着棉衣棉裤,臃肿得像北极熊,目光怯怯的,见了军官都喊首长,见了老兵都叫班长。现在好了,见谁都叫班长的,不再是我,是他们。他们的到来,意味着我升级为老兵,我在连队的地位因此改变。我不再生活在连队的最底层,不用抢着打开水、扫地、给老兵洗衣服。这些细小工作,新兵会像我当新兵时那样,一把抢过去。

  我渴望有人叫我班长。我觉得一个军人告别他的新兵生涯,成为一个老兵,不是有新兵来到他身边,而是始于有人叫他“班长”。

  我几步跨出宿舍,迎着队伍走过去。我很有礼貌地给他们让道。他们眼光怯怯地从我身边走过,这令我兴奋。他们的样子让我想起去年的我。并没人喊我班长,我有一丝失落。

  就在这支队伍快要从我身边离去时,我听见一个人喊:班长好!是队列最后那个兵。我凝视他,黑而细长的眉,眉骨突出,单眼皮,尖下颏,脸白净,很有棱角的一个小伙子。他个子不高,略显肥大的军装套在他瘦小的肩上。他看上去并不太像一个军人。我记住了他,他是第一个喊我班长的人。我很快知道,他叫李小朋。我们的友谊开始了。

  九

  新兵训练时间是四十五天,元旦过后不久,新兵下连。马首立去了旅文化队,也就是文化补习班,全旅打算考军校的兵,相聚一起,学习训练,准备考军校,时间长达近六个月,足见旅里重视。马首立走前向我告别,我整个人差点瘫下去。

  怎么就没有我?马首立走后,我问刘光明。

  刘光明说,关于我,连队另有打算。我将作为预提班长对象,到教导队学习,学习完毕,回连当班长。我说,我不想,我就想考军校。刘光明说,连队已定,他无能为力。我问,连里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刘光明说,连队三年了,没评上先进连队,主要是军事训练这块在后面拖着。连里想打一个翻身仗,急需你这样的人出成绩。我说,那马首立呢,马首立比我还优秀。刘光明说,马首立与你不一样,马首立是考士官学校,他五月份就考,一年毕业,还回咱们连队。你愿意考士官学校吗?

  不愿意。

  这不得了,刘光明说,连队也有苦衷,害怕人才外流。

  这不耽误我的前程吗?

  连队的前途同样重要,刘光明说,指导员原是我们连副连长,当你们的新兵指导员后,提升为连队指导员。我们连是落后连,他急需拿出成绩。连长面临转业,回成都老家等转业命令去了。现在连队指导员当家。他还想培养你,送你到军区参加炮兵专业比武,去摘金夺银。果真那样,荣誉是你的,也是他的。

  原来如此。

  我去军营超市买了一条“人民大会堂”,这是我这么长时间攒下的津贴。在连部,我把烟递给孙小亭,孙小亭说,本来,我一个搞政治工作的,有些事不该跟你说,但我还是说了吧。现在部队倾向于招地方大学生,每个旅每年士兵考上军校的,也就那么十七八个,关系户比较多,落到平民百姓身上的,寥寥无几。

  我说,我想成为那寥寥无几中的一个。

  孙小亭把“人民大会堂”塞回我手里,说,我不抽烟。他说,营里决定的事,难以改变,你就努力学专业吧,争取提干。

  我把孙小亭胸前的抽屉拉开,把烟轻轻放进去。如果不是关乎我的前途命运,我断然不敢去买烟,也不敢做这个送烟的动作。孙小亭把烟拿出来,扔在办公桌上,一脸怒气。他说,你怎么也学会了这个?你不是做这种事的人,看把你紧张的。老兵回家探亲,给战友们带一包两包家乡烟,让战友们尝尝他老家特产,可以理解。可你特地去买这个,就过分了。

  他说,把烟拿回去!

  他起身说,我这就到营部,帮你争取一下。

  他没能争取到。我说,是因为我枪走火的事?孙小亭说,跟那没关系。他说,教导员说你是个好苗子,咱们营当“一号”培养,力争让你提干。我们这个营的战斗班排,三年没有提干的,怪咱们战斗班排的骨干优势不明显,不突出,不超群。他看好你,让我告诉你,让你安心我们七营,我们全力培养。

  我望着孙小亭,满脑子里浮现的却是刘光明,他表面的平静,掩饰不了内心的失落,我不想成为第二个他。我说,我还是想考军校,考上了我就去读,考不上,我还是七营的兵。孙小亭说,文化队时间长,差不多半年,一旦没考上,等你再回来,就不是原来的你了,军事训练、炮长专业,别说突出,能跟上就不错了。

  我说,马首立咋去了呢?我知道,我不该把马首立拿出来说,这样不够哥们儿,但不这么说,我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马首立是初中文凭,他提不了干,所以,让他去考士官学校。连队重点培养你,也算是因材施教。这是连队党支部和营党委会议决定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孙小亭说,你先回去吧,好好干工作,过段时间,你就会明白我们的良苦用心。

  我走出连部。我看见李渊,他从足球场那边往这儿走,那里有个旱厕。连队有室内厕所,但不允许抽烟,老兵喜欢到旱厕,两件事一起办。我其时正憋得慌,内心的委屈无处诉说。我向李渊奔走过去,李渊不像别的老兵总摆着一副严肃面孔,他随和,喜欢同我们开玩笑。他豁达,我一枪把他耳朵打个缺口,他都没记仇。我说,李班长,我想跟你说个事。李渊示意我们到旱厕,他怕刘光明看见。刘光明身为班长,同别的班长一样,忌讳自己的兵跟另一个班的班长和老兵走得太近。

  旱厕里无人,我们站在里面。李渊递给我一支烟,我点燃。我不会抽烟,纯粹是为了去味。我把连队不让我进文化队的事说了。我说,自私,他们只想他们自个。我以为李渊会顺着我说,他却说,不能这么说,这不能叫自私。往小了说,这是为了连队,往大了说,是为了整个营、整个旅。我说,我有这么重要?他说,一个你没这么重要,每个连队都保留一个你这样的人,就显得重要了。

  我为找不到共同语言而失落,他话锋一转,说,这其实是他们眼界不够开阔,你考军校,当军官,将来带兵训练,甚至作战,是服务全军,这贡献更大。他说,有一个办法可行。我心里一动,问什么办法。他说,去找李春芽。我问,找她管什么用?他说,她爸是李霄汉呀。你能否考上军校,旅长说了不算,你进不进文化队,还不是他一句话。

  我说,我哪敢找她。我跟她不熟。他说,还要咋熟,你写的稿子她播出那么多。我说,不行,就算我找她,她也不一定会帮我。

  李渊说,反正主意我给你出了,去不去做是你的事。

  午饭前,李春芽的声音再次响起,当她读到“文化队马首立来稿”时,我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滋味,马首立都开始写稿了,他以前连心得体会都写不好。文化队真培养人啊。

  午休时,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而按要求,我们需卧床休息,当然,被子不打开,反正有暖气,室内不冷。我装作上厕所,走出连队。我其实是走向旅俱乐部。在俱乐部二楼,我看到了她——李春芽,她隔着窗玻璃也看见了我。她打开门,走出来。她问我,你来送稿?我以为在文化队能碰上你,你不考军校?你文笔这么好,可以考南京政治学院,考新闻系。我很想对她说,我不考,连队不让考,你去跟你爸说一声,让我进文化队吧。可我只张了一下嘴,却发不出声。我感觉到自己要哭。我怕我真的哭出来,便冲下楼去。

  我走出广播室。天空飘着雪花,雪花越来越密集,天宇像拉上白色帷幕,我看见帷幕的后面有一双眼睛在凝视我,那是父亲的眼睛,那眼里燃烧着火。还有母亲,我看见母亲的眼里闪着泪光,我听见遥远的南方传来一声“宝”,那是母亲在喊我。而我,从未叫过母亲一声妈,我叫她“奶”,是奶汁的奶。父亲说,我小时候想吃奶,就这么喊她,习惯了,后来想改,没改过来。这称谓,浸泡着一个残疾家庭的辛酸和屈辱。现在,天幕下,母亲的一声“宝”,把我唤回了那个家,我感到自己就要窒息。我必须逃离。

  我没有退路,我决定去找李霄汉。做出这个决定后,我体内突然有了一股力量。我敲响了李霄汉办公室的门,三楼,301房间。我听见一个声音说,进!那个声音响亮、浑厚,把我吓了一跳。我的匹夫之勇突然远遁,想退却,已来不及了,他的一声“进”,就是一道命令。

  李霄汉的威严,他眼里犀利的目光,他富有磁性的声音,像数支狙击步枪,从不同的角度击中了我。我努力地让自己站得笔直,面对这个四十多岁的军官。

  什么事?李霄汉问。

  我想考军校。我说。

  那是干部科的事。李霄汉说,他的语言干净简洁。

  名单里没有我,我说,他们不让我进文化队。

  这事你找干部科。李霄汉说。

  我回答说,是!然后我就往外走。我再不走,怕就要瘫倒。可我知道找干部科没有用。我想引起李霄汉的同情,我想起那个叫田水泉的列兵,想起他那篇《当过兵的爸》,想起他有了一个当过兵的爸后,在部队颇受关照。在就要迈出他办公室的那瞬间,我脱口而出:首长,我爸也当过兵,他还受过伤,腿瘸了。

  我看见李霄汉猛地抬头,“啊”了一声,问,怎么受的伤?他参加过战争?我说,不是,是挖工事受的伤。我的话,把我自己都吓着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了,像中了邪,说出这么大一个谎言。我急忙逃离,就听李霄汉说,等等。

  我回转身,再次站立。我看见李霄汉拿起电话,按了几个号码。他问我,你叫什么?我说,叫乔大宝。他说,乔大宝?有印象,集团军比武,获过奖。他问,哪个营?我说,七营二十连。我的声音颤抖得厉害,他莫不是找军务档案室,核实我父亲曾经是不是一名军人。我后悔走进这威严的大楼,后悔走进他的办公室。完了,这下闯祸了,自己挖坑,坑了自己。

  李霄汉对着电话说,白科长,七营二十连有个乔大宝,想考军校,你看他要是符合条件,就让他到文化队报到。那边姓白的科长说,是、是、是,首长,我这就落实!

  我走出办公楼,背后一身冷汗,浑身虚脱,一点劲都没有。

  我想起我写的两句诗:

  远方的风在远方呼唤

  通向远方的路比远方更远

  我心里清楚,那远方的风,其实是我心中那个远方的梦,它以风的形式存在。它易消散,但很快又在远方出现,召唤着我。

  我走回连队。李小朋在门口等我。新兵下连,李小朋就被孙小亭选为连部通信员。李小朋说,干部科来电话,让你上文化队去报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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