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和回眸2021年度辽宁文学的整体格局，散文和报告文学创作仍旧迸射着夺目的光芒，作家们以踔厉奋发的昂扬之姿抒写大变局时代的尘世之歌，用心灵和精神的秩序抗拮现实世界的复杂，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所指明，“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在那些古朴典雅、轻灵曼妙的文学江河中，辽宁散文家谛听文化历史、启悟现实人生，他们以涓涓细流般的温婉抵牾着生活的惊涛骇浪，在史蒂文斯“最高虚构”的意义上赋予2021年度的散文和报告文学“形而上学”的思想力量。很大程度上，散文家都是“持灯的远游者”，“诗和远方”形诸于其笔端得以成为被领略的“风景”，生存的困顿、生活的周遭及至于生命的哲思都能够在清澈澄明之境中化于无形，以善念如水的激情润泽天地万物。叶燮在《原诗·外篇上》曾言及道：“《虞书》称‘诗言志’。志也者，训诂为‘心之所之’……则其仰观俯察、遇物触景之会，勃然而兴，旁见侧出，才气心思，溢于笔墨之外。志高则其言洁，志大则其辞弘，志远则其旨永。”辽宁散文家和报告文学家的言洁、辞弘与旨永都源于他们坚定的文化自信，他们的创作实绩无疑为辽宁文学铸塑了不朽的丰碑。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对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给予了高度盛赞，认定那是“一个需要巨人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近年来，辽宁散文和报告文学强劲的创作势头愈发呈现出“巨人时代”的来临。我们有理由坚信，在新时代东北文学（文化）复兴的伟大历史征程中，辽宁散文家和报告文学家凝固的那些具有经典意义的“群星闪耀的时刻”必将绽放出震铄古今的花朵。在建党百年华诞的光辉历史时刻，“文学辽军”以众志成城的赤子之心献礼祖国，滕贞甫主编的《百年颂——百名作家百年礼赞》和《世纪芳华·辽宁颂》集中彰显了辽宁文学家钩沉历史、告慰先烈的深情笔耕。刘兆林的《离我最近那颗星》以浓烈的笔墨书写东北抗日名将赵尚志，既生动地复现了他在历史洪流中不惧风雪艰难的坚贞革命理想，更召唤出战争岁月中那些永不陨落的英魂。鲁迅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中曾劝诫青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如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新时代的新青年定要以明志笃行之光引燃爱党报国的烈烈雄心，让“革命”的火种在中华大地星火燎原。

　　刘元举的《行走在北京的春天里》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典范之作，作家将1978年代改革开放的春天作为情感记忆的原点，重温了那段未曾远去的雄姿勃发的历史时刻，历经了血与火洗礼的中华民族在科学精神的感召下谱写着辉煌壮丽的史诗篇章。五四时期高扬的“科学”旗帜在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焕发着理性之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成为了那个时代石破天惊的历史宣言和最强音，自此开启了强国崛起的历史新征程。刘元举是激情燃烧岁月的同行者，他更能切身地感受到时代的脉动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正是陈景润、李政道、钱学森和黄大年等几辈科学家披荆斩棘地忘我奋斗和无私奉献才成就了今日中国的显赫与威名，凭借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毅力与豪情铸塑了中国脊梁和中国力量，这柄火炬要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然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刘元举慨叹道——“行进在这片昔日喧哗的地域，想到市场经济给人们带来了狂喜，也带来了浮躁，功利，目光短浅，忽视或轻慢了研发创新的漫长瓶颈，削弱了对于基础科学的长期沉潜的钻研精神……如果说四十年前的春天是科学救国，那么，在这个春天里，科学已然肩负着重任：科学兴邦。科学助长国威。”新时代的中国人民仍要矢志不渝地坚守以命相搏的意志和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科学品质，伟大的“中国梦”必将得以实现。王秀杰的《遇见草地》写自己置身在若尔盖大草原忆起红军长征时经历的艰难险阻，油然升腾起对革命先烈的深情缅怀，感佩正是难以数计的无名英雄用他们的青春和热血赢得了今日的和平安宁。遇见草地是向庄严神圣的革命精神致敬，是铭记长征历史中的生命传奇，更是对自由民主的新时代生活的感恩和满足。天高地远，绿野无边，风光秀美的大草原飘荡着雄魂的英雄赞歌。刘文艳的《连心井，生命井》讲述了老党员林声为贫困山村滴答水村农民打井的催人泪下故事，缺水是滴嗒水村面临的最大困扰和难题，这样的现实困境严重影响着百姓的生产和生活，以致于贫穷落后的面貌在新中国成立十余年后仍没有实质性改变。林声带领当地农民破釜沉舟，以愚公移山般坚韧不拔的毅力寻得水源，实现了共产党人对于人民的忠实诺言。吃水不忘挖井人，村民对于党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恩情永记于心，真挚的军民鱼水情至今仍感人肺腑。

　　闫缜尔《老家的院墙》在一面墙和一个家庭的历史变迁中锻造出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关切，洗练朴素中渗透着掷地有声的真诚。老家的院墙承载着无尽的思念和乡愁，更是凝结着“我”的人生意境和日积月累的信仰。虽然那面刻录着温情和乡容的老强已经永远消失了，“然而，在经历了生离死别的中年况味中，经历了人生的种种际遇，在与内外杂糅生成的浮躁进行抗争的时候，永远也抹不掉它的印记，它始终都矗立在那里。逝去的岁月愈久远，对父亲的信仰愈坚固，愈让我看清前行的路。”在追梦的路上，镰刀和锤头构筑的信念永不改变。钟素艳《家事百年》在祖辈、父辈和吾辈三代人日新月异的生活变化中铺叙出国家繁荣昌盛的百年岁月，家事中连缀着国事的脉搏。几代人的人生轨迹就是党领导人民不断谋幸福的胜利诗篇，祖父经历着贫困和饥饿的集体记忆，父亲适逢农村改革的时代新风，而哥哥则有幸在新时代脱贫攻坚和乡村经济振兴的伟大时代大有作为。总之，“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党为人民的初心历久弥坚，绵绵不绝。

　　宏观性透辟和领略2021年度辽宁散文无与伦比而心旌荡漾的魅力，文化散文异军突起占据着“半壁江山”，部分小说家、诗人和批评家的“跨界”写作为辽宁的散文世界注入了新的源头活水，他们纵情于山川万物和星辰大海，以美的心灵见证着无限缱绻的诗意和希望。王充闾先生是兼具重要文学史和思想史意义的散文大家，他的文化散文表征着当下中国文坛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儒雅高贵的修养决定了其宠辱不惊的文学信仰。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作为散文家的王充闾毅然地捍卫着文化散文的尊严，也开创了“新的美学原则”。《戏剧随笔》透过“戏比人生”、“戏鉴人生”和“戏迷人生”揭示了戏剧与人生之间的多元复杂关系，氤氲着豁达洒脱的生命境界和人生情怀。诗人席慕容在诗歌《戏子》中曾写道：“请不要相信我的美丽，也不要相信我的爱情，在涂满了油彩的面容之下，我有的是颗戏子的心……今生今世，我只是个戏子，永远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泪。”虚幻的戏剧故事与现实人生之间总是不期然地遇合，王充闾高度认同戏剧家莎士比亚、导演彼得·布鲁克、社会学家戈夫曼等以戏剧喻现实人生的论断，在诗人梁锽《傀儡吟》“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和俞樾《别家人》“从今散了提休戏，莫更铺排傀儡棚”中妙悟读解出宇宙人生之“道”。即“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哲思理蕴——“庄子说过，古之真人，不知道贪生，也不知道怕死，出生不欣喜，入土不排拒，顺其自然地来，顺其自然地去，不忘记自己的始原，也不究诘自己的结局。”人们痴迷和神往的戏文剧目涵融着经世智慧和人生体验，其中共振着他们的生命存在方式和价值取向，进而支配着人生的抉择和道路。歌德的《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易卜生的《当我们死而复苏时》共同揭示的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生存和精神困境以及人性的纠葛骤变，戏剧的起落便犹如生与死构筑的生命历程，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才是王充闾先生最想传达出的人类旷远恒常的真知——我们共同走进生命和走出时间。此外，2021年度王充闾出版了散文集《永不消逝的身影》，那些并未远去的帝王将相、诗坛圣哲和士林翘楚穿越历史的烟尘熠熠生辉，他们甘于平凡，在困顿和逆境中坚守本心而追寻理想，这些胸怀浩然正气的仁人志士曾在神州大地上演绎着生命的传奇，他们的“中国故事”仿佛一道凿古通今的光，给行走在中华大地上的后来者以勇气和力量。正所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那些“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英豪在人世间的心灵圣殿里必将永不消逝。

　　作为小说家的周建新早已誉满天下，我们熟知的《王的背影》《锦西卫》及新近的《香炉山》奠定了其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散文写作充分表明了周建新的勃勃雄心，这是他潜心开辟出的新的文学“伟业”。《北极三章》在清丽典雅的笔致中蕴藉着独特的生命感悟，作家笔下的北极海是坐落于北纬四十一度的中国海岸线的北极点，北极海岸得天独厚的海风、北镇医巫闾山的茶园和大朝阳山三清观的竹林无不带给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惬意与舒畅。北极海岸的风刚劲凌厉，永不止息地宣泄着愤怒，它拂过人世的沧桑时也缠绕住岁月的记忆。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海风让我们意识到生命中最快的速度是逆风而行，人生中不同的驻足点会领略到全然迥异的景观，“风动，心不动，万物皆静”，这种生命顿悟如同《庄子·天道》中强调的“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北极三章》通篇浸润着道家文化气韵，品茗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文人高雅的追求，清冽通灵而回味无穷的茶香最能够引发人的隽永和神思。《世说新语·任诞》便记载“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倒载归，茗苆无所知。”周作人在其散文名篇《喝茶》中也写道：“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古往今来的圣贤都对茶倾羡不已，对于茶的衷爱既源于周建新骨子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同时又坦露着他自由浪漫的性情。此外，周建新还着意写到了道观中院的袖珍竹园，竹子不仅彰显着迁客骚人坚韧顽强的气节，同时也让凡俗的日常生活更具仙风道骨。郑燮的《竹石》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喻竹之品格；王庭筠的《绝句》以“竹影和诗瘦，梅花入梦香”赞竹之清幽。周建新以北极海的风、茶和竹生动地映现着人类的无限创造力，北极无极意味着人的智慧没有穷尽，其深刻的寓意在于揭示出“天地万物，极只是感觉。华夏文明，极为忌，极到极致的太极，却是圆的，循环往复，找不到起始点。人生没有极致，即使化成尘埃，换一种存在方式而已，乐极生悲之说，就是告诫人们，活得要有分寸，要有尺度。”这便是周建新的生命哲思，亦是他的宇宙人生之道。

　　刁斗的小说和散文始终带着奇崛精致之势，《姚黄魏紫向谁赊》是具有幽默诙谐意味的“意识流”散文名篇，以现代人自由灵动的笔触穿越时间的阻隔实现千年古镇黄姚的文化寻根，其间蕴蓄着刁斗的文化忧患意识和对现代文明的质疑与省思。宋代诗人杨万里的《二月一日雨寒五首·其一》中写道——“姚黄魏紫向谁赊，郁李樱桃也没些。却是南中春色别，满城都是木绵花。”欧阳修在《绿竹堂独饮》中也记载着“姚黄魏紫开次第，不觉成恨惧零凋。”据史料记述，姚黄魏紫是宋代洛阳两种华贵的牡丹品种，久经岁月积淀的历史名城黄姚便如同诗人礼赞的姚黄魏紫一般，令人艳羡而心驰神往。黄姚位于广西贺州，兴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祥盛在清朝乾隆时代，厚重磅礴的中原文化与俊秀飘逸的岭南文化共同交融滋养了黄姚独特的文化神韵和气质——“在商贾云集的喧嚣岁月也优游淡泊，在与世隔绝的寂寥时光也脱俗出挑，并且，不论在世界内外还是时间前后，都能像那株八百多岁的龙爪古榕一样保守自己的世事洞明与超然物外，都能如那些古风婉约的老宅旧院那般寄寓自己的酒茶掌故与渔樵逸闻……”对于作家刁斗而言，重新探寻黄姚便是对一种文化的重新追溯和体认，更是对特定的历史和人文精神的再度凝聚，作为时间活化石的黄姚便成为了“文明以止”的见证者。于是，刁斗在“抵达”黄姚的逆光行旅中便也意识到“所谓黄姚话题即是寻找，而寻找当然也是发现，是好奇与探索，是理解沟通和取舍扬弃，是‘在路上’的无目的或有目标，是昔日血汗勾勒的潇贺古道同今天密如蛛网的高速公路的无缝对接，是远在我认识黄姚之前便于冥冥中接收到的它那启示了我在或平坦或坎坷的寻找之路上如何发现新起点的因缘性启示……”。这或许也正是我们面对当下理应更加文明的世界发出“向谁赊”的缘由所在。

　　苏兰朵的《老里克湖的雪》立意独辟蹊径，试图在山川林海之间寻找满族文化的生动印痕和亲近重返自然的迫切愿望。老里克湖是海兰江的发源地，满语中的“老里克”是对白鹭和仙鹤等长颈鸟禽的称谓，凛冽飘雪而惟余莽莽的冬日盛景犹如格林童话幻境般令人心驰神往。苏兰朵衷情和沉醉于老里克湖的雪带来的深沉和唯美，流淌在东北人血液里的雪不仅雕刻出了浩瀚雄浑、静谧悠长的自然之景，更重要的是孕育了刚毅古朴的文化性格和民间风情，雪以无比恢宏壮阔的胸襟接纳和包容世间万物。“我相信，一个被冰雪滋养过的灵魂，会在久居温暖之地后生出莫名的焦虑。雪的辽阔，雪的寂静，雪的无喜无悲，赋予东北人的，绝非那些欢乐肤浅的表面性格，幽默的言行下，隐藏的是面对命运的豁达与坚韧。”苏兰朵还有意识地将笔触延宕至老里克湖的“前世”，挖掘这个梦幻之地深邃的历史意蕴。老里克湖所在地先后经历了肃慎、勿吉、夫余、伪满洲国等至今无数次的民族融合变迁，九一八事变之际，这里又经受着战争的无情磨难，千里冰封的林海雪原埋葬着无名英烈的忠魂。绵延无尽的雪海能够让我们暂时地忘却红尘世界的芜杂和喧嚣，带给世俗生命清水洗尘般的空灵和敬畏。王本道《冬天的仪式感》是以冬天为基点呈现出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博大精深，千百年来的农业文明使人们在对自然万物精致细微的体认中约定俗成了诸多依照时令生息的古老风尚，这些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仪式”既源于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庄重敬畏之感，更是内在的天人合一文化追求的外化。更重要的是，这些不同的仪式中还渗透着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的诗性和趣味，纵使在万物凋零萧瑟的寒冬时节，也可以有“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在寒风凛冽的冬夜中吟唱“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传统的精髓就在于它能够跨越时间的隔阻，植根于现代人的文化肌理并带给人愉悦和美好。

　　胡世宗的散文集《人生与诗——中国当代诗人掠影》呈现出的是他个人的心灵史和当代诗歌的备忘录，在那些短小精悍的“诗人剪影”的篇章中，既有他个人与诗结缘、跋涉诗坛的心路历程，同时又让那些中国当代诗歌史中的诗坛巨擘再次闪耀星空。对于胡世宗而言，这些饱含深情的追忆与怀念同构着他的诗歌道路，那个带着浪漫和青春气息的少年跨越时光翩翩而来，那些弥足珍贵的诗人掠影和诗坛情义充盈着诗歌的善与美、人生的快意与柔情。作为时代的同行者，胡世宗与他笔下的诗人共同经历着历史的疾风骤雨，又在战斗的激情中淬炼着坚硬的人生质地。正因如此，他的诗歌精神图谱中才会有“满山满谷红花”的李瑛、“脚踏着祖国大地”的公木、“拥有刀剑、玫瑰和诗”的贺东久、“默默闪烁在诗的星云里”的胡昭、以及“荒漠里旋起诗的绿风”的周涛、“被闪电灼伤过的翅膀”的邵燕祥、“为孩子们点燃篝火”的袁鹰等。这些诗人的诗作与他们的人生之间形成了绝佳的映衬，是诗歌的力量给予了他们越过荆棘的勇气，他们的诗情与生命智慧如暗夜中的火炬照亮了后来者的前行道路。胡世宗是一位内心充满着战斗豪情的军旅诗人，他以诗人的身份回忆了“诗的往事”，那些动人的诗篇依旧弥漫着至情的光辉，诗笔扬神威，正气驻人间，与诗歌相伴的人生注定惬意洒脱。“人生与诗”是胡世宗作为诗人的宿命，在诗歌的世界中拥抱青春的芳华，乘着诗的羽翼遨游苍穹并一路歌吟。

　　《简读日本史》是历史学者张宏杰的重磅新作，该书以“日本人的原始观念和精神世界”、“日本简史：从神话时代到明治维新”、“日本与世界”、“日本人的国民性”四个主体部分对日本的文化史、政治史、外交史和国民性演变史作出了独辟蹊径的解读。在张宏杰笔下，历史的神秘面纱被抽丝剥茧式地解构，宏大历史进程中的“大现象”和“小事件”尽显栩栩如生。当然，唯有深入地读解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才能对日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有更加透辟地认知。王雪茜的散文集《折叠世界》是一部潜心创作的“散文诗”，此前有幸阅读她的读书文化随笔《寻找朝圣的方向》《每棵树都是自己声音的囚徒》《我看见我的黑暗活着》等时不禁被她的才情和智慧所折服，惊叹她行云流水般的思辨。在王雪茜的理解中，文学即是一条朝圣之路，“笔端终止处或许并不是寻一个结果，而是对自我人生的救赎和对生命本真的探寻”。于是在辑一“如是我闻”中王雪茜以鲁迅《野草》式的哲学化方式探寻追问了人生中的终极命题，希冀触碰那些我们虽不愿直面却又无法规避的无常，在真诚的反省和自我诘问中勇往直前。辑二“特洛伊木马”笔锋转而探求新的教育生态下衍生出的新的教育问题，在反思学生普遍匮乏挫折教育时将批判之剑挥向了当下中国的教育制度。辑三“让狼群过去”是其近年倾注心血的文化随笔，这些灵动丰富的读书心得微妙传神而又相得益彰。总之，王学茜的散文观绝不拘泥于个人性的“小我”，而是要以海纳百川的“大我”之心容天地万物。所以，她认定好的散文“它更应体现你对人类普遍命运的忧虑与关切，对复杂多变的真实而残酷的人性的宽容与接纳。唯如此，散文才会具有一种哲学的超验与生命的体验相结合的微妙而令人颤悸的黏合力，以及让心灵发生扭转力的功能”。在王学茜的散文世界中，我们发觉到与痛苦相对称的清澈和与绝望相均衡的坚韧。

　　古耜和素素的学术随笔别开生面，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思想的笔尖伸展至历史的纵深处，重新索解和考量尘封在岁月里的记忆和往事。古耜是优秀的散文家和文学理论家，他曾主编或选编的散文集《幽默是水》《沉默是一种深刻的语言》《浴血的墨迹》《红霞一抹乘云去》等引起文坛关注。散文《萧军与许淑凡》追忆讲述的是“东北作家群”的代表性作家萧军与结发之妻许淑凡之间的情感纠葛。在1979年拨乱反正的转折时刻，萧军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命赢来了新的曙光，这位文坛才俊和驰骋疆场的战士终于在“历史”的尽头等待到新生和希望。当萧军重返阔别了半个多世纪的故乡时，他的内心潮涌着百感交集的思绪，诚如在诗歌《过故乡下碾盘沟村》中所写：“家山无恙故情违，败井残垣认旧楣……未改乡音人不识，纷纷遥指问阿谁？”在萧军内心中，许淑凡是他难以忘却的心结，“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或许是对萧军彼时心境的最好诠释。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同样制约着个体的生命轨迹，萧军与许淑凡虽然因为战事被迫跋涉于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埋藏在时光中的夫妻情感却终难彻底消泯，以致于进入生命迟暮之际的两人早已遗弃了曾有的悔恨和恩怨，在温情的怀旧中诀别伤痛，历史的真实与诚挚的生命告白交相辉映。而今，我们与其执着于对萧军战时别离许淑凡的褒贬，更应当理解他在民族大义面前的坚定和气节，以及因此承受的漫长的心灵煎熬。古耜选编的《千秋伟业·百年风华——红色散文选粹》是一部厚重且具有深远学术影响的红色经典散文荟萃，其序言《红色散文镌刻百年壮阔历程》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现当代名家的红色散文名篇进行论断赏鉴，揭示出中国共产党自“觉醒年代”伊始走过的百年革命道路。这些散文构筑成的是一个由风雨飘摇到光芒万丈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既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瞻远瞩，抒情言志，又有一代代革命事业后来人的嘉言懿行，高风亮节；既有峥嵘岁月里无数英烈先贤的壮怀激烈，出生入死，又有硝烟散尽后广大劳动者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红色是热烈奔放的象征，是革命斗争的底色，更是红色中国的义薄云天和无数中华儿女的铮铮铁骨。

　　素素是久负盛名的散文家，她的散文集《独语东北》《张望天上那朵玫瑰》《流光碎影》等奠定了其在中国散文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边屯》表面上记叙的是作者与丽江古城的几次不期然的邂逅和相遇，旖旎的自然风光与异质神秘的文化令人沉醉其中，而丽江更大的魅力在于边屯带来的厚重的历史感。一个地方的景致固然无比重要，但是增添其浓稠意义的更在于它的历史和文化，深藏于凤羽村的永胜边屯文化博物馆让作家素素的思绪回到了遥远的戍边屯田的古战场。李颀《古从军行》“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李白《关山月》“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陈造《次韵袁宪阅兵许浦》“边屯笳箫地，弯弓睨胡月”等都是对边屯生活的真实写照。边屯文化最早可以追溯至秦汉时期，其主要用意在于开疆拓土和争雄天下，蒙恬为抗击北方的异族匈奴而成为中国边屯史上的第一武将。云南永胜农耕文明的辉煌主要得益于明朝洪武年间的“寓兵于农，屯民实边”的政策，澜沧卫城的建立构成了其边屯文化的历史雏形，而毛氏宗祠则是边屯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经典集萃。游走在素素细如微澜的历史扉页中，漫卷着烟尘亦真亦幻的铁马金戈如在目前，于是便与素素产生了心灵的共鸣——“亦军、亦民、亦商，曾让云南边屯风生水起，喧闹如市。走在博物馆展厅里，我仿佛听见了从时间深处隐隐传来的嘈嘈切切。是一片金属摩擦撞击的钝响？还是春犁与土地窃窃的私语？抑或是秋镰与稻菽热情的亲吻？又或是茶马古道时断时续的铃声？”真实的历史再次得到了回响并跃然纸上，渐行渐远的“故事”因此没有成为最后的“绝唱”。

　　《卧看流云自沧桑》同样是抒怀历史的散文佳作，素素在白山黑水之间卧看历史的风起云涌。巍然屹立的长白山，荒僻苦寒的医巫闾山以及矗立在医巫闾主峰最高处的望海堂，它们背后都曾演绎和蛰伏着惊心动魄的“春秋往事”。纵横交错的长白山与黑龙江使广袤的东北大地带着激烈雄壮的英雄气息，东胡、肃慎和秽貊族系在这片土地上缔造了辉煌耀眼的功勋伟业。山与河共同目睹了历史的兴衰荣辱，而当动荡的时事繁华落尽、曲终人散时，苍茫缭绕的长白山依旧保持着处子般的清静无争，它以山本然的样子重新置于时间的进程中。北方镇山医巫闾山犹如一部写满传奇的史书，这里曾是旧时的商旅要道和朝贡之道，孤悬塞外的地理决定了其在权力的纷争中常陷于无法自拔的绝境，帝王将相的“天下”不断地被铭刻进它的“生命”中。有着千余年历史的“天骨开张，光芒闪溢”的万佛堂明鉴着拓跋氏与医巫闾之间的历史“血缘”，自北魏至清末，历代统治者始终恪守着祭祀医巫闾山的传统。也就是说，医巫闾山将历史的刀光剑影和风花雪月一览无余，坐落在医巫闾东麓的北镇庙便以恢宏雍容的姿态阅尽世态炎凉却又慈悲着苍生万物。总之，医巫闾山以它独有的神性和灵性蕴藏着历史和人的双重伦理。此外，素素还浓墨重笔地写到了为人称道的望海堂，在这里复活了草原帝国东丹王耶律倍的坎坷生涯。沦为政治囚徒的耶律倍选择以出世无为的道家追求面对现实的困厄，望海堂中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实则是他对权力争斗的置换，唯有在望海堂虚幻的世界中耶律倍才能遥望自己心中的“王国”，成为无人能敌的真正英雄。面对医巫闾山，素素如此慨叹道：“一座卷帙浩繁的人文之山，一座巍峨厚重的北方镇山。我在字里行间读它的时候，它总是颔首不语，气定神闲，像一位时间老人，安稳地站在历史的过道旁，静看沧海桑田，证见生死悲欢。”或许，这是今人面对“山之历史”与“历史之山”共通性的情感和夙愿，素素以历史之眼光踏遍山河大地，望穿草木人生，以史家的笔法“卧看”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如此沧桑自在，而又如此意味深长。

　　皮皮曾是风靡中国当代文坛的“先锋派”小说家，《比如女人》《渴望激情》《爱情句号》等长篇小说令其蜚声文学界，小说家、散文家和编剧的多重身份使我们没有理由漠视她的作品应有的文学史价值。《大树来途》是皮皮最新的散文名篇，“我”独居在德国的西拉花园，西拉花园是一个没有花只有树的花园，大树来途生长在花园的西南角。大橡树来途不属于任何人，没有人知道它准确的树龄，但它又好像与每个人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哈儿太太（“可爱的疯子”）、布兹先生和瓦格纳夫人（“慈祥的小鸟”）都无形中与来途之间构成了某种隐秘的存在。哈尔太太为橡树取名来途的用意在于“要把这个好名字从坏人那里救出来”，她对我的判断“要是跟大树比，人都一样，没好的”欣然认同。大树来途是人世间一切的见证者，它以无声的方式承载着我们的记忆、情感和生活，它更寓意着善良、正义以及一切与美好有关的事物，就像哈儿太太对西拉花园里兔子的保护、对布兹先生随意扔烟蒂的批判，或者瓦格纳太太在睡梦中回到“丽莎”的家。我愿意将大树来途作为自己的倾听者，“我把耳朵贴近树干，想象中似乎听见了大树里面的暗涌，它的汁液亦如我的血液，它的静默亦如我的哀怨，它的安住照见了我的不在……我好像看见了他的微笑，感到了它的抚慰，它的高远和低回……大树来途让我又一次泪流满面。”偌大的红尘世界里，彼此被无数看不见的莫名事物连接着，大树来途因此获得了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的名字。林雪的《当诗人成为一个倾诉者》是高度哲学化的随笔之作，透过讨论好诗的准则进入到对生活与写作、文学与人生议题的思索。一个诗人或一部诗集的高贵就在于其对生命不断地进行探寻和发掘，用词语的方式名状那些难以言说的感受。好诗就是要极尽所能地书写苦难、疾病和死亡，在审美和道德意义上建构命运的崇高与悲壮，“一首好诗就是要充当美好事物的未亡人”。“当诗人成为一个倾诉者，诗句中的形象就注入了诗人自己的智慧。生活是一种宿命，而文学却有着无限的可能。在自己意识到风险、制造出风险后，诗人就能够做到自己挽救自己，也能做到用好诗挽救诗。”此刻，诗人以向外的方式掘进内在的自我，以诗之名义承载消解着生活和命运加诸的一切。

　　2021年度辽宁地域散文创作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审美体验，进一步拓宽了散文写作的边界和范畴。郑执的《那天我再次遇见一只蜻蜓》寓意深厚，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呈现了自己的情感记忆和命运变迁，既有对父亲的真切怀念，亦有对生活变幻无常的慨叹。蜻蜓连缀着“我”的生命历程，它让我懂得用清醒的文字击碎和抵御现实的空虚，而当“我”选择将记忆深处的湖水、父亲和蜻蜓写进小说中时，我在祭奠着逝去的亲人，寻找着随时间流逝的美好，更重要的是以平静如水的心境坦然地面对自己。每个人内心中都飞舞着一只自己的“蜻蜓”，它如绳索般缠绕住我们终其一生都未曾忘却的点滴。孙萍的《观潮》隽永细腻，通过对红海滩神奇瑰丽观潮盛景的“写境”冥想到过往的生活岁月，虽有自然风景的妙不可言，但她更加倾心的却是对现实人生的品鉴和读解，在微风细雨和潮起潮落中沉淀着生命的顿悟和豁然——“我就是织就红海滩的千千万万棵纤柔的碱蓬草之一。不要人撒种，无须人耕耘，扎根在盐碱卤渍里，成长在潮来潮往中，年复一年肋生双翅，捧出火红的生命色泽，来深情感恩脚下的大地，头上的苍穹。”光阴荏苒，当年荒芜的陌生之地转而成为孕育生命的沃土，“我”生存的神州大地正燃烧着烈火般的激情，奔走在新的伟大梦想的道路上。“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想，观潮时的孙萍或许有着与艾青同样的沉郁和思绪。

　　邸玉超的《谷雨未雨》是一篇精妙传神却略带忧伤气息的叙事散文，冯秋雨在某个黄昏时分孤苦伶仃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从此风烛残年的他过活着“梅妻鹤子”般鳏寡隐居的日子，人们对他置若罔闻，他同样不去揣测别人的心思。冯秋雨在山顶为自己建造了遮风避雨的石屋，如同沉浸在瓦尔登湖的梭罗一般，跟自然同生而与世隔绝。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远离人间烟火的老者不仅帮助寡妇抚育孩子，还为村北的乡儒周仕农烧纸钱，更在静默地为冯杖子村和整个辽西求雨，他的身上凝结着人世间的至情和大爱，冯秋雨的精神之光照亮了人性的黑洞。在谷雨时节万物生发，冯秋雨便是一场人性的甘霖，他在浇灌和拯救着那些无数行将枯萎的灵魂。此外，散文《谷雨未雨》还显现出了邸玉超的语言才华——“夜里一只布谷鸟一直叫，叫得很孤独、凄切。漆黑的夜，星星如鸟，在夜空扇动翅膀。已在乡村住了两夜，乡村夜异常地静，非凡地黑。思想如鸟，在漆黑的静夜里飞，直到飞到历史深处，飞到《诗经》那样久远的年代，听窗外‘芃芃黍苗，阴雨膏之’。”诗画般的文字建构了典雅的美学意境，给人如痴如醉之感。韩文鑫的《钟鼓楼》兼有地域散文和历史文化散文的多重特质，作为古建筑的钟鼓楼是宁远城的肯綮所在，它身姿凛然岿然不动地诠释承载着历史的凄风苦雨和余韵绵长。钟鼓楼是典型的具有城市地标意义的建筑，六百余年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无疑会让一座城市拥有更多的故事，已然消逝的战鼓和钟鸣昭示着岁月的沧桑巨变。钟鼓楼不仅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塞，“晨钟暮鼓”还关乎着古代先民的日常生活。钟鼓楼是时间的活化石，它让人们挣脱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野蛮时间观念进入到授时文化时代，这不仅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意味着汉民族对时间和宇宙自然的不断理解。如今，钟鼓楼彻底走进了历史，可是那余音缭绕的钟鸣与激扬四方的战鼓依旧让人思古悠悠，心旌澎湃。

　　解良的《别拉之夜》清新自然，浸透着满族文化的鲜活烙印，给人以清风拂面的温柔和暖意，在苏子河畔的山色月影中感受着一个古老民族曾经的生生不息，一条河流带有的未知和新奇便裹藏着我们试图寻找的全部奥秘。在凸罕（倒下的树干横在河上）、苏克素浒（苏子河）、川不当（骏马）、秋皮（鹞鹰）等满族语词系统构建出的生活世界中，重现百年前暗夜、篝火、鱼鸟交织出的乐章。沿河而行，溯时间之流，解良的文化寻根毫无负重感，代之以怡然自在的心情享受着“别拉之夜”的松弛和妙不可言。于是，万籁俱寂时伴着淙淙的流水和满族民谣的古歌清音继续着短暂的沿河之旅。袁海胜《留鸟的民风》具有自然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倾向，表达的是人与大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状态。文中“我”、朋友光北、段哥与鸽子、小男孩王一旗与麻雀和喜鹊都建立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真情”，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亦是人的自我拯救。“人和鸟、鸟和人情感取得某种一致，是一种文明的延伸，虽然这很难做到，但总算已有人醒悟到这一点。人与自然达成默契，与一个浅显的道理相逢，那就是互相珍爱。”这种“亲生命性”思想和理念在王一旗一代身上得到了体现，这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和远景，用可持续的生态力量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永续发展。张翠的《穿越“北极海”》写的是对中国最北的海——“北极海”的观望和眷恋的情愫，大海磅礴与神秘的气象总是让人对其充满着“穿越”的念想，虽说对于海的未知之探索是永无止境的进程，但是其中牵绊着的历史、文化、记忆和生活确是难以忘却的。作者透过笔下的山和海既有对历史烟尘的回望，也有对当下生活的热爱与沉思。唐代诗人骆宾王、明代兵部尚书孙承宗、清代知府金朝觐以及古建筑三清阁使得笔架山和“北极海”充溢着历史感和书卷气，继而让作者感怀到的是面对命运的从容笃定和返璞归真。“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走进了我的灵魂，朝霞和海鸟唤醒了竞渡的千帆；不知道你是怎样驻留在我的心田，夕阳和渔火温暖了归航的港湾……内心的最柔软与最坚硬在穿越中达成和解，却依然无法抵达大海的永恒之谜。”真正的抵达也许就是王维的“隔浦望人家，遥遥不相识”的未抵达，正因如此，才有了不断继续“穿越”的可能，个体的生命和平凡的生活随之丰富而达观。

　　叶雪松的《下南塘》呈现出的是“我”与父辈两代人情感视角中的南塘芦苇荡，万顷葳蕤的芦苇荡是天然滋生故事的绝妙世界，然而对于“我”和父辈却有着截然迥异的意义。父辈一代迫于生活的艰辛和窘迫，他们要背井离乡、披星戴月地去南塘做刀客、拾柴和搅鱼，为了生存之需奔走于故乡与南塘之间。对于疲于奔命的父辈而言，他们自然无暇顾及芦苇荡美不胜收的景致，而是要在南塘开掘出一条活下去的路。我们无法切身体会到父辈经受的苦难和辛酸，他们直面贫穷的勇气足以让生活在优裕时代的人们无比惭愧。如今，父亲和他的时代已然成为了旧光景，去南塘讨生计的日子一去不复返，那片碧波荡漾、望眼欲穿的芦苇荡转而成为了休憩身心的静养之地。当我们不再为生存而忧心挣扎时，才有足够的闲情逸致欣赏大自然的馈赠之美，于是发觉南塘“是一块充满祥和的生存之地，一片放松身心、放飞灵魂的情感绿洲，以及我们心中一个永远美丽着的人生之梦”。南塘的先辈们便如那消失在芦苇荡上空的丹顶鹤，让人铭记，也让人遗忘。卜庆祥《草明最喜爱的一张照片》回忆了早期东北文艺的重要领导者和女作家草明，重新描绘了草明在鞍钢生活和创作十年间的动人画卷。草明是秉持着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左翼作家，她始终坚守实践着无产阶级的美学精神和《讲话》的伟大传统，自觉地以工人、农民和战士作为艺术创作的最高灵魂。就文学创作而言，草明最大的意义在于她是中国当代工业题材小说的开拓者，她的“工业四部曲”《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和《神州儿女》再现了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史诗进程，是真正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经典之作。草明将全部的生活、革命激情融汇到艺术创造中，她的文字天然地带着真诚和质朴，用毕生的精力明证着艺术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真知。草明最喜爱的一张照片摄于1960年5月，那时的草明刚刚病后初愈，照片中的她精神矍铄，面带微笑而目光炯炯，完全没有了病容和疲倦的迹象，她的眼神中带着革命者应有的坚定和刚毅。草明为东北这片热土留下了无数的墨迹，她总是从容不迫地面对时代的风雨和荆棘，时至今日，她走过的革命和文学的道路仍旧是我们前行中不竭的“原动力”。

　　万琦《油画一般的稻田》是一篇抒情化的生活哲理散文，作者寄望着在物欲横流的城市外寻求自由安逸如同桃花源式的乌托邦世界，那里远离了俗世的纷扰而可以独享自由和孤独。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就像无法逃遁的囚笼和围城，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昭示着权力和欲望的弥散，而幽静的心灵因此失去了可以安放的家园。我们眷念着远离钢筋混凝土和霓虹灯的大自然，那个不乏神性和灵性的世界舒缓着倦意和负累，继而以宽宥慈悲之心谅解周遭的世界。“油画一般的稻田”是现实中虚幻的梦境，是对理想生活的美妙期许，更是落叶令我疼痛时的抚慰。“臆念令我逍遥于繁花似锦的世界里，视觉再次蓬勃，肌肤被暖阳抚摸着，斑驳的倩影萦绕，诗和远方并行，超然于自然之外，乐不思蜀。风情万千，覆盖了压抑的景致，生长的力量夭折了，便有许多伤感涌动，都说冬天只有思想活着，既然思想活着，万物也就在思想中不曾离去。”只要心中有梦，梦中有光，敬重枯萎和安于糊涂，市井人生便会因此生发出别样的况味。王玉彪《形形色色的树们》构思精巧而匠心独运，文中以《诗经》中比兴的手法揭示不同树木具有的象征寓意，以树喻人彰显出崇高的精神特质和深邃的人生道理。孔府的五柏抱槐表征的是团结和友爱，正因为柏树与槐树之间的包容和自信，才使其能够共同抵御经年风霜的洗礼而成就着人间胜景，人类如果放弃偏执和战争走向和谐融洽，世界会因此更加美好。西双版纳的绞杀树让人们欣赏美之余意识到静寂的丛林中孕育着残酷的生存法则，寄生植物的终极归宿表明单纯依赖宿主并不能展现自身的风光和荣耀，而是要靠自身的智慧和力量，踏着别人的眼泪和血迹拓展出独属自己的天地。热带雨林的望天树则以刺破青天之势的向上力量警示人们要有生存的方向和目标，并且倾其终生为之拼争。可怜松虽然生存境遇奇谲险恶，但却因此获得了恒长的生命，它以自身的命运为证表明世界充满着惊奇和辩证。其实，人生便如同这些姿态万千的树木，在无尽的教诲和启迪中过活。

　　郭宏文的《一条路能走多久》是《鸭绿江》2021年第10期“新辽西派”散文专辑中的一篇，这篇乡土散文朴实无华中浸透着浓郁深情的回忆。故乡是每个人的情感羁绊，那里承载摇曳着生命最初的印记，置身远方的人们总是在某个瞬间重燃思乡的余绪，那条通往故乡的道路会被永远镌刻在心灵深处。一条路究竟能走多久因人因事而异，怎样行走也就决定了山屯人不同的人生轨迹。“我”、大丫姑、振山叔、振野叔的生命原点都是故乡边屯，都在不同意义上远离和回归故乡，“我”和振山叔在城市中泛着永恒的“乡愁”，大丫姑带着村民的牵挂和祝福出嫁，但是边屯永远有着她可以随时归来的“家门”，振野叔仍旧选择在边屯幸福地度余生。正所谓“此心安处是故乡”，故乡长养着生命的根芽，如若我们愿意走上回到故乡的通途，那条路将永远没有尽头。赵冬妮的散文始终有着娟雅高贵的精致感，写人状物、叙事抒情之余带着深远的沉思，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斑鸠》的谋篇立意新奇玄奥，写的是立冬之日“我”在自家露台上遇见一只受伤的珠颈斑鸠，在对其悉心呵护照料的过程中诱发“我”思索斑鸠负伤落地的缘由。实际上是季节的轮转打破了斑鸠鸟对自然认知的界限，于是它们经常性地被窗玻璃折射的虚幻景象误导碰撞致伤。阳光照耀使得窗玻璃映现出新的完整的世界，在斑鸠鸟眼中“树木在延伸，天空更辽阔；也更能想到日落时分，余晖映得西窗玻璃多么辉煌……世界在对面呼唤，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也没什么不可抵达，直接飞过去，毫不怀疑，也无法收束。”赵冬妮以博爱之心善待自然和生命，斑鸠凄苦的鸣叫使其对生命和孤独有了新的辨识，此刻，我们的耳畔似乎也在徘徊回荡着斑鸠的啁啾。《半成品的木匠和下落不明的椅子》是一篇平和冲淡的叙事散文，讲述的是“我”中学时代因学工劳动短暂做木匠学徒的经历，与这段生活相伴随的是1970年代的历史。显然，赵冬妮无意于去回顾和反思历史，她以成长中的往事遮蔽了历史的锋芒，学徒过程中收获到的是师傅的善心和鼓励，是从笨拙逐渐走向成熟的喜悦，那些“精心制作”的下落不明的“大人物”刻印着远去的年代和青葱岁月。时过境迁，后来“我”的人生际遇发生了转变，那个半途而废的“小木匠”几近消失于“我”的记忆，但是那段懵懂的时光却似乎近在咫尺而难以忘怀。

　　高晖的《重返童年》使我猛然间记忆起多年前阅读他的长篇力作《康家村纪事——关于一个村庄的非结构主义文本》时的惊奇与感动，他以小说和散文兼得的方式想象和建构着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念，为当代小说和汉语写作提供着新的写作范式和审美经验。《重返童年》依旧是关于童年和故乡的“非结构主义文本”，通过我与姥姥生命中的点滴借以精神还乡，那里既有情感上的创伤，又有对孤独和自卑的玩味；既有关于村庄的直觉性体验，也有生命界点来临时的悸动。重返童年不是单纯的叙事冲动和文本抵达的终极价值，而是对时间过程的回溯和重新体验。姥姥给予了我无涯的慈悲和爱，也是她在冥冥中启示着“我”永远走在回到故乡的路上并懂得自我救赎。“我还没有完全地重新进入自己的童年，就有一种被抽空的感觉。在这空旷的感觉里，已经没有精力追究自己这一次的返回是否按着原路。我走出去的脚印芜杂零乱得让自己都难以辨认回来的路。我只能对上帝祈祷：这个冬天以及以后的日子，我的内心会变得宁静、深远而纯粹。”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我们此生都将不约而同地经历着高晖式的“重返”。

　　高海涛的《精神家园的炊烟》写出的是特殊的历史岁月中“我”所经历的思想启蒙和精神蜕变，亦师亦友的于老师在艰难的生命情境中顽强地燃起缕缕如绚丽桃花般的生活炊烟。于老师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无法挣脱命运的枷锁，他们注就要在无数个绵延无尽的黑夜中咀嚼着伤痛，而那个年代的“我”满怀着青春、理想和浪漫，于老师的思想和智慧无疑成为了历史转折年代中的灯塔，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于老师学识渊博，有着诗人和哲学家的高雅脱俗，他带给我们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卢照邻、《论语》、《俄国史》、《瓦尔登湖》、《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等如春雨般滋养润泽着青年人的灵魂，正因如此，我们才能以丰富的心灵和饱满的诗性从容地面对“解冻时分”——“那是和春天靠的最近的冬天，和春天有些混淆的冬天”。于老师带来的精神炊烟总是似有如无地浮现在眼前，虽阻隔着春岚和冬冥，但是穿越记忆的梦痕，桃花山、黑城子、杨树林、那个腼腆木讷“扫烟囱的男孩”以及被炉火照亮头发的蹒跚老者都令人无限怀念，泪流满面而欲言又止。《秋天想起郭小川》是对诗人郭小川及其诗作的片段性琐忆，其中包裹着“我”对诗人的挚爱和郭小川的诗歌对于“我”的巨大精神启慧。郭小川是中国当代文坛中具有重要诗歌史地位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脍炙人口的《致大海》《望星空》《一个和八个》《团泊洼的秋天》等依然聚合着诗人精神跋涉的踪影。郭小川始终在“战士”与“诗人”的身份间犹疑不定，“战士”决定了他的诗歌政治抒情的属性，而“诗人”又不断地逼迫他寻求艺术的纯净，他一直在迷惘和困顿中自我挣扎着，遗憾的是却没能找寻到那个最佳的平衡支点。高海涛对郭小川的怀念始于心灵的契合，他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以不同的方式相遇郭小川，而不断地想起也是自我思想和精神嬗变的明证，郭小川和他的诗歌已然内化成“我”的源泉。“而对我来说，每当秋天重回大地，都会想起诗人郭小川。而心情也会随之变得清爽，仿佛又再一次看到了年青的自己……我觉得自己仍坐在故乡的山梁上，目光穿过收割后的田野，能看到诗人从远方迎面走来，像拾穗人越过小溪，昂首背着谷袋，故乡在蟋蟀声中显得更寥阔了，溪水因白石的闪烁更清冽了。”每一个不期而遇的秋天，郭小川和他的诗歌同样如约而至。

　　女真此前的散文集《篝火照亮夜空》《远古足音》执拗在历史与女性的双重维度中透视生命。《四季与诗》则在冬、春、夏、秋四季的时间递变中表达细腻的生活感悟，从东北大地的四时之景中寻找诗意。女真笔下的冬雪、春雨、烈日和秋收不是文人式的抒情感怀，而是从中发现了日常的本真面相和丰沛的诗情，以炽烈的爱拥抱生活的诗篇。女真感受到的冬日不是北风狂舞和酷寒苍凉，而是阳光与阅读带来的难得的惬意；聆听着“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她想到的是农人的春种和庄稼的生长；盛夏的炎热使其感悟到植物顽强的生命力量；秋日的收获时节她感念的是祖先储藏的传统。女真以纳兰性德的雪花、陆游的春雨、李昂的苦夏及苏东坡的秋天去感受自己眼中的北方四季，她的四季风光中蕴藏着庄稼人一年中必经的由种到收的生命历程。每个人的四季感受都会不尽相同，诚然从中获取的诗意也迥然各异，风花雪月是诗，杨柳依依是诗，孤帆远影也是诗，但是春种夏耕、秋收冬藏同样亦是诗。杏花春雨、江南北国，但愿我们都能找寻得到自己的“四季和诗”。同样是讴歌美好生活的佳作，王立光《向圆圆学习》则有所不同，既写出了祖孙两代人之间幸福的天伦之乐，同时又以成年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和发现了儿童的非凡想象力和天真剔透的心灵。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意在表明成年人不要丢失了童真和童趣；丰子恺先生主张要保持童心，用清澈的眼光看待孩子，也是着意强调孩童世界不染铅华的纯净。圆圆天马行空的情感世界和浸润着智慧的童言给成年人醍醐灌顶式的洗礼，我们心向往之那个曾经拥有的世界。惟愿每个人都可以饱有一颗干净的童心，让世界充满阳光，亦让荒芜躁动的心得以休憩。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辽宁作家斩获了国内重要散文大奖，赵冬妮的《老布拉格：城堡、教堂和广场》获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初国卿的《在水之阳》、周艳丽的《这是草的世界》和李佳怡的《读米记》获第九届冰心散文奖。

　　2021年度辽宁报告文学家依然以势不可挡的气势占据着文学的高地，他们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理念让辽宁报告文学创作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同时散文化和诗化的语言和情感倾向丰富了文体，“文学辽军”高扬新时代的理想旗帜，以文学为现实之镜，奏鸣“英雄”的乐章。金方主编的《2021辽宁文学·散文报告文学卷》开设“报告文学·主题创作”专栏，收录省作协主席团成员礼赞最美人物、道德模范、辽宁好人的作品，营造共庆百年华诞、共创历史伟业的浓厚氛围。胡世宗的《信念之子：雷锋》再现了家喻户晓的共产党人雷锋光辉壮丽的一生，从中真切地感悟到雷锋精神究竟是怎样炼成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是雷锋誓死不渝坚守的信仰和箴言，他崇高的锐意进取的道德品质薪火相传，成为无数中国人追逐的精神火种。“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你们要做雷锋精神的种子，把雷锋精神广播在祖国大地上。”雷锋是人民之子和时代之子，我们自觉地践行着雷锋的道路，面对任何疾风骤雨都永不放弃和言败，为着民族国家的真理和正义勇往无畏。周建新的《静静的鸭绿江》《满目青山遮不住——记“时代楷模”孙景坤》是抗美援朝老英雄孙景坤的传记，一个奋勇疆场、战功赫赫的战士如今已经是进入暮年的老者，但是他对祖国人民的深情厚爱从未改变。孙景坤等革命先辈以血肉之躯构筑成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以中华民族的刚强血性和意志换取了民族的光明前景。习近平主席指出，“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砥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汇聚万众一心、勠力同心的民族力量。”在和平年代里，吾辈青年要永续传承伟大的革命精神传统，祈愿中华大地山河无恙，岁月静好。

　　刘国强是辽宁报告文学创作的“常青树”，多年来他始终以强烈的使命感敏锐地感知时代的精神浪潮，《荒野犁声》《人间太阳》《雄风北来》《罗布泊新歌》等现实主义题材是他报告文学的集大成。《罗布泊新歌》是感人至深的生命雅歌，获第一届辽宁省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李守江和他的科研团队为了实现中国钾肥研制的零突破，他们深入素有“死亡之海”的罗布泊艰难探险，在一望无尽的茫茫戈壁中挺起了一代“罗钾人”坚强不屈的脊梁。面对恐怖、死亡、绝望的生存处境，他们敢于向困难进军，用绝处逢生的劲头搏取了希望和新生。作家刘文艳和赖炳文汉语创作、翻译家斯钦巴特尔以蒙古文翻译的《尹湛纳希传》别开生面，这是蒙古族作家和史学家尹湛纳希的首部传记文学作品，在历史、生活、情感和创作的多元化交融中呈现出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的真实影像。鹤蜚的《热血在燃烧——大三线峥嵘岁月》讲述的是1960年代初期党和国家为了扭转动荡和饥荒的困局而进行“大三线”建设的艰难抉择，在崇山峻岭间开辟着惊天动地的征程，建设者们无奈地作别亲人和故土，以雄鹰之姿逐梦高原和险滩。热血在奔流，激情在燃烧，百舸争流千帆竞，三线建设的英豪们在共和国的历史扉页中闪耀光华。“三线建设蕴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红色基因，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气质，是我们时代前进历程中取之不尽的精神动能，留下的是永生难忘的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纵使建设的时代光影被漫卷的黄沙湮没，但是精神的丰碑却永远矗立。关捷《大国飞翔——记全国劳动模范、飞机设计大师顾诵芬》在时间的轴线上回顾了中国航空科技事业引领者、飞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顾诵芬“精忠报国”的奋斗生涯，他终生都在为鸣响中国人的“英雄交响曲”而殚精竭虑。顾诵芬以国家利益至上不惜个人的荣辱得失，在他夜以继日的攻坚克难下，中国的航空工业迈入到自主研制的历史新纪元，他以高远的飞天梦想诠释出了共和国脊梁的骨气和骄傲。肖世庆《沈飞——中国歼击机的摇篮》让我们正面感受了沈飞集团歼击机制造业走过的风雨征程，正是高方启、徐舜寿、叶正大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卓绝钻研，中国的飞机制造业才突破了国外技术封锁而走向了独立探索，不仅巩固了国防建设，同时又为军队现代化提供了坚不可摧的力量。沈飞的工业人甘愿将青春韶华和无悔的生命奉献给祖国航空事业，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新时代“最可爱的人”，鹰击长空而直冲蓝天，他们的“梦”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梦。

　　紫金的《大地如歌》书写的是民警高宝来坚守誓言和初心的铁血人生，深情地凝视了这位平凡警员沉默孤独的生命之旅，展现了他短暂而炽热的精神霞光。“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高宝来毕生将雷锋视作自己的信仰，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付出了所有的心血，用榜样的力量谱写了自己的传奇。高宝来的时间指针虽然无情地停止了，但是他如一盏不曾熄灭的明灯，继续用它的微光温暖世人。季志敏《公鸡打鸣的早晨》是对幸福美好新生活的热情礼赞，作者以川西北猫儿沟杜家九兄妹为原型，他们秉承着中国千百年来仁与义的传统，在团结互助、善良友爱的伦理规约中享受着社会主义的阳光和雨露，展现出了中国人应有的精神风貌和德行。赵慧锋《李林：逃离与回归》写的是墨盘珉琚创始人李林从城市返乡创业的励志故事，他凭借执着和拼搏冒险的勇气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贫穷落后的蛮荒之地变成了生态旅游的“美丽乡村”。李林的人生命运与抉择带着悖论性的意味，曾经因为家乡的贫瘠而努力逃离，而后为了实现故乡的脱贫攻坚和报答父老乡亲的养育恩情而回乡建设。对于李林而言，“人生全部的意义就是在逃离与回归之间寻求平衡。一次次的峰回路转，一回回的柳暗花明，不惧爬坡过坎，无路更要向前。”在乡村振兴的伟大历史征程中，李林已经“在路上”。黄瑞《首艘国产航母总建造师马瑞云：铸舰报国》是对时代楷模马瑞云工魂匠心的颂扬，他将全部的生命热情奉献给首艘国产航母的建造，用难以尽数的血汗和泪水迎来了山东舰成功交付的伟大历史时刻。国之大者，经邦济世，为国为民，正是马瑞云这样的天之骄子以大国重器为护国利剑捍卫着祖国的强大和尊严。振兴中华乃吾辈之责，新时代的青年人需要马瑞云式的侠骨担当，为民族的复兴伟业奋斗终生。

　　散文家祝勇认为，散文正在历经着一场“无法回避的革命”，“散文的魅力，不在于万众归一，而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在于它无法重复的独特性和永无休止的创造力。它不是人人皈依的教义，而是纷纭的言说，是去向不一的行者。”辽宁散文家的创作恰如其分地体现着这种“革命性”的新变，他们以笔走龙蛇的众神狂欢之势书写乾坤盛世，在蓊郁繁华的散文丛林中吐纳质朴的芬芳，用创造性的文学之光照散了辽宁文学的“雾岚和冬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辽宁文学正在历经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文学辽军”不待扬鞭自奋蹄，他们正在极尽力量寻找一泓永不干涸的文学的“活泉和溪流”。铁凝在“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致辞中强调，“中国文学正与党和人民一道前进，意气风发地踏上新时代新征程，新的时代画卷正在我们面前展开……我们将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与‘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情怀，筑就新时代文学不断向上攀登的长梯。”辽宁的散文和报告文学家深知“时间开始了”，他们同样会以“孺子牛”的精神和“更护花”的情怀向着风光无限的高峰进军。对此，我们心生敬意并充满着无限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