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散文创作领域，王充闾应当是成就突出、影响广泛的一家。充闾先后在多家出版社陆续出版散文、随笔、传记类著作50余部，并有在此基础上遴选集萃而成的凡21卷、22册，总计600余万言的《充闾文集》行世，且散文中有逾百篇被收入各种选刊、选集、排行榜，五十余篇进入百余种中学和大学的语文教材或参考书，十多篇的内容出现于数十种高考和中考试卷，多篇被译成英语和阿拉伯语；充闾的散文集《春宽梦窄》荣膺鲁迅文学奖散文奖，学术随笔集《国粹——人文传承书》获得“中国好书”称号。如此良好的文苑反馈，恐怕不是“偶然”“幸运”“虚名”之类的词汇可以解释的。

　　当然，要想真正理解和充分认识充闾散文的思想含量和艺术价值，还必须将其置于中国现代散文发展演进的整体进程之中，同时联系中国古代散文和文章的观念形态与语言实际，加以细致辨析和深入阐释；换句话说，充闾散文的个性、优势和意义，只有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中和较大的文化背景下才能得到清晰多面的呈现。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就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提出了两个重要断制：一曰“良史莫不工文”，旨在说明优秀的历史著作必须具备出色的文学表达，即所谓“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一曰“六经皆史”，意思是凡涉著作之林，史学是根本，是一切学问的本源和归宿。其强调“文史合一”和“文参史笔”的基本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特性。然而近现代以来，由于史学科学化、学科化潮流的强势涌动，文史著述最终分道扬镳，并随之出现“反向运动”：某些疏离了文学的历史文本在术语、范畴、体系的挤压下，大面积地失去了生命与血色，沦为材料和概念的演绎；有的文学作品亦因商业意趣的诱导而放弃“史”的追求，出现了媚俗化、粗鄙化和碎片化现象。这时，历史与文学再度联姻，让历史变得好看，让文学重新厚重，成为一个时代的强力呼唤。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充闾散文出现于文坛。由于时代和地缘的错位，充闾儿时所受的启蒙教育是长达8年的私塾。这种以古代典籍和传统文化为基本内容的教育方式，搭建起充闾有别于大多数同代人的知识结构，同时也先入为主地培养了他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在后来接受新式教育和为社会服务的日子里，充闾的如是兴趣有增无减，逐渐演化为一种执着持久的内在情结，并最终构成其散文创作的主要题材、稳定主题和基本元素，其具体涉史策略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取精用宏，钩沉烛隐，努力赋予历史以新意。历史文化散文虽系文学创作，但其终极价值却时常取决于自身是否提供了新的历史认知以及相关信息。他的历史叙事在播撒新知新见上颇下了一番功夫。譬如：作家谈史很注意避开人们常说或熟知的话题，而坚持让目光在一些空白、夹缝或烟云模糊处搜寻拓展，他解析皇权家天下继统之难的《老皇帝的难题》，揭示帝王强权之下香妃悲剧命运的《香冢》，还有他写王勃殒命越南的《千载心香域外烧》，写小说之外真实的玄奘法师的《唐僧形象》等，都具有这种言他人所寡言的特点，折现出敏锐的发现意识。作家对旧人与旧事写作的命意以问题为导向，或另辟蹊径，或剑走偏锋，或补苴罅漏，或曲径通幽，如《用破一生心》透视曾国藩功名重负下的人格扭曲，《千秋名序费猜评》分析王羲之《兰亭集序》不为《文选》所贵的原因，《两个李白》诠释李白身上的心理矛盾与精神悲剧，均具有这种特点。诸如此类的文字同样促成了历史言说的新鲜感和陌生化。

　　第二，以文载史，以古鉴今，潜心营造历史画卷的艺术美和时代感。散文写历史固然需要史学层面的新知新见，但同时也离不开文学意义上的踵事增华，“故”事“新”说。对于此中奥妙，充闾既有清晰的认知，更有出色的实践。譬如，作家为文总是有感而发，意在笔先。而一旦进入文本建构，又工于布局篇章，疏通脉络。其具体行文则力求有起伏，有详略，有转折，有照应，有闲笔，有趣文，做到周严而兼顾生动，畅达而不失摇曳。我们读《终古凝眉》《人生几度秋凉》《情在不能醒》等作品，均可以感受到作家于文章一途的取法高格，精益求精，以及所达到的精湛水准。同时，对于笔下的历史景观和相关话题，充闾能够从时代赐予的思想高度出发，联系现实的社会发展和生活经验，给予分析、阐发和评价。关于这点，作家谈论传统文化经典的一些篇目如《生生之为易》《庄子三题》《士君子》等，表现得尤为充分。

　　在充闾的散文世界里，历史叙事是主体和重心，但并不是全部，事实上，充闾散文中亦有若干源自日常生活和经验世界的篇章。而这类篇章又以生命回望、山川记游和哲理拣拾构成各有特色的三类。就题材和体裁而言，这三类作品已经逸出历史文化散文的范畴，然而在它们的肌体和血液里，历史文化散文常用的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与元素依然充沛而活跃，依然是丰富和强化作品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的有效手段和重要路径。在《青灯有味忆儿时》《碗花糕》《望》这类蓦然回首，写人记事的作品中，作家一方面调动情景和细节对人物作传神的勾勒或点染，一方面将自己的无限深情注入其中，让其推动形象和记忆的不断深化，从而收到了人因情显，事随情生的效果。《读三峡》《祁连雪》《清风白水》均属模山范水之作，这些作品善于变换多种手法，生动营造富有个性的画面和意境，同时着力凸显其中的精神和人文内涵，以致让人想起古人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类的说法。哲理捡拾以作家早年所著的《柳荫诗话》和晚近撰写的读书小品为代表。这类作品内容上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手法上则常常是融叙事、抒情、描写和议论于一体，因而可以给读者提供多方面的启迪和享受。

　　由五四确立自身的现代散文，经历了白话取代文言的巨大变革。从信息传播和文化启蒙的角度看，这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但就散文语言自身的发展建设而言，却未免失之简单绝对，以致留下了迄今尚存的后遗症，某些现代散文不时可见的词汇贫瘠、句式单调、叙事拖沓、韵味不足等等，均可作如是观。惟其如此，充闾散文的优势和价值再次呈现：私塾和院校教育的自然衔接，古代和现代经典的烂熟于心，成就了作家新旧合璧、融会贯通的语言功力。一种吸收和激活了古汉语营养的现代汉语叙事引人瞩目，让人不得不相信：白话不可逆，文言不可弃，打通了古今血脉的汉语果真魅力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