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

　　只要看到那些年东北下岗的事，我的心就软下来。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后来不仅是下岗，但凡和那片黑土地相关、由盛转衰的事，都让我的心软下来。

　　无数心软的人，撑起了东北叙事的天空。与东北有关的感伤蔓延着，风起云涌，漫山遍野。

　　于是无论“东北文艺复兴”还是“新东北作家群”，其代表作都是伤痕叙事，感伤与缅怀成为共同的底色。这种美学特质是迷人的，它必须在一个繁华时代落幕之后方能浮现；毫无疑问它也是难以长久的，感伤和怨天尤人只有一线之隔。

　　所以尽管经典文学作品往往具有“挽歌气质”，但对于东北文学创作来说，当务之急却是振兴。请注意，文学振兴和经济层面的振兴分不开，但也不完全是一回事，后者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看数据说话，前者则不同，它也许是静悄悄的。

　　东北文学如何才算振兴？且容我用《小说选刊》这期精选的五篇作品说话。

　　一、绝处驶来鸡车子

　　看过无数有名或无名的东北叙事，这个场景我们一定熟悉：下岗工人聚在一起长吁短叹，一江春水还需酒菜助势，于是鸡架和啤酒登场；醉意蒙眬之际，记忆和痛苦之门暂时关闭，眼神得以对焦在当下的事物。酒，可以叫老雪，老式的雪花啤酒，或是一场苍老的没有尽头的大雪，鸡架，你的名字又是什么呢？

　　“鸡车子”——据老藤考证，这个有趣的名字由一位下岗工会主席发明。与命名相关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后续故事。工会主席虽已下岗，但上门“维权”的工人兄弟仍络绎不绝，工会主席不仅用老雪和鸡架软化了工人们玉石俱焚的怒火，更用此帮下岗工人找到了新的生路。食堂下岗的师傅，就去卖鸡架，煎炒熏炸烀炖酱烤拌……餐车上由同样下岗的文化干事写上三个隶书大字——“鸡车子”。

　　无论是取鸡架餐车之意，还是从鸡架上纵横交错的骨架、稀薄的皮和肉间看到了蹉跎半生的钢筋铁骨与车床机械，“鸡车子”都十分生动。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后缀“子”，有了它，无论是对鸡架还是未来的生活，东北好汉都拿出一股“手拿把掐”的气势。东北人喜欢在任何爱或恨的事物后面缀“子”，金镏子，脸巴子，二愣子，瘪犊子，这个金箍般的“子”字帮东北大哥大姐们认识、拿捏着这个世界。

　　说起工会主席，我不由想起另一篇著名的“后工人叙事”——曹征路的《那儿》。主人公也是下岗的工会主席，也是想为工人办好事，却落得里外不是人，在空气锤下惨烈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若《那儿》的世界里也有鸡车子和老雪，事情会不会有所改观呢？老藤的《鸡架之城》从小小的鸡架入手，却留给我们关于当代文学、当代现实的深刻思考。叹口气，就着喷香、便宜又不占肚子的贴骨肉醉一场，然后收拾旧山河，再朝天阙。东北人能喝、会吃，且都是量大价廉，谁能说这里面没有一种坚韧的生存哲学与终极的人文关怀呢？

　　老藤在小说里，借工人、诗人、知识分子之口，说鸡车子是朦胧诗、爱情或人本身，这里我冒昧再加一句——读老藤的小说也像尝鸡车子，慢慢读、细细品，别急于一口气，因为这里不仅有我们印象里的东北，还有我们印象之外的中国。

　　二、人情似纸张张薄

　　十岁那年，我有幸在筒子楼——我们那叫“综合楼”——度过一个夏天。三层小楼，四十户人，共用的厕所和厨房，楼道没有声控灯，每个奇数台阶上都是狗屎……拜这段经历所赐，我至今保持着越级上楼梯的习惯。

　　然而我无比怀念那段日子。人与人的距离拉近了，一种很温暖、舒适的光晕，伴随着缭绕的炊烟、街坊聊天的声音，笼罩着那段回忆。现代人最怕深入骨髓的孤独，疯狂刷抖音聊微信也无济于事，而在筒子楼里你永远不会孤独。

　　但夏鲁平《遥远的筒子楼》告诉我，这或许是一种“选择性记忆”。小说表面上写筒子楼邻里之间的鸡毛蒜皮、温情脉脉，平淡得仿佛一篇叙事散文而不是小说。但在关键处，作者藏了足以颠覆一切的转折。幼小的孩子以为，曾经亲密的父辈们突然疏远，一定是因为某些小小不言的事卡在了人情的软肋上，只要说开了，他们就会重新变成好朋友。毕竟筒子楼里，他们可是吃喝拉撒都在一起的人呀，世上还有比这更近的距离吗？然而人心之隔足以跨过万水千山，亲情友情最好别在升官发财的裉节上拦路。中年时父亲被最亲密的朋友窃取劳动成果，暮年时父亲绕道探望，或借探望之名行问罪之实，已经声名显赫的老友避而不见，躲在大衣柜数个小时，大汗淋漓，近乎窒息。

　　只要牵扯上名和利，事情的性质就全都变了，那些看似微小、朴实的温暖也全都变了。筒子楼据说是苏联专家喜欢造的一种楼型，地下常留密室。小说结尾地上的被夷平，地下的重见天日，幽深的人心、复杂的人情也钻出潘多拉魔盒，跨过地图上的东北，直奔向时间和空间的尽头。

　　于是在阿成的《农民进城》里，看到三亲六眷像藤牵着葡萄，络绎扎根在B市的医药行业时，我不知他们之间是否只有单纯的帮助与感恩之心。志强在“老泰山”的扶持下变成B市商业巨鳄后，于后者寿宴上突然磕了三个响头，场面气十足地说“不是亲爹胜似亲爹”时，我也不知志强的心里有没有翅膀硬了的刚愎，老泰山心里有无麦秀黍离的悲戚。

　　三、最难忘却低眉时

　　辽宁沈阳有一处五爱市场，曾被自己人骄傲地称为“宇宙中心”，那时整个东北亚经济圈的流转型轻工产品，都要在这里转上一遭。但你千万不要以为这里是山雨欲来、纸醉金迷的东方华尔街。此地最有权势的黑势力（当然现在已经覆灭了），也无非是垄断“倒骑驴”（一种三轮车）拉货的生意。而那些东北亚经济繁荣的重要推手们，不过是每天声嘶力竭、用媚笑与叫骂争取小生意的劳碌命。

　　某种程度上，杨知寒笔下的徐英就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她的“宇宙中心”叫百花园。她可以扭着细腰，目不转睛对着路过的男人笑，对方躲开她的目光，脚却迈向她的方向。对于女人，尤其是拐角处那个体重一百五十斤的同行，她可以提前半年不做美甲，在脑海中蓄满招式，一言不发地扑上去。你以为她是做什么的？她不过是个卖皮包首饰的小贩，为了生活鼓起勇气，绞尽脑汁。这样的女人并不罕见，却在杨知寒的《百花杀》里被写得摇曳生姿，让人心醉神迷。

　　徐英看似坚强，但她的人生“一败涂地”。下班后推开门，昨天还和自己彻夜喝酒的男友，今天已不辞而别。他消失得那么彻底，仿佛故意不给徐英任何翻盘的机会。冤家同行顾秀华也是如此，刚赢了打架又赢了生意，偏巧相依为命的儿子高考又一鸣惊人，老娘清仓甩卖陪儿子南下念书去了，留给徐英的又是无尽的寂寞和颓丧。徐英的失败是发自内心的，是一种漫无止境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痛快的结果。

　　杨知寒的小说妙在当行本色，尤其塑造小人物时。她的文字没有“翻译腔”或“文青气”，骨子里的短促、激烈、幽默通向一切东北语言艺术。徐英的多愁与善感，和她的小贩身份毫无违和之感，顾秀华那种人到中年的皮实和麻木，亦写得相当出彩。作者不消费苦难也不盲目乐观，小说结尾顾秀华回到百花园继续和徐英“相爱相杀”，后者重燃斗志与热情，代价则是前者被状元儿子遗忘。

　　许多经典的文学篇目，都伴随着充满矛盾和张力的叙事空间，但也有人喜欢从寂寞的地方寻找契机，班宇《漫长的季节》就是如此。

　　作者化身为一名女子来到海边，无尽的潮汐、刺目的阳光、寂寞的夜晚，她与绝症卧床的母亲彷徨于静止的时间中。这是季节之漫长的由来，但最动人的场景还在此之外。女子有名无实的丈夫，每天晚上抱着篮球外出，彻夜不归。直到女子尾随才发现，丈夫以运动的由头彻夜静止——篮球不过是为了垫在屁股下面，为他的思想提供一点点弹性。这个男人心中怀有巨大的悲戚与孤寂，他就静默地坐在篮球场中间，任由整个世界呼啸而过，这个瞬间就像是王家卫墨镜之下，最经典的抽帧镜头一般。

　　四、结语

　　还记得美味的鸡车子吗？似乎越说到后面，东北味越淡了，但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东北文艺的振兴，从来都有两种方式：一是东北题材创作的美学风格风靡天下，人尽皆知；二是从东北出发的写作者，真正走向了中国与世界。无论《野狼DISCO》还是在回忆和虚构中无数次凋敝的“铁西”，一定程度上都属于前者。但其实“东北风格”从来就不是问题——这么丰富、魔幻、有趣的东北，没有自己的风格才怪了，这是赵本山甚至更早一代东北人就已经明确了的事情。

　　于是对于今天的东北文艺振兴来说，标志性的幽默、犀利、豪爽、浪漫，以及无伤大雅的粗粝、滑稽、装疯卖傻，从来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就如上述的五篇作品。老藤的《鸡架之城》从小吃入手，写着写着已经变成了对今日文人城市生活的呈现，以及对爱情、自由等问题的讨论；阿成的《农民进城》看似平淡，实则是近几十年二、三线城市史的注脚；夏鲁平《遥远的筒子楼》用相当克制的笔触写出了人情的复杂；班宇《漫长的季节》在平淡中寻找疏离，用文字营造氛围和影像；杨知寒的《百花杀》用女人数月间的琐事，写出了普通人的乐与愁、小人物的趣与悲。这么说或许多少难逃文学批评惯有的夸大之嫌，但我宁愿相信这是一种趋势。

　　若说这些小说有什么共通之处，我想也许并不在于作家们的东北籍带来的东北味，而在于他们的作品都以小见大，由针鼻儿大小的一笔一画蔓延到整个生活中去。由此，我也愿意相信东北文学正在“以小见大”，直到有一天风吹劲草，云雾散尽，你就会发现目力所及，皆是东北。

　　刘诗宇，1990年生于辽宁沈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助理研究员，辽宁省作家协会特聘签约作家。发表文学研究与批评文章七十余篇，评论集《边界内外的凝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笔记》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20年卷。小说《阿梅的故事》于2015年获台湾师范大学“红楼现代文学奖”小说组首奖，电影剧本《一顶军帽》《夜市》分别入选第八、九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作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