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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的智慧
来源:《长城》 | 作者:梁 海  时间: 2022-05-18

​  从当下的文学生态来看,短篇小说是文学家族中的一个弱势群体,尤其是与发展态势相对较好的中、长篇小说相比。近年来,出版社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多达万部,文学期刊的长篇小说专号也越来越多。同时,在融媒体时代,中、长篇小说文体更易于发挥故事性的特质,与影视、音频、网络转换对接,被更多受众接受,从而进入文化生产的资本市场。十多年前,张学昕认为,“在这个喧嚣、功利和物质化的时代写作短篇小说,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业。因为,就它可能给写作者带来的收入而言,它根本无法作为一种职业选择。”①十年过去了,短篇小说这种式微的处境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愈演愈烈。

  除文学场域之外的因素,短篇小说生存境遇的艰难,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其文体特质有关。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发轫于“五四”时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诞生之初就具有超强的文体意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普遍将文学视为思想启蒙的有力武器,认为传统文学形式是宣传新思想的障碍。在西方小说观念的影响下,短篇小说的文体意识开始形成。1919年,胡适在《论短篇小说》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横截面”理论。他指出:“一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都有一个‘纵截面’和无数‘横截面’”,而短篇小说就是要“用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物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充分使人满意的文章。”②“横截面”理论突出了短篇小说叙事的碎片化,亦即打破传统小说讲故事有头有尾的模式,在生活的断面凝练出带有普适性或形而上意义的图景。加之,简短篇幅的制约,这就使现代短篇小说文体在诞生伊始,便对艺术性格外重视,浓郁的艺术韵味成为短篇小说文体的重要特征。尽管,在1930年代,理论界对于这种全盘西化的“横截面”理论有所反思,表现出向传统小说重视故事性的回归。比如,沈从文指出“中国人会写‘小说’的仿佛已经有很多人了,但很少有人来写‘故事’。”③梁实秋也说:“在小说里,故事是唯一的骨干,没有故事便没有小说。”④但是,总体而言,在现代短篇小说的发展历程中,对艺术性的追求始终是短篇小说文体的一大突出特色。毕竟,中、长篇小说更易于讲述千回百转、荡气回肠的故事,而短篇小说承载更多的是文学的审美功能。由此,短篇小说这一文体特质便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维度:一方面坚守着纯文学的艺术品质,保持着文学的纯度;另一方面,又让短篇小说在这个越来越浮躁的时代更加小众化。

  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一种文体都有自身的生命周期,由弱到强,也会由盛而衰。就当下而言,面对融媒体、数字时代的到来,艺术形式的多样化让人们很难静下心来,去细细品鉴短篇小说的艺术魅力,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短篇小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出局”?是一种过气的文体呢?我认为,并非如此。由于短篇小说文体对文学性的要求,使得一些作家将短篇小说视为磨砺自己叙事技巧的自由空间。爱伦坡在谈到短篇小说创作时曾指出,作家在短篇小说写作之前,必须对小说结构进行“预设规划”,以这种规划为导向,每一个句子的写作都必须统一朝向预设效果。这样,才能在高度紧凑凝练的文本叙述中搭建精致的立体几何图形。所以,这种严苛的要求必然会激发优秀作家自我突破的欲望,这就会导致依然有许多重量级的作家坚守着短篇小说的阵地,比如苏童,比如刘庆邦、王祥夫。而且,更为可喜的是,一批青年作家自觉地投入到短篇小说的阵营,比如,当下备受关注的东北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便创作了大量短篇小说,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双雪涛的《北方化为乌有》获得2017汪曾祺华语小说奖中的短篇小说奖,班宇的《逍遥游》获得2018年度“收获文学排行榜”短篇小说第一名,郑执的《仙症》获得2018年“鲤·匿名作家计划首奖”。李陀、王德威、孟繁华、张学昕、刘大先、黄平、丛治辰、刘岩等作家、学者纷纷撰文从不同角度对这些作家展开研讨。三位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不仅在文学场域内引发极大的关注,也获得了大众文化的青睐。《刺杀小说家》(双雪涛)《我在时间尽头等你》(郑执)《逍遥游》(班宇)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有的还在贺岁档上映。如此多短篇小说的影视改编实在值得关注。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他们的短篇小说正在走出蜷缩在纯文学期刊的生存样貌,走进更为宽广的读者空间。其实,这种影像与文字之间叙述“互动”,也是三位作家有意识的尝试。双雪涛曾谈到过他的创作受到刁亦男《白日焰火》的影响,班宇也明确表示自己受到过王兵拍摄的纪录片《铁西区》的影响,而2020年火遍大江南北的单曲《野狼DISCO》的作者董宝石,则袒露他的音乐受到班宇小说的启发。所有这些,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三位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打开一种新格局。或许,他们的尝试能够给当下的短篇小说创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纵观三位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不难发现,他们不谋而合地选择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书写,再现了1990年代中后期东北老工业区的国企改制,以及下岗工人的生存境遇。或许,很多人会认为,这样的宏大命题属于长篇小说的叙事范畴,但这些青年作家却在他们的一部部短篇中拼贴出了一个时代的全貌。20多年前,他们父辈所经历的伤痛,以延迟记忆的方式在“子一代”身上发酵,引发了他们强烈的创作冲动。双雪涛说:“东北人下岗时,东北三省上百万人下岗,而且都是青壮劳力,是很可怕的。那时抢五块钱就把人弄死了,这些人找不到地方挣钱,出了很大问题,但这段历史被遮蔽掉了,很多人不写。我想,那就我来吧。”⑤班宇说:“我对工人这一群体非常熟悉,这些形象出自我的父辈,或者他们的朋友。他们的部分青春与改革开放关系密切,所以其命运或许可以成为时代的一种注脚。”⑥郑执也说:“故事里面写的,大多数也是我看到的生活的状态。”显然,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让他们自觉地以“子一代”的目光去唤醒父辈休克式的集体创伤记忆,从而使为作品增加了凝重的厚度和人文关怀。当然,由于短篇小说篇幅的限制,他们并没有在作品中展开史诗般的宏大叙事,而是在一个个普通的下岗工人身上描摹一个时代的剪影。比如,班宇的《工人村》由《古董》《鸳鸯》《云泥》《超度》《破五》等五个独立的短篇构成。工人村位于沈阳铁西区西南,是沈阳人众所周知的工人住宅区,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地理坐标。班宇将五个虚构的故事安置在工人村中,以散点透视航拍五段“横切面”,又在“工人村”这一相对封闭的空间,对这些“横截面”进行结构预设,搭建起一座“形散而神不散”的纵横交错的立体叙事结构。《古董》讲述在工人村开古董店的老孙,到乡下收货时被骗,花500元买了落款为“东沟村第一副食”的陶罐。受骗的老孙并没有气馁,而是很快完成了角色转换,由“受害人”转变为“施害人”,同样昧着良心将陶罐推销给信任自己的老者。但老孙的“胜利”又在《超度》中被彻底颠覆,为了“挖掘”母亲的遗产,他请来董四凤、李德龙两个下岗后做了道士的骗子为母亲超度,结果在两人导演的荒唐闹剧中被戏弄了一番。受骗-骗人-受骗,这个荒诞的怪圈似乎就是工人村下岗工人的生活轨迹,从中,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个个体的命运,而是对一个时代的记录,是下岗工人群体的集体记忆。这无疑就让短篇小说承载了宏大叙事,赋予了短篇小说文体强烈的现实性和厚重的历史感。

  对短篇小说故事性的重视也是三位青年作家的一个共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下短篇小说创作的一种文体突破。贺绍俊曾指出,“短篇小说的式微,是短篇小说呈现自己成熟的一种方式。”在此,他所说的“成熟”指的是文体意义上的,“当短篇小说逐渐成为一种中年化的小说文体时,故事性就不会成为一种唯一的要素,我们就能从中读出更多的深层内涵和艺术韵味”。⑦的确,短篇小说故事性的弱化已然被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短篇小说似乎就应该在艺术意蕴上做文章。从这一角度来看,三位作家短篇小说以不谋而合的方式凸显故事性,的确值得关注。

  双雪涛的《北方化为乌有》就是一篇故事性很强的短篇。在1万多字的简短篇幅中,作者设计了内外两个故事层,以悬疑叙事的手法展开。外故事层是现在时的北京除夕夜,两个无家可归的北漂,作家刘泳与出版人饶玲玲,对饮聊谈刘泳正在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在谈论中,饶玲玲发现刘泳的长篇小说与另外一部中篇小说惊人地相似,两个作者似乎不约而同地讲述一个发生在东北的“真实”故事。在饶玲玲的邀请下,中篇小说的作者米粒赶来,加入了除夕夜的对谈。于是,内叙事层便在刘泳和米粒的双重讲述下,揭开了发生在多年前的一起凶案。元叙事与真实事件在互文中建构起一种奇妙的组合:因举报厂长引发的谋杀、师徒之间的婚外情、历经数年的追凶复仇,还有潜藏着多种可能的开放结局,都不失为一个十分精彩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与人物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谱写了一曲“北方化为乌有”之后的挽歌。

  可以说,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聚集了爱情、悬疑、凶杀、复仇诸多元素,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但是,这些通俗文学中惯常的元素并没有导向一个庸俗的故事,而是以悬疑叙事的形式讲述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国企改革之际的境遇,让我们在文本最后除夕夜漫天绚烂的烟火中,去思考“北方化为乌有”之后,我们到底应该记住什么,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宏大叙事”内涵的时代命题。同时,文本营造的这个离奇故事,并没有削弱叙事艺术,相反,双雪涛力求在简洁、浓缩的叙事技巧中去呈现现实生活的复杂与多元。文本设置内外故事层嵌套,营造了一种结构上的“互文”。外叙述层的功能是对内叙述层的铺垫,或者说,外叙述层就是内叙述层的现实延展,而内叙述层中那个带有诸多不确定的凶杀故事,与外叙述层的叙述者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隐秘联系。故事的传奇并没有脱离现实的轨迹。故事在内外的嵌套结构中将过去时的东北和现在时的北京交织在一起,从而,将一个时代的沉重记忆钩沉出来。

  我相信,每一种文学文体都有其内在的智慧。米兰·昆德拉曾说:“小说的道路就像是跟现代齐头并进的历史。”⑧无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都不能脱离时代、脱离生活。毕竟,当一种文体失去了其当代价值,只剩下空洞的形式,就必然会失去文体的生命力。同时,自小说诞生之日起,故事便具有了本体意义。但是,现代主义文学对故事的轻视,导致“无情节”或情节淡化,一度成为小说的发展趋势,短篇小说更是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小说“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小,以至成为小众圈子内的孤芳自赏,最终可能走向“小说的终结”。所以,从这一角度看,东北三位青年作家在短篇小说创作上所做的尝试,便显得尤为可贵。他们以“子一代”的目光对一段集体记忆的审视,对故事意义在文本层面的架构,对短篇小说艺术形式的不懈追求,都让我们看到了短篇小说的智慧。


  注释:

  ①张学昕:《新世纪十年短篇小说论》,《东吴学术》2012年第2期。

  ②胡适:《论短篇小说》,见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③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页。

  ④同上,第257页。

  ⑤许智博:《双雪涛:作家的“一”就是一把枯燥的椅子,还是硬的》,《南都周刊》2017年6月3日。

  ⑥朱蓉婷:《班宇:我更愿意对小说本质进行一些探寻》,《南方都市报》2019年5月26日。

  ⑦贺绍俊:《短篇小说对于当代文学的意义》,《文艺争鸣》2019年第5期。

  ⑧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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