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系统说理渐渐衰落,是智性含量越来越少的表达挤进来填充了真空。在各种各样的媒体空间,我们都见到自我表达的膨胀和泛滥,把说理的空间越挤越小。话语越来越普遍地变成立场的表达,或者是用来掩盖立场的表达。
刘擎:我们看到,智识文化之所以衰落,有技术革新的因素,也有市场变迁的因素。此外,对智识精英文化的挑战,还缘起于智识群里的内部纷争,这种纷争的结果重新塑造了文化市场,包括塑造大众的文化需求。
智识人,曾改变时代的智识结构
陈嘉映:我想从文艺复兴时期讲一讲文化智性结构。文艺复兴时候的智识人,常被称作RenaissanceMan。“文艺复兴人”有一个特点,即全才的人,比如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在好几个方面都很卓越,单单在其中一个方面的成就,后人就很难超越。在文艺复兴前后还有一个拉丁词humanitas,用英文说是humanist、humanitarian,我们把它翻译成人文主义者、人本主义者、人道主义者,或者把它翻译成文化人、有识之士,像彼特拉克、蒙田这些人。再晚一点,法语里的philosoph和英文philosopher是一个词,但意思不尽相同,我们有时候把他们叫作哲人而不是哲学家,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孟德斯鸠等,与后来的专业哲学家不太一样。哲人也只是一个可能的译名,也可以叫作思想人。这批哲人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他们都是启蒙者。启蒙者,首先自己是开明思想者,他们希望给这个社会注入开明的理念。“启蒙”现在多多少少有点变成学术词汇,“开明”大家用得也不多,但是曾经,五四之后,“开明”用得很多,几乎是一种精神。
智识人还有一个名称men of letters,像休谟、亚当斯密,他们自称是men ofletters,你可以把他们叫作文人、作家、文字人。他们是饱学之士,但也谈不上是哪个领域的专家。还有一个词intellectuals,我们今天还在用这个词,这个概念跟左拉那些知识人、跟十二月党人连在一起。他们在思想上不仅开明,而且相当革命,对专制制度、传统制度有反抗性。所以,这个词不仅有知识人、智识人的意思,还有很强的独立思考者这样一层意思。
我挑了这么几个词,是想讲讲这些人所代表的一种精神。我现在试图用“智识人”来统称这些人,这肯定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概括语词,更不是好的翻译,但“智识人”不至于一下子把你带到我们平时说的“知识分子”“文人”这些熟悉的概念里。另外一个方面,“智识人”总体上不是行动者,他们靠什么?广义地说,就是靠discourse,这个词我和大家一样把它叫作“话语”,但它只是话语的一种,我会说这是一种智性的、比较长篇说理的话语,是一种很特殊的话语。
我先说很明显的一点,智识人生产广义的智识产品,包括文章、书籍、绘画、雕塑、建筑等,最突出的是文字产品,诗歌、小说、戏剧、哲学、科普文章,之后有报纸和杂志上的各类文章。他们通过智识产品包括文学艺术作品,从小的角度讲养家糊口,稍微大一点来说是获得社会承认。说他们的作品是智识产品,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都有深厚的智识含量,这些作品改变人的精神状态,也改变社会的文化—智识结构。智识人群体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从文艺复兴以后,智识产品获得了相当的权威性,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不断增大,特别是文字作品,智识人的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识字的人越来越多,讨论的品质却在降低
陈嘉映:智识人意识到这些,设想自己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休谟、亚当斯密的时代,他们把这个群体叫作republic of the men ofletters(有人译为“文人共同体”,也叫“智识人共同体”)。这些智识人观点不同,但是大家和平共处,靠的是智性的交谈。在这些方面,西方的智识人有意无意地重新弘扬希腊的某种精神,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复兴这种精神。
这样一种智识人共同体的蓬勃发展,需要具备哪些社会条件?其实有一个条件,当时欧洲文盲已经很少,教育已经普及,总的来说大家都识字。在漫长的年代里,大多数人不识字,在中世纪更不用说,很多人都不识字。在这种状况下,智性的话语(discourse)直接把大多数人排除在外了。文艺复兴以后,欧洲识字的人越来越多。另外一方面,由于印刷术的发展,读物越来越多,这当然使得智识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智识人的影响本来主要在宫廷中,18、19世纪之后直接对广大群众产生了影响,到19世纪末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有一定的智识能力。但这种情况后来发生了改变。公共讨论好像变少了,或者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按说,当代认字的人更多,教育更普及,不应该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今天想做的就是探究一下这种情况发生的背景。要想说清楚,我做不到,最多开个头,而且只是从一个方面说起。
20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单说命名就有种种对我们时代的命名,有后现代、图像时代、数码时代、数字时代,后来又有后真相时代等,可能每天都有新的命名出来。为了方便,我选了两个,一个是图像时代,一个是数字时代。
本来数字跟图像离得最远,但最近几十年,数字化跟图像化连到一起,连得很紧,我们人人都有数码相机或手机,图像可以翻译成数字,数字可以创作出图像。这种联系是靠技术支持的。100年前,图像的生产很昂贵,现代技术让图像制作变得便宜。此外还应当提到商业的力量。商业和技术把数码和图像这两层联结在一起。
因为数字和图像的区别与联系,当代年轻人好像分成了两大部分。当代的精英阶层就是掌握数码技术的,在硅谷或者在中关村工作,他们成天跟数字打交道,通过数字来理解这个世界。不仅这些人,数学家们、物理学家们,甚至生物学家们,还有经济学家们,如果没有一整套的数学本事,很难成为这个时代的精英。世界对他们来说不是方方面面可感的,而是数字的,可通过数码化复制或创造的。而社会中的另外一大半人,差不多是“数学盲”,从小不怎么喜欢数学,后来也学不会数学,没有办法透过数字去理解世界,去掌控世界,他们通过图像了解世界。
社会上这两大群人,一群是通过数字创造图像,另外一群不懂数字,他们直截了当接收图像。他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但把他们维系在同一个社会里的,并不是对世界的共同理解。是商业和技术把这两大群人维系在同一个社会里。在这样一个新的文化智性结构里,好像不再有智识人的位置。数码和图像联手,把我们前面所讲的智性的话语(discourse)从社会的智性结构中挤出去了。
我们刚才提到的困惑是,一方面,识字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受教育的水平越来越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讨论品质越来越低,乃至于到后来没有了讨论。我相信,数码与图像的联手,跟当今社会智性讨论阙失的状态是有一种联系的,我们可以多多少少从这个方面来理解这种让人困惑的现象。
平民时代的公共话语
刘擎:我先讲智识人的精英文化被边缘化的问题。智识人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占据文化中心,而此前是贵族,此后是商业精英和技术精英。
陈嘉映老师刚刚讲的智识人,在那个时期受到特别的尊重,虽然彼此之间在政治问题、道德问题上有些分歧,但是由于大家在“智识”的界面上形成了这样一个共同体,而且形成让人向往和尊重的一个景观、一个生活状态。这个不是智识人的自我标榜,而是受过教育的公众都会向往和尊重的。但那个时代过去了,就像茨威格那本书的书名所暗示的,它是“昨日的世界”。这些智识人、以文字文化为基础的人,不再是文化的中心。有人会认为这些智识人只是为自己的边缘化而怀旧伤感,然后不以为然地说:“你们有过你们的时代,但是已经过去了。”
但在我看来,智识文化的衰落带来了一些严重的后果,关键并不在于智识人自己是否感到失落,而在于对公共生活的影响。现代性造就了一个平民主义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参与公共生活,也就是说,无论大众是不是有正式的投票权,大众的意见和想法,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社会总体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特别在一个所谓民主时代。
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托克维尔本人是贵族,但他看到平等主义或者平民时代的来临是“天命所在”,根本没法抵挡。于是,问题不是要不要平民主义的民主时代,不是是否还能守住自己的等级结构,而是如何才能让一个民主时代实现自身的理想,成就好的公共生活。健硕的民主政治依赖民众的品质,要求每个公民都达到相当的智识水平,这是一个挺高的要求。一些保守派的思想家对现代性的批判,实际上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贵族精英统治的等级社会,他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设想要尽可能提升民众的智识水平,接近以往贵族的水准。
当然这是特别难的事情。西方学术界大约40年前兴起公民理论(citizenship theory),其中的一个主题就是强调“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与“审议民主”等主张联系在一起,认为民主政治的品质需要公民具有一定的审议、商议(deliberation)的能力,成为所谓“informed citizen”。“informed”这个词蛮难翻译的,它不只是“知情”,而是包含辨识能力、交谈和争论的能力。通过提高公民之间的商议、交谈、辨析和讨论,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政治判断,然后你再投票就能表达更有质量的观点。我愿意把“informedcitizen”译作“通达的公民”,当然这是非常高的要求,但对健硕的民主生活来说又是不可忽视的。如果在公共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了发言权,有表达意见的自由,但言论的智识品质很低,就可能造成劣质的民主。
智性讨论衰落的原因
刘 擎:我们讲中世纪后的文人共同体兴起,这跟文化市场的出现有关系。如果没有出现所谓的“educatedpublic”(受教育的公众),那么智识人永远是宫廷或贵族的附庸。但现在智识人的边缘化,可能是因为这个文化市场在演化中的知识衰落,因为市场转向读图时代,从文字文本为中心转向了以图像为中心。
写《娱乐至死》的尼尔波兹曼,还有一本书叫《童年的消逝》。什么叫童年的消逝?最早的时候,在文字没有普及之前,成人和童年之间是没有文化屏障的,但到后来随着教育普及,在大部分成年人可以阅读,就和儿童之间形成了一个文化上的鸿沟。但是后来,当电视兴起以后,这个屏障又被打破,成人和孩子可以在图像传播中共享一个文化世界。波兹曼更担心的是成年的消逝,他认为,文字文本对于结构性的逻辑思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这是一切现代文明建立的基础。但现在,影像文化主导了文化市场,而且现在不只是电视,还有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已经深入人心,就像我们身体外挂的一个器官,我们找不到手机会心慌意乱。
因此我们看到,智识文化之所以衰落,有技术革新的因素,也有市场变迁的因素。市场的逻辑表面上是中性的,遵循的是需求和供给机制。只要有需求,我通过算法给你推送这些东西。但我们需要思索:什么样的需求才是应该被满足的?文化需求有高低、对错和好坏之分吗?对此,我们智识人还能够给出确定的答案或指南吗?
所以,我想提出的一个问题是:除了技术以及市场的力量,智识人群体本身对智识文化的衰落是否负有责任?在这个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后真相的时代,我们遇到了一个挺大的麻烦,那就是在许多问题上我们陷入了难以区分高低、好坏、优劣和对错的处境。而造成这种处境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恰恰来自智识人群体的内部。这涉及到更大也更为复杂的话题。陈嘉映老师在《感知理知自我认知》里辨析了感知和理知,并不是呼吁我们需要重新高扬理知,而是对两种认知之间的纠葛关系展开了非常深入的探索。但在另一面,对理知传统的批判比如像德里达对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这些晚近的后现代思想的趋势,似乎又与智识文化的衰落存在深刻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智识文化的衰落好像有一点是智识人自我招致的。
也就是说,对智识精英文化的挑战,缘起于智识群里的内部纷争,这种纷争的结果重新塑造了文化市场,包括塑造大众的文化需求。如果智识人没有办法重建相对有力量的标准给大众,我们就蛮难说如何才能扭转智识生活的衰落。
陈嘉映:我关注的是智性交流阙失背后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如果识字曾经带来智性生活的黄金时代,我们现在就应该进入白金时代,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怎样从智识结构来理解这个事实?
什么时候是说理的黄金时代?我个人的看法是——在政治上不见得正确,在其他方面也不见得正确——说理需要有听众,公共说理需要在公众中有听众。最有利的社会结构是19世纪下半叶到“一战”之前,欧洲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不是话语的生产者,就像刘擎说的,在那时候的智性结构中或者社会结构中,买家都是很有眼光的。到了数字时代,数字、图像把文字说理挤了出去。情况变了,用昆德拉的话说,“人人都是作者,但没有听众”。人人都是作者是有问题的,这是我的看法和通常比较“正确”的讲法不太一样的地方。
刘擎讲到听众是“informedpublic”。“informed”,一方面是知情达理,一方面有一定的被动性。他们具备相当的知识和见识,听得懂系统说理,对说理的品质有鉴别力,但他们自己并不热衷于系统发表自己的一套,也许觉得自己的知识、见识不足以形成一套值得公众倾听的意见,但更常见的是由于他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没有在说理这件事上投入很多心力。后来各方面的发展大家也都见到了,在平民化的转变中,很多人自我表达的愿望慢慢强过被动知情(“informed”)的愿望。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媒介手段使人人都可以成为发言者。在报纸时代,人人都读报,当然,你也可以给报纸投稿,但是多半发不出来。
刚才讲到尼尔波兹曼,讲到电视时代,电视的确启动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要理解别人的讨论和争论,报纸这种媒介比电视好得多。上世纪50至70年代,美国从报纸和广播转向电视时代,那时候关于说理面临危机的讨论非常多。但是媒体转变太快,讨论都跟不上。一开始,并不是智性讨论的愿望越来越弱,而是人们对智性讨论的关注程度降低了,智性讨论被淹没在自我表达的汪洋大海之中。久而久之,智性讨论的愿望自然就变弱了。
系统说理渐渐衰落,总会有什么东西来填充这个真空。是什么东西来填充这个真空?是智性含量越来越少的表达挤进来填充了真空。在各种各样的媒体空间,我们都见到自我表达的膨胀和泛滥,把说理的空间越挤越小。本来,智性的话语(“discourse”)是一种交流、熏染、教化。人们想象的智性话语空间,它能够容纳不同的意见、见解,人们在说理过程中互相熏染和教化。现在,话语的这样一种主要功能流失之后,话语更多变成一种表达。再加上其他的因素,话语越来越普遍地变成——至少被看成——无非是立场的表达,或者是用来掩盖立场的表达。人们对话语失去了信任。
辨析海量信息中的智性话语
刘擎:我们在公共讨论中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指责那种低水平的讨论,或者说公共讨论品质差的原因是太感情用事,太极端化,不理性。是不是我们的公众全部这样?我认为不是的,其实是说话的人多了,参与的人多了,可能那部分本来讨论品质比较高的“通达的公众”仍然在,只是在整个话语数量的权重当中比例占小了。
有人分析过微博的结构,指出在最开始的时候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大概是60%,这部分人的绝对数量仍然在,但是现在由于微博用户变得非常非常庞大,这部分人的权重变小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不能简单说高扬理性就可以了,那些感性的因素总是存在于公共讨论之中。所以陈老师讲的我们要保持discourse,或者说论理的水平,不仅是在公共生活中,在伦理生活中也是如此。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并不是说要恢复一个完全由理知主导或者理知专断的传统,其中似乎存在着某种张力。
陈嘉映:我跟你差不多,或者跟你引用的看法差不多,问题并不是现在没有人讲道理了,说理的人还在,但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了,瓦釜雷鸣,都是立场的表达,不跟你细细说理。不过,我关心的是社会的智识-文化结构,而不是在指责普通人不静下心来说理。我刚才讲的智识人,他不管理企业,不带兵打仗,他的专长是大量地吸收、梳理知识,有条有理地说话,讨论问题。如果你拿这个来要求那些每天要去送外卖养家糊口的人,这不是很公正。另一方面,我有表达的愿望,现在又有了表达的平台,凭什么不让我表达?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缘际会,那时的智性—文化结构最适合智性话语:有些人在说理、在讨论,大多数公众能够听懂这些讨论,关心这些讨论,但他们主要是听众,不见得有时间、精力、兴趣和能力来参与公众讨论。平民化的社会趋向、互联网的出现等等改变了这种局面,人人都在表达,淹没了审慎的说理。
我不认为谁有什么办法总体上改变时代的智性—文化结构,更不认为谁能够返回以往的时代。最多能为个人提点儿建议。不必费心去指责那些不好好说理只顾表达的人,好好说理本来不是他的本职。在相当程度上需要你自己去分辨,哪些人在说理,哪些人在表达。还有,分辨自己要的是什么,有时候你是想明白道理,有时候你想知道大家在表达什么。分辨清楚,到对应处去寻求。就像你想吃烤牛排,不能到涮羊肉的馆子去。我很同意刘擎说的,智性话语虽然被淹没,但还在那儿。
(陈嘉映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刘擎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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