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藤的《北地》（1）是一部在艺术构思上多少显得有点奇思异想的长篇小说。整部小说以主人公常克勋晚年罹患阿尔茨海默症为落脚点，巧妙地切入1949年到现在一段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沉重历史之中。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常克勋，可以说是一位有着丰富革命履历的地地道道的老革命。或许与自身的经历过于曲折丰富有关，早在罹患阿尔茨海默症之前，他就有着想要撰写自传的打算。“人老了喜欢回望，尤其那些走过千山万水的成功人士，如果不与别人分享自己的经历，就好像手中握有一块美玉却无处示人。老爷子从部长高位上退下来就谋划写一本自传，上下两卷本，60万字。这是一项工程，老爷子对儿子寒柏、寒松说，完成了这项工程此生就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自传提纲三易其稿，常寒松经常看到老爷子背着手在书房里来回踱步，说明每次落笔都经过了慎重思考。可惜的是，老爷子在写出两万五千字的自传提纲后就一病不起，这项浩大工程面临烂尾。”面对着常克勋突如其来的病况，常寒柏、常寒松兄弟无论如何都要设法帮助父亲完成他最后的心愿。因为他们自己都不善于舞文弄墨，便邀请多年的好友，刚刚从京城一家著名报社的理论部主任位置上退下来的大笔杆子——任多秋出手相助。而任多秋，之所以不做任何推辞，便欣然受命，除了考虑到自己与常寒柏、常寒松兄弟之间多年的友谊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在他看来，借助这一契机，恰好可以寻找到一种得心应手的进入一段既往历史的路径与方式。“任多秋熟悉老爷子，电话里毫不犹豫地表态说这个忙肯定帮，老爷子一生叱咤风云，不写他写谁？再说写名人传记相当于做学问，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式。”

　　但由于自传的主人公常克勋已经受到阿尔茨海默症严重困扰，在如此种非正常情况下，常氏兄弟和任多秋想要如愿以偿地完成自传的写作，除了老爷子患病前留下的两万五千字的自传提纲之外，另一个带有方向指示性质的，就是他于病榻上在“一种极其投入的状态下”的“自言自语”。常克勋的这种“自言自语”，不仅被常寒松忠实地记录下来，而且还被常寒松径自命名为“榻上呓语”。“听了几天后，常寒松觉得这些话绝非没来由，尽管前言不搭后语，甚至有点云山雾罩，但这些话很值得琢磨，有一定的哲学色彩。”也因此，“常寒松觉得不管这些话指向什么，都应该记下来作为资料留存。于是，他用手机做了录音，然后整理誊写到一个绿皮本上。老爷子说话并不连篇累牍，很多话是反复说，颇有点偈语禅意。”“整理完毕，常寒松在绿皮本扉页上很工整地题写了四个字：榻上呓语。”无独有偶之处在于，了解到这种情况后的任多秋，在后来也特别认同常寒松的这种看法：“‘榻上呓语’不会是空穴来风，后来老友任多秋的看法也印证了他当初的感觉。”更进一步地，任多秋甚至干脆认为，被常寒松记录下来的“榻上呓语”，乃是一部《忏悔录》：“任多秋又埋头重读了一遍，他的脸与绿皮本几乎贴在一起，一直看完才从绿皮本中拔出脑袋，激动地说：‘了不得，了不得，一部简约版的《忏悔录》！’”一个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榻上呓语”，怎么可能被看作是一部简约版的《忏悔录》呢？面对着来自常寒松的疑问，任多秋给出了进一步的说明：“这些呓语是老爷子与另一个自己的对话，是灵魂中的自己对现实中自己的多层次拷问。”

　　需要注意的是，常寒松与任多秋，把他们两位随后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北地实地采访行动，曾经看作是在为常克勋“招魂”。之所以会是如此，关键原因在于，常克勋“榻上呓语”突然“刹车”时候的结束语，竟然是很古雅的文言文：“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紧接着，便是一连三遍的“北地招魂，北地招魂，北地招魂”。因为“北地”曾经是常克勋长期工作的地方：“北地是老爷子深耕过的白河地区，老爷子担任副省长之前长期在白河工作，在那里摸爬滚打了三十二载。”所以，青少年时期同样在白河地区度过的常寒松，才会毫不犹豫地坚决认定，常克勋念念不忘的“北地”，就是白河地区（如果联系老藤的小说文本本身，我们即不难确认，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北地”当然是常寒松所认定的白河地区，但如果从广义上来看，所谓“北地”其实更应该被理解为是广大的东北地区）。既然“北地”是指白河地区，那么“招魂”呢？对此，尽管常寒松刻意强调常克勋乃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任多秋却还是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民间的确有招魂一说’，任多秋歪着脑袋做思考状，‘老爷子的魂在北地，人死魂散，老爷子拒绝与死神握手，最简单的想法是不要失魂，把魂找回来’。”尽管说到了小说的最后一章，也即第29章“尾声”部分，处于回光返照状态的常克勋本人，曾经从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角度出发，强调自己“榻上呓语”最后接连三句的“北地招魂”，其实是“北地找魂”，强调自己的意思其实是要常寒松他们“到北地去找出北地之魂，是找魂不是招魂”。但如果联系小说文本本身，任多秋所理解的所谓“招魂”，实际上也并非全无道理，我们并不能如同常克勋自己那样，简单地把“招魂”理解为是一种迷信鬼神的行为。既然常克勋曾经在北地有过32年之久的工作经历，一方面取得过骄人的工作业绩，另一方面也付出过惨痛的人生代价，有过深刻的工作教训，那么，我们说常克勋的灵魂遗落在了他所魂牵梦绕的北地，也就是一个合乎情理顺乎逻辑的结果。既如此，任多秋把他和常寒松二人的北地实地采访行为理解为“北地招魂”，也就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然而，另外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却是，因为常克勋本人重病在床的缘故，所以常寒松和任多秋已经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替老爷子重走一回北地之路，进行深入的实地采访，但这样的一次实地采访行动，到底应该依循什么样的采访提纲来进一步展开呢？对此，任多秋给出了明确的说法：“任多秋指了指桌上的自传提纲和绿皮本，‘这就是现成的采访提纲呀’。”当常寒松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把带有明显梦呓色彩的“榻上呓语”也看作采访提纲的时候，任多秋给出的回答是：“人在无意识时所说的话最为真实，几十条‘榻上呓语’看起来互不相关，其实有内在逻辑，这一点很让我吃惊，有的阿尔茨海默症会形成间断性思维浪潮，也可能是思维漩涡，对此我们无法理解，正所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就这样，凭借着自传提纲和绿皮本上的“榻上呓语”的指引，常寒松和任多秋一起踏上了一次“北地招魂”之旅。关键问题在于，尽管从表面上看，常寒松和任多秋所回返探寻的不过是到后来一直官至部长高位的常克勋一个人在北地的一段工作和人生经历，但因为他从1949年之后一直置身于北地，尤其是1958年后长达30多年处于社会政治漩涡中心，与这一时间段内的诸多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发生了深刻的联系，所以，常、任二位的行为，实际上就更应该被看作是对一段重要历史的探访与沉思。但相比较而言，更加不容忽视的一点其实是，对于常克勋本人的罹患以遗忘为其突出特征的阿尔茨海默症，以及常寒松和任多秋依循着自传提纲和“榻上呓语”进一步展开的实地采访行为，我们恐怕却更应该从一种象征的意义层面上加以理解。就此而言，如果说历史当事人常克勋的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可以被看作是对于历史的一种失忆，那么，作为后来者的任多秋与子一代的常寒松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实地采访行为，就可以被看作是对历史记忆的一种重新打捞与再度复活。

　　严格说来，小说中常克勋人生故事时间的起点是1958年，因为那一年他从部队转业后进入北地一个名叫格拉秋农场的地方工作，就此开始了自己长达32年之久的北地人生。而这很显然也就意味着，等到常克勋结束北地人生被提升为副省长的具体时间，应该是1990年。由此可见，小说的主体故事时间便是1958—1990年。但在实际的叙述过程中，作家的笔触却往往会溢出故事时间的边界，尤其是会情不自禁地上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所以，我们才会认定《北地》乃是一部对1949年后一直到市场经济即将到来之前的1990年这数十年中国社会历史的探访与沉思之书。但请注意，或许与常寒松和任多秋他们所设定的沿着常克勋当年的工作轨迹依照时间逻辑循序进行探寻的采访方式有关，《北地》实际上就是一部缺失了中心故事情节的散点透视式的长篇小说。事实上，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整部《北地》一共29章，掐头去尾，去掉“序幕”和“尾声”，剩下的27章主体内容，全都以常克勋曾经先后驻足工作过的北地的具体地名命名，分别讲述他在这些地方经历的人生故事。既如此，一种能够统摄全篇的整一故事情节的缺失，也就是无法回避的必然结果。一般来说，与那些拥有集中情节冲突的作品相比较，这种去中心情节的散点透视式长篇小说，无疑有着更高的写作难度。或许正是为了有效缓解中心情节缺失可能导致的情节过于散漫，老藤方才煞费苦心地在《北地》中为常克勋设计了一个如影随形的人生对手——毕克功。常克勋与毕克功之间，虽然谈不上私仇，但却“从小就暗中较劲，总是视彼此为对手”。对此小说开篇不久，作家就曾经借人物褚三禄之口做过详尽介绍：“他和毕克功都是宾县人，在同一所中学同一个班上学，学习成绩都出类拔萃，谁也不服谁。后来两个人同时参军，同年提干，在部队里交替上升。转业前，两人在同一个军一个师，克勋兄是一团团长，毕克功是二团政委，转到农场后两人开始搭班子，一个是场长兼支队长，一个是政委，工作上两人意见常常相左，但没有伤筋动骨的争斗……”对于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在文本的展开过程中，毕克功也曾经对他们俩“既生瑜何生亮”的潜在竞争关系进行过相应的形象解说：“我们从学生时代就在一起，像运动场上的一对摔跤手，从部队到地方，一直摔打到今天，有时他领导我，有时我辖制他，都习以为常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老藤的《北地》，实际上又可以被理解为常克勋和毕克功之间的一种虽然不至于你死我活，但却也还称得上是比较激烈的仕途竞争史。不过，正如丁帆先生所言：“无论什么样的题材，它都可以用任何一种创作方法和形式来构思和叙事。关键在于作家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去面对生活素材，用什么样的经验来关照笔下的故事和人物，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去结撰小说的主题，这才是一个小说家应该看清楚的关键问题。”（2）就小说的艺术效果而言，常克勋与毕克功之间的矛盾争斗，很显然给作品增加了某种必要的艺术张力，并使得这部散点透视的长篇小说拥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整体性。但在他们俩的长期竞争过程中，却也还存在着一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风水轮流转”问题。“老爷子到小临沂视察时已经升任白河地区行署专员，他的老搭档毕克功也担任了白河地委副书记，也就是说老爷子仕途上一步跨越变成了毕克功的领导，可以想象毕克功会是一种什么心情。任多秋想，毕克功一直在和老爷子暗中较劲，上世纪8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毕克功占上风，80年代以后风向就变了。”风向一变，占上风的就变成了老爷子常克勋。80年代以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80年代以后，乃是一个明显有别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改革开放时代。由以上分析即不难看出，毕克功其人包括政治立场在内的性格特征总体偏于僵化与保守，而常克勋的则很显然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偏于激进与开放。关于这一点，有一个细节特别能够说明问题。那是1968年的夏天，常克勋曾经受命专门前往锦河干校调查已经“靠边站”的毕克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常克勋在调查报告中所做出的积极努力，毕克功才很快获得解放，重新复出。没想到的是，并没有过太长时间，曾经受惠于常克勋的毕克功就以举报信的方式恩将仇报了：“生活有时像变戏法一样，老毕和老常两人你方唱罢我登场，老毕回去，到了秋天老常就来了。老常来干校的原因是有人写信向省里反映他的情况，其中就涉及来锦河‘五七干校’调查干部不讲原则。信怎么写的不知道，但反映的问题却很清楚，我听干校领导私下说，这封信署名毕克功，我当时就蒙了，老毕怎么能这么做呢？老常待你不薄呀……由此，我就觉得老毕这个人挺复杂，怎么能写信告帮助自己的人呢？你被撤职不是老常撤的，但你官复原职却是老常帮的忙，这不是恩将仇报吗？”只要联系整部小说文本，我们就不难断定，毕克功并非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之所以一定要写这一封举报信，并不是非得要借此陷害老对手常克勋，而是意在忠实于所谓的政治和组织原则。当所谓的政治和组织原则已经彻底凌驾于人性层面之上的时候，身为国家干部的毕克功的正常人性被扭曲异化，成为一种无法被否认的客观事实。

　　既然长篇小说《北地》的逻辑起点是要为已经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常克勋“招魂”（“找魂”），那么常克勋在北地长达32年的工作和人生履历，自然也就会成为作家关注和表现的焦点和重心所在。而常克勋其人，从人物形象刻画塑造的角度来说，自然也就成为作家用力最深的一个人物形象。比如，他对已逝战友的深厚情谊。这一点在第2章“格拉秋山”中表现最为突出。常寒松和任多秋，之所以把采访的第一站放在了位于格拉秋山的格拉秋农场，原因在于，常克勋在自传提纲和“榻上呓语”中都专门提及了狍子这种动物。出发前，两人专门查阅了相关资料：“知道这是一种类似鹿的动物，它们普遍长着一个白腚，用臀部特征来区别于其他同类”。问题在于，身为革命者的常克勋，为什么会对狍子念念不忘呢？原来，狍子曾经是他的救命恩人。具体来说，狍子之所以会成为常克勋的救命恩人，与他在格拉秋农场的一次特别遭遇紧密相关。故事发生的实际时间是1958年的农历十月初一寒衣节：“农历十月初一是北地的寒衣节，这一天家家户户要上坟给故人送寒衣。格拉秋农场是1955年新建的劳改农场，没有坟，也就没有地方送寒衣。但克勋兄念旧，他到农场一上任，就将自己收藏的18块志愿军胸章拿出来，让后勤科打了个油松棺材，在格拉秋山一块朝阳缓坡上筑了盔坟，并做出决定，将来那里要规划成农场烈士陵园。克勋兄告诉我，这18块胸章都是他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战友，胸章是白布做的，正面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字样，背面是姓名、职别、军种和编号。”关键问题还在于，常克勋为战友筑了坟还不算，还一定要坚持在寒衣节的时候买了实实在在的线衣去坟上送寒衣。之所以拒绝纸扎而一定要送实物的线衣，乃因为这18位战友当年都是在战场上被活生生冻死的：“他们是冻死的啊！1950年冬天的长津湖零下四十多度，我们穿得都是空心袄啊，如果里面有一件线衣，也许就不会牺牲，我当时棉袄里有一件秋衣，才侥幸活下来。”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受到内心深处这种牢不可破的精神情结左右的缘故，常克勋才坚持一定要送实物的线衣，他无论如何都不能以纸扎的方式来“糊弄”已经壮烈牺牲的战友。事情的要害处在于，尽管常克勋和褚三禄出发前已经想到了有可能遭遇狼群的问题，但考虑到政委毕克功的过于难缠，心存侥幸的常克勋终于还是没有携带武器。没想到的是，怕什么就要来什么，常克勋和褚三禄偏偏就遭遇了一个看上去颇有战斗力的狼群：“我俩遭遇到的狼群大概有十几只的样子，数量虽不多，但没有老弱病残，都是些背脊发青的成年狼，可以断定这是一个颇有战斗力的狼群，属于大型狼群的尖兵。”手无寸铁的两个人，与这样一个可以说已经武装到了牙齿的狼群相遇，从大概率上说，当然凶多吉少。因为，“狼是北地最残忍的杀手，它们的韧性、耐力和协同作战能力没有任何猛兽可以比拟，所以北地有‘好虎架不住一群狼’的说法”。怎么办呢？值此危急时刻，刚才曾经憨态十足地观看常克勋、褚三禄烧线衣的几只狍子，却不期然地出现在不远处，如同观众一般立足观看即将爆发的一场人狼大战。一般情况下，动物比人要敏感许多，尤其是在面对天敌的时候，即使憨傻如狍子者，也都会不管不顾地逃之夭夭。但这一次，在格拉秋山，那几只狍子的行为却很是有一些自投罗网的味道。就这样，因为有了主动送上门来的这几只狍子，狼群自然顾不上打常克勋他们俩的主意，他们也才得以保全了性命。因为狍子在有意无意之间救了常克勋和褚三禄的性命，所以常克勋也才执意“要筑盔土坟立块碑，刻上‘狍塚’两字”。为了缅怀那些被冻死的战友，常克勋不惜自己受处分，也坚持要送实物线衣；为了感恩替自己葬身于狼腹的那几只狍子，常克勋无论如何都要为它们建“狍塚”。所有的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常克勋其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重情重义。

　　常克勋在工作中勇于担当。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土医生莫家全的高度信任上。身为鄂伦春人的莫家全，是奇克县一个很有些名气的中医。莫家全的神奇，既表现在和常克勋初次见面就断定他的肝不好，需要顺顺之外，更表现在他以土法上马，帮助时任奇克县副县长的常克勋有效防治攻心翻，也即克山病的行动上。“克山病是一种发病原因不明的地方病的行动，主要损害人的心肌，致死率极高。民间称这种病为攻心翻，在鄂伦春人眼里，攻心翻多因潮湿寒冷所引发，是一种湿毒在经络中乱窜，只有用针扎住，然后放血挤出来湿毒人才会痊愈。”身为中医的鄂伦春人莫家全，毫无疑问就是以上这种医疗主张的代表人物之一。事实上，也正是听从了莫家全的建议，常克勋才积极主动请缨，要求主抓奇克县的克山病防治工作。“老爷子主动请缨，莫家全自然成了他的编外顾问。莫家全建议，县里可以办一个土法治疗攻心翻速成班，他负责教两个简易治疗方法，一是中指挑刺，二是肛门挑刺，这两个办法容易操作，一学就会。”就这样，因为有了常克勋和莫家全二人的通力合作，奇克县的克山病防治工作立即奏效：“克山病死亡率直线下降，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受到地区行署通报表扬。”一方面，在奇克县的克山病防治过程中，土医生莫家全当然功不可没，但在另一方面，莫家全之所以能够建立奇功，却全都建立在常克勋的信任之上。如果没有地方官员常克勋的高度信任，莫家全即使有再大的本事恐怕也作用有限。正是通过这样一个细节，常克勋性格中知人善用和勇于担当的一面，方才能够得到强有力的充分凸显。

　　常克勋心怀悲悯。这一点集中表现在他被下放到锦河“五七”干校期间。那个时候的常克勋，曾经和来自临江县公安局的老高，以及白猛一起，组织了一个狩猎小组，专门上山逮兔子。老高之所以进入干校，与他被揭发有历史问题紧密相关，而真相是老高在抗战期间曾经受命打入鬼子内部做情报工作。他的这段历史，本来只有支队的两个主要领导知情。但等到他被检举揭发的时候，“能作证的两个领导一个已经牺牲，另一个姓陈的当了省领导，本来可以作证，但这个陈姓省领导也给关进了牛棚”。了解到老高的情况后，常克勋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如果没有有效证言你这事会很麻烦，因为伪满警署职员名册、档案里都有你，这是板上钉钉的事。老高说那结果会怎样，老常说就看能不能挖出与你有关的血债来。”事实上，也正是在常克勋这里得到如此明确的判断后，老高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利用参加狩猎小组的便利条件，在制造了投河自尽的虚假现场之后，一个人穿越人迹罕至的密林去了黑龙江对岸。“老高在抗联时在远东受过训，会说俄语，偷渡成功后就在对岸住了下来。”老高这样一位曾经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的地下工作者，在革命成功后，却被迫以叛逃的方式方才侥幸得以保全性命。“不走的话后果难以预料，十有八九会以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历史反革命身份遭到判决，因为伪满克山县公署残害了大批抗日志士，不会放过一个漏网分子。那位能证明老高身份的省领导1976年才从监狱出来，等那个时候作证只能证明个名分了。”在我看来，故事情节的这种设定方式，所明确透露出的正是一种艺术上的反讽色彩。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是，对于老高刻意准备的叛逃行为，常克勋到底是不是一个知情者。尽管小说文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交代，但“老高说他相信自己当年的把戏瞒不过老常，但老常却装作不知道”。明明早已有所察觉，但却偏偏要装聋作哑地任由在劫难逃的老高成功叛逃。如此一种暗中庇护老高的行为，充分说明常克勋天性中心怀悲悯一面的存在。

　　当然，小说除了展示常克勋人生光彩的一面之外，也还有不那么“光彩”的另一面。比如，他对奇女子齐思思的情感辜负。其实，早在实地采访开始之前，常寒松内心里就颇有些忐忑不安，一直在犯嘀咕：“采访五十年代老职工，等于在翻老爷子旧账，若真有些青葱旧事晒出来，自己跟着尴尬事小，坏了老爷子一世英名便是造孽了。”没想到的是，在无名一寒村的采访过程中，真还无意间挖出了常克勋和齐思思之间的“一夜情”。因为齐思思当时在孙武县卫生局负责防疫工作，所以不仅结识了时任地区卫生局副局长的常克勋，而且“实际上承担了常克勋秘书的角色”。“据姨妈讲，常克勋是一个很有男人味的干部，刚毅，果断，知识渊博，口才也好。妈妈有什么事都和姨妈讲，妈妈说她从见到常克勋第一刻起就被这个男人深深吸引住了。”既如此，齐思思写信向常克勋表达爱意，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信很长，表达了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因为尊重您，敬爱您，才会向您提建议；二是防疫是一门科学，要凭科学根据说话，偏方秘方推荐要谨慎；三是如果哪里冒犯了您，请千万别在意，思思无非是‘两处闲愁’罢了。”尽管说常克勋在收到信之后，装聋作哑，“一句话没说就把信退给了妈妈”，但生活最终却还是给他们俩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肌肤相亲、两情相悦的机会。那个漫长的夜晚，在那辆半路出了故障的破吉普车上，该发生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去寻求救援的康捷和司机到凌晨才回来，这一晚狼群没出现，车灯也没开，但车里该发生的事却都发生了。妈妈对姨妈说是自己情愿的，常克勋没有一丝一毫的强迫。”对于他们俩之间的“一夜情”，即使是对常克勋一直心怀怨恨的齐思思的女儿房哲，也从人性的角度给出了充分的理解：“激情势同山火，降临之时无法阻挡，在那样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周围有群狼环伺，林涛阵阵，一对相互喜爱的人在狭窄的空间里发生一点事情很正常，有位哲人说过，当末日来临之时，道德的约束力会自然宽松。他们两个是特定条件下一种本能释放，也恰恰说明这是两个正常人。”令房哲无论如何都不肯原谅常克勋的关键在于，当齐思思因意外的车祸不治，生命处于弥留状态的时候，她所提出的两个要求（一是想请常克勋做孤女房哲的干爸，二是要求常克勋再吻自己一下），常克勋竟然全都没有满足。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房哲和其姨妈的心目中，常克勋才彻底变成了一个不可原谅的伪君子：“人怎么可以这样呢？别说有过肌肤之亲，就是普通同志也不至于这样无情。姨妈从此发下毒誓，就是一辈子嫁不出去也不嫁给官员。”不管怎么说，两个人之间既然曾经有过那么惊心动魄的“一夜情”，那么常克勋的表现就的确令人难以接受了。但认真想一想，如果从常克勋的角度来说，他的这种处理方式倒也并非全都一无是处。“常寒松则想，是当时那种政治环境让老爷子迟疑不前，担心有人做文章，因为在红花尔基已经有过这方面的议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按理说这种处理方式不符合老爷子的处事风格，处于谪迁期的老爷子肯定有难言之隐。”其实，也不仅仅是因为常克勋当时正处于谪迁期，即使身处上升期，以仕途为根本志业的常克勋，也不可能因为男女情事而影响自己的政治前程。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对齐思思所表现出的“冷酷无情”，就是其性格逻辑的一种合理展开。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涵极为丰富，它综合了现代中国各阶层的生活内容与文化趣味的审美表达，是整个中国从古代到现代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追求理想、追求个性与价值以及抒发真挚情感和美好愿望的精深天地。”（3）一方面，缘于整部《北地》严格按照常克勋当年在北地的工作履历顺序进行实地采访的这样一种艺术结构方式，另一方面也缘于常克勋与1958年到1990年这一时间段内诸多社会政治事件存在着过于密切的内在关联，在我先后两次认真地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强烈印象就是，《北地》是一部拥有极丰富社会学内涵的长篇小说。或者说《北地》就是一部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巧妙完成的形象化的社会学调查报告。在这部形象化的社会学调查报告中，作家对数十年来北地（当然也是中国）发展演进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重要社会学命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思考与辨析（虽然未必能够提供合理的答案）。比如，小说曾经在多个章节都有所涉及的关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还有借助锅炉厂事件以聚焦透视东北的工业发展模式问题等。

　　除去以上这些重要的社会问题之外，其他诸如如何看待当年知青的牺牲，当年的包产到户是不是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抵制，如同二人台剧团这样的文化单位到底应该怎样改革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北地》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与思考。然而，“作家如何书写苦难，如何让他笔下的人物应对苦难，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一个作家看待世界和人生的态度”。（4）也因此，作家老藤能够在一部长篇小说中，以一种相对别致的艺术形式，在对历史进行沉思的基础上，呈现给读者一份形象化的社会学调查报告，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理应得到我们充分的认可与肯定。

　　注释：

　　（1）老藤：《北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本文所引小说原文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

　　（2）丁帆：《在“变”与“不变”之间——以格非小说为蓝本剖析“先锋派”的沉浮》，《小说评论》2021年第4期。

　　（3）陈思和：《建党百年与当代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4）谢有顺、李浩：《“有生”之痛及其纾解方式——读胡学文的〈有生〉》，《小说评论》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