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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蚁后》孙惠芬著/接力出版社2021年7月版/35.00元

　　来北京开研讨会的前一晚，孙惠芬收拾行李，想带两件厚外套。丈夫提醒她，外套要薄一点。“万一人家批评你，你满头是汗，多不好。”于是，孙惠芬把薄外套塞进了行李箱。她不是畏惧批评，只是缺乏自信。“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永远在写作那一刻自信。”同时，她也承认，一旦作品写完，“把门打开”以后，不自信的心理就开始浮现。

　　这位以“歇马山庄”作为地标的成人文学作家，曾以《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斩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60岁这一年，孙惠芬推出了新作《多年蚁后》，这是她首部儿童文学作品。为什么要写一部童书？在孙惠芬的叙述中，这个故事是偶然来的——在准备下一部长篇时，意外插入的一笔。然而，一旦把时间线拉长，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以另一种方式重回生命

　　多年以后，面对记者手边的《多年蚁后》，孙惠芬回想起确信自己能成为作家的那个遥远的下午。1997年，她正在写《歇马山庄》，写到20万字的时候，她突然清晰地感受到了那一刻——作为一名作家，自己能“站起来了”。那时，她正好参加全国青年作家会，在会上认识了出版人白冰。当时白冰在作家出版社，孙惠芬讲起自己正在写一部长篇。他说：“好好好，写完拿给我看。”书写完了，白冰也调走了，《歇马山庄》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几年前，也是在一次会上，孙惠芬再次遇到白冰。这时白冰已经是接力出版社总编辑，他对孙惠芬说：“你写了那么多年，能不能给孩子写点东西？”孙惠芬从没想过写童书，她没有直接拒绝，而是说：“我不一定能写得了，得看看有没有感觉。”后来，白冰给孙惠芬寄了一箱子童书。拆开纸箱，孙惠芬挨个打开看，一本也看不进去。“我的生命里就没有（童书）”，她无法进入童书，找不到自己和童书的联系。眼看书被闲置，她把书分了出去。

　　另一样与她无关的是自然。孙惠芬生在辽宁庄河青堆子镇山咀小队，门外是旷野，辽远而可怖。蚂蚁会猛地从地表涌出，草丛会窜出蜥蜴，夜风在林间呼号，直到把冬天屋顶上的苫草卷走，那时屋子就像丢了房顶，只剩空荡的四壁。一年里，只有秋天的声响使人心安，风刮起的麦浪声，会唤醒大人嘴角的笑。孙惠芬恐惧自然，她以为自己会一直如此。

　　转变以一种无法预料的方式出现。2019年，孙惠芬的爱人做了一次手术，小病大治，做完手术伤口老不见好，在家休养了小半年。当年年末，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又是一段长达半年的居家隔离。解封后，孙惠芬从未如此渴望走出家门。为了给下一部长篇收集素材，他们驱车驶向故乡最北部的山沟，试图重新回到人与人的关系中。然而，计划落空了——乡民惧怕他们，就像惧怕一切外来者那样。他们走出了家门，却未走出隔离的境地。

　　他们只得驶向更远处。蹚小河时，不知名的物体滑过脚背，孙惠芬惊得大叫。“你喊什么？这么大的人，你怕什么？”一位老人厉声呵斥了她。孙惠芬的脸开始发红，尊严像是从脸上脱落的冰雕面具，砸在地面摔碎。“是啊，怕什么呢？”她问自己。老人告诉她，看着你的恐惧，你就会战胜恐惧。他讲了一个故事：很久以前，当老人还是小孩时，他被狼撵过。意识到再跑会没命，他突然站住，瞪着狼看，向狼扑去，结果狼被吓跑了。后来，孙惠芬如法炮制，在山林间盯着蚂蚁、毛毛虫看。当她闭眼时，眼前仿佛有一条蛇爬动，冰凉的触感从脚腕出现，蛇尾掠过背脊，想象中的蛇存在，但恐惧消失了。

　　老人在山中独居，一日只吃两顿饭，每天只做一件事——在河里搬石头、清理河道。他们还是邻居，夫妻二人常去听故事，老人讲山的历史、乡民的故事，讲陀思妥耶夫斯基，讲黄瓜须子如何引到白菜里……在瓜地里，老人指着西瓜说：“你们城里人傲慢，就像这西瓜籽，以为自己是中心，不知道西瓜里还有籽，不知道西瓜外面还有西瓜。”这个“西瓜籽”的比喻，扎进了孙惠芬心里。和丈夫断断续续听了3个月故事，她也没想好写什么。

　　一天早晨，孙惠芬从睡梦中醒来，发现眼前有一只大蚂蚁。她走到卫生间，蚂蚁就在洗手台上，她走到餐厅，蚂蚁就跟到餐厅，她闭上眼睛，蚂蚁还在眼前。一只巨大的蚂蚁在眼前挥之不去。孙惠芬想，这大概是一种预示，让自己写点什么。“写什么呢？”她想。3个月的下乡生活在眼前浮现，山林、西瓜、蚂蚁……如果一个活透了的老人要告诉孩子世界的真相，他会说什么？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从心底升起，迅速升腾、炸裂。她告诉自己：我要开始了。

　　写作常常是被推着走的

　　那段时间，孙惠芬正在构思小说，三哥打来了电话。他怀疑外孙子病了，孩子的眼神直勾勾的，一遍遍地问：“姥爷你高不高兴，你高不高兴？”那一刻，孙惠芬意识到，自己要写的孩子结实地出现了。“这是件真事，要我编这个（情节），我编不出来。”她问过孩子，你最痛苦的事是什么？大人以为，他会答父母离异。结果他说：“奶奶上楼拿不动菜，我又没力气帮她。”一个内心敏感的孩子，过早地展现出慈悲的力量。

　　《多年蚁后》里的童童，就是这样一个孩子。每当想起妈妈，他会躺在床上流泪，抱着小夹被嗅个不停——早先，这里有妈妈的味道，是妈妈的奶水；妈妈走了，又变成奶奶的檀香味，奶奶用檀香皂洗衣服。一只老蚁后转述了老爷爷的话：“你看看这些西瓜籽，它们一个是一个，它们都以为自己是孤独的，可它们哪个不是在妈妈怀里？”童童从床上跳起来，他明白了“世界就是大西瓜！我和妈妈都在西瓜里！”

　　写到这里，孙惠芬把自己代入蚂蚁的视角。“当你是一只蚂蚁，你看西瓜多大，西瓜太大了，它就是地球，就是宇宙。”老人在瓜地里的比喻进入了故事，意义发生了变化——西瓜籽不再代表傲慢，而是一个个孤独的个体。西瓜籽会和另一粒西瓜籽分离，但当夏天来临，它们被埋在大地里，与河流、山川、草地、庄稼一体。童童一下子告别了童年，当世界是一个大西瓜，他和妈妈就一直在一起，因为万物同在。

　　采访中，孙惠芬讲述了一个真实的生活碎片如何编织进故事。事实上，在更早之前“西瓜”这一喻体就和她产生过联系。2009年孙惠芬在中篇小说《致无尽关系》里用“西瓜”比喻一个人巨大而隐秘的生命历程。“一个人的背后，有着如此无限的、让你无法想象的内容，一个人的生命背景，你一旦走进去，就是打开一个切口，就像一只西瓜打开切口。”

　　家里的电脑只用来写稿、查资料。不写的时候，孙惠芬是一个纯粹的“家庭妇女”——这个词她脱口而说出。每日待在家里，除了打扫卫生，就是围着灶台打转，要么就是逛服装店。她离网络世界很远，家里的电视不常开，没看过《吐槽大会》，更不知道“谐音梗”。书名《多年蚁后》就像五线谱，也是偶然来的。一天，婆婆在家里看电视剧《小娘惹》，女主角说了一连串台词，讲多年以后，两人会如何如何。孙惠芬那天没写稿，电视里传出不断的人声，她满脑子都是“蚁后”，这时“多年蚁后”一下子就冒出来了。

　　“多年蚁后”第一次遇见老爷爷，是在她逃跑的路上。那时候，她刚做了妈妈，生了一堆孩子。熬过了冬天，蚁后造了个“假我”，“真我”逃出了洞口，奔向妈妈在的樱桃树。老爷爷一遍遍地说：“你的家不在这里。”蚁后蹬腿发泄：“我想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生我？既然生了我，又为什么不要我？”后来，她又逃跑了两次，哪怕第三次“还不等爬到洞口，她又开始生育”。蚁后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总有生不完的孩子。

　　写成人文学时，孙惠芬常常思考女性的困境。她用一个女性的视角、一个母亲的视角，追问蚂蚁的生存规律：她一下子生200多个孩子，有没有一刻想逃走？她想逃走，能不能逃走？逃不出去，她还会怎样？在《致无尽关系》里，孙惠芬写到了自己：一天早上醒来，看着丈夫和儿子，她陷入了困惑。“我想，这两个人在干什么呢？这两个人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婚后，女性就像一株苗连根拔起，栽到另一片土壤。适应了，就没有委屈。从不适应到适应，这中间经历了什么？孙惠芬关心这些。

　　故事最后，童童种下了蚁后留下的海棠树种。最初，孙惠芬设计的是，童童一个人偷偷种树。后来，她一想不行，现在孩子的所有举动都受到大人监督，不存在偷偷种。于是结尾改成了：在大人的注视下，童童和幼儿园的孩子们种下了种子。“我有一个总体的感受，一旦人物活了，写作常常是被推着走的，不受作者控制。”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