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藤刊发于《中国作家》2021年第1期的长篇新作，有一个令人颇感陌生的标题，叫做“北障”。本以为标题所指，只是一片传说中的所在，然而正如作者在小说开篇引用的题记《黑龙江外记》中所交代的，“黑龙江省山为北障，山之大者曰内、外兴安岭。内岭环卫诸城，外岭限俄罗斯，冈峦起伏，联络群山，诸水多出其下。”［1］看起来“北障”似乎实有其地，抑或，它只是历史中流散泯灭的一处地标。而作者将之打捞起来，以小说的方式赋予它意义。一个陌生的语词这就样被激活，被重新锻造，进而承载着地域文化的独特意义。

　　纵观老藤的诸多作品，其内容多与地方性写作有关。比如《刀兵过》，记录的便是东北乡村的百年沧桑。小说以辽河口湿地那片被称为“南大荒”的芦苇荡为背景，壮观绮丽的绿苇红滩，一个乌托邦式的小村庄，上演着一幕幕过刀兵的人间悲喜剧。而《战国红》则以辽西贫困村柳城村为背景，围绕如何精准扶贫，破除数百年的贫困落后的魔咒这一中心主题展开情节。其中不乏地方性的历史沿革与神话传说，楸子树、喇嘛咒和战国红，这些独特的意象都为小说营造了一种厚重神秘的文化氛围。而到了如今这部《北障》，小说同样锁定在东北地域文化，所谓的“北障”，对应的是大兴安岭的冈峦群山。只不过这一次，老藤通过思考猎人的命运，聚焦于他们与“猎人终结者”的“最后较量”，由此考察传统生活方式的现代性转型这一宏大的话题。

一

　　《北障》的主角，无需多言，正是那群猎人，他们恪守着古老的生活方式，世世代代狩猎为生。然而，席卷全球的环保主义与生物多样性浪潮，对于猎人这个特殊群体的“围剿”，让人不禁感叹，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猎人的时代已然终结，这正是《北障》的开篇就已奠定的基本事实。然而值得追问的是，时代终结之后又该如何？是要为落伍者唱一曲“挽歌”，还是积蓄力量谱写新时代的“序曲”，这是小说为我们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

　　通过对作者既往作品的简要梳理，我们不难看出，老藤其实特别善于对某种“命题作文”做有效处理。如前所言，他的作品总是牢牢锚定在地方性写作的根基之中，进而力求在作品的文学性与题材的特殊性之间取得微妙平衡。《刀兵过》完美叙述了“乡贤文化”的历史命运，《战国红》讲述“扶贫攻坚”的话题，而这部《北障》则被认为是向“两山理念”致敬的作品，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小说显示了对当下“生态环保”与“美丽中国”主题的积极回应。

　　当然，一方面是对流行主题的回应，但另一方面，《北障》也以其自身的质地显现出一种深厚的文化内涵来。小说处处体现出类似“寻根文学”的情感基调与修辞手法。提起“寻根文学”，不禁让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的诸多重要作品。比如在王安忆的《小鲍庄》里，人们读出的便是一种对于“仁义”文化的缅怀。“小鲍庄是个敬仁义的庄子，祖祖辈辈，不敬富，不畏势，就是敬重个仁义。”［2］不错，“仁义”是小鲍庄的象征所在，更是小鲍庄人的本性所在，当然也象征着一种基于“第三世界民族寓言”式的文化根性，这其实构成了“寻根文学”惯用的文本修辞策略。在这个意义上看，李杭育的代表作《最后一个渔佬儿》也是需要重点讨论的篇目。小说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葛川江边行将消失的宁静和谐的民俗民风和文化形态；另外，作者以无限的同情与感伤谱写了一曲时代落伍者的“挽歌”。此后，关于时代落伍者的“挽歌”，也成为“寻根文学”极具标志性的情感基调。

　　确实，《北障》关于“最后的猎人”的故事，极易将小说叙事基调引向时代落伍者的“挽歌”之上。小说之中，面对逐渐收紧的禁猎政策，猎手们的压力显而易见。此时对现代的拒斥，往往会成就一种予人以道德同情的悲壮姿态。甚至，为了有效培育并维系这种悲壮感，小说总会赋予传统与现代的“对抗”以某种深层意涵。然而，《北障》并没有诉诸这种“挽歌笔调”，或重拾寻根小说常见的“最后一个”的“哀叹”。正如小说所言，作为驿站人的后裔，三林区的猎手们擅耍刀枪，驿站人的彪悍已经融化在血液中，驿站已经消失了百余年，但这份血性犹在。想终结站上人延续了几百年的生活习性谈何容易。小说在此，“驿站人后裔”所连接的正是一种血脉相连的厚重感，这也意味着一种古老生活方式的现代遗存。

　　尽管小说会不断去追溯驿站人的悠久传统，以及地方的历史沿革所内化的文化血液，但老藤的《北障》所体现的情感态度却与寻根文学并不相似。在传统与现代的遭遇之中，作者并没有太多的暧昧和犹疑，而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了现代的一边，某种程度上，恰恰体现出谱写新时代“序曲”的意味。小说中的“一枪飙”被赋予了诸多传奇笔墨。在他这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恰恰得到了完美演绎。面对胡所长有关“猎手终结者”的宣言，“一枪飙”金虎主动认怂，交出猎枪“红箭”之后，他优哉游哉地当起了羊倌儿。而对于打猎，小说虽偶尔透露出金虎过往的丰功伟绩，但论述重点则在于竭力捕捉金虎家族的“儒猎”传统。尚武重文的传统与“适可而止”的家训，对这位残忍冷酷的杀手影响不小。于是我们看到，在“禁猎”的故事背景中，一个奇迹般地被护崽母狼的噩梦所折磨、进而滋生出朴素环保意识的猎人形象，终于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位有着恻隐之心的猎手，显然是小说主题所要求的，但他却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迷恋事物危险边缘的格雷厄姆•格林曾引用过的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的句子。在他那里，“诚实的小偷”“软心肠的刺客”，以及“疑惧天道的无神论者”［3］，无疑都是能与小说中的金虎相媲美的人物形象。《北障》由此透露的，不是某种抵抗的悲壮，而是一种顺从的滑稽，正是从这种“顺从”之中，现代性胜利的迹象清晰可见。

　　在地方性写作中，独特的地域文化总会成为难得的亮点，它们往往也成为全球化时代寻找文化身份，以求自我安顿的“救命稻草”。具体到这部《北障》，小说中行走于阴阳两界的莫叉玛，甫一出场时所携带的神秘性，令人不禁赞叹。这种神秘的“萨满文化”往往被人寄予厚望，也顺理成章地融入到地域的文化崇拜之中。所谓“大地的赋魅”，总会与一种浓郁的地域情感紧紧相连。这也难怪，对于地域的热爱，会使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看上去都那么动人，哪怕这里面疑点重重，也会让人心甘情愿地顶礼膜拜。然而，文化的传承固然重要，但现代意识的开启无疑更加重要，老藤显然深谙此道。于是我们就不难体会，小说中莫叉玛和姜大先生形象的崩塌所蕴含的深切的文化用意。果然，小说在交代了莫叉玛的诸多奇闻轶事之后，其高大神奇的形象却在接下来的段落里顷刻间陨落。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闭关修炼的莫叉玛，其实是得病了不敢见人，其直接原因在于被狗咬了没打疫苗。与莫叉玛相似的是，姜大先生的底细也被毫不留情地“扒”了出来。原来小说中的他早先只不过是一位皮影艺人，“他皮影唱得确实好，拿线也利索，掐着嗓子唱啥像啥。”可是随着电视电脑的普及，皮影的没落不可阻挡。于是，他不唱皮影后，就学着诸葛亮给人家打卦看风水，因为他会戏里那一套，说的话很多人都信，逐渐就有了名气。他和莫叉玛是连襟，“俩人一起装神弄鬼唱双簧”，“他俩的关系就像獾子和貉子”。然而出乎观众意料的是，小说里的姜大先生最后竟然成了盗伐珍木林的嫌疑人，而神秘的“萨满”莫叉玛则死于狂犬病。这显然象征着传统生活方式的终结，另一方面也在呼唤一种新的时代意识的开启。

二

　　《北障》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其人物设置显然借鉴了传统民间故事中流行的原型结构。小说中率先出场的三大林区的五大猎手各有传奇，而金虎作为“传奇中的传奇”，他的故事显然最为奇特，这当然有些类似于陈思和教授提出的“民间隐形结构”［4］。陈教授在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令人信服地分析了红色文学经典《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小说人物模式所隐藏的民间故事结构，即自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而来的“五虎将”人物模式。这种传统文学资源的现代转换，突出地体现在人物冲突模式上，即所谓的“道魔斗法”，《北障》显然或多或少地遵循了这一基本的叙事框架。小说紧紧地围绕“猎手终结者”胡所长与五大猎手之间的冲突展开故事。一边要奉命消灭猎手，一边则想方设法钻空子，其间你来我往的“神魔斗法”，显然是双方冲突的题中之义。

　　作为小说的主角，这种“道魔斗法”集中体现在胡所长与金虎的对决之上。尽管小说一开篇，金虎就交出了心爱的“红箭”，各大打猎高手们也都纷纷金盆洗手，但小说依然花去不少篇幅来讲述二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各种敲山震虎、斗智斗勇的情节纷纷上演。比如“飙枪”事件就是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笔。这也难怪，此类比武的“桥段”似乎总是民间故事的“标配”。比试的结果当然可以预料，如小说中所看到的，步枪固定靶、步枪移动靶和手枪三十米靶，三局两胜，比试结果步枪两项金虎胜出，胡所长只赢了手枪。这样的结果，自然令不可一世的胡所长颇感沮丧。好在此后不久，颇感不快的他终于破解了宋老三的“硬气功”，将输掉的面子挽回了一些。然而在接下来的“辅警风波”中，礼贤下士的胡所长又被金虎驳了面子，当然他也抓住了机会，揪住金虎打野猪被罚的事件再次“扳回一城”。

　　在与猎手们的过招中，想当三林区的猎手终结者的胡所长，一直能够占据上风，其原因在于他对他们的动向了如指掌。他并没有脑后长眼，侦察兵出身的他擅长使用隐蔽的电子眼，也就是电视上说的黑科技。这里依赖的是他的独门绝技——红外监控电子眼。因此，这其实是一种现代的胜利。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最大的冲突，其实建立在一种道德困境之中。禁猎之后，触犯刑规的事，是金虎所不愿做的，然而为了给苗魁家的小占鳌治病，他又不得不秘密开展他的“猎猞计划”。情与法的两难，是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的叙事情境。当然，小说的伦理在于，既要呈现故事的精彩，即让我们看到“一枪飙”与胡所长的对决细节；另一方面还是展现他与四方台“神兽”猞猁的来回过招。这种两难的阅读处境在于，读者既希望“一枪飙”能顺利猎杀猞猁，从而为红獒报仇，但另一方面，又为主人公能否全身而退而捏一把汗。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期盼，“一枪飙”能停止杀戮，以便不要惹出太多麻烦。唯有如此，才能让那四方台的“神兽”安然无恙，当然，如果这传说中的猞猁真的存在的话。于是当小说的最后，读者赫然发现那苦苦追寻的猞猁竟然只是那只三脚灰狐狸时，这无疑让关心猞猁安危的我们既感到诧异又顿时觉得如释重负。

　　事实上，小说中金虎与胡所长“事儿上见”的约定，从一开始就暗含着从“神魔斗法”到惺惺相惜的转变。小说最后，尽管三脚狐狸的意外出现让我们的主人公蒙了羞，但两位惺惺相惜的英雄并没有太多的正面冲突，甚至还实现了历史性的联手，合力将盗伐者绳之以法。这想必也是我们所乐见的结局。

三

　　禁猎的故事背景中，激动人心的依然是打猎的故事。为此，《北障》也为我们详述了各种捕猎技能。小说中，作者老藤为我们要言不烦地“普及”了各种打猎的技艺，甚至在金虎上交了心爱的猎枪“红箭”之后，他依然能够非常从容地展开隐蔽性极强的钢丝制作猎套技术。尤其是到了后半段，以到菠萝沟钓鱼为幌子，猎捕猞猁，却又真的偶然钓起来传说中的山鲇鱼，这个详细的过程当然显示了作者对此类知识的熟悉。而架挂网捕捉野鸡的详细过程，小说里也丝毫不含糊。另外诸如打飞龙只能打头，不然铅弹打到身上影响口感之类的知识，无疑令人大开眼界。这里当然有着知识炫耀的嫌疑，但小说想要获得充足的说服力，这些案头的工作必不可少。

　　不仅如此，小说还会不断穿插猎人们的各类生存智慧，以及为人处世的“道理”，以此构成独属于地方的“生活世界”。事实上，在猎人们这里，古老的生活法则之中，狩猎只是一个方面，更多则体现在日常生活里，比如遇到争端，他们会以猎手的方式平事。正如金虎所说，“猎手，就该用猎手的方式解决问题，用别的方式就不对了。”比箭，比枪，比飞镖，不一而足。小说里有一段冯麻杆和唐胖子比试飞镖的段落，便是这一生活的生动体现。当然，这种文化传承的元素，势必要遭受现代性的冲击。

　　或许在老藤那里，从传统文化中分清精华和糟粕是如此重要。小说的故事主干是为小占鳌寻找治疗夜啼的良药，捕猎猞猁正是由此而来。支撑起整部小说的猎猞计划，其实完全建立在对于一种神秘文化的盲目崇拜上。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关于猞皮帽的无稽之谈，同样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直到最后才赫然发现，小儿夜里啼哭，科学的解释其实是，需要白天晒太阳补钙，这无疑是现代观念与封建迷信之间的直接交锋。与一个时代的终结相伴随的是，必然是文化更新的坚定信念。这意味文化的糟粕需要被舍弃，尽管在此之中，一些传统的美好事物也在渐渐失去。

　　这便正如看病看风水的莫叉玛和姜大先生，这对分工合作一唱一和的“旧文化人”的不堪结局，预示着古老生活方式的重重危机。在五大猎手这边，阴谋与背叛，也宣告了猎手间传统友谊的终结。或许在老藤这里，最后的猎人就应该“含着笑与猎人的时代告别”［5］。由此可以得见，小说全篇其实蕴含着一种“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的深切反讽。曾经无比辉煌的猎人时代，终究像历史的喜剧一般在人们的哄笑中默默退场。

　　当然，《北障》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北障山林的四季美景，以及那些独特新奇的地方风俗与丰富物产。比如小说之中，四方台的美景便随处可见：“四方台地势高，有种一览众山小的壮阔，尤其是东面的保护区，层峦叠翠，云雾缥缈，恍若仙境。置身四方台东侧悬崖边，习习微风从菠萝沟吹来，感觉身上干爽了不少。金虎喜欢这种带有秋意的干爽，它不仅能消汗去腻，还能带来林中的果香，这种果香是熟透的山里红、变紫的刺玫果和已经成熟的榛子、松子等构成的复合香味，很能提神。北障的初秋最先在四方台拉开了序幕，因为这里是先揽秋风入怀的地方。”［6］

　　而四方台的夜景更是美不胜收，如小说中所言的，“夜里观察四方台的树木，则会有与白天不同的感受，因为罩了一层夜幕，就如同树木穿上了纱衣，粗壮的柞树像将军，优雅的椴树像少妇，亭亭玉立的白桦树则是少男少女，间或生长的水曲柳、红松才是树中君子，颇有些鹤立鸡群的模样，而名贵的黄菠萝则疑似投错了胎的江南才俊，显得孤独伤感。”［7］当然，还有神秘雄奇的菠萝沟，“长满高大的水曲柳和黄菠萝，林间无路，荆棘缠腿，沟底的菠萝河边布满圆石，间或长着一簇簇小叶樟。这条淙淙流淌的菠萝河是科洛河的源头，水质清澈，有成群的雅罗鱼在游动。”［8］不得不承认，小说中这类随处可见的动物植物确实为故事增色不少。

　　季节轮换中的风景与物产，永远是地方性写作的独特亮点，而《北障》的出彩之处在于，其自然的雄伟与壮观并不是以异域风情为“噱头”，而是彰显出一种朴素的生态环保意识。为了清楚地表明这种朴素生态环保意识与地方性历史沿革的重要联系，小说在地方性地理风貌的详尽梳理和描写之外，也为读者勾画出诸多观念层面的铺垫。也就是说，在金虎这里，现代意义上的环保意识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小说还在为读者展现出北障驿路与金家先祖的密切联系。在金虎这里，打猎的“适可而止”，既是猎人的家族祖训，也是他本人的座右铭。通过小说的交代，从打鹿沟到三林区，北障的萎缩曾让金虎的父亲无比忧虑。“父亲说有一次他进山打猎，转了一天却空手而归，沮丧中他想明白了一个问题，好猎手是活在猎物中的，猎物在，猎手才有价值，没有了猎物，猎手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连动物都知道适可而止，猎手为什么就不能这样想问题呢？”［9］这便是“适可而止”的由来。如果说爷爷教会了金虎狩猎的技能，“切忌莽撞，知彼知己，精心谋划，否则受伤的只能是自己。”那么在父亲这里，最值得铭刻无疑是这句“适可而止”。在父亲的观念里，“人和猎物不是死敌，是一对儿欢喜冤家。”这种朴素的环保意识，深刻地影响了小说中的金虎，甚至就此贯穿了整个作品的始终。正是这些新的意识，使得我们在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时，终究有了一个崭新的维度。由此来看，猎人时代的终结之处，就并非“挽歌”的情调所能概括，它让人真切地看到，由此谱写新时代序曲的诸多可能。而这些，正是老藤的这部《北障》所竭力传达给我们的。

　　【作者简介】

　　文爽：北京十月文学院青年作家。

　　注释：

　　［1］老藤：《北障》，《中国作家》2021年第1期。以下复述均出自此处，不再一一注明。

　　［2］王安忆：《小鲍庄》，《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

　　［3］转引自黄碧端：《危险的边缘——记格瑞安•葛林》，《书乡长短调》，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4］陈思和：《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5］徐刚：《含着笑与猎人的时代告别——读老藤长篇小说〈北障〉》，《大连日报》2021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