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教学楼是苏联人设计的，沿街而落，坐北朝南，总共三层，左右以中轴对称，近似涅瓦河畔的冬宫，一把灵匕铡入大地的腹中，孕育着圣母、圣徒与圣子。始建于一九五一年，盖了两年半，中途停工一段时间，许与国际形势有关。外墙斑驳，经年涂改，标语被拆成了笔画，如同折线，向上延至无尽。外墙黄绿相交，一度长满了爬山虎，不知何人所植，密布覆盖，像远古异兽的鳞片，彼此挤压倾轧，渗出汁液，楼体沉静，隐匿在其中，也像虫族的暗室巢穴，一张一弛，缓慢地呼吸着，吐出瘴气与毒液。后因植物长势凶猛，遮光过度，壁虎栖息繁衍，墙体开裂，瓦面岌岌可危，不得不一次次地请人修整，校方对此甚为头疼。一九九七年，两位外地口音的男性拜访后勤处，带来了五箱苹果，两桶十斤装白酒，以及一种自己调配的药水，呈油状，颜色接近止咳糖浆，如被夕阳煅烧过，装在玻璃器皿里，据说功效显著，目前尚处保密阶段，正在申请科研专利，只需随意喷洒在叶片上，过不了几天，便可自行掉落，且不再生长，绝无后顾之忧。校长亲自督阵实验，后勤主任献出办公室里的一盆君子兰，遵照嘱咐，先以茶水稀释药水，缓慢倾入搅动，又加入半箱消过氯气的自来水，一并灌入喷壶，轻轻按压，射出水雾，均匀洒落在宽厚油绿的叶片上面。校长极为满意，很享受这一过程。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赵本山与绑着头巾的范伟联手出演小品《红高粱模特队》，里面有句台词，形容时装模特的登台亮相也如在给作物撒药：收腹是勒紧小肚，提臀是要把药箱卡住，斜视是要看清果树，这边加压，那边喷雾。为此，校长召开了一次誓师大会，动员全校教职员工亲自上阵，为学生们做好表率，齐心协力，共同铲除反动祸患。实验很成功，没过多久，那盆君子兰的叶片尽数枯亡，向内萎成一朵，如被抽去了筋脉与血液，但仍保持着一种小小的绽放形状，似可团入掌心。校长命人拍下一张照片，储存记录，以供后来者借鉴参照。二〇〇四年，校史馆重新开放，我们班级被派去清扫卫生，灰尘铺天盖地，滚滚袭来，大小物件凌乱散落，没有历史，全是破烂。邱桐后来跟我说，她见到了当年的这张照片，装在一个旧文件袋里，保存完好。我不太信，问她说，真有？她说，骗你干啥。我问，到底长啥样？她说，就跟冬天里你的鸡巴篮子似的，缩缩着。我说，我跟你没法唠。她说，不是你非得问的么，我还犹豫着要不要揣回来，给你留个纪念，后来想了想，好像也不大吉利。

　　两位外地男性是跟后勤主任一起被抓起来的。那时，人们醒悟过来，他们几个长得有几分相似，特别是嘴部肌肉，讲话时总爱往右侧轻咬一下，似要将那些窜出来的句子再吞回去。他们是兄弟三人，另外两位在老家的化工厂上班，老大当库管，身体不好，有糖尿病，老三是司机，闷头闷脑，不善言辞，有过婚史，媳妇被打跑，留了一个四岁的孩子，患有小儿麻痹。厂子周转不灵，拖欠工资一年有余，厂长说，要钱的话，那是一分也没有，要我的命，那也是一分不值，东西都摆在这里，谁有办法销出去，那算谁有能耐，谁有能耐，谁就能走进新时代，谁的心情就豪迈。所以，不光是为了生计，也想要活得豪迈一点，老大和老三承接军令，运出一车浓硫酸，往西再往西，直接奔了过来，在郊区租了间平房，套上起毛的西装，揣着介绍信，四处苦心推销，几个月过去，持续碰壁，毫无成果，俩人成天脸对着脸，闷头抽旱烟，互相看不顺眼。跑到学校里向老二求助，实在是走投无路，才有此下策。后来东窗事发，也不是因为这些爬山虎，事实上，那次修整的效果不错，可谓历年最佳，叶脉迅速枯死，争先恐后地掉落下来，折绕成枯林，盘踞在地，如蜕掉的一层死皮，或化疗后脱落的大把头发。只是清理起来有些麻烦，需三五人一起，抱在胸前，连拖带拽地移出校门，情态近似那幅世界名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事故起因是储存车罐的泄露，开始是一点一点向外渗，随后窟窿渐大，锈蚀严重，无法判定是否人为。平房不远处就是大片的农田，种着一株株玉米，已进入蜡熟期，籽粒由绿转黄，形态饱满，长得很密，还有一道民用沟渠，罐儿车就停在旁边，当日无风，平静流淌着的黑水里突然向外鼓出白气，升成一道十几米的烟柱，笔直射向天空，味道刺鼻，无人敢去接近。上报之后，拉来好几卡车的建筑材料，大家戴着口罩，抄起家里的脸盆，盛着石灰往上面铺，又盖了几层厚厚的沙土，如在埋棺，即便如此，白雾还从地底往外面钻，黏滞在空气里，许久不散。农田肯定是废了，被冲毁的也不仅是庄稼、水渠，还有那间平房的狗窝和地洞，他们兄弟养的杂种狼狗早就不知跑去何处，而在灌满黑色液体的地洞里，意外发现了一具尸体，腐蚀严重，似被镂空，身体蜷在一处，看着像小孩儿或者一位佝偻的老者，地洞外边是两把铁锹和一副尿黄色的橡胶手套。没人知道死掉的是谁。

　　我问邱桐，这事儿你咋这么清楚？她说，废话，后勤主任是我爸，剩下的那两位，一个是我大爷，一个是我老叔，都实在亲戚，你可别给我说出去啊。我说，原来你家的基因这么出色。她说，是，你看着办。我说，我现在有点想去退房，还来得及吗？邱桐说，怕了？我兜上裤子，说道，也不能这么讲。邱桐伸手过来，扒拉了两下，说，你看，又往回缩，真随你啊，啥也不是。我说，内心多少泛起一点波澜。邱桐说，咋还拽上词儿了，这会儿又显你是语文课代表了。我说，我谁也代表不了。邱桐从床上窜出来，搂紧我的腰部，半天不放，空气静默。我咳嗽了两声。她说道，要不，我给你嗦嘞两口？我说，那委屈你了。邱桐听后，一脚将我踹开，说道，怎么也不要个脸，你以为自己是谁啊。

　　我一边骑着车，一边在心里愤愤不平，我没以为自己是谁，你也不要以为自己是谁，我啥也不是，你也不是个啥。邱桐横跨在后座上，两手乱晃，也不搂我，她的腿偏长，脚掌要保持着上抬的状态，才不至于拖到地面，我骑得飞快，故意往沟里引，她一声不吭，像是在赌气。付完房费，我兜里还剩二十五块钱，她一分也没有，避风塘十八元一位，时间不限，枣茶随便喝，没了自己续，还能吃瓜子，下跳棋，看过期的彩图杂志。我进去后，在角落里找了个座儿，越想越不是滋味，恨不得把自己埋起来。没过几分钟，邱桐跟着一大帮外校的混子进来，勾肩搭背，有说有笑，不知道怎么聊上的，她就是有这个本事。落座后，还陪着打了几把扑克，扫视一周，才回到我这边。我没理她。邱桐自斟自饮，一口气喝了半壶水，问我，最近肖旭跟你说我啥没？我说，没。我问她，孔晓乐跟你说我啥没？她说，说了。我说，啥。她说，说看你好像一个根号二，遥哪出溜儿。我说，啥意思。她说，身高，一点四一四。我说，你有病啊邱桐。她说，别自卑么，你看你这个人，又不是我说的啊，我就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你很高大，特别威猛，身体灵活，动作矫健，烫个头就能去演《灌篮高手》，登梯暴扣，你看我说的行不。

　　我现在根本想不起来，为何那时每天要跟邱桐待在一起，虽是同桌，但不至于课余时间也往一起凑。有段时间，我总觉得自己是她爸，只要她一叫唤，我就像接到了某种指令，立即奔去查看情况，解决问题。得知她爸进去之后，我就不怎么敢往这方面想了。我知道，邱桐不喜欢我，她喜欢能在晚会上说相声的，懂点儿杂技曲艺，爱好很独特。当然，我也不喜欢她。我谁也不喜欢。非得挑一个的话，可能比较倾心于孔晓乐，梳个五号头，长得干干净净，不多说话，据说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从小就读过不少世界名著，比我可强多了，我就看过几本作文选，不属于一个系统的。有一次，老师让孔晓乐朗读自己的作文，什么题目忘了，反正里面引了一句米兰·昆德拉，当时我心尖儿一颤，如茧破壳，迎向光明新世界，既有酸楚又有甜蜜。原因是前一天在网吧里听过首歌，里面唱道，你终将认识一个女友，在她面前，你不小心掉出一本米兰·昆德拉。我是没掉，但孔晓乐掉落在我的面前，轻轻地，翩然而至。我觉得这就是命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邱桐不这么认为，她觉得不论轻还是重，都没什么不能承受的，你不受着呢么，我也在受着，她妈跟她说过，人生无非就是三个字儿：活受罪。我说，这是一个词儿，习惯俗语，不是三个字，你语文真的太差了。邱桐说，不对，得先分开来看，活，人嘛，无论你我，都在活着；受，意思就是承受，忍受，自作自受，反正都不好受；罪，出生之前就有，活着也有，像钟乳石一样倒悬在洞穴里，一点一点生长，世界也就是一个溶洞，喀斯特地貌，我们坐着小船从此经过，你看，我的比喻是不是还行，所以，连在一起，不是活着就要受罪，而是得去感受我们的罪，这样才算活着。我说，你跟我在这儿排列组合呢？她说，你就说有没有道理吧，受不受教育。我说，不受。邱桐说，那你觉悟不够。我说，我也没罪。邱桐说，像你能说了算似的。我说，你妈说了算，行不。

　　我猜我是我们班里唯一见过邱桐她妈的人，高中三年，她妈连一次家长会都没来过，这导致我有时觉得邱桐是个孤儿，无依无靠，进而又多出几分莫名的怜爱。后来有一次，我骑车送她回家，她妈在街边喊住我们，穿一身淡黄色的睡衣，裤脚儿飞边子，看着脏兮兮的，手里掐着烟卷，我跟她妈问好，她妈连忙热情地点头回应，东一句西一句，嘘寒问暖，表现出来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谄媚之态，邱桐的脸沉在一旁，半天不讲话。那一刻，我几乎确认了自己就是她爸，也即这个女人的前夫，离异之后，负责照应女儿，起早贪黑，含辛茹苦，将女儿抚养长大。在这些年里，她一定做过许多对不起我的事情，那些虚假的笑声意味着无可弥补的愧疚。而我到底会不会原谅她呢？确实想不清楚，有点超纲。她妈长得跟邱桐一点也不像，个子矮，小脸盘儿，妆化得很浓，眼睛滴溜儿乱转，看着发贼。我问邱桐，你妈平时是干啥的？她说，做买卖的。我就不再往下问了。那些年里，如果谈起一个人的职业，不管是做买卖，还是炒股票，或者干工程，其实都是在说，没有工作，靠打麻将为生。我当时不太理解这一点，月有阴晴，赌有胜负，再怎么厉害的高手，也要讲一点运气，无法一直赢下去，更不可能每天都往家里拿钱，负担日常开销。后来等到我彻夜打牌时，才反应过来，打麻将也不是为了赢，而是一种构建自我认同的方式，以最小的单位对外部世界进行一次抗诉，也就是说，必须要维持着一种根本性的运动，投入自身拥有的时间与意义：四个人团结紧张地结成一桌，那便是精神上的守望与互助，而打出去的每一张牌，又都是一次次的独立行动。

　　邱桐家住的房子很旧，楼前有一座残破的环形花坛，内外两层，无人打理，里面没花，也不长草，全是碎玻璃和沙砾，蚂蚁爬来爬去。她上楼后，我总在花坛边上坐一会儿，再骑车回去，精神恍惚。邱桐说，我有时候在楼上看你一眼，就待在那边，也不知道想啥，装他妈深沉。我说，不是，我本来就深沉。邱桐说，我不知道你？我说，咱俩这事儿，你到底怎么想的。邱桐说，其实我那天一进房间，就后悔了。我说，我也是。邱桐说，咱俩真不至于的。我说，我也这么觉得。她说，后来万幸，没成，我还挺感激，不然现在算咋回事，对吧，我就想试一试，俩人儿抱在一起，到底是啥感觉。我说，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之前好几宿没睡着。邱桐说，本来也什么都没发生，别往心里去。我说，那行，但我还有一个问题。邱桐说，你问。我说，你这跟我是第几次？之前是谁呢？总共有几个？我都认识吗？邱桐说，这都几个问题了。我说，能不能跟我说一说。邱桐说，这些你就别管了，跟你关系不大，我妈还老跟我说一句话，你也记住，她说，别操没有用的心。

　　高中期间，我对自己没有任何期许，无论是感情还是学业，好或者坏，都没什么不能接受的。不过，我有着一条自己的原则，时至今日，也是如此：我始终避免着自己成为一个灰溜溜的人。很难去描述这样的人到底如何，但我确实见过不少次。比如校史馆对外开放当日，毕业多年的校友回来参观，学校为此特意重做一块大理石牌匾，黑底金漆，嵌入墙内，校名那几个字是郭沫若当年题写的，被一位教职工私自存留下来，当作至宝，传给后辈，只是一张泛黄发脆的纸条，不过一拃长，那天展示时，那位后辈小心地站在旁边，像一位没怎么得到过上场机会的守门员，举手投足，生硬异常，精神高度紧张，生怕损坏或被盗去，结束后，饭也没吃，屁滚尿流地带回家里，摩挲着入梦，从此再未出现。以及，我那位离家出走的同学，留下一句话，说要骑着自行车去外地，找一幢最高的楼，从上面跳下来，以示对教育制度的抗议，两天之后，安安稳稳地回到教室，背起手来继续听课，没人关心他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有一天他自己也会明白，即便跳了下去，我们所能给予的也不过是鄙夷罢了。我们比制度本身还要残忍得多。再比如，我跟邱桐出去开房的那天夜里，我回到家后，睡得迷迷糊糊，听见我妈在厨房里骂我爸，原因是她刚翻过我的口袋，知道我这一天花掉多少钱。她说，这就是你的儿子，我没白天没黑夜，快要卖血供他了，他拿着钱出去跟女的花，真随了根儿，以后这孩子我不管了，你自己管。我爸说，随了谁？我给谁花？我妈说，你以为我不知道？我爸说，我他妈怕你知道？我妈说，不是有孩子的份儿上，我能跟你过？我爸说，你爱过不过。我妈又开始翻他的兜，钥匙声撞在一起，稀里哗啦地乱响，然后她问，你的钱呢？我爸说，没了，花了。我妈说，花哪去了，不说明白，今天咱俩没完，我的话放这儿了。我爸说，逛窑子吃豆腐渣，该省的省，该花的花，就他妈花，操你妈的，我现在出去接着花。

　　然后是关门的声音，总有一个人要离开。不是用力摔响，而是轻轻地，那么轻，锁舌弹出来又悄悄扣紧，合拢不动，怕把这个夜晚吵醒。我又想起孔晓乐的作文，这也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搞不清自己到底是不是在做梦，也不想分辨。走出去的人们，总归是灰溜溜的，像那位揣着纸条的后辈，或者离家出走的同学，再或者我爸和我，惴惴不安，一无所有，灰溜溜地走在前面。人越是不想成为什么，就越会变成什么，如同一个诅咒，你所惧怕的事物总会来临，跑是跑不掉的。别操没有用的心。

　　……

　　（2021年9期《小说选刊》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