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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杨庆祥、陈春成对谈

　　4月23日，余华新小说《文城》的线下活动在北京举行，这是《文城》上市两个月后余华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自开启预售以来，《文城》以首印50万册、预售当天即加印10万册的成绩登顶各大图书畅销榜，同时也引来许多讨论。

　　现场和余华对话的有文学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作家孙频，以及青年新锐作家陈春成、作家梁空、B站“百大UP主”智能路障。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也从各自的视角，从多样的维度打开《文城》的世界。余华、杨庆祥、陈春成对谈

　　《文城》是余华的第六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人和他一生的寻找，以及一群人和一个汹涌的年代。主人公林祥福从北方一路南下，寻找一个叫“文城”的地方，从而引出一段动荡年代中，普通人在命运的浪涛里艰难选择和生存的故事。

　　谈起《文城》的写作契机，余华说：“是一个错误的契机，大概1998年的时候，二十世纪快要过去了，我想写《活着》以前的故事，因为《活着》是从四十年代开始写的。我们这代作家有种挥之不去的抱负，总是想写够一百年的故事，哪怕不是在一部作品里写完，也要分成几部作品写完。这种情况下我开始写作，写了20多万字以后感觉到往下写越来越困难，就马上停下来。《兄弟》出版以后又重新写，《第七天》出版以后又重新写，一直到去年疫情，才最后写完。”《文城》书影

　　所有故事都与“文城”有关

　　新书上市后，“文城”这个书名是读者们最初讨论的焦点。

　　余华透露，其实作品最初名为《南方往事》，但自己一直不满意。而更名为“文城”，则是来自妻子的建议，他听了之后便觉得十分合适。“我当时选择‘文城’这个书名，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城是不存在的。”余华补充道，“它是一个开放的书名，但所有故事都跟它有关。”

　　关于这个标题，对谈嘉宾杨庆祥说：“文城本来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最后林祥福去找，找到了溪镇，溪镇实际上是文城现实的变异版或者低阶版。卡尔维诺说佐贝伊德城是关于男人的欲望和现代资本主义的隐喻，《文城》是关于信、义、爱的隐喻。而信、义、爱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所以溪镇是低阶版的、变异的一个文城，这两者之间构成互相的呼应、互文和镜像。在这个意义上文城可以变成像卡尔维诺佐贝伊德城那样的，可以被不停解读的城市的象征。”杨庆祥说。

　　虽然放弃了“南方往事”这个标题，但是余华的故事中仍然有着鲜明的对于地域的指涉，余华说：“当年还是绿皮火车的时代，我在北京居住的时间已经超过我在浙江居住的时间，以前回家的时候经常要坐一夜的火车，尤其季节变换的时候，从北到南广袤的大地，你看着原野从北方的草木枯黄到南方的郁郁葱葱，这种感受还是比较深刻的。另外我当年刚到北京的时候，1988年我们鲁迅文学院周边全是农田，后来我住在玉泉路，也都是荒地，我就看着它一点点的变化。所以我对南北地理的变化，季节的变化是有切身感受的，现在再坐高铁没有这样的感受了，因为都是楼房。”

　　杨庆祥补充道，余华的写作有一个非常典型的风格，他前期的写作基本上没有过长江，基本都是写长江以南的风土、人情，“包括这次《文城》的开篇写溪镇的风景，这也是余华非常得心应手的内容题材或者一个地理区域。他早期的作品，《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都是在南方的地域里面建构一个故事的空间，让我们陶醉在里面。但是这次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他由南入北，把黄河以北的风土、人情、人们生命存在的样态也放到这部小说的框架里面来，所以《文城》里面有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个是小美由南入北，另外一个是林祥福由北入南，两种文化在溪镇交汇，生成一种生命的、信、义、爱的乌托邦的信念。”

　　杨庆祥也认为，《文城》是非常有立体、多维度的小说，除了地域也有许多解读角度：“现在是全媒体时代，大家很愿意看意见、看观点，但是有一个问题，意见和观点很容易过时，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小说和原创性故事不会过时。当然这里有争论，比如萨义德认为意见比故事重要，所以他写很多小说，但是从来不发表，他认为意见比小说重要。但是余华这本小说回应了萨义德的观点，原创性的故事和小说要重要得多，因为它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过时。而小说和故事的魅力也在于生命本身的魅力。所以我读余华这本小说的时候感觉到一股气息，这个气息和生命本身的呼吸是一致的，我认为这是衡量一个小说和一个故事能否流传下去的非常重要的标准。”

　　“非传统的传奇小说”

　　三位青年作家陈春成、梁空和孙频也在现场与大家分享了阅读《文城》的感受。

　　余华把《文城》定义为“非传统的传奇小说”，和《活着》式的写实主义小说截然不同，“传奇小说的叙述通常是用故事带动人物，写实小说通常是用人物带动故事，所以传奇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故事，虽然传奇小说里也会出现令人难忘的人物。”余华说。

　　孙频感叹于《文城》中各色人物身上散发的人格光芒：“从乡绅、富家少爷，到管家、仆人，身上都散发着一种人格里的高贵、温暖的光芒，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最优美的部分。”众多角色中，孙频对书中女性人物小美的印象尤为深刻，这一人物身上的悲剧性与复杂性令她着迷。对于这一形象的塑造，余华分享了他的想法，“把小美写成坏人很容易，但是要想再把她写成一个好人，可能难度大一点。”他在写作中则选择了一个也许更难的方式，创造了善恶难辨的、复杂的小美，她被命运撕裂，不得不做出难以为他人所理解的选择。而关于书中的另一主要人物林祥福，余华解读：“我一直想写一个善良到极致的人，有的人可能认为找不着了，但我相信还有这样的人。我感动于人的那种纯洁的力量。”

　　孙频认为《文城》这本书中，余华在以一种寻找和追寻的方式抵达精神上的乌托邦，这种对高贵和理想人格的探寻，有点像这个小说中的文城，它是否真的存在已经不重要，只要你用最真实的情感、用信念培育过它、滋养过它，这个文城就要比我们可见的现实更为真实、更为牢固。

　　作家陈春成谈道，《文城》中很吸引自己的一个点是细节的质感：“比如书中谈到当时乡绅的文化，包括土匪的一些刑罚，特别是那些刑罚的分门别类。我其实挺喜欢木匠那一段的，那一段罗列了好多橱子、柜子、各种家具，我可以感觉到做这些细节质感的时候应该下了一番功夫，我可以感受到余华老师罗列这些细节的时候一种很舒畅的感觉，可以感觉到余华是享受这个过程的。”

　　对此，余华回应道：“我们小的时候木匠太重要了，我们家的家具都是把木匠请到家里来做的，我对木匠是很熟悉的，还有中医我也知道一点。但是真正开始写的时候，还是要寻找资料的，因为它的准确性很重要。为了寻找资料，我读了好多好多书，那些书现在网上一搜就有了，但是当年我都是去北京琉璃厂的一家中国书店买。中医方面，包括顾益民怎么把他身上的腐肉去掉，我都是在中医书上去摘抄下来的，而写到一场下了18天的雪灾时间，我查资料发现最严重的就是在清朝康熙年间的无锡太湖区域，大雪下了40余日，我这本书里面只写18天，我写到第18天就觉得已经写不动了，假如我写到40多天我肯定是大诗人了。这个必须要去看一些资料的，资料会给你写作的一个基础，你不一定用它，但是你心里会有底。”

　　短篇小说是工作、长篇小说是生活

　　此次活动举办时，正是世界读书日，关于自己的阅读，余华说：“我们开始阅读的主要是文学杂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很多书开始出版，但是也买不着，因为起印量很低，所以我们主要读文学杂志。当年把我引向文学道路的是日本的川端康成，我在当时的一本杂志上读到他的《伊豆的舞女》，被深深打动了，那是把我引向文学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关于自己的写作，余华说：“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写短篇，写作长篇和短篇除了时间长度的不同以外，心情也不同。心情不同跟你所处的时间不同有关，比如我今年心情和去年的心情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写短篇小说了，所以我只能是回忆。当时中短篇写完以后开始写第一部长篇《在细雨中呼喊》，《在细雨中呼喊》写完以后又写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写完以后当时的感受就是，短篇小说基本是按照构思来的，在构思中掌握它。我的感受就是，刚刚写长篇小说的时候很幸福，觉得长篇小说是一种生活，短篇小说是一个工作，构思好了把它写完。长篇小说写着写着，你的生活也在变化，小说也在变化。所以我现在还是更喜欢写长篇，虽然长篇写起来很累。”

　　《文城》上市后收到了各种各样的评论，其中自然也有批评的声音，这一点余华看得很开：“我已经被骂了快四十年了。”相比《兄弟》和《第七天》，这次大家的批评似乎温和了许多，还让余华有些不适应。“骂我的那帮人可能要歇一歇，等我下一本再出来骂。”他认为批评有两种，一种是真诚的批评，哪怕不同意也要重视对方的观点；一种是自以为是的批评，不必太当回事。一个人受到的关注和批评是成正比的，“应该把它当成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