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有记忆的，城市里最古老的记忆往往来自于建筑。时间在这些建筑物上叠加出深沉的色泽，古老的建筑有了静谧之美，这静美又把城市演绎得愈加深沉。

　　名人故居犹如记忆的点睛之笔，为这城市增添了一股精气。几乎每走上一个台阶、每步入一个房间、每抚摸过一个花纹，都有一个传奇的故事、一项伟大的事业或者一件重大的决策刚刚发生过。名人、伟人，是城市筋骨；名人旧居，是城市之眼，城市的灵魂与性格透过“眼睛”展露出来。

　　时值初秋时节，漫步在被淡金色阳光朗照的和平北大街，宁静、和平的氛围让人很放松，又让人充满期待，期待着一个与众不同，期待一个超越平凡的存在。就这样，和平北大街55号，在四周居民楼和辽勤集团办公楼的合围中，一栋欧式三层建筑意外又恰逢其时地闯进了视野，它就是宋任穷旧居，大隐于市，怪不得这份宁静与和平是如此的不同寻常。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宋任穷同志主持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期间，在此居住。

　　驻足停留。这栋建于上个世纪初期的古希腊式建筑，砖混结构，坐东朝西，外墙体为水泥的灰白色。建筑门前的雨搭，由两根爱奥尼式柱头的水泥柱支撑。爱奥尼柱式又称女性柱，柱身有二十四条凹糟，柱头有一对向下的涡卷装饰，雅典卫城的胜利女神庙、厄瑞克忒翁神庙都采用的这种建筑方式。如今，柱身已经抹平为圆柱，就像时间可以抚平伤痛。

　　拾级而坐，在雨后清爽的阳光中享受“和平里”的午后。不规则多边形的天空中，有大朵的云朵随风飘移，有时飘着飘着两朵云聚合了，有时几朵云赶往一处汇集成更大的云团，直到飘出我的视线，我的内心渐渐变得不再平静。自由、人民和人，这是希腊建筑表达的含义。可是，寓意自由的建筑未能给我们带来独立，象征胜利的女神也没给我们送来和平，代表力量的众神也无法赐予我们祈盼的平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战争的阴霾里饱受摧残、痛苦煎熬。到底是谁给予我们自由与富强？我想追寻一个答案。

　　在九月的这个午后，我坐在和平北大街55号的台阶上，追随一位将军，窥见一点历史，也领略了这位身经百战的伟人传奇人生的一枝一叶。旧居的主人宋任穷，原名宋韵琴，又名宋绍梧，出生在湖南浏阳西乡冲和区德化小团的乌石垅村，他参加了秋收起义、随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他为红军强渡乌江和四渡赤水架起浮桥，他出师抗日、参加百团大战，他开辟冀南……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书记、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等职，曾任政协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副主任等。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为人民幸福奋斗终生的宋任穷同志以及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用毕生精力追求的不正是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人民幸福吗。

　　起身步入旧居。旧居内部装饰十分考究，在一楼大厅里陈列有“宋任穷同志大事年表”，在大事年表上方悬挂两张珍贵的照片，一幅是1937年唐天际、刘伯承、李达、宋任穷、邹介民等同志于甘肃镇原的合影；另一幅为1938年徐向前、符竹亭、宋任穷、肖华等同志于河北南宫的合影，照片中宋任穷同志侧倚大树，满脸幸福的笑容，即使在开辟冀南根据地刀口舔血的日子里，他也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一楼门厅的地面铺着花纹瓷砖，门窗为棕褐色的木料，有庄严肃穆之感，仿佛某一间紧闭房门的房间里正在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研究着关于东北发展的重大决策。在二楼、三楼的走廊里，展陈着宋任穷同志在东北局期间的工作照片以及五六十年代沈阳城的老照片。这栋欧式建筑，落成之初的用途我们不得而知，在不久前它曾是辽宁省妇联所在地，百年建筑在妇女事业中苏醒过来。而在上个世纪60年代，它书写的却是一部东北工农业发展史。

　　沈阳在历史上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东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后，东北局机关设在了沈阳市。在坚决完成“工业支援全国、搞好农业、加强国防”三大任务的日子里，在这栋房子里有过多少个不眠之夜，有多少殚精竭虑，又有多少青丝染白发。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最基本的工业在东北，东北以工业支援全国，这也造成东北发展的不平衡。早在1960年东北局第一次会议上，宋任穷同志就强调要着重提高质量，抓管理，增加品种，发展尖端。1965年9月，宋任穷同志带领东北局研究东北工业生产问题时又一次指出，应以增加品种、提高质量为中心，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加积累；还提出要开展技术革命、设计革命和专业化协作。时至今日，中共中央提出东北、辽宁全面振兴发展战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东北发挥自身优势，完善创新机制，加快推进制造业、服务业、新兴产业统筹协调发展，与当初东北局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不得不说，宋任穷同志关于工业发展的思路和主张是深谋远虑的，这敏锐的判断力、审时夺度的决策力来自长期的军事实践积累，也来自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

　　适应了旧居的内部环境，我的心舒缓了一些，我发现折扇门顶部正中还有狮子头雕刻，墙围边框雕刻着精美的花纹，露台上粉色蔷薇花羞答答地盛开。细腻精致的装潢，波澜壮阔的事业，形成了强烈的对撞感。当年，宋任穷同志或许没时间观察这些细节。艰苦环境是对人的考验，优渥环境也是对人的考验，宋任穷同志始终保持着朴素的本色。

　　东北局成立的1960年，正是“大跃进”的最后一年，这一年工农业生产都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困难局面，东北城乡人民的生活也是很困苦的。辽宁省的不少农村因为食物缺乏，人们营养不良，饥饿生病，死亡增加。1960年末，东北局书记处在沈阳三经街开会，研究辽宁省粮食问题，紧张状况使会议无法再开下去，宋任穷同志立即给中央打电话报告情况，请求中央紧急调拨粮食。中央答应紧急调运2亿斤粮，这2亿斤粮食，当时解决了大问题。

　　紧急电话不是宋任穷同志的突发奇想，请求也绝非情急所为。若不是经历九死一生的战争洗礼，若不是化名蹲点的体察民情，若不是日夜难眠想清楚了取舍，怎能坚持调查研究，选择实事求是，在千钧一发之际讲真话做实事？宋任穷同志一直提倡深入群众，问生产、问工作，关心群众疾苦。后来，东北局周密筹划了这部分粮食的分配方案，主要应用在春耕大忙时节。在一楼大厅里有一张拍于1961年3月，宋任穷同志在沈阳北陵公社柳条湖大队参加劳动的照片，他头戴前进帽，双手握铁锹，铁锹里装着从田里清理出来的碎砖头瓦块，有领导人深入一线带头劳动生产，农民的信心、积极性也提高了，到1961年秋收时，沈阳郊区的庄稼收成很好，加之压缩城市人口、精简职工措施的落实，农业生产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

　　在我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反复揣摩中，美酒佳肴香味渐起，在万家灯火中旧居窗外亮起了红灯笼。今天，辽宁、东北已经不缺粮食了，即使新冠疫情肆虐，也没有出现饥饿和灾荒。这扑鼻的菜香酒香、这闪耀着红晕的灯笼，用简单、直接的方式宣告我们的富足和喜悦，这方式该有多么“东北”啊。

　　记得宋任穷同志在1962年接待邓小平同志来东北视察发言时，借用“酒色财气”对东北人民发出警示：“酒”是指粮食，“色”指工业产品的花色品种，“财”指的是物资财富，“气”指的是财大气粗的作风。东北“酒色财气”多，容易不谦虚、不精细，当下看也具有现实意义。

　　醉别江楼橘柚香。从宋任穷旧居出来，小区里小汽车如归巢的甲壳虫，一辆接着一辆回家了，一个又一个窗口里正上演着鲜灵灵的故事。我庆幸自己从羸弱的历史年代、风起云涌的大时代穿越回“和平里”的现实生活，而眼前的百年建筑也完成了一个光荣的历史使命，在新的时代、新的历史时期，它又将有新的任务和新的奉献。

　　我在旧居门前虔诚地深鞠一躬，心中默默祈祷，请善待和保护好这些革命的文物吧，在这里有红色的故事，就让我们传承这红色基因，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奋斗不息。这时，这栋欧式建筑通体洁白，光芒万丈，照亮了我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