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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对当下文学批评的困局
来源:《文艺争鸣》 | 作者:孟繁华  时间: 2021-04-06

  当下的文学研究和批评,被一种巨大或莫名的迷茫所笼罩,既没有方向感,也缺乏有力的理论和方法。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许多年。虽然文章照样发表,学术刊物照样出刊,但有影响、有力量、有创造性的著述凤毛麟角。维持这种局面的主要“学术杠杆”,是“项目”和各种评估“指标”在起作用。这是文学批评和研究界的现状,这种学术体制的问题日益显示出来,但仍然以惯性的方式滑行空转,并且是“学术生产”最强大的控制力量。这是学界没有言说的共同苦衷。文学批评自身存在的问题,在1980年代中期就开始被提出,甚至有人用“危机”来概括。几十年过去之后,这种困境不仅没有缓解,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从批评的角度说,许多年以来,学院批评已经成为主流。另一方面,学院批评经过制度化,也逐渐没落。背离了当初“拒绝庸俗社会学强侵入”的初衷,越来越千篇一律,无论腔调还是文风,枯燥乏味。这样的文章什么都有,有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版本学、文献学等等,就是没有文学。因此,我们已经到了非改变批评现状的时候。2002年,青年批评家岳雯说:“回望这十年,我们的生命被文学批评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我们在不同的文学会议上相遇,或唇枪舌剑,或秉烛夜谈;我们秉笔疾书,是深海采珠,也是为未来的文学史留下一份备忘。通过文学批评,我们想要召唤出更好的自己,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在寻找一个时代的根本性难题,并试图与之对话。有的时候,我们雄心勃勃,‘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有的时候,我们陷入间歇性虚无,不信任手中的文字能创造更好的世界。”两代批评家,无论是丁帆批评的“学院批评家”的价值混乱,背离了文学批评的真理性原则,还是岳雯感同身受的迷茫与虚无感,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下文学批评面临的真实困境。这个困境不只是他们个人的,也是当下文学批评整体性的。我当然也概莫能外。

  我也试图找到一条能够缓释这一困惑的道路或方向,但一直不得要领。我们知道,从1980年代初开始,向西方学习业已成为宏大的时代潮流,西方繁复的文学观念和方法,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文学视野,也以镜像的方式呈现了我们的文学位置。但是,许多年过去之后,源于西方文学基础产生的文学理论,也遇到了他们自身的纠结或难题。因此,西方文学理论在阐释文学共通性问题的时候,确有明快和通透的一面,但是,任何国家民族的文学,也总会有其特殊性。面对“特殊性”的时候,仅凭西方文学理论往往捉襟见肘词不达意。早在1990年代,曹顺庆就提出了中国文论“失语症”的问题。曹顺庆对“失语”的解释是:“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话语,没有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因此,当下的中国文论不能有效地解决文学批评问题。二十多年过去之后,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愈演愈烈。于是,从实用性的角度考虑,我经常向古代文学研究者的方向张望,希望能够从他们从事的研究中汲取新的资源和方法。特别是身边一些优秀的古代文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常常让我耳目一新深受启发。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文论研究——尤其是古代诗学研究,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这些学者的具体研究不是空泛地站在云端说话,而是发掘了相当丰富的、值得当代文学批评实践吸收的本土理论话语资源。

  在这方面,我觉得文学创作做得比文学批评好。比如先锋小说家余华、格非等,他们适时地放弃了纯粹的先锋文学立场,重新回到了正面写小说和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个“回归”,已经不是原来的现实主义,而是综合了古今中外各种表达手段。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他们就不是今天的余华、格非。特别是莫言,一再强调作家是个“讲故事的人”。刚刚出版的《晚熟的人》,表面上他沿用了明清白话小说或世情小说的外壳,将今天热气蒸腾的乡土生活用故事的形式呈现出来。但无须我们辨识,那里已经融汇了诸多现代小说的各种笔法。旧小说大多章回体,多为世情风情,写洞心戳目的男欢女爱家长里短,而且到关节处多是“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的卖关子。为的是勾栏瓦舍的“引车卖浆者流”下次还来,说到底是一个“生意”。读《晚熟的人》,我总会想起京剧《锁麟囊》。这出戏故事很简单,说的是一贫一富两个出嫁的女子,偶然在路上相遇,富家女同情贫家女的身世,解囊相赠。十年之后,贫女致富而富女则陷入贫困之中。贫女耿耿思恩,将所赠的囊供于家中,以志不忘。最后两妇相见,感慨今昔,结为儿女亲家。戏剧界对《锁麟囊》的评价是:文学品位之高在京剧剧目中堪称执牛耳者,难得的是在不与传统技法和程式冲突的情况下,妙词佳句层出不穷,段落结构玲珑别致,情节设置张弛有度。声腔艺术上的成就在程派剧目中独居魁首,在整个京剧界的地位亦为举足轻重。《锁麟囊》是翁偶虹编剧于1937年,现代“爱美剧”已经名声大噪。但旧戏新编依然大放异彩。但话又说回来,《锁麟囊》在戏剧界还是被认为是“传统”剧目,其原因大概还是旧瓶装旧酒,情节不外乎世事无常但好人好报的传奇性。但《晚熟的人》看似有“白话小说”或世情小说式路数,但它是“旧瓶装新酒”,小说的观念不是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的,它是现代的。

  如是我想,如果我们的文学评论,也能够回过头来,向传统文论学习,一定会有新的气象。现在大家经常议论胡河清的评论,就是因为胡河清在熟悉现代西方文论的情况下,能够结合本土的文学理论资源,对文学作品或潮流现象,做出具有本土性的阐释。所以他独树一帜。当然,造成文学评论今天这样的现状,有多重原因。学科间的不对话,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所谓的文学理论,文艺美学,都是高高在上的学科。他们每天谈天上的事情,宏大又神秘。但是,值得怀疑的是,这么多年,这些学科究竟有什么发展?他们为文学批评提供什么样的新的知识和可能?他们对当代文学的现状有多少了解?如果文学理论不能为阐释当下文学提供新的话语,创造新的范式,那么,这样的理论只能沦为课堂知识学。我们从未企望文学理论一定要切合批评实践,它有其“无用性”,但理论如果只是一味地空转,可能我们就不再需要它。当下的文学世界,早已不是理论家的世界,无论“耶鲁四人帮”还是杰姆逊等,他们都是批评家,他们都有具体的阐释对象,他们没有离开具体的阐释对象说话。这是需要理论研究者注意的。

  2020年11月9日,在微信里看到四川大学要在线上讨论金惠敏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时,我大喜过望——终于有文学理论内部的学者检讨和批评文学理论的问题了。我和金惠敏曾经是文学研究所的同事,于是便要了他尚未出版、但都发表过的文章结集。读过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理解错了,金惠敏不是检讨和反省文学理论存在的问题,而是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辩解,不同的是他变本加厉走得更远。他不仅没有反省、检讨多年来中国文论出现的问题,他们甚至雪上加霜——认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正当的。他在2004年3期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发表了一篇题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一种元文学或者文论“帝国化”的前景》的文章。文章在当年曾引起不大不小的争论,后不了了之。但是,近二十年过去之后,作者又将文章结集出版,意在表明他仍然坚持这一立场。

  结合当下文学批评现场以及文学理论存在的问题,我再次提出讨论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金惠敏认为——

  评骘一种文学理论,其优其劣,其必要性,其合法性,诚然,一个重要的尺度是看它与文学是否相干,进而有无积极的、促进的功能。但是,我想郑重地说,这只是对“文学理论”的一种界定、一种理解,即要求“文学理论”发挥“文学”“份”内的功能。此外,——这“此外”或将演变成“主要”,“文学理论”也完全可以越出其“份”而外向地发挥其功能:渊源于文学,却指向文学之外,之外的学科、之外的社会。这绝非什么非“份”之想。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品味会形成一种审美情愫,一种文学意识,最后一种理论形态,它来自于文学,但已然显出为一个独立于文学的思想文本,就像文学源于现实而又不等于现实,它能够不依赖于现实、不依赖于文学作品而是一完整之生命体。也正如文学作品可以反作用于社会一样,文学理论可以不经介入创作而直接地作用于社会。它虽然与现实隔着创作一层,但也间接地反映着现实,它本身堪称一精神现实,这里就不提文论家作为社会人对其理论与社会之连接的根本保证了,也不去说文论家在人性上的天赋美感,它不假外求而自有。文学理论一旦其作为独立的、自组织的和有生命的文本,她就有权力向她之外的现实讲话,并与之对话。文学理论不必单以作家诗人为听众,它也可以作为理论形态的“文学”与文学作品一道向社会发言。这不是僭越,而是其职责,是文学理论作为美学、作为哲学的社会职责。

  这是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也是“文学理论”“帝国化”的基本内容。按照金惠敏的理解,要么文学理论已经解体,被分解到或“帝国化”到其他学科中,如是,文学理论已不复存在;或者,文学理论在“失语”的语境中,一直没有找到自身能够自我确证的位置而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当金惠敏强调文学理论“帝国化”或扩张的时候,他使用的材料,恰恰不是文学理论著作而是文学评论著作。这一错位,不仅使他的文章内部矛盾百出问题丛生,还从另一方面证实了这是一个批评家的时代,文学的理论和与文学相关思想的提出,是文学批评家而不是文学理论家。因此,那个所谓的文学理论“帝国化”或扩张化,在金惠敏这里已经是空穴来风无源之水。无论哪种情况,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经遭遇了很大的问题。所谓“帝国化”或理论边界的扩张,是一个永难实现的理论幻觉。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是,近二十年来,那种“帝国化”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起码在中国我们还没有见到。真实的情况是,他们仍然处于失语的境界而难以自拔。

  文学批评虽然也有很多问题,甚至有短时间里还很难克服的问题。但文学批评面对的还是具体的文学作品,他们的言说还是“及物”的。因此,讨论中还不时地会总结出一些有见识的观点或质疑。诸如“小说是写不可能的事情”、小说的“有意思”和“有意义”的关系、诗歌创作要抵抗“碎片化的生活”等命题,是在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关系中提出的,这些鲜活又有时代性的命题,是批评家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在考察了大量当下文学作品之后提出的。这是自诩正在“帝国化”的“文学理论”没有能力企及的话题。我所说的当下文学理论的不及物和空转,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被批评的。

  我不只是批评文学理论没有方向的不知所措,因为当下文学批评的问题也比比皆是。但是,文学批评还有反省和检讨自己的意愿,而没有像文学理论那样为自己做毫无说服力的辩解。多年来,各个学科各行其是老死不相往来,现在到了相互对话,相互补充的时候了。如果还是“山头”心理,我们面临的情况只能更糟糕。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都伴随着激烈的与文学相关的各种论争,论争极大地激发了理论和创作的灵感,从而推动那个时代文学向更积极、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反观近二十年来的文学,岁月静好,风平浪静,随波逐流是这个时代文学最看不得的景观。因此,打破沉寂,敢于正视与文学相关的各种问题,才有可能让我们的文学充满生机地参与到伟大的时代变革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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