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密关系”是2020年中篇小说创作最显在的特征。在这一年出现的文本中，绝大多数写作者把核心叙事安置在亲密关系的范畴内，对习以为常的人生经验和日常生活给予额外观照。这和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在2020年已对整个人类的记忆、情感和认知造成巨大冲击和全面改写的“隔离式生存”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互文：一方面，生存危机让作为个体的人瞬间缩小，原本繁荣便利唾手可得的世界与现代生活变得遥不可及，另一方面，人的情感诉求被空前放大，大家本能地退回到岁月生活最简单初始的那一部分，从基础的生命体验里寻求慰藉和安全感。从这个意义上说，2020年可以看作是写作与现实、应然与实然异常合流的一年。中篇小说对亲密关系的集中抒写，既是特殊时刻人退守状态的文学化呈现，也是写作者对半休克状态的世界，未可知的命运，以及难以分解难以判断的巨大现实的回应和再造。

　　亲密关系及其分支

　　设想这样一张关于2020中篇创作的思维导图，中心主题是“亲密关系”，那么，“亲缘关系”“两性关系”“相遇与友谊”则是其下三个重要的分支主题。

　　“亲缘关系”的社会学释义是以家庭为核心的相对稳定的权利和义务，而具体到实操环节，在“相对稳定”之下，往往孕育着大风大浪。邵丽的《黄河故事》从为已故的父亲选墓地起笔，父亲黑匣子般的历史化作大段对白，余音里铺排着苍劲的现实力量。如果说父亲是小说里的飘浮者、风中之烛，那么，我（们）同母亲之间冻土层般的冷硬关系则是整个故事密密实实、盘根错节的基础。“我”一路讲述，一路发问，在兄妹几人寻找“自己的日子”的过程里，终究难以抹去父母投下的浓重阴影。葛亮“匠人”系列的主人公毛果，在《飞发》中也见证过一段布满创痛的亲缘关系。以理发为志业的翟式父子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恩怨隔阂里，折射出的是怀旧滤镜下两代人及一个行当的命运沉浮。上述两个文本的要义当然不囿于代际纠葛，两者的设定已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亲缘关系中常见的“从怨恨走向和解”模式。表面看来，两辈人“权力重心”的转移过程，充斥着无数场小规模的压制与反抗的“革命”，但代价显而易见，斗争的果实却几近于无，到头来更像是两个失败的革命者，走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同父辈伤痕累累的关系终会告一段落，而对方的形象，同对方对抗的习惯以及对“复交”的期待却将持续经年，最终化作“爱不起来、恨不彻底、痛不完全的无奈”。

　　《黄河故事》《飞发》中的困厄、钝痛与感伤，在张楚笔下实现了软着陆。小说《过香河》中有多对“男男关系”：舅舅和外甥；年近50的中年大叔和20多岁的浑小子；读维特根斯坦、辞去公职跑到大学里进修的半吊子编剧，和组过乐队当过后厨、倒腾手机配件办选秀拍网剧的泼皮小老板。编剧同小老板一样，都是“死活不肯过好日子”的人。他们的已知世界是柴米油盐的家庭关系，而精神上的未知世界，同质于对过于强盛的日常生活的飞升。此外，裘山山的《我需要和你谈谈》、杜梨的《今日痛饮庆功酒》、刘荣书的《滦南姑娘》、董夏青青的《狍子》等也在亲缘关系的向度上各怀感喟，各具表情。无论是关于母亲阿尔茨海默症巨细无遗的倾诉，被丢失的猫串联起来的失独家庭、边缘人群的情感豁口，还是为了姐姐莫须有的“冤情”以身试药的如戏人生，以及生于军旅之家不断被矫正锤炼的倔强心灵，均可见到原初的情感诉求所形构的光影的微妙瞬间，以及对于人心性乃至命运的加持或阻挠。

　　在“两性关系”的主题下链接着这样一架天平，遥相呼应的两端，一端是异常现实的、以“感动”为意旨的爱恋形式和心理呓语，另外一端是童话般的、混合了天真与依附于天真的荒谬的迷恋和追寻。李凤群的《长夜》以一场美籍华人聚会为入口，小说主体是冷先生三段关于“感动”的宏大情感叙事与独白，我和女友百思终得其解的三次分手作为补充和互文部分穿插其中。冷先生与冷太太的聚合方式可以简单概括为“男貌女财”，先生从太太那里获得有益的收获和保护，交换条件是堂堂的仪表，以及克服了痛苦和极度不安的主动信奉与相守。作者试图提示我们，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人的光鲜和虚荣、改变和执拗背后，总归要有一条血路或者一片苦海。

　　与《长夜》的病态依附相对应的，是叶弥和陈仓倾注在现代童话和传说中的慷慨与虔诚。叶弥《是谁在深夜里讲童话》中，为爱和自由而活的浪漫少年最终没能成为扑在少女脸上的那束光，天真单纯又饱受心理创伤的少女，选择和一位精神倦怠的成功人士共度余生。作者借少女之口揭示童话的奥义：本来故事里的喜怒哀乐都是空的，你与其让我凭空地去恨一些人，不如让我凭空地去爱一些人。陈仓的《再见白素贞》也写悲从中来，色调却带有几分戏谑和自嘲。小说中的陈元像是一个不怀好意又满怀善意的被动搭讪者，他称眼前的姑娘为白素贞，千方百计借鲁迅先生之口希望雷峰塔早日倒掉。作者替眼前这对可怜的母女，以及和她们持有类似命运的人，回答作者陈仓在落笔前提出的那个疑问：“我们为什么要拥抱”。

　　相比较“亲缘关系”“两性关系”的动荡纠结，“相遇与友谊”这一部分则不存在太多分歧，甚至听不到明显的争论。如果将笛安《我认识过一个比我善良的人》、周嘉宁《浪的景观》以及默音《最后一只巧克力麦芬》中所有人物凑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齐整的具有契约精神的小团体。他们拥有相近的感知结构，永远相聚在阴雨天里。亲密关系在充满分歧和岔路的亲缘关系和两性关系中被赋予太多期待，到了想法一致的契约小团体这里却是自由的，他们既不想被要挟，也不想重建，不回望过去，也不展望未来。《我认识过一个比我善良的人》中，嘴硬心软的房东姐姐橘南，屡次被命运戏弄的小编剧章志童，以及揭发父亲罪行上了新闻的童贞女洪澄，机缘巧合来到同一个屋檐下。他们做饭、吃饭、喝酒、聊天，与此同时，也认真讨论他们遇到的公平、苦难和善良。《最后一只巧克力麦芬》中的聚合物不是房子，而是蛋糕。最后一只巧克力麦芬，将因故没念大学转而做清洁工的崇明女孩小古，有着不为人知往事的刻板型男咖啡师陆南，以及咖啡店的蛋糕师、失语症患者星姐聚合在一起，生成的是“炽烈锋利的，彷徨狼狈的，有泪也流不出的，唯有遇到一只古怪的蛋糕才恍然惊痛的青春”。《浪的景观》里，陪伴“我”一起混迹于服装档口，摇滚，梦游，经历贫穷、混乱和真实，而后停在世纪之交，打量“被打断的未来”的，是好哥们儿群青。小说设置了更长的时间轴和更宏阔的叙事背景，“我”和群青作为一场缓慢的持续的地壳运动中的幸存者，先是在时代交替的荒芜和开辟气息中如痴如醉，无所事事，又在虚构的游乐场和雾的防火墙里失去无所事事的勇气。

　　老人、病症与城市隐喻

　　好故事从来不会只有一个面向。与之相关的思维导图中，不同问题域或层级的例证之间，自然也会关联出新的重要次生主题，它们分别是“老人”“病症”与“城市隐喻”。

　　或许是承续了亲密关系中父辈与我的主题，老年人的面孔在2020年的中篇写作中显得异常清晰。邵丽的《黄河故事》、裘山山的《我需要和你谈谈》以及马金莲的《蒜》，从不同角度为这一年提供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暮年叙事”。

　　母亲的角色在《黄河故事》和《我需要和你谈谈》里，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女主”。黄河边上，母亲当家，满屋满院都是母亲。她见过的世面未必比父亲大，但对成功的体认却远比父亲来得迫切，因此才有了后来对父亲由爱到恨的转折，以及把恨、刻薄和执念延续到孩子身上的“同归于尽”。《我需要和你谈谈》中围绕着母亲形象展开的，更多是失措、焦虑和抽丝剥茧的爱。面对失智的现实，一向理性、骄傲的母亲希望尽可能保持尊严，有条不紊地安顿家中的一切，为自己寻找体面的归宿。两个小说，一边是恨，一边是爱，一边拆解苦难，一边守护幸福的底色，却都在“耿耿于怀一生，无论怨恨或是依赖，却并未真正了解”的代际关卡前止住了脚步。多年后，我偶然发现被母亲藏起的父亲的鞋底，才意识到其中的坚硬和温暖，以及母亲不能活成自己的疼痛和幻灭。如果不是母亲突然病发，她对我来说可能永远都是那个恒定的抽象的真理，而非需要主动关怀的对象，“母亲也是会老的，这么简单的道理，我竟然今天才明白”。到了《蒜》，作为亲密关系重要相位的“子辈”干脆直接缺席，化身临时亲密战友的两对老年夫妇之间最深刻、最具象的关联，仅是临行前的几句匆忙嘱托和一坛精细齐整、香甜清脆的腌蒜。主人公老白由腌蒜引申出种种念想，同时也品味着退休后重新厘定生活的无奈和悲哀、寂寞和失落。马金莲用格外耐心细致的口吻结构、推进小说，收获的是文本在现代社会老年人生存状况主题下格外浓重的隐喻效果。

　　导图的“病症”选项卡里，罗列着几乎前文提到的所有人物。靠听童话续命的听听、自己投诉自己的丽妈、只能进行简短对话的咖啡店蛋糕师、阿尔茨海默症、失语症、躁郁症、妄想症……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结界里默默对抗和消化病症带来的困苦。

　　看似正常的人也在生病，仿佛是在证实“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之艰难。谁也不曾想到，在笛安的花家地小房子里（《我认识过一个比我善良的人》），死去的不是离家出走无法面对父母和铺天盖地新闻追踪的洪澄，而是同时拥有女明星“宠幸”与田螺姑娘照料的编剧章志童。胖胖的编剧在遗书里说，如果这是我自己写的剧本，我会让主人公在经历了这段相依为命的生活之后，重新获得活下去的勇气，但是世事难料。这城市需要祭品的时候，总会毫不犹豫地随机抽取一人。《长夜》中冷先生和冷太太的性别倒置，指向的是另一种隐藏但粗暴的精神分析。在谁依赖谁的问题上，女性借助资本拥有了优先权和绝对控制权，男性从迷恋物质发展到迷恋依附关系本身，并从中获得一种非此无法满足的安全感。冷先生既是冷太太的实验对象，也是资本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实验对象。小说通过倒置，映射出巨大的资本池对亲密关系中的个人界限的侵吞，以及对情感流向和常见的社会性关系结构的任意改写。

　　所幸在病症和困苦中还有暖色，还有人不断挣扎着要自救。杜梨《今日痛饮庆功酒》中的妙羽和霍一就是这样的人。妙羽身患重病，日子像无字毛边的书一样糊，表哥霍一一边努力工作一边照顾妹妹，同时还因女友银枝的意外去世必须依靠药物才能正常生活。但也正是他们，用自己千疮百孔的日子，填补起王三鲜夫妇痛失爱女银枝后的心理空缺。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董夏青青写作《狍子》时的动机：如果一个人能知道，他看到这世上多少恶意，就有责任补上接近重量的善意，那样一个好世界才有可能到来。

　　2020年中篇小说中，许多作品不约而同写到了城市，大家的落脚点各不相同，描述中却都流露出鲜明的在场感。这些人是活跃在小说中的城市生活狼狈不堪的实践者，同时他们又在心里认定，脚下的这座城，始终是一切事件的发生之地，是对自己而言异常重要的容身之所。这种在场感，将他们的城市叙事与始终疏离的有失偏颇的城市经验美学规定性区分开来，与情感认同上的离心倾向和“颓废、浮华、不尽的欲望、异化的物和人”等粗糙的形式判断区分开来。这种城市隐喻中的“元情感”帮助小说人物规避了“空心”和符号化的风险，同时也为当下城市经验书写提供了更为开阔、公允的文学视角。

　　谁的时代，什么原理

　　通常在一张思维导图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往往落在“自由主题”上。其他区块无法含纳的、特别的、突出的“例外”，都将在这一环节得以发挥和呈现。2020年中篇导图的自由主题部分，杨遥和肖江虹分别贡献了两枚重要标注。

　　杨遥的《父亲和我的时代》依托的仍是父子关系，但当中的父亲和我，却俨然一对光影分明的对比项。父亲曾是镇上最好的裱匠，母亲去世后独自一人待在村里。某天，父亲来电话要一台智能手机，“走火入魔”的新日子也随之开启。是父亲的激情打碎了我“无力者”“零余者”的设定。透过父亲，我近距离看到了一群我曾经认为远远落后于时代而此刻正跟着时代努力奔跑的人。仅就“父子”加“人与时代”的原型模式来看，这对父子的行动与《创业史》中的梁家青年进步、老人犹疑的状态正好倒错了起来（《人民文学》卷首语）。他们的出现，提醒我们反思既有视野的狭隘，反思究竟谁才和这个时代贴得更近。

　　研究美学的学者老了，生命的最后时刻，美学在生活中出现了新的原理。肖江虹在《美学原理》中排演了一出独幕剧。癌症晚期的美学教授陈公望决意在敬老院里只身了却余生，临终前陪伴左右的除了心直口快的护工王玉芬，还有相交多年、记挂他最新美学书稿的后学路品源。小说中热闹的部分来自护工和美学教授随时随处的正面交锋，置身于生活琐细，再优美的《雪心赋》也难比“抽火葬场的烟囱”来得生动过瘾。但肖江虹并未让小说的旨趣停留在民间智慧同美学原理的简单置换。他在小说中安插了许多认知世界的方式。陈公望选择隐遁和绝对安静，夫人涂安妮动手开辟出自己的世外桃源，到头来，谁“对美的起源从纯生活的角度做的探讨”更接近本质？陈公望年轻时做过搬运工，同爷爷撵过风水，美学教授只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标签，在他命之将息时，生活的、善的、生命的，又是哪一套原理最终占据上风？以上这些都构成了小说的出口，不同的读者自会在心中酝酿不同的答案。

　　导图最后在配套笔记中这样写道：“旧与新，雅与俗，衰老与青春，矜持与粗鄙之间，有时并不存在如想象中那般鲜明的界限，一切不相关的甚至对立的因素，总会在某一时刻某个节点上遥远地彼此呼应。”因此，期待更多更好的呈现亲密关系的人与事，希望它们不仅仅是恐慌阴影的产物，或者文学疗救功能的论据与证明；同时，也期待更多更宏阔开放的联结与呼应，希望在它们召唤文学之前已然被文学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