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上小学时，一遍又一遍地背诵“老三篇”，等背诵《纪念白求恩》时，思绪就常常溜号，把白求恩和离我家不远的毕大伯形象联系起来。长大后思索，还真是挺接地气的鲜活、具体的形象。

　　毕大伯一家是从山东跨海来到辽南的支边户，广义上讲也是闯关东的。支边户，系指上世纪五十年代由政府指令支援边疆的移民。据大哥编撰的《镶红旗村志》记载，1959年5月，山东省文登县毕家庄的12户人家，由一位毕姓的村党总支副书记带领，迁居辽南熊岳城西南十二里的镶红旗村。

　　这毕姓的村党总支副书记就是毕增序大伯。后来听说，政府动员时，一次开会，再次开会，村民一个个的都低头不语。虽说，山东人有闯关东的习俗，但一个闯字形象地说明离乡背井、前途未卜的不易，现在好容易打跑了小日本，推翻了旧社会的统治，一家家的日子越来越好，谁还去闯？

　　这时，毕大伯就站起来，不认识几个字的他说，“我是个老党员了，党员说到底就是个带头的。大家伙看我的，我来带这个头！”因为这一句庄严的承诺，社员们纷纷报名，最后这十多户人家就跟他来到了辽南。

　　辽南的居民，汉族中的绝大多数是山东人闯关东和国家移民的后代。因此，辽南的汉族文化、风俗习惯等都与山东一脉相承。东北的汉族，称山东的老家为海南家（渤海、黄海之南），哈大公路之前的老路被称为海南道。就连小孩尿炕，大人都相谑是“发河水回海南家了”。

　　但辽南的天是辽南的天，地是辽南的地，经过三二百年时间和天辽地宁空间的发酵，特别是与满族文化的融合，辽南的汉族文化已默默地发生流变。相比山东人的坚持原则、勇于进取、团结义气、吃苦耐劳等特点，辽南人更显得豪爽、憨厚、随和，甚至还有一点儿得过且过。早些年在辽南的农村，只要看一看房前屋后的园田地莳弄的情况，就能判断出谁家是新来的山东人。

　　我对山东文登县来我村的支边户的最初印象，是1960年，我五岁时懵懵懂懂记忆。临近年关，又是空前的饥荒，我家仅剩的几只鸡鸡一只只丢了。家里人嘀咕，认为离我家不远的毕大伯的族侄家嫌疑最大。于是二哥、三哥等就到那支边户家周围察看，看有没有鸡毛，嗅空气中有没有炖鸡肉的香味，但最终也没发现什么线索。

　　转过年，饥荒渐渐过去，我家丢鸡的事也真相大白。与我家隔道住的两家邻居吵架，被逼急了的佟家老二爷子揭了老底；“老郑家的鸡一只只被你们家用筐扣了，年三十烀了半锅。还往人家支边户身上赖呢！人家饿死了孩子也没下道缺德。”那一刻，我幼小的心灵震惊了。

　　悠悠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年带队跨海而来的老毕大伯成了渤海边上的一抔黄土，而毕家的子女也种子一般撒播在辽南的大地上。唯有支边户人家的“隔路”特色，特别是毕大伯的老党员本色，在我的心底还新鲜如昨，令我敬佩，深思。

　　老毕大伯一家的户口与我家同属第一生产队，他又与我父亲相处得挺好，我父亲便常开他的玩笑。因他的眼睛大，玩笑一般都是围绕眼睛展开，什么眼睛大下蛋大了之类。老毕大伯也不恼，也不反驳，反而把这看成一种亲近的表示。

　　毕家房子在生产队的东面，离我家的直线距离也就是百多米。房子六几年盖的，四间四不露箔的小海青，上梁时我还去抢过小馒头。房基地原是生产队撂荒地，上层的壤土被村民取走不少，很贫瘠，但房前屋后的园田地硬让毕家给改造过来了，加之山东人的专长，种的大白菜比谁家的都好。毕家还养母猪，每窝的猪崽都卖不少钱。能挣，也节俭。每到冬天，毕家的晚饭都是一人分一碗地瓜，炖大白菜管够，粮就省下来了。因此毕家的日子还是过得很殷实。

　　老毕大伯人极正直。如果用党员标准衡量，是绝对的坚持党性原则。但可能是外来户的原因，他这个在建国初期就任党总支副书记的，在我村一直没进入大队干部的行列。最大的官衔是村管理下乡知识青年的带班人。但他把工作干得很好，不事张扬，却把每一位知青都当成子女看待，成了他们最可依靠的亲人。除了抽口营口知青带的卷烟厂的下脚料烟丝烟末外，也从不收受他们的任何东西。

　　一次在大队开党员大会，很晚回家，路过生产队时，影影绰绰看到几个人影，他便隐在暗处观察。看准了，他便回青年点喊了几位可靠的青年，一家家掏窝，把三个白天利用干活机会拉下生产队临时仓库窗栓，晚上偷稻子的人抓了。俗话讲捉贼容易放贼难，这事搁在本地人身上，顶多是咳嗽一声冲散了事。老毕大伯审讯上也有一套，赶上偷稻子中的一位比来抓他的人晚到家，便狡辩是去野地里拉屎。老毕大伯便让他寻那屎迹，那位便说可能是让野狗吃了。老毕大伯说拉屎也会有尿迹，狗不喝尿，逼得那位词穷，乖乖招认。多年后我成了警察，常常无因由地想起老毕大伯这审讯的细节，想着想着，就兀自笑了。

　　老毕大伯有六子一女。应了“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的老话，毕家的子女除了眼睛大有其父的显著特征外，长相、性格各不相同。联想起梁山好汉七长八短、性格各异的形象，我就主观臆断施耐庵的描写是有生活基础的，再臆断出山东人婚姻圈子大，遗传基因的多样。

　　毕家的老大、老二都是男性，街面上称大老毕、二老毕。大老毕长相、体型随爹，人却有点憨，在生产队干活时常受我们捉弄。但他那过顶锤打得好，高高地当头劈下，力道很足，每当有打锤的活，他都会显排一番。山东人都有这股韧劲，如现在唱歌的“大衣哥”和“草帽姐”，会把一点点的特点变成特长。大老毕找对象挺困难，打了多少回对面，才从山区找了一个。婚后两口子吵架，男的憨劲上来，拿瓶“乐果”边跑边喝，女的就狼哇哇地追，夺下瓶自己喝，结果一起进了医院抢救，成了村里的趣谈。

　　二老毕长得好，大个，白净面皮，又有一双老爹给的大眼睛，早早当兵走了。看到他，就让我想起梁山好汉武松的精气神。毕家老大、老二身下，隔着一个女孩，又是一水的四个男的，可谓人丁兴旺。因都是在辽南镶红旗村出生的，文化意义上已经“辽化”，便比当地人还当地人了。

　　我母亲去世后，故乡就成了我心头的隐痛，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丝丝拉拉地撕扯着神经。回乡，常到叔伯四哥家坐坐，哪知从老宅到四哥家的不到二百米的路，竟成为我的畏途。其原因，一是栾家那狗，已彻底把我当成了外乡人，拼命地冲我吼叫，特别是我穿警服惹它眼生，叫得更甚。二是怕见着毕大娘。

　　毕大娘高个，满头银发，七十多岁了却腰板挺直，煞是精神。曾听她老人家白话：“那时咱们山东家的大姑娘都跟八路跑了,可现在都成高干了，就我嫁了你大伯这个窝囊废。”哪知，她老人家这一回讲的是我母亲，一件一件的生活细节，一句一句的回忆和议论抒情，带着一连串的感叹词，而且很多是我不知道的，讲着讲着就抹起了眼泪，忒能煽情，讲得我心里酸酸的。由此我推论，山东的女人，天生就是主持人的材料，远的有倪萍等，近的就是这位毕大娘了。

　　老毕大伯喝酒也挺特。他好口酒，但只在外边赶红白喜事时喝，并且从不喝醉，二三两几口下去完事，很有自制力。他最为村民讲究的喝法，是到村供销社时，酒瘾上来，跟营业员借个碗打二两散白酒，再从盐箱子里拈两粒盐粒，先扔一粒在嘴里化开，喝一口酒，再一颗，碗里的酒就干了。我回老家，父亲常还提起老毕大伯在供销社喝酒的情形。我知道，这就是所谓广义上文化的差异。老毕大伯的喝酒，也许是更纯粹意义上的喝酒。

　　而老毕大伯给我父亲守灵时的喝酒情形，则令我们兄弟感动不已。其时，我们兄弟三个已离乡多年，父亲一走，村里就没我们这一支人了。父亲在村里人缘不错，很多人家的红白喜事，凡是求到的我父亲都给代过东，又有一大群在果树组、渔业组时的徒子徒孙，忙前忙后的人不少，但老毕大伯坚持给我父亲守灵，说“老哥们了，送一送”。夜深，静静的灵堂前，烛火如豆，老毕大伯披件棉袄一直坐着，困了就吃几块饼干，喝一口酒……

　　也许因为心存这份感激，大哥在受聘回乡编撰《镶红旗村志》时，特收录了一张老毕大伯在他家房前的照片。翻开村志，看到照片，心底就不由得泛过一阵热浪，老毕大伯的形象就顿时鲜活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