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到现在都还在犹豫，要不要对2020年的散文创作放宽一些尺度？因为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庚子年里，世界各地乃至大自然中的一切生灵，动物、植物、风、云、雨、雷、电、雪……所有的一切，都遭受到了百年来最严重的伤害！这情景，怎能让一位位作家和写作者，闭上双眼，捂住耳朵，一心一意地关在房子里写散文、搞纯文学创作呢？

　　所以，2020年的散文，认真地清点下来，真没有像2019年的《走进敕勒川》那样直击我心的大作品。

　　一

　　但是我当然一点儿也不否定大家都在顽韧地努力。不仅如此，还非常感动于作家们（包括新闻记者们）的勇敢奉献精神，大疫面前，生死考验面前，他们紧跟在医务人员的队伍后面，奔赴第一线。很多人都是自觉自愿去的，原因无他，只是觉得对社会有着这份责任，应该去为医学天使和战斗在疫区的人民群众鼓劲，并为这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作出记录。多年的练就，已使中国作家们形成了一个光荣的传统，凡有重大社会和历史事件发生，哪怕是泰山崩于前，他们也都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最危险的前线。这种责任感已经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020年的抗疫作品中，出现了一批既很及时又很正能量，同时还很具有文学价值的散文作品，这似乎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这些作品不仅快速描写出全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的波澜壮阔的景象，上至各级医院、方舱医院，中至医生、护士、清洁工、司机、快递小哥……下至“组织起来”的全体中国人民，在遍布城市、乡村乃至少数民族居住的偏远山区，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也细微地表达出中国人民在这场大战役中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从最初的茫然、恐惧、紧张、害怕、悲观，到充满勇气、智慧、团结、乐观，互相鼓励，建立必胜信心。有些作品还深入到理性思考的领域，重读中外关于瘟疫和灾难的作品，反思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思考世界发展格局中的国家关系和人类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

　　因为单篇作品太多，此处恕不一一列举，但我必须点赞几本刊物：一是《美文》，贾平凹主编亲自策划和组织了“共同战役专刊”，贾平凹、肖云儒、熊召政、迟子建、冯艺、邵丽、关仁山、刘汉俊……这些作家都写来了文章，《美文》以相当于每期三倍的超厚篇幅，表达了中国文学界战胜疫情的必胜信心；二是《天涯》推出了“后疫情时代的生活·文学特刊”，韩少功、刘大先、王威廉、泮伟江等四位作家学者，对聚集、安全性焦虑、数字社会、生存结构、偶然偏离状态等疫情期间产生的新问题展开了深入思考，其文章既有温度也有问题意识，并提供了应对新问题的新思路，别开生面；三是《民族文学》杂志，从第3期至第11期，连续9期推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辑”，刊登了土家族、苗族、白族、仡佬族、满族、维吾尔族等作家的抗疫散文和其他体裁作品，让我们通过这些带着各民族体温的文字，看到了全国各地、遍布城乡的各族人民，在大疫面前团结起来，共同守护家园的努力，令人感动！

　　二

　　也许是危难当前，使人们更加重视起了亲情的可贵，2020年写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至爱亲朋的散文骤然增多。写父母的散文是最不好写的，尤其是中国的父母，一般都是父亲寡言、威严，是家里的顶梁柱，父爱如山；母亲则是每家的奠基石，干活儿最多，吃得最差，最为吃苦耐劳，为全家人而把自己压榨到最后一分……由于太多共性，也就太多雷同。不过2020年或许因为疫情下严峻的隔离状态，或许因为我自己的感情变得脆弱了，还或许因为亲情散文既多又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我被其中多篇燃烧心灵，久久不能自已。

　　江子《母亲的爆米花》几乎就是写天下人的共同母亲，林海蓓《爸爸的背》则是天下父亲的缩影。钱国丹的《父逝之伤》写出了一对父女虽历经苦难，然而坚持善良、清白、正义的初心一辈子没有变。高伟的《五月墓园独语》锥心刺血，怀念的是母亲教他认真不苟地工作、奉献他人地做人的中华品德。阿拉旦·淖尔的《父爱如山》写的是她文学意义上的“父亲”——评论家、作家阎纲，为了培养她这么一个牧羊女出身的裕固族女作家，多年来倾心地教导她读书，倾力地帮助她成长。冯秋子的《文学，是他心里捧出的阳光》依然在怀念和总结苇岸，尽管这位优秀的散文家已经去世21年了，她还在苦苦思索他的日记，寻觅苇岸的感性与理性，甚或真实到疼痛的心灵迹象。

　　尤其是一些熟悉的文友或认识的名字，当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情节、细节呈现出我从未能想象出来的面貌时，那种震撼和感动是加倍的强烈——生活匆匆，生命匆匆，我们往往看惯了春花秋月四时更迭，而变得迟钝又漫不经心，轻慢了大量本来应该珍视的瑰宝，对我们的父母是如此，对亲人、对朋友、对邻居乃至我们身边的保洁员大姐、维修工大哥、保安兄弟、快递小哥……都是如此。

　　在一个明朗而健康的社会里，人应该是第一位的，人的高贵心灵、人的美好品质、人的每一个微笑，包括我们自身的每一次振作、每一次祛魅、每一次战胜阴郁迎来光明，都是为生命增色的壮举，都是为世界增福的善缘，都应该善待、喝彩、鼓励、坚持。这就需要散文，这就需要文学。

　　三

　　古代有“深夜秉烛好读书”，2020年则有“锁身在家深思考”。往年的开会、聚谈、采访、上班、社交、娱乐，变成了独处、深思、阅读和写作，喧哗的热闹被静穆的慎独所取代，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于是我发现，很多作家不约而同地思考并“追问”了起来。徐刚的《良渚文化：发现的历史》以寻找和挖掘良渚文化，去追问江南人脉和江南文化的形成。王剑冰的《石问》问的是东北营口的大石棚，在4000多年前，在没有电能和机械的原始时代，仅仅靠着人的自然力，是怎样以命相搏搭建起来的？徐风的《黄龙山》讲述了做壶大师顾景舟的轶事，诉说了一把壶背后的文化底蕴、手艺史、饮茶史、风俗史……同时发问，在长达600年的时光里，宜兴凭什么把紫砂艺术做到了世界的极致？

　　孔见的《蛇之殇》以毒蛇喻恶人，追问蛇为什么会有毒？然后给出他自己的独思：“就人而言，生命内部积淀的仇恨太深，又得不到及时必需的抒泄，就会化为毒素沉积下来，储藏在脏腑里。当毒素郁积到一定数量，他就没有了选择的余地，要么伤害自己，患一场恶病走人；要么伤害别人，干出危害公共安全的事情来。仇恨源自于伤害，受到伤害又没有能力报复伸冤，也无从化解，仇恨就结下来了，存入增值的银行里，生出毒的利息来。一旦社会变故，革命的暴风骤雨来临，这些蛰伏的蛇人，就能获得喷洒毒素的狂欢的机会。”

　　吴佳骏的《五种孤独》分别以“风”“烟”“光”等章节，写出留守老人和儿童们逼仄、孤独的生活状况，追问为什么非得把农村老家抛在时代列车的后面？唐朝晖的《为什么步履迈得那么艰难》记述了藏族女作家央珍的心路历程和写作之旅，这句话本是央珍在一篇文章中的询问，唐文原封不动拿来做了标题，可以看出他的感同身受有多深。

　　周晓枫的《散文的时态》只有短短2900字，却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她向散文创作的高地发起了革命性的冲锋。她隐约发现了迄今为止、囊括古今中外所有散文写作的一个共同特点，即都属于过去完成时态。为此，她大胆喊出了“以正在进行时态写作，”因为“散文以正在进行时态来构思和描写，就不像过去那么四平八稳，可能出现突然的意外和陡峭的翻转。少了定数，多了变数；不是直接揭翻底牌，而是悬念埋伏，动荡感和危机可以增加阅读吸引力；更注重过程和细节，而非概括性的总结；并且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更多元、多义和多彩——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它不像数学一样有着公式和标准答案，而是具有难以概括和归纳的美妙的可能性；即使答案偶尔是唯一的，过程，依然能有多种、多重、多变的解决方案”。

　　此外，差不多所有有所追求的作家，所有有点深度的作品都在思考与追问。其实都是在追问我们人类的终极原点：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每个人应该怎样深入思考、勤奋工作、认真生活，努力过好自己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

　　四

　　2020年写古典的数篇，溯流求源，抚昔思今，都是既有书卷气，又具当代性的锦绣文章。

　　神奇的是穆涛的《一根由神奇到神圣的棍子》，这根“棍子”原来是“表”，也就是后来的“日晷”，是我们中国最原始的计时工具。“时间”由它开始了，然后又有了日、月、季、年，又有了春、夏、秋、冬和天、地，又有了二十四节气；再然后，“时间”的概念一一完成，这根“棍子”又由“正时”变成“正事”，尧帝把它竖立在“政府”办公地前的广场上，命名为“诽谤木”，其作用由仰观天象转到向天问政、替天行道，进而俯察世道人心……光阴一寸一寸过去，炎黄子孙所创建的中华文明一寸一寸升高，由神奇升华而为神圣，而我们内心的崇高感也在一寸一寸地升高。

　　潘向黎的《流逝永恒，此刻亦永在》从古诗词入手，歌吟当年千古名句留下的永恒，但也表明了对今天的信心，在“怀古伤心的同时，蕴含着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认识：人生代谢但异代同心，因此情怀不灭。”刘琼的《七月芙蓉生翠水》亦是以传统诗词为媒介，纵写历代文人对荷花的吟咏，盛着多少故事和载得动、载不动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陆春祥的《如鹤》写的是袁枚，这位清代才子33岁辞官归隐，蛰居在他的随园里，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随园诗话》《随园食单》《子不语》等鸿篇巨著，如仙鹤一样的人生，至今尚传来几声清咧的鹤鸣。此外，聂作平《击壤歌》中初民们的生死悲欢，阿莹《绥德之丘》对一代枭雄蒙括的追悟，韦力《寻找苏东坡》的心路历程，张瑞田对《康有为的洛阳行》的往事钩沉等篇，均值得细读。

　　五

　　还要说到少数民族作家的散文。2020年集中读了一大批各族作家的散文、纪实、非虚构，篇篇文章都写得颇有特色，值得大书特书。

　　时至今日，很多人还很不了解这个群体，而且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缺漏，这是很遗憾的。如果你们能静下心来好好读一读各族作家的作品，看到他们这些充满了天地大美的感性又高扬着人性光辉的作品，你们一定会震惊的。

　　龙章辉（侗族）《被割裂的故乡》是一道时代的思考题，以个人执著于祖辈“走出农村，做城里人”的愿望，终于跳出了农门；后来因为修高速路、祖屋拆迁，父亲也带领全家进了县城；但欣喜之后渐渐发现，故乡已永久长在基因里，是无法割裂的，这种意想不到的苦闷与彷徨，使他开始思索民族传统和伦理、道德、秩序等重要问题，而这，当然不仅是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困惑。黄立康（纳西族）《风中的声音》似一首苍茫的古歌，从散落在云贵高原上河川中的雁鸣、象语、马嘶、虎吼，还有是谓降调的“风吹低的草原，纳西祖先出发的地方”等五种声音中，追寻着母族的足迹，他们的现实世界和精神审美，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勇气、力量和善意，以及他们的人性之美，正是这些沉郁浑厚的声音，导引着一代代纳西人从黑暗走向光明，更向未来挺进。绿窗（满族）《当归，当归》宛如一阙铁板弦歌，以断肠草、甘草、五味子、苍术、菟丝子、金银花、当归等一味味中药材为引子，把一个在疼痛中生长出来的中医家族写得波澜壮阔，也把对中国医药的神圣崇拜表达得入情入理。

　　祁建青（土家族）的《炫舞青稞》仿佛是铺在田间的巨大地毯，作家着眼于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启动了丰繁绚丽的编织，从“玄鸟化玄女，玄女化青鸟，青鸟化青稞”，到西王母瑶池宴请周穆王用的青稞酒；然后，一路直奔时光和历史，进入到现代大型景观农业，在审美级农区流连忘返，饱览着“雀鸟在麦梢上舞蹈，稞穗在飞行间比翼。从翠鸟到金雀，田野史上演由翡翠宝石到黄金金属的传奇转型，骨骼肉身灵性蜕变的前世今生，有关古老神仙们的事迹掌故，灰线草蛇还在田里留着呢。”这一段金光灿烂的描写，简直又是一首美丽的诗，直叫普普通通的青稞舞动起腰肢，炫稞成金了。

　　田芳妮（土家族）《翻过年关》和刘青梅（土家族）《翻垭口》都是抗疫散文，两个土家族女作家，两个都在武汉工作，庚子春节前回老家过年。两个标题都用了“翻”字，前一个老家搬新屋、家里买了新汽车喜气洋洋接她归，却没回成；后一个刚刚到家，却突然接到疫情消息而自我隔离。此二“翻”，把武汉与山寨紧紧勾连起来，不仅展现出两地（扩而大之是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真情实景，更把各民族、各人群、各职业层、各年龄层人民的积极心态、坚韧不屈和战胜一切困难的努力活化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写的虽然是抗疫散文，但却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在结构上借鉴了小说的叙事优长，又用散文的语言表达出来，流畅清新，好读耐读。另外两位土家族男作家李传锋的《武汉疫情亲历》悉心记述了武汉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的点点滴滴，带我们再回首，思考来路；徐晓华的《眺望灯火》以一名值勤民警的自叙，写出恩施小城全民抗疫的一角，表达出爱家乡、爱祖国、爱亲人、爱人民、爱生活的人性大爱。感谢这四位作家，让我记住了湖北的土家族，并从他们身上汲取到勇毅的精神力量。

　　其他出色的作品还有：王樵夫（满族）《额吉和她的黑马驹》，李贵明（傈傈族）《盐的味道》，何建安（哈尼族）《风过哀劳》，兰柳杰（瑶族）《开满鲜花的河流》，白金萍（蒙古族）《当歌声响起》，谢家贵（苗族）《军人与老人》，格致（满族）《五号鹤》，艾傈木诺（德昂族）《小镇之金》，蒲海燕（侗族）《雪峰山花瑶》，阿娜（达斡尔族）《纳文江蛰记》，陆祥红（壮族）《石桥上的缘》，马凤鸣（回族）《十月的油菜花》，韦晓明（苗族）《青山巍巍特高耸》，黄其龙（壮族）《蜜蜂飞来飞去》，朝颜（畲族）《樟树下，外婆家》，姚茂春（侗族）《河畔的盛宴》，李达伟（白族）《高黎贡》……

　　为什么这么多？为什么能写得这么好？除了“少数民族都是天然的诗人”这个语言优势之外，我认为，还是因为“虔诚”和“纯粹”。真正的文学必须是虔诚的信仰。真正纯粹的文学写作不带任何功利，只是生命的腾跃、热血的演绎、灵魂的倾诉，既是作家一个人的表达，也是整个家族、整个民族的心声。所以这种写作，不是用笔（电脑）写的，不是轻飘飘的率尔操觚，而必须用尽全身心的力气，有点像夸父，宁愿道渴而死。正如作家卓然所说：“如果只是为写而写，或只是技术性写作，那样的小说就永远只能是所谓的小说，散文也永远只是文字意义上的散文，永远称不上是真正的文学作品。”

　　六

　　我曾问过张中行老先生，对于文学（散文）创作来说，什么最重要？行公毫不犹豫地回答了五个字：“思想最重要”。这是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穷其一生的所悟，真正是至理名言。对于我们很多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来说，秉持的也正是这种文学观，所以今年最好的散文作品，我认为还是思想、胸襟、境界、学识、学术、艺术合而为一的作品。

　　鲍鹏山的《圣贤之忍》又是一篇振聋发聩的大文，不仅把“忍”字所包含的“忍受”“容忍”“残忍”“刻忍”一一讲了个彻底透明，而且也把君子与小人的关系讲得明白而透彻：“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尽管如此，一辈子穷困潦倒、忍饥挨饿、倍受挤压的君子们，也得守住底线，不能堕落，变成小人。而“坏人最大的危害不是伤害了好人，而是让好人变得跟他一样坏”，这句话更是警钟，揭示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对于追求世界文明高度的人类来说，必须不断保持和增加好人的数量，压制和减少坏人的数量，否则社会大环境就会变得越来越糟。

　　贾平凹的《我与文学》太有启迪性了，一组都不长的小文章，篇篇都是他平时在生活和文学写作中切肤锥心的体悟，以平实得让人感到亲近的语言讲述出来，不做作、不摆架势，春风化雨，丝丝入心。比如：“自感新添了一种本事，能在人里认出哪一个是狼变的，哪一个是鬼托生，但不去说破。”“如果没有现代性就不要写了，尽力地去吸取一切超现实主义的元素，器量大了怎么着都从容。”“写过那么多小说，总要一部和一部不同。风格不是重复，支撑的只有风骨……试着来做撑篙跳，能跳高一厘米就一厘米。”哪一个不是作家生命里的文字！

　　韩少功的《聚集：有关的生活及价值观》借助于对人类在新冠肺炎肺炎疫情面前的表现，直接批判了当代生活中的随波逐流者，如整日追逐高消费、追逐虚荣生活、追逐奢华等。是的，这么多年的光怪陆离中，一些人的价值观确实出了问题，人类文明、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传统都被遗忘、被取代、被抛弃了，人生之路千回百转，确实该是回过头来好好思考一下了。正如韩少功所说：“虚荣终究虚，华而不炫和惠而不奢的传统生活观，总会在历史的坎坷途中不时苏醒。当生命、安全、智慧、自由、公平正义等更多价值选项摆在面前，一旦与虚荣发生冲突，很多人未必不会去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平衡，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疫情终会过去，但疫情来过了，留下了伤痕和记忆，事情同以前就不再一样。地球人永远面临新的故事。”

　　七

　　站在“新的故事”即将到来的天际线上，回顾2020，犹有惊心动魄之感。这个灾难重重的庚子年，注定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国家生命中的一根极难忘的“棍子”，分分秒秒的轨迹中，苦难多于欢乐，有数千万人在病痛中挣扎，有数百万人永远闭上了眼睛，还有更多的人在战争、地震、台风、水灾、大火、蝗虫、饥饿、骚乱中受着煎熬！在这至暗时刻，请读李元胜的《春天花会开》，是的，从题目就能看出他说的是什么，让我们像他一样，保持乐观，保持坚强，保持顽韧，保持强大，精神抖擞地装备好自己，去大自然中迎接春天，在文学原野上寻花觅蝶，“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