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东北是萨满文化信仰的主要地区。萨满教是一种以祖先崇拜为主的原始多神教，其发展经历了自然崇拜、动物崇拜和图腾崇拜再到祖先崇拜的历史阶段。它诞生形成于“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阶段，繁荣和发展于“灵魂不死”的祖先崇拜阶段。具体而言，自然崇拜起源于北方先民在其地理环境、气候特点、生存状态中对于天体星宿、风雨雷火、山河湖海的敬畏与崇拜，继而发展成北方各氏族对于某种特定的动物或植物的特殊崇拜，也就形成了图腾崇拜。其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随着北方先民从氏族到部落再到家族的发展，血缘观念日渐深入，萨满教进入灵魂不死的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的鼎盛阶段。后来随着北方强盛民族如蒙古族、满族向外扩张发展，萨满教在中原各宗教文化的冲击下日渐式微。

　　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东北各民族的原始宗教，虽然由于不同民族的信仰有异、发展状态不同，萨满教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教义，也没有规范严格的宗教活动，但萨满教“在具体的认知中，……将自然万物以神灵的方式融入信仰者的集体无意识，让这种万物合一的规律成为他们观察和思考世界的心理范式。”因此，虽然萨满教作为宗教衰落了，但其文化内涵却以活的形态传承下来，其中包括认同自然万物皆有生命的“万物有灵”观念，注重人与自然万物的交融互渗的“沟通意识”，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相互依赖而生存的“大自然家园意识”等。

　　文化人类学认为“每一个男女的每一种个人兴趣都是由他所处的文明的丰厚的传统积淀所培养的。”王立春对自己的萨满文化心理有着清醒的觉知：“我生长在蒙满汉杂居的地区,蒙古人有一种信仰,喜欢把自己的灵魂寄托在山川、河流和植物上。”而表达充满灵性的自然万物与人类的思想情感交流，构建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家园，儿童诗无疑是最适合的文学样式。难怪王立春会说出“我一直在努力地寻找着儿童诗的最佳表达方式，那就是儿童精神和诗歌精神的内在融合和有机统一”这样的创作追求了。审视当今儿童文学的创作现状，不得不说儿童诗的创作颇为凋零，连金波这样专注躬耕数十年的资深儿童诗作家，也不禁感慨：儿童诗的发表是越来越难了。但是，王立春却在一片诗歌的荒芜中，耕耘出自己的一篇绿洲。2002年出版儿童诗集《骑木马的扁人》并一举摘得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之后至今的十多年，她接连创作出版《乡下老鼠》、《写给老菜园子的信》、《光着脚丫的小路》、《贪吃的月光》、《乌鸦诗人》、《跟在李白之后》、自选集《狗尾巴草出嫁》等多本诗集。2017年8月她的诗集《梦之门》再次获得第十届儿童文学奖，当之无愧成为儿童诗领域创作的佼佼者。仔细品鉴研读作家的诗歌、梳理总结作家的创作路径，笔者认为，王立春的创作独特之处在于她得益于家乡萨满文化的滋养，尊重自己的童年经验，深挖童年的生命精神内涵，在儿童诗的领域构建出别样的乡土世界、地球世界和本真世界，其诗歌创作背后彰显出萨满文化在城市化进程、全球化进程以及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现代转化诉求。

一、城乡对比视点中的乡土世界

　　自言“我生命之初和树林、草甸子、沙土搅在一起，分也分不开”的王立春，自幼在东北乡村长大，她多次谈道:“我感觉是地道的乡下人。穿乡下人的衣裳，晒大地里的太阳，很自然，身实诚了心才能实诚。像田间的一粒土，像路边的一颗石子，质地和颜色都是乡村的。”因此在她的童诗创作中，自然而然流露出对于乡土的真情实感，同时在城市化进程中，随着个人的成长，生活环境的改变，王立春由乡村进入城市，城乡的对比审视也就在所难免。鉴赏品读这部分诗歌，可以清晰地看出王立春诗意的笔触如何行走在城乡之间，构建起城乡对比视点中独特的艺术世界。

　　在她较早的诗集《骑扁马的扁人》和《乡土老鼠》中，较为集中地描写出她对于乡土生活的深情厚谊。这种怀念思恋之情，首先体现在对于质朴亲情的赞扬眷恋上，在她的《粗布衣裳》《余音》《羊毛毽子》《没有猪的家》《姥姥》等诗作中，无论是为家人剪裁粗布衣裳的妈妈、拉胡琴的爸爸，会做羊毛毽子的爸爸、还是勤劳养花斑斑猪的一家、纳鞋底绣花的姥姥都是那么勤劳善良、和蔼可亲，他们用质朴淳厚的亲情滋养孩子们长大。其次，在这种浓浓乡情的氤氲浸润下，连古旧乡土的生灵活物、家伙物什都深深镌刻进童年的生命年轮中，有了性情脾气，有了故园情谊。在她的《小屋》《乡下老鼠》《燕窝》《大家贼》等诗作中，古朴破旧的小屋有着孩子一样的淘气、母亲一般的胸怀，脏兮兮的乡下老鼠是土地一样的质朴、发小一样的陪伴，住在灶屋棚顶的小燕子是春天的使者，家人一样的相依，藏身房檐的大家贼则实诚友善，有着乡亲一般的信赖。

　　诚然，童年乡村生活的一草一木，亲人相伴的日日夜夜都是那么朴质自然、情深意长，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作家细腻的笔触对乡村生活田园牧歌般赞咏的同时，也延伸出不乏敏锐的智性思索，流露出复杂矛盾却又深切真挚的多样情感。一方面，作家勇于正视陈旧落后的乡村现实，赞扬肯定积极改进的举措，深情呼唤乡村环境更多更大的改善。于是，她褒奖黑不溜秋的荞麦：荞麦走进城市/一下子就被包围起来/吃惯了精米细面的城里人/把荞麦当成了宠儿（《阳光荞麦》）；她赞美到山外学跳水的蝌蚪是跳水王子，学做木匠的耗子打破了吉尼斯记录，不想放牛的牵牛花一觉醒来：长长的骨朵儿都绽开了喇叭/牵牛花的音乐奏响了美丽的乡间音乐/真是独特/牵牛花一下子/成了/远近闻名的/音乐家（《牵牛花不再放牛》）；她劝诫散漫落后的鹅卵石：你不能学学那山里的小石子/到城里去打工么/你看他们搅拌着石灰/把高楼盖得多美/你要是到公园学铺路/铺出的鹅卵石小路一定很好看（《鹅卵石小路》）她鼓励坚韧活泼的小河：等你长大一点儿/就冲到山外去了/跟我一样/你不会停在这里/你的终点是很大很大的/海（《野小河》）；她坚信长满野草的小路：你早晚能走出大山/走成一条/笔直宽阔的大路（《哑巴小路》）。

　　另一方面，在城市化进程中，她态度乐观却不乏审慎，奋进不忘批判，在《洋鸡》《我的布娃娃》《背带裙子》诗歌中，洋鸡、布娃娃、背带裙子成为典型代表城市的意象符号，她既中肯地赞美那洁白的洋鸡如同凤凰，布娃娃的洋气好看，背带裙的美丽优雅，但也惋惜洋鸡娇弱的身体抵抗不了黄鼠狼的侵袭，布娃娃过于乖顺难逃毁坏，背带裙难以适应乡村的阳光；同时，在《花大姐》《狗尾巴草出嫁》《夹皮沟的小火车》《七月七》《夜拄着拐杖》等童诗中，她更敏锐地察觉到新异的城市对于封闭和谐乡村的冲击，于是，她旗帜鲜明地讥讽进城回来后爱慕虚荣、矫情作态的乡下瓢虫，美丽惹人爱的狗尾巴草嫌贫爱富、目光短浅；满怀忧虑地抨击工业化带来的植被破坏、亲人分离、自然环境侵蚀。

　　难能可贵的是，王立春并不将对乡村——城市的审视简单地停留在过去与现在的时间之维，而是通过自己深切的童年生命体验和真实的城市生活阅历，满怀忧患意识地挖掘出乡土养护童年生态的丰厚审美意蕴和重大现实意义，极大地丰富了“乡土”的童年精神内涵。在《蜗牛咏叹调》《校长老羊倌》《教室里的太阳》《作业家》等诗作中，她集中描写了城市中孩子远离大自然，饱受课业压力，生命活力受限的情形，并发出回归自然的呼吁。于是在《小水坑》《疯长的菜》《坐着秋天的马车》《躺在草原上》等童诗中，她不吝赞美地写到：总有一天我会偷偷/去小水坑中/打个滚儿/满身泥水/和小水坑趴在一起/当一个谁也认不出的脏小孩/瘪瘪着嘴/做各种各样大人想也想不出来的事（《小水坑》）；老菜园子你是让这帮愣头青可秧长啊/你认为/那些能淘出花样的小家伙/长大都会错不了（《疯长的菜》）；躺在草原上手和脚/发芽了/躺在草原上骨缝里/长出了青草（《躺在草原上》）；有些庄稼还要继续学习/头发白了身子弯了/终于等到了深秋的毕业典礼/毕业证书上/他们被称为光荣的/种子（《坐着秋天的马车》）在这里，那脏兮兮的小水坑、种满各式各样蔬菜的老菜园子、长满各种各样庄稼的田地，那自由生长着蚂蚱、蝈蝈、牛羊的草原绝不是现实指向的乡土，而是成为诗人思考当今儿童成长生态隐患，寄予诗人期盼儿童健全人格理想，实现养护童年健康成长的理想乐土。

二、中外对话视点中的地球世界

　　如果说，前面乡土世界的打造更多地依赖于王立春自身的童年生命体验，本然地开掘出乡土的童年属性，那么她的另一部分诗歌则将童年灵性的眼光放得更为广阔，超越自身的童年经历，让中外世界统一在童年的视点下，营造出中外对话的地球世界。

　　首先，这部分诗歌中，王立春继续开掘童年的精神内涵，超越自己的生活年代，将其延伸至历史维度，于是，童年生命就此走出自我，追根溯源，走向民族，走入古代，在民族历史中获得丰厚的审美意蕴。她的家乡辽宁阜新属于蒙古族自治县，她对蒙古族历史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当我的脚伸到这块土地上开始生长的时候，……(丫头营子)便成了我的……故乡。我筋骨和血脉就在这里逐渐由软变硬，我的语言和性情、思考和阅读就在这里开始。我躲不开蒙古族土地苍凉和贫瘠的洇染，回避不了蒙古族人的日夜教诲。好多的时候，我都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化成蒙古族人。”怀着自觉的民族身份认同意识，她讴歌中国民族童年历史上的辉煌，而且忆古思今，期盼中国民族历史童年精神的崛起：当年啊蒙古包只要穿上战袍/整个欧亚大陆都跟着颤抖/当年啊蒙古包只要蹬上马靴/沙皇都吓得不敢蹬上俄罗斯的城墙（《蒙古包》）；让它再跑进历史/不管是中原的麦地/还是宋朝的江山/蒙古人在马上划定国土/国境线上飘着马蹄味/大元帝国/是这烈马跑出来的//这是西征的蒙古马/只要松开缰绳/四蹄一尥就会把欧洲/踏成亚洲//……这蒙古的烈马/这皮袋里的箭/这鞍子上的弓/这背上驮着谁都不敢惹的/中国（《矮小的蒙古马》）在这些诗作中，王立春将生她养她的家乡放进历史回望，抓住蒙古包、蒙古马这些代表中国童年历史辉煌时期的典型意象反复摹写，开掘出别样的雄飞突进、英姿勃发的历史童年精神内涵。

　　在回望民族历史，探寻中国民族童年精神内涵的同时，王立春的《跟在李白身后》诗集，更是把历史的追溯延伸至中国源远流长的“言志”古诗，用儿童诗的表达方式，“沿着古诗小路把身子缩小，以一片叶子或一朵花做秋千，……‘在简单中挖掘诗意’……，”致敬“藏在古诗深处的每一颗伟大的诗魂”。于是我们在这本诗集中，读到王立春通过儿童诗沟通古代诗人，对于民族精神故乡的回顾守望：一地的月光/照亮了唐朝以后的夜晚//月光从屋里流出来/流成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踏上这条路/就能跟着李白/找到/自己的故乡（《跟在李白身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此/远方的亲人在画里饮酒赋歌/每逢佳节倍思亲/从此游子沿着一句诗就能回家（《茱萸枝》）。也读到作者抚今惜古，顺承古人精神脉络的追问求索：两千年之后/采莲人已在画中一动不动了/而江南的汉乐府/仍被一群鱼儿围着/微微颤动（《戏》）；涧边的幽草还在绿着/树上的黄鹂还在叫着/那一场来得太急的春雨啊/从傍晚淋到深夜/从春天淋到秋天/从唐朝一直/淋到现在//野渡边/那个划船的人/哪儿去了（《那个划船的人》）。还有立足当下，以新的和平时代内涵对古人的超越创新：千年之后/将军和单于相逢于塞下/抱拳畅饮/忆起月黑风高的夜晚/那铺天盖地的大雪/阻止了一场/兄弟相残的战争（《大雪封刀》）。

　　在以童年的视角观照古诗，打通中国古代的精神通道，挖掘积淀在民族根性中的中国童年精神的同时，王立春不忘拓宽视野，打破中外藩篱，放眼全球，积极探索西方童年精神内涵，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全球化视界下的童年精神内蕴，而且挖掘出可供中国吸收借鉴的童年精神新质，期盼沟通中西方的童年精神实质，促进实现中西方童年精神的融合。

　　在《金色头发》《小美人鱼》《真孩子皮诺曹》《意大利靴子》《格林童话小屋》这些创作中，诗人集中采用西方的童话故事入诗：爸爸哪个孩子成长时没有毛病呢/这个小木偶/只不过是千方百计想成为/钟表匠老爸的真正的孩子……爸爸/一个犯过许多错误的孩子/才能长成不犯错误的大人（《真孩子皮诺曹》）；我喜欢意大利/喜欢优美的意大利靴子……爸爸如果你能遇见/一只穿靴子的猫/就把它带回来吧/带回来给中国的孩子/讲童话故事（《意大利靴子》）；爸爸在丹麦的海里/给我装一小瓶泡沫回来/那是小美人鱼永远不死的灵魂/海关一定不会阻止/一个美丽的灵魂/过境（《小美人鱼》）。；仔细阅读以上诗句，不难看出诗人以独到深邃的眼光发掘出沉淀在西方童话故事中异于中国“童年”精神的内涵新质——自由探究的成长、优美热情的幻想、美丽不灭的灵魂等，并且借由儿童的口，真挚地渴望中国儿童能够吸取西方的童年精神内涵。

　　不仅如此，在《梦游的冰灯》《雪雕仙人》《黑眼睛蓝眼睛》《白色花》《一条神秘的河》诗作中，她这样写道：那些好看的冰灯是松花江做的梦/松花江把自己左一个右一个梦/逐个摆给人们看/……那些中国人和外国人是专为寻梦而来的……（《梦游的冰灯》）；雪雕站成各种姿势/讲着我们能看得懂的故事/从傣族的泼水节/讲到西班牙的斗牛士/从哲学讲到现代派/英雄在纯净如雪的历史上/印上了自己的名字……因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是为了纯净/人们的心灵（《雪雕仙人》）；白天和夜晚互相握手的黄昏/让我们相见/黑眼睛和蓝眼睛/相见/于是宇宙清朗而和善/在边境线上/在流着美丽河水的边境线上（《黑眼睛蓝眼睛》）俄罗斯的小姑娘/你把一团花/塞进我的怀里/绽开了一朵洁白的笑……我们听不懂彼此的语言/可笑容却一样的灿烂/如同相赠的鲜花/纯洁真诚（《白色的花》）；哦黑龙江哦阿莫尔河/你只不过是一个流着一腔血的/有着两个乳名的/混血儿……清晨在太阳的光波里/你把中国和俄罗斯轻轻地吻醒/用两种语言问候早安/以优雅的神韵/漏一排雪白的牙齿/微笑/给两岸/给和平/给叫着两个名字的这个水孩子（《一条神秘的河》）。仔细阅读以上诗作不难发现，在她童年视角的观照下，冰灯、雪雕、眼睛、白色的花、黑松江被赋予纯真又深邃、多元又圣洁、广阔又赤诚的的精神内核，诉诸于古今中外不同心灵，成为沟通中外童年精神的意蕴丰厚的审美意象，凝成或诉诸于人的心灵的，或如寻梦般的，或深入母系的，或高至宇宙的精神虹桥，在诗人童真心灵的抒写中，达成中外童年精神内涵的融合。

三、主体间性视点中的本真世界

　　儿童文学具有主体间性之内在属性。儿童诗作为儿童文学的重要文体，其主体间性属性在王立春的诗意笔致下开拓出孩子与成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自然万物之间三个不同维度的本真世界。

　　在《鞋子的自白》《梦乡的音乐》《晌午歪》《三岁的树》《月亮小孩》《那个叫唐·吉诃德的小孩》这些诗中，集中体现了孩子与成人之间的主体间性品格。《鞋子的自白》这首诗歌，很有代表性地体现出诗人对儿童不同于成人的纯真、活泼、坚强，富有生命力的发掘和偏爱：喜欢钻土堆、追蛤蟆、踢石子儿、打秋千的小孩子的鞋子不正是小孩子天真活泼、坚韧顽强生命力的象征吗？对比看起来，大人的鞋可真没意思/抹着油光光的头/走起路来/还一本正经……在其他如《那个叫唐·吉诃德的小孩》《晌午歪》《格林童话小屋》等诗作中，我们尽可以读到诗人借助小说、事物、童话等建构的堂吉诃德式的英雄小孩与嘲笑的大人、整天疯跑长大的晌午歪式孩子与说教的人们、长着透明眸子看得见仙境的格林兄弟式的孩子与眼睛里落满灰尘的大人之间的鲜明对比，彰显出诗人在孩子与成人两大主体之间关于童年纯真鲜活生命世界的着力开掘与彰显。不仅如此，在她的其他诗作中，也有诗人对孩子与成人之间美好心灵传承、精神成长的呵护和赞美：如果说《梦乡的音乐》中着重的是从成人到孩子的精神顺承：每个妈妈都有自己的音乐/只唱给她的孩子/当孩子听到声音/便放下自己手里重要的工作/走到梦乡旁……梦乡里我长出许多/善良和美丽，那么在《母亲的花》中，则是孩子对于成人生命的唤醒和新生：孩子在你呀呀的/需要中/我终于喷吐出一股从未有过的香气……孩子/我是因你而茂盛的/母亲花。在其他如《毛绒绒的梦》《睡田守望者》《女儿》等诗作中，梦、花、树也都成为代表孩子与成人心灵沟通、精神照亮的有意味的意象，承载着两个主体之间纯洁美好的精神沟通、融合与成长。还有一些诗作集中反映出诗人对于幼儿走向成人的忧虑和反思：如果说在《岁月如蚌》中，诗人将孩子一路的成长比喻成一路遗失珍珠的过程，从而透露出诗人对童真遗失的惋惜与哀伤，那么在《三岁的树》中，诗人用6节的长篇幅反复摹写幼儿踏入社会文明的种种不适与抗拒，并且忧伤地追问：我给你打点着包袱/包起/你无遮拦的天真/璞玉般的话语/和那些浑然天成的智者的神情……我把你推进了铁匠铺般的幼儿园……这是异化的过程么/我是送你去异化的元凶么……就是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成人社会异化童年心灵的质疑和反驳，从而流露出诗人深刻的省思和超越的意识。正如刘晓东所说：“童年是人的根基与核心，是成人的精神故乡，是生命富有创造力的源泉；在童年的回归里成人可以寻回爱、天真、单纯、神圣，可以感受到安宁与抚慰。”在上述诗作中，无论是诗人在成人与孩子之间的对比中对孩子生命活力的彰显，孩子与成人之间的灵性沟通传承，还是对于成人异化儿童纯真世界的批驳，都显示出王立春尊重孩子与成人同等的主体地位，挖掘童年本真的生命内涵，彰显童年的独特文化价值，在孩子与成人的主体间性品格中构建出原初鲜活的生命本色与朴质丰盈精神力量的强烈意愿。

　　王立春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本真世界建构，一类主体是孩子与自然，一类主体是成人与自然。如果说在《大麻子花》《能能站儿》《蒲公英》《霜花》等诗作中，孩子能站成大麻子花，能能站儿是孩子的灵魂，蒲公英会变成会跑的小孩，霜花是孩子们做的梦，体现的孩子与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那么，在《叫一声水蒿》《水笨花》《毛毛狗子》《姥姥花》《洋铁叶子》等诗作中，我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株草，我的灵魂是蒲河边上的一棵水笨花，后山上的毛毛狗子是我的前世，姥姥的灵魂变成一棵益母草，爷爷的灵魂是洋铁叶子等无不体现出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生命互渗。

　　自然万物之间的主体间性品格在《你们》一诗中体现最为淋漓尽致：我们的个子像你们一样/矮到金花鼠那么矮/我们的身体像你们一样/胖到黑狗熊那么胖//有谁一叫我们的名字/我们会立刻回过头去/像傻狍子那么傻/有谁欺负了我们/我们会转着圈大吼大叫/像野山猪一样蠢/一拽耳朵/我们就是长耳朵的山兔/一瞪眼睛/我们就是气鼓鼓的雪蛤蟆//被天真擦过/我们和你们的眼睛一样黑/被无邪洗过/我们和你们的心一样软//我们是孩子我们是孩子呀/孩子原本就是动物/你们是动物你们是动物呀/动物原本就是孩子/……要是能和你们混在一起/谁也分不出谁/那多好啊这林子这林子这深深的林子啊/住着你们这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呀。在这首诗歌当中，普通人与孩子以及自然界的金花鼠、黑狗熊、傻狍子、野山猪、山兔、雪蛤蟆实现了完全的生命互渗，共同融合织就了童年天机神韵的生命图景。在《蛐蛐风》《小路逃跑》《春雨乳牙》《猫头鹰夜巡》《乌鸦潜伏在白天》《大风和小风》《猫是奔跑的风》《光着脚丫的小路》等诗歌中，甚至完全隐去孩子，看不见孩子的影子，孩子的思维和心灵却闪烁贯穿其中。

　　综上所述，王立春运用诗歌文体抒写儿童的童年天性，表达儿童灵性、奇幻的心理特征的背后，彰显出的是诗人深厚的萨满文化底蕴。这就使得她的诗歌创作不仅具有文化蕴藉的艺术高度，而且源远流长的萨满文化因子也随着诗人的生命历程一路传承，其精益求精、孜孜不倦的创作追求而呈现出的优秀诗作，也自然具有广阔又深邃的文化史诗意义。因此通过梳理王立春的儿童诗创作路径，挖掘其背后的萨满文化底蕴，我们可以深入地看到萨满文化在现代化进程（包括城市化进程、全球化进程、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传承、阵痛、变异与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