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辽宁2020年第一季度很多中篇小说散发着怀旧的气息，频频回望遥远的往昔，如女真《唱给一个亲爱的人》、老藤《梦里香椿》、肖世庆《车钳铆锻焊》，那么第二季度的大部分作品，则把读者的目光拉向现实，拉向正在发生、纷纭复杂的当代生活。

两场“雪”中的现实世界

　　曾剑在《当代》第3期、《解放军文艺》第5期发表两个中篇，分别是《整个世界都在下雪》、《乌兰木图山的雪》。前者是当下驻村干部乡村扶贫的故事，后者讲述数年前一次军队冬季野营拉练的故事。两篇小说题目都与“雪”有关，都采用第一人称有限视角。不同的是，前者的“我”作为驻村干部，语气口吻较为严肃庄重，有时还故意质木无文，显得不苟言笑、拘谨小心；后者的“我”作为一个军队文职干部，语言风格则较为灵动，偶尔还不失俏皮。看来，作家在写作时还要当一个优秀的演员，进入戏剧情境，用无声的笔墨搭建起想象的舞台，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

　　《整个世界都在下雪》的主要情节是扶贫干部杨鸣到杨家蚌村担任第一书记，与三个贫困户“结对子”，一个是懒汉，一个是残疾人，另一个是因失恋受过刺激、患精神病的年轻女子。作品以“我”和精神病女子的交往为主线，旁及另外两个贫困户。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较为真切地反映当下乡村的现实，揭示出农村脱贫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作家利用鲜活生动的农村生活细节编织笔下的人物，随着时间推移，让他们的性格特征由模糊而清晰，由浅表而深入。初见懒汉杨宗府，他“在黑暗里，神情木讷，行动迟缓，不像三十多岁的人。”进了屋，“黑漆漆的瓦，黑漆漆的墙，黑漆漆的灶。……被子潮，但并不湿，像猪油般光滑，我明白了，那是他脖子上、腋上的污垢摩擦使然。”后来，“我”有一次探望他，他用暧昧的表情和语言试探、怀疑“我”与女精神病人的关系——“他说着，挑着眉毛冲我笑。我陡然觉得，他其实很刁蛮，老实是他的假象。”与命运顽强抗争的残疾人杨万才，只有一条腿，“拄着拐杖能做饭，炒菜，屋子里收拾得干净。”他还改装拖拉机的制动，“金鸡独立”驾驶外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杨万才家有只狗，误踩捕兔子的夹子，瘸了一条腿。杨万才走到哪，它跟到哪，跟得那么艰难、执着、忠诚，不离不弃。它跟在杨万才身后，像是对杨万才的模仿、嘲讽，但杨万才并不在意。他和它让我感动。”小说还着意刻画女精神病人杨花的形象，“我”与杨花相处过程中很多微妙的心理活动，也有细致的展示。难能可贵的是，小说没有把“我”这个驻村干部当作一个简单的符号，而是通过行动和心理展现，在做好工作的同时，不回避对个人仕途的考虑，也有在杨花主动追求下难以言传的纠结矛盾。

　　《乌兰木图山的雪》的情节设置富于张力——作者选取拉练的主角，不是某个威武之师，而是被人谑称为“民兵小分队”的人武部的数位军人。他们有中断了将军梦、心有不甘的“武部长”，有脱去军装、闹小情绪的“胡文职”，有老兵出身的胖子厨师刁明，有临近退休、只想平安着陆的“柳政委”，还有成天加班写材料、体能很差的政工科长“我”……总之，十几位拉练的军人，与通常人们印象中英姿飒爽、能争善战的野战部队颇为不同。小说移步换景，推动情节发展的，是拉练地点、演习科目的变换。这种没有中心事件、激烈冲突的小说，其实并不易写。但作家有较为深厚的生活积累，生动地摹写部队行军中发生的大小事件，同时，也善于塑造人物性格。比如武部长，原来在装甲步兵团任团长，军改一纸命令，他调整到人武部，内心很失落，但演习中仍不甘落后，他训话说：“我们要让我们的‘民兵’变成正规军，给军分区领导看看，给省军区首长看看，给当地老百姓看看！”他对下级要求严格，可也有人情味，有时被逗乐，有时自己也说点挖苦人的笑话。他和下属之间有矛盾、摩擦、误会，互相较劲儿，又互相照顾，遇到困难还彼此心疼。他的梦想没有一刻离开过他的心：“在峡谷里，武部长倚在一块怪石上，看着队伍稀稀拉拉从他身边走过，很是失落。我以人武部行军背影给他拍照，他说：‘不拍了，不拍了，大煞风景！’恰好来了一支兄弟部队，看上去像工兵，他们身上背着枪，还有便携式锹和镐。武部长一下子来了精神，站到怪石头上面去，看着队伍，冲我喊：‘快照呀，快照！这儿太美了，这才是行军呢。’”——活脱脱描画出一个难忘夙志、渴望建功立业的军人形象。

　　曾剑的这两部中篇小说，从题材上都可以划归为主旋律作品。其主要优点，在于深入生活，忠于生活，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问题，不故意拔高、矫情造作；也在于有较深的叙事功力，善于提炼生活细节，进行生动的艺术表现。曾剑作家的个性特征，比如他很喜欢在不经意间露出一些诙谐，让小说充满情趣，为读者增加阅读快感——这也可以是主旋律题材文学赢得人心的一个巧妙方式，值得深思。

被金钱异化的悲剧人生

　　与《整个世界都在下雪》一样，侯德云的《生老病死》（《鸭绿江》2020年第5期）也深入中国的乡村。曾剑小说中的“我”，是个城里人，接触农村生活毕竟还有些不理解不适应，侯德云笔下的“老五”，则是一个从乡村、从底层挣扎出来的人，深谙那里的人情世故，他数次返乡，为自己在农村的兄弟、侄子操心费力，由此展现出一幅当代乡村的生活图景。小说所叙述的主要角色——老大和老大的老婆、儿子、儿媳，历经几十年的农村变迁，“每逢大事必糊涂”，命运中的每一次转折变化似乎都无甚稀奇，不过是人生最为普遍的生老病死，但其间又有惊湍急流、险滩暗礁。作家在整篇作品中都是以“老五”的有限视角展开叙述，除却少数几次情绪微微激动，几乎一直保持着比较平静的态度。但在这种貌似的平静、貌似的司空见惯之中，隐藏着残酷的悲剧——日常生活并不因平淡而缺少波澜，不因琐屑而无法深刻。“老五”多年来操心事一大堆，用一句话可以点透：没有一件不跟钱有关系。钱，是《生老病死》这篇小说一条无处不在的线索。侯德云用《儒林外史》般的冷峻笔法写出了一个小型的“乡村钱史”：侄子宝山的婚礼上，“所有来宾兴趣都不在新郎和新娘身上，他们只谈一个话题：拆迁。在拆迁补偿的环节上，他们普遍认为，低了，太低！”老大病危，老五拿钱给大嫂，大嫂没接，“宝山说，多少？老五愣了一下，说，两千。宝山把钱接过去，手指头沾唾沫，一张一张数了一遍，数完，把钱塞给他妈，还点点头，意思大概是，没错。”老大病后，是从医院抬回家去作为植物人休养，还是拔管放弃治疗，家属举棋不定，最后的决定，是老大自己做出的：“宝山把医生的话学给他爸听，还说他妈和他都决定继续治疗。他爸摇头，……他爸要写字。……他爸吃力地写了三个字，‘你有钱’。三个字后边不是问号，不是句号，是笔尖戳出的一个洞。”参加老大葬礼，老邻居老庞问老五收入，“老五懂得其中的奥妙。在乡亲的眼里，一个人有没有出息，最关键的指标便是钱……询问的结果是，老庞没觉得老五多有出息，他认为还行，他同时认为老五老婆也还行。”……作品于不动声色中传递出一种担忧——物质主义、金钱至上，正在改变农民的观念，占领他们的头脑，淳朴敦厚的乡村风俗，已经无影无踪。这篇小说的内容含量不小，但恰恰因为事件、细节丰富，一不小心，就可能变成婆婆妈妈、家长里短。但作家的语言功力，成功地绕过了这一危险——他时而揶揄，时而夸张，时而幽默，让叙事始终保持活力，有时寥寥几笔，能为人物画出一幅精彩的素描，小说的主角是这样，就连一闪而过的小配角也是如此。如老大葬礼上，与其长期不睦的邻居老庞，一方面大度地把自家屋子借给老大家人招待客人，一方面又“一直面带微笑，斜仰在背垛上，抽烟，喝水，说闲话，貌似很享受。”这样的描写，散落在小说的边边角角，让过渡性、交待性的段落也不陷入沉闷无趣、淡乎寡味，读者始终不会欠伸鱼睨，而是保持高度的阅读兴奋。

　　金钱对人的异化，无往不在，乡村有，城市也有，但并不是每个灵魂都束手就擒、无动于衷。于永铎《没穿裤子的人》（《海燕》2020年第4期）就是一出良心与金钱搏击的悲剧。这是一篇关于借债还钱的小说——生意吃紧、债台高筑的建材批发商人程子为暂时缓解经济紧张，还掉一些债务，就向自己的小兄弟顺子借一笔钱。顺子在快要临盆的媳妇那里软磨硬泡，终于把钱借给了曾经有恩于他的程子，因为是家底儿，是血汗钱，两人约定大年三十儿还钱，否则顺子老婆就要做掉肚里的孩子。但是，与读者毫无悬念的猜想一致，程子到大年三十儿无钱可还。于是一场世间经常发生又生死攸关的讨债大戏就此拉开帷幕。到落幕的时候，程子自杀了，程子的老父亲也自杀了。顺子生了个儿子，借给程子的钱几番折腾，也没要回来，面对程子那精神恍惚的哑巴老妈，顺子欲哭无泪、无可奈何。人们欣赏小说，情节当然是一大要素，但当情节不够“耸人听闻”，就要以另外的东西来诱惑读者、牵制读者、打动读者。于永铎这篇小说“勾人”的地方不少，其中之一在于心理描写——它以全知视角刻画几个良知未泯的人物在债务纠纷中的心灵挣扎。顺子老婆要到医院堕胎，“顺子质问程子，你是人吗？”程子此时产生了幻觉，“觉得自己忽然来到了一个篮球场，眼前全是篮球，眼前全都是拍着篮球的人。程子胡乱地说：投篮投篮。顺子说，我好心借钱救你，你却把我推进火坑里。程子说，兄弟，投篮投篮。顺子说，你莫要装疯卖傻。……程子一下子就蔫了，程子喃喃地说，兄弟！投篮投篮……”大年夜程子自杀前，喝了很多酒，走到后院的雪地上，“程子的眼前居然现出一座钟来，那种老式的座钟，钟摆不紧不慢，瞬间，生命就依附在这种不紧不慢的节奏之中，变化的，只是钟摆上轻盈飞舞着的梦。”由于过度痛苦而产生幻觉，是一种人类本能的心理防御机制，程子无法面对顺子、无法面对良心谴责，篮球和座钟，无理而有理，突兀而自然，有力地传达出人物内心的痛苦绝望。这篇小说的语言特色值得一提——采用人物称名多次重复的方式提领句子。比如：“程子死了？顺子手脚不听使唤，顺子的手变成了脚，顺子的脚变成了手。顺子脑浆子又被抽干，顺子脑袋里又被灌满一个又一个‘为什么’？”这种句子在小说中大量使用，看似繁复，实际起到一种强化、突出的作用，它将事物、动作进行分解、延长，为读者制造出一种电影“慢动作”或“特写镜头”的感觉。试想把上述一段话的“顺子”只保留一个，整个句子将会变得何等平淡！此外，这篇小说中象征手法的运用（如“没穿裤子”这个意象的数度出现）、人物性格塑造（如表面蛮不讲理的程子父亲毫无征兆地突然自杀）、戏剧化情节的安排（如顺子借钱给程子前二人对话、心理的一波三折），也都是超越情节曲折性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显著特点。

梦境的混搭与命运的困惑

　　任初六《记录梦的女子》（《满族文学》2020年第3期）是一篇淡化故事情节、注重内心感受、具有现代派特征的小说。小说主人公银碗是一个身高一米六、纤细单薄、肤色苍白、“打眼看上去仿佛是一缕月光”的老姑娘。她与一位警察谈若即若离的恋爱，她脚崴病休在家，回忆一次在医院里接受妇科检查的经历，她旁观楼下停车场黑色轿车被彩漆涂鸦的诡异事件，她看到在垃圾桶里拾荒的老男人的劳作，她网购，她恐惧猫，她回忆童年时代幼儿园阿姨和父亲之间疑似的暧昧，她浏览网页开启碎读模式，阅读《我是一个30岁的处女……》……读者不会在小说中捕捉到一根贯穿全局的中心线索。作者把梦幻与现实、心象与实有搀杂在一起，拼成一个破碎、游离、模糊的现实镜像。小说的语言可以带领读者抵达某种可以感知的“所指”：女主人公是一个敏感脆弱、渴望爱情、又有些自我封闭的“剩女”，过着孤独的、与幻想梦境相伴的日子，琐屑平淡的日子似乎无边无际、无休无止……但作品本身提供的庞杂而略显无序的内容绝非“一句话新闻”那样一目了然，于是就有更广阔的可供阐释的空间。……读者可以从每个片段中，甚至组成每个片段的不同句子中寻找一种或几种感受、启发，这些感受、启发可以组成一个整体的印象，又似乎不可拼接。

　　本季度的中篇小说中，海东升《雅漠营子往事》的故事（《野草》2020年第3期）在时间上距离当代最远。它讲述1946年前后的一段东北旧事。小说以“我”的二叔与大户人家张大舌头家的闺女“五丫”一同失踪开篇，中间展开“我”的爷爷、父亲在镇上与各种势力博弈，努力保住“火石大院”，维持“火石”（玛瑙）生意，最后部分是揭开二叔和五丫失踪的谜底——他们并非有意一起失踪，而是偶然相遇，五丫被几个流窜的日本鬼子劫持，二叔前去追赶，后来遇到东北民主联军队伍，救下了五丫，再后来，两人参加了解放军……小说比较生动地记述了雅漠营子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民俗。二叔和五丫令人唏嘘的命运，是小说中较为出色的部分——二叔失踪多年后捎信给家人，后来又是一直没有消息，“那一年的春天，樱桃树和苹果树，在一场春雨后，花，开得很艳，母亲说，今年你二叔该回来了。”可二叔仍未归来，到了夏天，“我二叔嫁接的李子和桃，都长挺大了，却不知道什么原因都掉了下来，接着，叶子也黄了，枝条也死了。”年底“我们”接到通知，“我二叔在攻打海南岛的时候，牺牲了，和她一起牺牲的还有五丫。我看着父亲手中的阵亡通知书，再想想他们牺牲的日期，真的和李子桃子掉落的日子恰好吻合。”——人的生命是不是可以与自然界中的某些事物相互感应？是不是万物有灵？这个问题不是小说讨论的范围，但它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多少年之后，作为国内一所知名农林大学的资深教授，我对这一匪夷所思的现象，仍然百思不得其解。”——小说的这个结尾，悲伤哀婉，余韵悠长。这篇小说的语言，是民间口语风格的，有很多东北地区的土语，增强了小说的历史感和地方特色。但美中不足的是，作者不少叙述语言还没有超越“习语”“套语”，如果把方言中那些生动、深刻、俏皮的特点进行某种加工或提炼，将会让小说的叙事增加魅力。此外，小说中间部分有些冗长，开篇的二叔五丫失踪事件中断好久，在结尾处才接续，令叙事的吸引力有所降低。

　　这就是第二季度辽宁中篇小说的概貌。阅读这些作品，读者大概会会心而笑，会深深叹息，会掩卷思考——这是文学带给人们的独特礼物。当代的生活，人们越来越匆忙，越来越功利，纵然有互联网带来的信息爆炸,人们也越来越紧张，无暇闲适，无地安乐，无由体会比周遭的一切更宽广、更深邃的人生。炎炎的夏季，捧读一册文学期刊，让别样的生活、别样的岁月、别样的精神、别样的世界向我们徐徐展开,让别样的阵阵清凉驱逐心头的焦急燥热,这,应当是我们回归文学最强大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