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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这块“金字招牌”
——读张平《生死守护》
来源:2020年6期《啄木鸟》 | 作者:宋 嵩  时间: 2020-09-08

​  古往今来,大地上曾浮现过多少灿烂的文明、辉煌的城市、雄伟的建筑,还有在历史的戏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帝王将相。可是,一把火烧了,一场水淹了,留给后人的只有萋萋荒草、累累白骨、厚厚黄土。那些曾经招摇过市的人物和如雷贯耳的名字都如烟尘一般飘散,却唯有当初充当背景的人群永存;曾几何时,这人群被称作“黎民”“苍生”“百姓”,现如今则以“人民”统称之。

  伟人曾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当刀光剑影黯淡,鼓角铮鸣远去,就连镌刻在石头上的记功碑铭也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漫漶不清,一代又一代人充当战士、工匠、商贩和农夫,父死子继,创造过也毁灭过。他们可以推动历史的车轮缓缓向前,却无力左右自己的生活和命运,这或许是千百年来的历史上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悖论。

  类似的悖论并不少见。在我们流连于名胜古迹或博物馆的橱窗间,为古代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叹为观止的时候,可曾意识到那些雕梁画栋、钟鼎彝器都是出自寂寂无名的“人民”之手?当它们饱经岁月风霜的洗礼,或是湮没于黄土中数百年后重见天日,因为成为“文物”而身价百倍千倍,甚至超出了“人民”的想象力时,人性深处那些被伦理道德压抑的隐秘因素是否也会随之蠢蠢欲动?

  神秘与猎奇,还有对财富的渴望和“一夜暴富”的白日梦,或许这就是时下“盗墓”题材文艺热潮的直接诱因。类型小说的热销与受追捧并不是偶然的,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原因,值得严肃文学的作者们、特别是以彰显现实主义和“人民性”为旨归的作者们思考乃至借鉴。

  作为一个始终对时代和现实保持着高度敏感的作家,继两年前在长篇小说《重新生活》中将当下社会普遍关注的“反腐”主题与“教育”话题相结合并取得成功之后,张平又创造性地在新作《生死守护》中将公安机关侦破盗掘文物大案设置为一条重要的情节线索。它与聚焦“反腐”、关注“民生”的主题相辅相成,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因此变得空前复杂而广阔,各色人等在其中穿梭行走,呈现出较作者以往作品更为丰厚、博大的总体性。也正因为如此,《生死守护》在近些年来井喷般涌现的同主题作品中得以凸现出卓尔不凡的质地。

  《生死守护》的故事发生在一座千年古城龙兴市。这是一座文物大市,“自唐代以来,历经近一千五百年,并无大的战乱,城内城外和两山周边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古迹”;而老城区的地下更是埋藏着无尽宝藏,“要是来个大起底,把这里所有的地下文物全部发掘出来,龙兴市将会是天下第一文物大市。”

  然而,丰富文物所代表的辉煌历史却难掩当下龙兴民生的窘迫。小说中数次提到龙兴市最大的城中村棚户区,聚居着一万两三千户、四万三千多人的二道河马家园,地下居然就埋藏着大量的文物——“如果能让这里的地下文物重见天日,那将是龙兴市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龙兴市将名扬天下,誉满九州。”“千年的龙兴文化城”和眼前这个如巨大无比的蜂巢一样的棚户区形成了极具讽刺意味的对比,更不必提那座曾经拥有无数镇寺国宝,现如今却只存在于传说中的通天寺了。

  面对“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的荒凉与无奈,古人曾感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可是,这种发自古老封建时代的感慨,绝不应该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重现;更何况,那些几代以来一直生活在棚户区的矿工们“从小到大,依靠的是政府,相信的是政府。有困难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政府,他们真心地认为,共产党的政府,就是为穷人为工人农民撑腰说话办事的政府”。因此,他们诚挚地相信市政府打通“龙飞大道”的规划能够带动棚户区的改造,相信几代人的苦日子就要到头了;而那个被市政府委以重任的龙飞大道工程总指挥辛一飞,也因此被他们视为“老百姓人人叫好的大清官”,他的名字成了一个“神一样的存在”。

  对此,也许会有人站在“启蒙”的思想高地上非议存在于广大民众头脑中的这种所谓的“清官意识”,但他们显然忽略了一个沉重的事实:在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民间,在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奇妙共存的当下中国社会,特别是在像“龙兴市”这样一座有着特殊历史背景和复杂现实境遇的中国普通内陆城市,大概也只有“能人”和“清官”能够以领头羊的身份带领广大民众走出生存困境;相反,那种脱离实际、虚空高蹈的现代性想象则无异于痴人说梦。况且现实中也的确有一股相当强大的势力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以滥用公权力的方式谋取私利,甚至不惜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

  在此意义上,需要有那种敢于“为生民立命”的“清官”和“能人”挺身而出,无论古今中外,无论哪个时代,这都是政治伦理的题中应有之意。

  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境遇下的重大意义,其实在《生死守护》的开头便说得再清楚不过:龙兴市委市政府早就明白,龙兴市要发展,只有下决心打通龙飞大道并建设龙泉机场;但在万事俱备的条件下,唯独没有找到“干事的人”。而整部小说矛盾冲突的焦点,也就集中在这个“人”——工程总指挥辛一飞身上。从计划破格提拔他开始,由于各方利益被触动,原先潜藏于龙兴市政坛的各种复杂矛盾逐渐浮上水面,最终激化成一场惨烈的绞杀。

  小说描绘了从龙兴市委决定抽调提拔辛一飞主持龙飞大道工程,到工程实施方案正式通过之间这短短一段时间内龙兴市政治、经济领域里掀起的惊涛骇浪,或者可以说是一场足以决定龙兴市八百万人民前途命运的重大战役。这场战役又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龙兴市委市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围绕着辛一飞“副市长”职务的任命而展开的搏斗,主战场在市人大常委会的投票表决现场;后一个阶段,则发生在辛一飞未能当选副市长,只能以市委常委兼工程总指挥身份领导工程建设的情况下,辛一飞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幕后推手靳如海直接交锋,其间还交织着龙兴市文物局、公安局同文物大盗崔氏父子之间,以及知名网络作家刘小江同黑恶势力之间的斗争。

  在作者朴实而又充满激情的叙述下,一张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在读者面前缓缓铺开,而辛一飞就是这张大网上的“纲”。几条叙事线索齐头并进,并不时以闪回和插叙的手法揭开人物背后不为人知的隐秘。

  “反腐”是张平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主题,而“反腐”的最终目的,则是引发对“民生”持续且深入的关注。《生死守护》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事实是,整个龙兴市的政坛,居然会有那么多人受到了以云翔集团董事长靳如海为代表的资本巨鳄的拉拢和腐蚀,并心甘情愿地为其充当利益代理人。小说中的另一个反派人物,文物贩子、古墓大盗崔铭化为了达到自己谋划多年的盗掘通天寺遗址的阴谋,不惜投资三个亿、耗时近两年开设“华臻投资管理公司”,并收购砖厂、煤窑来实施瞒天过海的障眼法,但他的投入与靳如海所把持的那个巨无霸级别的“商业帝国”比起来显然是小巫见大巫。

  靳如海在龙飞大道两侧孤注一掷地投入四十多个亿布局,企图以时间和规模来换取巨额利润;而他的最大资金来源,居然是龙兴市各级官员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为了解除“心头大患”所转移的不义之财。在此,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官商勾结”——以往那种简单粗暴的行贿受贿方式早已落后于时代,靳如海“创造性”地将其发展为一种融资方式。他同那些官员们签订的投资合同看似对融资人(也就是自己的云翔集团)近乎苛刻,但实际上却是以守为攻,为的是让那些官员更安心、更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命运和云翔集团捆绑在一起。为此,他还总结出一条经验:哪些领导的处境比较危险,告状信比较多,他就把集资的主意打在哪些领导身上,为的是能够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血肉相连,同舟共济。

  这种官商勾结的后果,导致了龙兴市政治风气的极度恶劣和政治生态的极端恶化。辛一飞的副市长提名原本已经由市委常委会决定并经省委批准,在提请共产党员占多数的人大常委会讨论和投票表决时,却出现了常委们出尔反尔、临阵倒戈、说一套做一套的情况,不仅导致辛一飞只差一票未能当选,也严重损害了党、政府和人大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他们出于私利而对权利的滥用因此成为龙兴市发展史上的一大耻辱。

  在作者的笔下,辛一飞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一种极端情境之中,好似在下一盘超快棋,对弈的双方几乎是略过了开局的试探便直接进入了中局的搏杀,稍有不慎便会导致满盘皆输。面对靳如海利用体制漏洞、暗中操纵投票这一杀招,龙兴市委沉着应对,冷静反思,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在坚持原则、维护宪法权威和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巧妙地用变通的方式化解了一场重大政治事故。而与对手机关算尽地掣肘使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辛一飞却将个人的政治名誉和前途置之度外,建议省委不要派人来调查落选事件,为的是能让大家把心思一心一意地放在龙飞大道工程上。这是一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式的悲壮和崇高,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中国的脊梁”。

  正如前文所述,“文物”以及“3·18”盗掘文物大案在《生死守护》中成为重要的情节元素。这一元素的加入,不仅使故事的可读性更强,也大大地深化了作品的主旨内涵,丰满了人物形象。

  在小说中,如何处理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民生改善之间的矛盾,成为摆在龙兴市委市政府、特别是辛一飞面前的一道绕不过的难题。辛一飞曾向市委书记田震说过,“这么多年,龙兴市文物局除了捣乱,没干过一件好事”,矛头直指市文物局对城市建设的干扰。这一方面反映出辛一飞在事业上一往无前的闯劲,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龙兴市文物局在执行文物政策上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个痴迷于文物、并且在文物保护和开发方面的见解“要比文物局很多专家都强得多”的“文物大家”,辛一飞自然清楚文物对于龙兴市的特殊意义。他的见解高明之处在于:首先,在他看来,文物保护不应该成为城市开发建设的制约因素,尤其是在涉及改善民生的建设项目上;其次,他认为“要是真正想保护这些地下文物,只能借助工程才有可能实现,才有可能让这些文物得到最好的发掘和保护”。可以说,辛一飞的文物保护理念是先进的,完全符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他在吴浙县县长任上主持的老城堡开发项目,就是一个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并举的好例子。

  反观以局长宁为善为代表的龙兴市文物局,并不只是“观念滞后”四字便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小说中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细节:在发掘通天寺遗址的问题上,宁为善的态度曾经有过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主张全面尽快开发转变为“暂不开发”“坚决不能随意开发”。尽管作者没有明言,但是从字里行间,读者自然能体味出其中的微言大义——宁为善的突然转向,十有八九也与靳如海有关;靳如海动用各种资源阻挠龙飞大道工程的实施,“保护文物”显然是一个绝佳的借口。宁为善此举除了给工程造成极大障碍、迟滞了龙兴市民生的改善,还在无意中纵容了崔氏父子挖地道盗掘文物的罪行,甚至导致公安局副局长沈慧在侦破“3·18”大案过程中壮烈牺牲。

  在很多人眼中,文物工作在政府工作中处于相当次要的位置,但即使如此,仍然会被无孔不入的势力所侵入、腐蚀,人民政府的大厦和长堤,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溃于鼠洞和蚁穴的。在《生死守护》中,作者数次借主人公之口强调“这里的人早就不相信政府了”,“在龙兴市的老百姓眼里,政府哪儿还有什么公信力?”其中饱含的忧虑和激愤,读来令人动容。

  张平为小说取题目为“生死守护”,辛一飞们“守护”的是人民的利益,也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在小说中,好友刘小江曾这样给辛一飞留言:“你一定要站稳,一定要守住!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等我们垂垂老矣,再回望这个时代,只要有一句就足够了:我们没有辜负这个时代!”

  古诗云:“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站稳立场和脚步,守住底线和初心,不辜负时代,不辜负人民,只有这样,才真正无愧于“共产党员”这块“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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