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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作家杨春风历时7年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辽河渡1931—1945》，近日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一部由辽宁作家创作的以抗战为主题的作品，此书又有着与同类题材相迥异的特色，著名作家滕贞甫对此书作了中肯的评价——

　　迄今为止，类似题材的长篇小说不在少数，但大多数作品依然沉囿在传统的套路中，即把“斗争”或者“抗争”作为主线，其他种种元素均服膺于这一主线之下。这一路数的作品展现的是人生的非常态，最终呈现的也是紧张、激昂的节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本身的审美。《辽河渡1931—1945》在这方面呈现了不一样的特质，在以小说这种叙事文体推进情节的同时，展现了辽河流域尤其是辽河口文化中丰富的风俗风物，展现了特殊历史时期并不特殊的百姓生活样态，也就是动荡历史中稳定和常态的一面，从容而舒朗，这是很成功的。这种改变既是叙事意义上的，也是美学意义上的。

　　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中，辽宁的位置是极为重要而且独特的。从14年抗日战争的起点“九一八”事变开始，上溯到1894年甲午战争，辽宁的土地被日寇的铁蹄反复践踏过，这让辽宁人民反抗侵略的形态有着较其他地区更为独特的样貌，也正因此，抗战始终是被辽宁作家反复书写的文本。

　　《辽河渡1931—1945》（以下简称《辽河渡》）为读者呈现的正是这独特的“又一个”：小说以地处辽河口的古埠田庄台为叙述对象，讲述了在1931年至1945年，田庄台几大家族以及社会各个阶层普通民众的遭际。作者以前所未有的耐心、针脚绵密的笔法，白描式地勾勒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再现了文化侵略和反侵略的一般形态，为观察14年间东北民众生活，提供了可贵的视角。

　　小说鲜见刀光剑影的战争场面，也少有令人血脉偾张的抗日英雄，而是更多关注普通民众在被侵略与被奴役背景下的隐忍与坚韧、苟且与抗争，尤其是民族意识的觉醒。这种全景式的普通百姓市井生活的视角，可以说是目前所有反映抗战历史的文学作品中为数不多的，正如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大新对本书的评价——

　　文化的侵略常需要刺刀先行，且侵略文化常持有优越感和傲慢。而文化的反侵略则表现为：由对日常生活形态被打破的反感，逐渐上升为民族意识的觉醒。《辽河渡》在普通民众层面描绘并揭示了这个过程，构成了本书最有价值的书写部分。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对历史的反思，是后来者时刻警醒的姿态。2021年是“九一八”事变90周年，《辽河渡》无疑是对90年前那场战争的一种反思，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或许更为沉重，也更为必要。

　　近日，《辽沈晚报》记者对话《辽河渡》作者杨春风，希望以此作为读者走进《辽河渡》也走进90年前发生在我们脚下黑土地的这段历史的入口。

　　杨春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盘锦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辽河口文化研究会副主席。已创作出版《红海滩》《闯关东纪事》《田庄台事情——辽河水道文明纪实》《辽宁地理文化》《盘锦事情：辽河口湿地的城市镜像》《辽宁地域文化通览·盘锦卷》《春归库布其》（合著）等十余部著作，其中《闯关东纪事》《田庄台事情——辽河水道文明纪实》连续获评第七届、第八届辽宁文学奖，《春归库布其》获评辽宁省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并入选新中国70年百种译介图书推荐目录、2019年度“中国好书”。

作家杨春风（右一）采访中

　　叙事的VR视角

　　每一个人物的故事都是完整的。但同时，这些人物又被绵密地编织在了14年的整个历史中。

　　记者：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本报推出了大型新闻策划《1895—1945中国东北角》，旨在以“文化抗战”的视角来反映东北，特别是辽宁在整个抗战史中的独特位置和作用。那时就已得知您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同样是表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抗战”，但没有想到这个故事写了七八年。

　　杨春风：孕育的过程其实还要更长些。早在2009年，为了《田庄台事情——辽河水道文明纪实》的创作，我收集了大量与辽河航运相关的资料，并采访了田庄台的很多老人，对这个极具个性的古镇生成了极深印象。2010年为了《辽宁地域文化通览·盘锦卷》的创作，又用大半年时间走访了盘锦市的每个乡镇及重点村屯，从近200位老人那里了解到了当地人的生活史，丰富生动得令人惊叹。《田庄台事情——辽河水道文明纪实》在2011年出版，《辽宁地域文化通览·盘锦卷》也在当年进入创作阶段，到2013年，我已确定这两部书不能完全消化业已掌握的资料。与此同时，采访过程中了解的人们在抗战期间的生活片断，也始终盘桓在我的脑海，让我越来越觉得难以放下，便萌生了创作《辽河渡》的愿望。

　　记者：感觉您选择了一个不大讨巧的小说结构方式。我们常见的史诗题材的作品通常有两种结构，一种是“英雄式”的，即浓墨重彩地塑造主要人物；一种是群像式的。《辽河渡》接近于后者，似乎又有不同，以老舍的《茶馆》作对比，《茶馆》以老掌柜王利发的视角来串联人物，《辽河渡》则没有这样一个“王利发”，用现在的科技来形容，它更像VR视角，每一个人物的故事都是完整的，却又不是割裂的，而是被绵密地编织在了14年的历史当中，互相牵扯和影响。

　　杨春风：起初也设想过以第一种模式来架构，也有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田九洲，不过随着故事的日渐展开，却发现这个构想中的“英雄”并非是那个环境的产物。实际上随着掌握的资料越来越多，我已深感那14年虽是我们东北人独特的集体经历，却从未被郑重地记录，对那一时期东北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也关照得不足，而我有幸抓住了这段集体记忆的零星片断，就觉得有责任也有必要以此为基础将其再现，从而让我们的回顾更明晰，借鉴更冷静。相对于“英雄”的事迹，芸芸众生的谋生求存是那个年代更为引人注目的存在，而普通百姓的生活样态也恰恰是社会的常态，所以有了这种群像式的白描体例。

作家杨春风（右一）采访中

　　展现复杂的人性

　　当人物活泛起来的时候，他会自作主张，驱使着我的手指在键盘上敲下令他满意的字句，而不是我的。

　　记者：阅读一本抗战题材的作品，我们已习惯于看到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被侵略者的悲惨，看到剑拔弩张的冲突、电光石火般的对抗。《辽河渡》则显然并未致力于此，尽管阴云始终笼罩着全书，对“断子绝孙”的忧虑也真切得令人感同身受，我们却很少能看到流血，甚至看不到流泪。初看时觉得有点不符合我们以往的认知，细琢磨却又别有一番滋味，这也构成了《辽河渡》迥别于同类题材的一大亮点。这样的安排出于怎样的考虑？

　　杨春风：创作过程中我屡屡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即书中大多数人不曾预料“光复”那一天，即使是那些相信终会被解救的少数人也无法预知要熬到何年何月。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并不知道“亡国奴”的身份只会持续14年，而不是更短，也不是更久。这样的未知是令人绝望的。人在绝望的境遇中，为了自己以及一家老小的存活，会做出怎样的努力，付出怎样的代价？这是我深入探索并加以表达的东西，继而发现尖锐对抗或哭泣号啕都并非普通民众的普遍应对之策。同时我也特别欣赏“哀而不伤”的中国古典美学原则，如果说《辽河渡》继承了这种遗风之一二，我就非常幸运了。

　　记者：所以，我们在《辽河渡》中充分感受到了人物的复杂性。而这其中最复杂的当数田九洲，他应该是您很钟爱的人物吧？但您也并没有给他“主角光环”，甚至在当地人眼中也始终是毁誉参半。

　　杨春风：田九洲确实是我最钟爱的人物，起初也想让他焕发“英雄”的光彩，可叹他不肯……是的，当他活泛起来的时候，他应对世事的方式就由不得我了，他会自作主张，驱使着我的手指在键盘上敲下令他满意的字句，而不是我的。实际上书中很多人物都有着这样的共性，已经不是我在塑造他们，而是他们在借我复活，弄得我也屡屡被屏幕上的字句给震撼过，发现那远远背离了我的预想。也曾尝试着扳转，却拗不过他们，索性就给了人物以必要的尊重。

作家杨春风（右一）在收集盘锦地区抗战时期历史资料

　　值得被继续书写的历史

　　最生动的语言永远在民间，最令我惊喜的采访对象是能说一口原汁原味方言土语的人。

　　记者：想再说说这部小说的文学性。本书以45万字的篇幅，再现了一幅鲜活生动的地域文化图景。文字的沉静洗练自不必说，还有大量的极其生活化的方言土语，感觉是一部特别适合读出声来的作品。这样的语言风格从何而来？

　　杨春风：完全得益于深入的采访，最生动的语言永远在民间。最令我惊喜的采访对象就是那种能说一口原汁原味方言土语的人，有时同行者担心我听不懂，也会善意提醒人家别这么说，我就赶紧说，这么说才最好！我一直钟爱原生态的语言，日常也很注意收集，朋友们也都深知这一点，以至于无论在哪儿听了一句接地气的俗语老话，都会及时告诉我，就这么日积月累地攒了下来。

　　记者：感觉您的积累远不是这一部作品所能囊括的。而在《辽河渡》中，还有两个我很期待的群体的故事没有讲完，一个是田九洲的父亲田焕章那一代人在甲午战争前后的故事，另一个是田九洲的儿子田畴一这一代人在经历了14年的奴化教育之后，会有怎样的人生遭际。有没有可能再看到同样风格的《辽河渡》的“新”故事？

　　杨春风：这样的想法确实有的，且在创作本书的过程中就形成了，如有可能，或许会继续创作《辽河渡1890—1930》《辽河渡1946—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