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不可以是“父亲”？

　　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位同样出身于沈阳铁西区的80后作者，近年来成为文坛聚讼纷纭的关注热点，已是不争的事实。地方文化宣传部门、文学评论界和大众文化领域当中的诸多力量有意无意形成合谋，往往将这三位作家并置讨论，称为“铁西三剑客”“新东北作家群”，或作为“东北文艺复兴”的一部分，这让“东北”这一元素无可避免地从其作品中凸显出来，笼罩在几乎一切相关讨论之上。而关于这三位作家最有力的研究者莫过于黄平和刘岩，这两位同样出身于东北的青年学者都曾不止一次撰写宏文，对双雪涛等人予以介绍、褒扬、分析和阐释，在确立三者文学地位方面可谓居功至伟。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两位学者的研究工作，进一步为“东北”赋予了特定的学术内涵，明晰了从“东北”理解双雪涛、班宇和郑执的学理框架。他们不仅使这三位作家的意义超出了相对狭小的铁西区，将之与整个东北的广阔土地联系在一起，并且指出他们最为重要的价值乃是写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制、工人下岗的创伤时刻。正是在空间与时间的这一特殊交汇点上，黄平和刘岩认为双雪涛等人钩沉出了“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的历史，描绘出波澜壮阔而耐人寻味的社会结构变迁，修复了有机的社会主义工业城市空间。在此框架之下，三人作品中最值得关注的人物当然是那些在社会转型期被迫离开国营工厂的工人阶级，最动人的抒情也当然是有关这些下岗职工的喟叹和对特定历史背景下“东北”的乡愁。

　　但与学术界和批评界的热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至少双雪涛和班宇都对这样的理论阐释不甚领情。他们一方面反复提醒批评家在题材之外，也应对自己小说技艺方面的追求有所关注——“对于一位作家而言，他写作的材料是一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他看待材料的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法”[1]；另一方面则极力解释，之所以会集中地书写东北和东北的下岗职工，不过是因为对这些素材天然熟悉——“我就是一个东北人，在东北生活了30年。……所以天生就决定了我写东西大部分与东北相关，这是一个无法选择的命运，我是一个被选择，被推到一个素材充满东北意味的写作者的角色中来的。”[2]关于双雪涛等人对自己小说技艺的刻意强调，笔者在另一篇相关文章中已有所分析[3]，此不赘述；而这里令人尤感兴趣的是，当解释何以“东北”宿命般成为自己不可逃避的小说素材时，三位作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提到了“父辈”甚至就是“父亲”。——班宇曾经表示：“我对工人这一群体非常熟悉，这些形象出自我的父辈，或者他们的朋友。”[4]双雪涛也明确谈及自己对父子关系的强烈兴趣：“我对父子关系比较感兴趣，因为父子关系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扩展到很宏大的程度，比如故乡，也可以收缩到具体的家庭中，所以对父子关系我比较愿意去尝试、探索。”[5]相比之下，郑执较少谈及自己的创作，但是他在“一席”平台的那次演讲，简直就像是对双雪涛上述表述的最好注脚。演讲中郑执讲了两个故事，一个关于自己的父亲，一个关于“穷鬼乐园”。[6]这一演讲结构无异于将具体家庭中的“父亲”扩展出去，达致对于东北、时代，乃至于整个世界的理解与悲悯。而一旦意识到在三位作者的自述中，“父亲”出现得如此频繁，我们就不难对他们的创作有新的发现：在双雪涛和班宇的小说里，几乎每一篇都有“父亲”的形象，并或隐或现地扮演了对小说而言极为重要的角色，至于郑执，则甚至专门为父亲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我只在乎你》。或许在对比当中更容易理解这一现象的意义：有论者曾对班宇目前为止唯一一部小说集《冬泳》[7]做过统计，发现以下岗职工题材为主流的作品“在班宇的创作整体中，占不到半数；而如果稍微深入地对以这类题材为主流的作品做内容分析的话，我们同样不难发现，班宇以‘下岗’事件为线索或以‘下岗工人’为主人公的作品中，他所关注的又绝不仅仅主要在于社会变革及其负面影响”[8]。而在双雪涛最新的小说集《猎人》中，作者显然有意在抹除自己的“东北”标签，以至于黄平与刘岩都多少表示了担忧，但除《松鼠》一篇之外，“父亲”仍顽强地未从双雪涛的小说中离场。——因此，为什么一定要从“东北”及其特定历史时刻去理解双雪涛、班宇和郑执呢？为什么不可以是“父亲”？

　　当然，论者其实也并未完全忽略“父亲”。张思远的《双雪涛小说中的父与子》即专门探讨双雪涛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尽管就笔者目力所及这乃是唯一的一篇——但实则只是从父子关系切入论题，着重讨论的仍是“父亲”们作为国营工厂下岗职工的身份和宏大历史加之于他们的命运，对单纯家庭意义上的“父亲”反而所言甚少。[9]这相当程度上代表了研究者们谈论双雪涛等人小说中的“父亲”或父子关系的常规方式，事实上，黄平、刘岩、周荣、李雪、杨立青都曾论及这一话题，但无一例外都对“父亲”作了理论化或隐喻性的处理，将之视为某一特定人群的代表，或历史转折的（往往是沉默的）代言人。[10]只有方岩将“父亲”放置在日常生活与宏大历史之间，视为小说之虚构投向宏大历史的诱饵，然而归根结底，其鹄的仍然在历史而非“父亲”。[11]倒是一些或许尚未被理论、方法与术语充分武装的在读研究生，会在无意间跳出既定论述逻辑，从双雪涛等人小说有关“父亲”与家庭的书写中，感受到直接的审美冲击。譬如吴玲发现，双雪涛小说中的青春悲剧，几乎都是肇因于家庭缺失、父母缺席[12]；而杨雪晴则发现，“父一辈”身上总是凝聚了宽厚、仁和的美好品质[13]；当然，还应该加上此前已经提及的张思远。这似乎恰恰证明了，唯有将“父亲”与下岗职工的身份、共同体破碎的时刻联系起来，才能够在学术体系中为之命名，证明话题的重要性和论者的训练有素。但反过来也可以质诘：学术话语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文本丰富的审美可能？在诸多研究者中，对理论武器操持得最为熟练者大概得说是刘岩，其强劲的理论阐释能力，以及在理论背景下条分缕析进行文本分析的本领，令人深为折服。然而在眼花缭乱欲罢不能之余，却又不能不感到一丝隐约的狐疑。笔者在此前的相关文章里，曾经论及刘岩对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中蒋不凡的理解，认为仅仅依照某种理论预设将其视为“城市治安维护者”未免稍嫌简单，事实上“取消了理解蒋不凡这个人物的其它一切可能：他还是一个大龄未婚的单身男子、同事的好兄长、尽职尽责却丢了佩枪的公安干警，后来还成为长久依靠年迈父母照料的植物人。”[14]——两位白发斑驳的老人，日复一日地，或许是步履蹒跚地照料他们曾经英武如今却动也不能动一下的儿子，最终仍然白发人送黑发人，但他的母亲却常年收藏着儿子带血的衣物，这对于理解这个人物和理解这篇小说，难道毫无意义吗？此种情况非止一端，在《世纪之交的东北经验、反自动化书写与一座小说城的崛起——双雪涛、班宇、郑执沈阳叙事综论》中，刘岩曾经引述《聋哑时代》中的一段文字，认为这是两个初中生在“谈论一位势利的老师，事实上也在谈论90年代阶层分化过程中形成的新的身份话语”[15]：

　　她说，孙老师调查了你家的成分。我说：成分？她说：这是我听她和别的老师说的。我说：你怎么听见的？她说：你管不着，她说你家是工人阶级，扶不上墙。我说：什么叫扶不上墙。她说：我也不知道，你千万别和人说是我说的，把你语文作业交了吧。我说：操，老子从小翻墙就不要人扶，你跟孙老师说，我忘带了。

　　的确，这段对话很容易令人意识到其中涉及的阶层身份问题，尤其是作者特意选用了“成分”这样一个颇具年代感的词汇，更于沧海桑田之间营造出一种反讽效果。但是这两个初中生并不仅仅是在“谈论一位势利的老师”，也是在谈论李默的家庭。当一个刚读初中的孩子，听到别人——而且是师长——如此轻蔑地评价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他会有怎样复杂的感情？他又会如何做出反应？这将对他产生多么持久的影响？小说叙述刻意制造了一种情绪上的压制，在本应使用问号和叹号的几处代之以冷静或冷漠的句号，但恰恰在这种有意的压制当中，我们分明可以感觉到一种无法言说的情感风暴，冲决了李默与世界原本单纯明净的关系。——这不重要吗？或许这两例当中的情感表达都过于隐晦了，令文本解读本就可以有多种角度；但是在同一篇论文的第三节，刘岩还引述了班宇《逍遥游》的最后一段，那当中复杂的抒情里明白无误地包含着父女之间那种疲倦而深沉的温情，刘岩却依然对此未置一词，只是忙于讨论这一段落的语体问题。——当然，这其实无可厚非。事实上刘岩在这一节谈及的几乎所有文本都与父亲有直接关系，但是他都置之不理，因为在这里他想要处理的主要是语言问题。任何一篇学术研究文章，都一定有其自身的问题意识和论述逻辑，当文本无法纳入其中的时候，就难免有所选择、割舍与遮蔽。论文的目标往往是确定而单一的，而小说的言外之意则势必旁逸斜出，因此没有任何一位论者有能力在一篇文章中穷尽其对于文本的所有理解。不过正因如此，我们当然也有充分的理由从既有常规的讨论方式和学理框架中跳出，选择另外的角度去理解双雪涛、班宇和郑执，别有凸显与遮蔽。比如，谈谈他们小说中的“父亲”。

　　二、“父亲”的叙事功能、抒情功能与认知功能

　　说双雪涛和班宇几乎每篇小说里都有“父亲”的形象，或许会招致相当多质疑：至少，在双雪涛的处女作《翅鬼》里，那些有如奴隶的翅鬼们不是被视为妖祟的弃儿吗？所以他们不是无父无母的吗？但是无父无母，并不代表小说就和“父亲”没有关系。事实上，双雪涛笔下的不少人物都处在一种无父无母的状态，但“父亲”依然构成小说中不在场的重要在场。翅鬼们被赶出家门的命运，使得他们孤独、压抑、怨愤，这恰恰印证了“父亲”的重要性。同样，《大路》里的“我”和小女孩、《聋哑时代》里的安娜、《走出格勒》里的老拉，都要么父母双亡，要么亲情冷漠，等同于无父。如果不是无父，她们不会流离失所，不会性格变异，也不会过早地混迹社会甚至走上死路。正如翅鬼们如果双亲在堂，又怎能郁积那么强烈的反抗意志，凝聚那么牢固的内部团结，想要逃出雪国并最终导致了这个畸形王国的覆灭？就此而言，在这些作品当中，“父亲”尽管缺席，却分明是人物得以成立的基础，是小说叙事的根本动力。

　　不在场的“父亲”尚且能够起到如此作用，则在场的“父亲”对小说叙事的影响可想而知。在《天吾手记》这个沈阳-台北双城故事中，作者在小说篇幅近半的心脏位置埋下了一个隐秘，正与“父亲”有关。天吾的父亲嗜酒而暴戾，安歌的父亲则长期对亲生女儿进行“一些性上面的‘探索’”，正是这两位父亲或直接或间接地塑造了天吾的性格，并决定了他的职业选择与人生走向：若非安歌不能忍受自己的家庭而出走失踪，天吾恐怕不会成为一名刑警，则整个故事也就不会开始；甚至，我们还可以在同样离家出走的安歌和小久之间发现某种似隐若现的联系，令小说中两座城市的关系都因此显得更加微妙。

　　《翅鬼》和《天吾手记》的创作都有其外部动因，前者是为了向台湾的一个文学奖投稿，后者是应邀完成一项写作计划。在这两部“奇幻类型小说特征”明显的作品中，双雪涛或许只能以一种曲折隐晦的方式投射自己的个人情感。而就在几乎同时，双雪涛还写了《聋哑时代》，这是真正因他郁积已久的情绪而创作的作品，双雪涛因此认为它非常重要，写出了自己“当时最想说的是什么”[16]。《聋哑时代》写的是初中校园生活，主人公当然是少男少女，双雪涛以中篇小说连缀的结构，分别书写了刘一达、高杰、许可、吴迪、安娜、霍家麟、艾小男等七名人物，当然在他们背后，还有一个作为叙述者的“我”——李默。这样的小说，完全可以将故事展开的场景限定在校园之中，但《聋哑时代》的故事却是从“我”的父亲和母亲开始讲起；而在讲述那些初中生的青春成长时，家庭也不断出现在故事的背景当中。徐勇曾经指出，双雪涛这部早期作品尽管看上去和很多80后作家的青春叙事有所相像，但仍表现出独特的品质。徐勇将其特质归因于小说对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组成部分的学校教育之反思与批判[17]，但其实类似反思在80后其他作家如韩寒那里早已有之。事实上，最初一批80后写作者浮出水面的一个重要背景，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有关语文教育问题的大讨论，因此相关反思本就是80后作家记录成长故事的题中应有之义。依笔者之见，《聋哑时代》的特别之处其实恰恰在于，双雪涛在校园之外还写了家庭。尽管着墨不多，但是小说中的父亲与母亲，的确构成了那些少男少女们人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也由此成为小说叙事的内在驱动力量，在一些重要的关节处改变了小说走向，起到结构叙事的作用。徐勇将《聋哑时代》中的家庭视为学校教育的同谋，认为它们“一起构成一种坚硬的现实或秩序”，但这似乎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安娜、霍家麟、艾小男等人的父母或许可以照此理解，但“我”的父母和“我”之间的关系则要远为复杂，那当中很少暴力与压抑，更多是温情与负疚。徐勇其实也已经敏锐地注意到，《聋哑时代》的文学性或许与作者对学校教育的反思并无关系，而来自叙述者本身与其所叙内容之间的反讽张力——“他（李默）努力过，并对自己没能按照父母的要求上进深感歉疚，对不起父母辛苦挣来的血汗钱，但他又并不想太过委屈自己，结果变成了一个‘庸碌无为’、不好不坏、不苟且又不上进的‘中间地带’的人。”——这样无奈的负疚，不能不让我们想起前文引述过的那段对“一位势利的老师”的讨论，从中不难想象，李默的父母很可能也有着同样无奈的负疚。而无奈的负疚，这不正是家庭当中时时发生又足以令人动容的情感？将“他人”的父母与“自己”的父母区别对待，很可能并非有意设计，而是因为作家在创作早期使用第一人称叙事时，难免产生一种下意识的恍惚感，不知此身何身，因而对“他人”的父母容易作概念化的塑造，而叙及“自己”的父母却多少带有些复杂混淆的感情，反而可能包含着双雪涛自己在当时也不能了然的隐秘心理。

　　几年之后双雪涛回顾自己的创作时，表示对《聋哑时代》“没有自悔少作的感觉”，因为那种不管不顾撕开生活痛感的莽撞或许不复重来。[18]不过创作者的早期勇气固然可贵，懵懂与蹒跚终归难免，双雪涛本人也承认，《聋哑时代》和《天吾手记》其实还算不得成熟[19]，更遑论《翅鬼》。毋宁说，《聋哑时代》不过是双雪涛自觉面对自我经验的开始。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这早期的三部小说里，“父亲”在叙事层面的作用是那么暧昧吊诡：一方面，的确不难发现其在小说结构与人物塑造等诸多方面，发挥了近乎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其实从小说中挖去家庭因素，叙事依然可以成立，或许会略显单薄，但还不至于破碎瓦解。家庭是多余而重要的，离开它小说叙事依然完整，但是有了它小说又变得迥然不同。正是在这样原本可有可无，但作家却一定令其必有的怪异之中，或许恰恰隐藏了小说家真正的内心诉求——那才是双雪涛真正想要讲述的故事。

　　因此伴随双雪涛越来越以专业态度对待文学创作，“父亲”在他的小说里也变得日益重要。在他迄今为止被讨论得最多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中，作为父亲的李守廉是小说里唯一不曾发言但却是事件谜底的人物，论者往往将他的沉默与工人阶级的处境联系起来，认为那象征了工人们尚无力反抗“全球化和市场自由主义的抽象理想”[20]；但沉默不也是东方式父亲的典型性格特征吗？——尤其是当这位父亲处在那种无奈的负疚之中，明白自己未能给家人足够优渥的生活却又无能为力的时候。小说中那桩作为故事核心的命案，正是李守廉在这样复杂的情绪之下，为了在女儿面前保持体面，以及为了保护女儿，而造成的意外。其实除了李守廉，庄树的父亲与傅东心的父亲，也同样构成这篇小说叙事的重要动力。而双雪涛那篇经常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寓言被提及的作品《北方化为乌有》中，同样是父亲的死亡之谜在牵动着整篇小说的叙述。另外一篇和工人阶级几乎没有关系的小说《跛人》里，如果没有火车上那个奇怪的中年人对自己父子关系的讲述，情节的转折就根本不可能发生，小说也就不知道会沿着漫长的铁路线延伸到什么地方。而在《冷枪》里，双雪涛则对“父亲”之于小说结构的作用，进行了更为细致而含蓄的处理。读者很容易认为这篇小说乃是基于棍儿和老背两个人物展开，但其实有关他们的种种细节只是填充了小说的表层，真正对叙事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并非这二人中的任何一位，倒是几乎没有出场的棍儿的父亲：中学时代的棍儿之所以那么肆无忌惮，正是因为颇有家资的父亲令他有恃无恐；进入大学棍儿之所以有所收敛，也是因为入学前父亲和他语重心长的那次谈话，以及家道中落的事实；至于小说结尾，当他举起拐杖抡向那个作弊者时，其中的情绪有多少是因为老背，又有多少是因为同样被这个社会推来搡去的父亲呢？——在后来谈及这篇小说时，双雪涛说：棍儿这一举动的动机乃是因为“一种很久以来的对无规则世界的狂怒”，“这个无规则世界处处在伤害着他（包括老背和他的父亲）”[21]。双雪涛特意加上了这个括号，分明在提示我们这篇小说中“父亲”之不可或缺。

　　行文至此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变化：从什么时候开始，双雪涛小说中的“家庭”逐渐被“父亲”取代了？《聋哑时代》里的那些人物还大都父母双全，而在《跛人》当中，那个中年人其实是在召唤两个孩子回到家庭，却用“父亲”替代了家庭。后来双雪涛大部分小说里的母亲，要么几乎没有存在感，要么与家庭貌合神离（譬如《平原上的摩西》中庄树的母亲傅东心），要么根本就早早逃离了家庭（譬如《平原上的摩西》中李斐的母亲）。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走出格勒》，那当中的父亲常年在狱，其实与儿子和家庭殊少瓜葛，这位母亲也并未弃家远走，而是独力将儿子抚养成人，娶妻成家。然而小说却是以写给父亲的信开始，以父亲的回信结束，父亲的身影始终游荡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挥之不去——再一次，如果没有“父亲”，小说是难以成立的。一个常年见不到父亲，甚至从未得到父亲回信的儿子，何以对“父亲”如此念念不忘？我们当然绝对无法相信，东北的女性都像双雪涛（其实也包括班宇和郑执）笔下的人物那样不负责任，会因社会变迁、家庭变故而动辄一走了之——这势必会引得女性主义者群起而攻之。习惯从双雪涛等人小说中读出“东北”乡愁的论者则或许会说，那只是因为“父亲”最典型地代表了共和国工人阶级的形象，而非母亲。但是这样的论调恐怕同样难为女性主义者所容，而且那显然是严重低估甚至侮蔑了共和国建立以来男女平权的巨大成就，还会招致大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的猛烈攻击。当然，这当中很可能包含了作家个人经历的因素：双雪涛和郑执都过早地失去了父亲，并都曾表示，父亲的去世对自己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22]。（死亡，这是能够迸发出多么强烈的表达诉求和抒情意愿的可怕黑洞！更何况是父亲的离世。）但是这不能解释，为什么在班宇的小说里，“父亲”同样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母亲则同样会跑到南方，还“坚持穿着貂”打麻将[23]。或许这其中的原因既未必那么具有普泛意义，也不那么偶然，而与三位作者的性别和写作时的年龄有关。儿子与父亲的关系总是极为微妙，或许曾经有过弗洛伊德称之为“弑父”的叛逆时期，但最终每个儿子总是多多少少会长成父亲的样子。性别因素让他们难免接受同样的社会规训，形成相似的情感方式，从而让儿子逐渐对父亲有所理解与认同，尤其在儿子们自己也已为人父的时候——双雪涛、班宇和郑执都出生在1980年代，此时此刻的他们正逐渐感受到家庭的负荷与生活的压力。其实不仅仅是儿子，女性在步入社会之后似乎也难免对父亲多些同情。那可能并不仅仅因为子女在此时本就趋于成熟，还因为客观而言，在长久的文化传统中，父亲的形象的确更偏于社会性，因此当一个人开始感受到世事艰辛的时候，便比较容易将心比心，理解“父亲”。更何况与此同时，那个好像永远能够为子女遮风挡雨的男人，通常也已经开始迈入衰弱的老年。朱自清的《背影》其实早已告诉我们，恰恰是那个严厉苛责而身形高大的“父亲”形象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中坍塌的时刻，才是父子情深的时刻。父亲近乎唠叨的叮嘱关怀和一封封家书，都不如那个肥胖笨拙的背影，更能够让儿子长久怀念，成为冲决情感的闸口。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双雪涛等人所塑造的“父亲”形象中，最为动人的正是那些社会意义上的失败者。

　　因此之所以“父亲”会在双雪涛等人的小说中起到那么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视为结构、组织、推进叙事的基础元件，实是因为其强大的抒情能力。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班宇的《盘锦豹子》。在东北方言里，一个人被称为“豹子”往往意味着他脾气火爆或者说血气方刚，在所谓“社会青年”里也属于心狠手辣、敢打能冲的一类。小说中“盘锦豹子”当然指的是主人公孙旭庭，但是读者恐怕很难将此人物和这一方言词汇联系起来。在家庭生活中，孙旭庭不仅谈不上脾气火爆，甚至可以说是唯唯诺诺、委曲求全，甚至在小姑离家而去，连“我”的奶奶和父亲都深感不安的时候，他也毫无暴怒的意思；而在公共生活中，他是一个肯吃苦、爱钻研，却任由世道摆布的老实工人。这样一个人物，当从盘锦老家来的朋友在他的婚礼和他父亲的丧礼上喊出他的绰号时，简直让人以为是耳朵出了问题，或者，是作者有意在制造一种反讽效果。但小说结尾，他手持菜刀冲出家门，终于让我们明白原来作者和那些盘锦的朋友们都诚不我欺，孙旭庭果真曾是“豹子”样的人物。这近乎欧·亨利式的结尾，让整篇小说抖然立了起来，显然是因为一种强劲的抒情力量。孙旭庭那咆哮疯狂、情绪迸发的时刻，一下子将他此前的萎靡神态统统照亮，让我们明白他绝非窝囊之人，长久以来的种种表现，不过是因为他太过在乎他的家庭。如果不是最终的翻转将小说中埋藏的情感压抑全部激活，那么孙旭庭将像任何一个父亲一样正常但缺乏光彩地生活着，直到死去。他的爱那么内敛，以至于无人了解。因此直到那时，他的儿子才看到了一个完整的父亲，彻底地理解了他，并与之紧紧拥抱在一起。班宇于此极为精准地写出了东方式的父爱，那是一种持久隐忍又相当惊人的感情。

　　以“父亲”作为抒情元件，令双雪涛等人的小说呈现出一种内敛而刚硬的气质。他们的作品既不像那种纯然基于社会分析的小说一样过于理论化，缺乏抒情意味，又不会过于情感泛滥，而有一种与东方式父爱相类似的格调：看似散漫，实则深情，举重若轻。这一美学特质或许也是这三人的作品会获得读者和批评界好评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抒情并不仅仅发生在小说结构的关节处——事实上，那种过分戏剧化的处理方式，反而不合于此种抒情的气质——与“父亲”有关的情感往往静水深流，需要从字里行间细细寻索，就像《盘锦豹子》里孙旭庭弥漫于整篇小说的父爱，很容易在粗疏的阅读中被忽略过去。又譬如那部看似是为一群弃儿立传的《翅鬼》里，“父亲”也并非只是以缺席的方式发挥作用：寒的父亲不是就不顾朝廷禁令，偷偷传他功夫吗？在寒下井之前，那寥寥八个字“不求争锋，只求保命”的教诲里，又隐藏着怎样无奈而负疚的感情？令人尤感温暖的，是寒显然体会到了父亲的深情并有所呼应，在临死之际，他还要特别声明：“记住我的父亲姓林，我本该叫林寒。”父子之间这种内敛到甚至有些病态的情感方式，为这部过分依靠想象力和情节冲突的类型小说增添了重量，其价值远远超过作者有意构造的那段矫情的恋爱，甚至某种程度改写了贯穿于整部小说的兄弟情谊——林寒的诀别遗言告诉我们，命名是如此重要，因为那是父亲的权力，因此赋予“我”名字，引领“我”解放的萧朗，真的只是朋友而已吗？[24]这一疑问或许足以和《翅鬼》的写作动机、发表地点联系起来，触及作者创作时的隐秘意图，令这部看似简单的小说绽放出更深的意味。

　　不过关于“父亲”，双雪涛最值得一谈的作品应该还是《大师》。双雪涛曾坦率地表示，这篇小说正写于自己对创作极为纠结犹疑的关键时刻，并且与已经故去的父亲有着直接关系，那其中凝聚了他对于父亲的无限怀念。[25]但是如果单从人物塑造得正面不正面、高大不高大着眼，恐怕根本看不出双雪涛对小说里这位父亲的感情有多么积极：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而且他的失败恐怕和上世纪九十年代东北社会结构的变化没什么关系——在国企改制之前，他不是就已经被发配到没人愿意去的仓库当管理员了吗？而在遭到妻子抛弃又被迫下岗之后，他更是迅速堕落成一个嗜酒的废人，过了一年，甚至连棋也不下了。但尽管如此，整篇小说依然是围绕“父亲”在展开叙事，在一些细节处，也依然从“父亲”或父子关系中迸发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譬如小说开篇处，那次言短意长的对饮；譬如父亲近于精神失常时，还是“固执地穿着”儿子的校服，“好像第一次穿上那样”；譬如小说结尾处，在连输三局之后，颓废已久的父亲终究还是儿子最后的依靠。不过与众不同的是，这一次，小说不是依靠抒情性的力量来支撑和推动叙事，而是采用了父子关系的另外一种形态：教诲。尽管那次父子对饮简直就像是一场生命的接力传递，一场酒喝完，父亲越来越需要被照顾，而儿子则日益独立，甚至就连父亲在棋摊上的名声，也逐渐被儿子领走；但是小说中处处回荡着的，仍是父亲对儿子教诲的声音。父亲说，“无论什么时候，用过的东西不能扔在那，尿完尿要把裤门拉上，下完棋的棋盘要给人家收拾好，人这东西，不用什么文化，就这么点道理”；父亲说，“有时候赢是很简单的事，外面人多又杂，知人知面不知心，想下一辈子，一辈子有人和你下，有时候就不那么简单”；父亲说，下棋是下棋，不能挂东西；父亲说，“在学校不要下棋，能分得开吗”；父亲说，“叫一声吧”，叫这和尚一声“爸”吧……如果说，成为废人也可以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死亡，那么显然，即便“父亲”已然故去，也将持续深度地参与“儿子”的生命：以上父亲的所有教诲，都一字不落地铭刻在“我”的性格与行为当中，这让这篇小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儿子的成长小说。甚至，“父亲”的教诲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小说文本的边界。在谈及《大师》时双雪涛表示，这篇小说之所以重要，乃因为这根本就是身处人生艰难时刻的他，以小说的方式向父亲发出的呼救：

　　写《大师》的时候，我正处在人生最捉襟见肘的阶段，但是还是想选择一直写下去。有一种自我催眠的烈士情怀。当然也希望能写出来，成为一个被承认的写作者，但是更多的时候，觉得希望渺茫，也许就无声无息地这么下去，然后泯灭。那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可能就变成了一种献祭。我就写了一个十字架，赌博，一种无望的坚定。因为我的父亲一辈子下棋，当然故事完全不是他的故事，但是他为了下棋付出之多，收获之少，令我触目惊心。比如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处在不那么富裕的人群；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只是在路边的棋摊那里，存有威名。但是一到他的场域，他就变成强者，享受精神上的满足。当时他已去世，我无限地怀念他，希望和他聊聊，希望他能告诉我，是不是值得。当时已无法做到，只能写个东西，装作他在和我交谈。[26]

　　如果说，小说真的可以是作者借以认识世界的工具，那么至少在《大师》当中，“父亲”构成了最为重要的认知元件。事实上，如果我们愿意承认，无论是否包含着性别权力的不对等，客观而言，或至少在双雪涛等人的情感结构中，父亲较之母亲更偏于社会性，那么基于这一认识在小说中想象出来的“父亲”，其抒情的功能就不可避免地要与认知功能纠缠在一起，“父亲”的动人时刻，也就往往是“儿子”开始认识这个世界的契机。在双雪涛《无赖》中，当父亲被迫搬迁，对儿子说“但凡爸有一口气，就不让你受委屈”时，是何等抒情，又让儿子何等清晰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冷硬？在《盘锦豹子》里，孙旭东不也是在孙旭庭遭到妻子离弃之后才痛改前非的吗？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这些在我看来是书写“父亲”的小说，同样也可以作为分析东北社会变迁的好样本。也正是因为“父亲”的叙事功能、抒情功能和认知功能如此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我将之视为双雪涛等人小说中一种基础性的文学装置。

　　三、“父亲”这一装置颠倒了什么

　　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使用“装置”一词的时候，讨论的其实并非审美问题，而是认知问题。他认为在他称之为“装置”的“风景”中，隐藏着某种颠倒或遮蔽的机制：日本现代文学中的风景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但实际上人们只不过是遗忘了它的起源。事实上，那种风景是在西方的透视法/现代性引入日本之后，被悄然替换而出现的，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的不是风景，而是被透视法生产出来的想象风景的“内面之人”。然而，尽管只有以西方的透视法才能得到日本现代文学意义上的风景，但一改传统观念采用透视法的那个观察者，却往往躲在视点背后，不被发现。在讨论这一替换的时候，柄谷行人相当巧合地也举了与“父亲”有关的例子，来说明何以在当时唯有夏目漱石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漱石幼年时代当过养子，直到一定的年龄他一直把养父养母视为亲生父母。他是被‘取代’了的。对他来说，父子关系绝非自然的，而只能是可以‘取代’的。”[27]本文使用“文学装置”一词来指称双雪涛等人小说中的“父亲”，倒实在并不打算那样残忍地否定“父亲”之不言自明性，但的确围绕有关“父亲”的书写与理解，同样存在着一定的颠倒与遮蔽。

　　那么在双雪涛等人的小说中，“父亲”这一装置颠倒了什么呢？以柄谷行人的论述作为参照，则“父亲”亦可视为一种外部风景，乃是从“儿子”这一内面透视而得的产物。柄谷行人所用的“透视者”这一隐喻，如果对应于具体的小说文本，则大概可以类比为小说的叙述者。的确，当我们下意识地沿着叙述者的讲述，将所有关注都聚焦在“父亲”身上时，其实已经掉进了叙述者悄然设下的陷阱，从而往往忽略父子关系的另外一方，那就是“儿子”。从前引双雪涛访谈中的那段回答不难看出，书写“父亲”的动机其实并不在于表达父亲，而出自解决儿子问题的必要。就此而言，双雪涛早期的三部作品，可以说提供了他后来所有小说有关“父亲”的母题：寻找、理解、成长。而“父亲”作为失败者的形象，与“儿子”的处境恐怕也不无关系。双雪涛的《间距》《北方化为乌有》和班宇的《枪墓》多少提示我们是怎样的“儿子”在怀念他们的“父亲”。假如从小说中拿掉与“父亲”有关的元素，则这些小说基本可以归入典型的“失败青年”故事。如果说曾经的国企改制让“父亲”陡然间从主人翁的身份跌落，一蹶不振，则“儿子”们甚至从来不能理解什么是“铁饭碗”，只能无止境地在资本搭建的繁华都市里漂泊。回忆“父亲”当然也不会改变这些青年们并不如意的命运，只是为这样的命运增添了历史感，那反而更令人感到一种宿命般的沮丧。“父亲”在此不仅仅是“儿子”建立理解与认同的支点，还是“儿子”借以抒情或者说宣泄的出口，是“儿子”在属于他们自己的浮华与苦难中想要紧紧抓住的最后依靠。郑执的《我只在乎你》将这样一种意图结构呈现得尤为明显，他直接采用了双线叙事，让“父亲”与“儿子”的青春相互交叠，彼此印证：同样桀骜不驯意气风发，又同样遭到世界的痛击。不同的时代为这些男人提供的压抑或有不同，但是压抑本身却并无二致，正是在同样遭受压抑的境遇中，“儿子”理解了“父亲”。因此，过分凝视双雪涛等人小说中涉及的那一“东北”历史的创伤时刻反而会造成盲点，他们三人写的并非历史故事，而是当下记忆。

　　沿着叙述者的视线去理解双雪涛等人小说中的“父亲”，还会造成另外一重遮蔽，那就是，双雪涛、班宇和郑执写的是“父亲”，而不仅仅是“失败的父亲”。因为叙述者“我”的父亲往往是那个失败的角色，很容易让人错误地以为，那些在社会结构变动中被甩出体制的人们，才是三位作者叙述的目的。但其实他们也写过不少享受改革开放红利而先富起来的“父亲”，甚至在一些作品中，这样的“父亲”还是小说关键性的组成部分，比如《冷枪》，比如《平原上的摩西》，比如《跷跷板》。这些成功者的子女似乎总是对他们的“父亲”不以为然、抵触、叛逆，拒绝“父亲”为他们安排好的人生，这又很容易让人错误地以为其中多少透露了作者本人对既得利益者的态度。但是那些失败者的“儿子”们，又何曾体贴呢？班宇《肃杀》中的肖树斌为了儿子几乎倾尽所有，最终只能选择毫无道义地消失，他的儿子会比《平原上的摩西》中那个“富二代”庄树更令人感到欣慰吗？“父亲”与“儿子”之和解，取决于后者的成长，而非前者的社会地位。对于“父亲”的抗拒，大概没有比《我只在乎你》当中的冯子肖更加激烈的了——尽管法网恢恢，冯劲的走私王国破产乃迟早之事，但冯子肖的任性毕竟直接加速了这一过程——可是最终，他仍然选择了回到父亲身边。其实抛去少年热血的偏执，以罔顾公义的理性从父子关系与社会结构的角度分析，不难理解为什么冯劲会选择让儿子的好友苏凉去进行那场危险的交易，而瞒过冯子肖：任何父亲都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平安生活、不犯险境，无论他自己是不是双手沾满他人血汗的冒险者。《冷枪》中父亲对棍儿的劝说，《平原上的摩西》中庄德增要求庄树不做刑警的谈判，因此也就都不难理解。从中也不难看出，即便是那些成功者也同样怀有深深的不安全感，某种意义而言，他们或许也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成功”。对此表现得最为复杂深入的，当属双雪涛的《跷跷板》。那位成功的“父亲”最终只愿意相信身为普通工人的“我”，意味着曾经同为工人阶级一分子的他，对于过往时代保持着怎样美好的记忆和执着的信赖；因而在他对我诉说的那些真假难辨的呓语里，一定埋藏了那一时代终结时刻极为复杂的负罪情绪。然而尽管负罪，却必须杀伐决断，其中的原因直接指向“父亲”对家庭的责任和对子女的庇护：在一个不进则退的时代，一位“父亲”不择手段地想要让自己的家人过上幸福生活，似乎也并非不可理解之事。甚至可以说，恰在这当中，埋藏着至为残酷而深沉的父爱。在剧本《哥本哈根》中，纳粹德国的物理学家海森堡悲愤地抗议：“人们更容易错误地认为刚巧处在非正义一方的国家的百姓们会不那么热爱他们的国家。”[28]同样，人们也往往愿意相信，一个在公共生活中缺乏道德感的父亲会不那么热爱自己的子女，或者他们的子女理应不那么尊敬自己的父亲，但这样的想法显然都是荒谬的错误。因此对于《跷跷板》那个令人迷惑的结尾，我们或许可以有一个略带布尔乔亚意味的解释：那是作者双雪涛以小说中近乎“儿子”的视角对“父亲”给予理解地书写之后，实在不忍心将“父亲”的罪恶推到极致，因此只能让那桩发生在共同体破碎时刻的凶杀案徘徊在幻觉与现实之间。

　　不过，仅仅将我们对成功者“父亲”的忽略归因于叙述者，其实有欠公正。文学可谓弱者的事业，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难免有意无意对身处弱势的人物倾注更多关心。更何况，社会当中的成功者总是少数，因而阅读双雪涛等人小说的我们，即便不至于是失败者，大概率也不会是成功者，以人性而论，便更愿意在心理的天平上偏向失败的一方。黄平在讨论双雪涛等人创作的时候，就不惜现身说法：“不管是双雪涛还是班宇，他们小说里都写了一个情节就是9000元的学费，我们都知道上世纪90年代9000元学费意味着什么。这个事情在东北是真实的，我也交过类似的学费，压力也非常大。对于他们的小说，我这个读者的感受是真实的。”[29]——很显然，黄平绝非是以一个既得利益者子女的身份来讨论他所谓“新东北作家群”的。事实上，尽管他与刘岩共享着近似的话语资源，但在具体的论述形态上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作为沈阳人，刘岩未必不对双雪涛等人的故乡书写心有戚戚，但他高度自律地坚持在一个严密自足的理论框架内讨论问题，将个人情感尽量摒斥在外；而黄平则不惮溢出学理范畴，令个人感情始终萦绕着整个逻辑过程，从而实现了一种有情的文学批评。就此而言，黄平对双雪涛等人的发言本身亦足可以视为一种有感而发的创作。

　　而如果将黄平的论述同样视为一种创作，便不难发现，他对于双雪涛等人小说中“父亲”的理解不乏可观之处。在讨论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时，黄平坦然承认：“笔者第一次阅读这篇小说时，最为感动的就是小说隐含的‘父’与‘子’的和解。”只不过接下来，黄平对“父亲”作了颇具隐喻意味的描述，将当代小说中的“弑父”看作是告别集体主义时代的审美表征，从而令双雪涛等人小说中的“父亲”与“下岗职工”的身份更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似乎这三位年轻作者写作“父亲”的最重要价值不在“父亲”本身，而在于理解历史：“下岗职工进入暮年的今天，他们的后代理解并拥抱父亲，开始讲述父亲一代的故事。”[30]在《“新东北作家群”论纲》第二节，黄平同样极为准确地引述了《大师》与《盘锦豹子》中父子情深的时刻，令人几乎能够在相关论述中读出属于他个人的抒情。但他终究只是将这一讨论作为引言，导向更具学理化的分析：“他们的小说，在重新理解父辈这批失败者的同时，隐含着对于单向度的新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批判。”[31]诚然，在当前学术生态当中，无论“东北”还是“下岗职工”，似乎都远比“父亲”更具学理价值，也更容易获得学理支撑。但是黄平的论述路径仍让人不仅对他，甚至对包括刘岩在内的所有论者都产生疑问：究竟他们是在历史的总体性框架下注意到了“父亲”，还是因为“父亲”而发现了历史？在对于双雪涛等人小说的理解层面，是否还存在着另一重颠倒？一种或许更近于柄谷行人本意的颠倒。

　　四、走出“东北”的可能性

　　当然，无论上述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显然双雪涛、班宇和郑执所书写的“父亲”都很难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在东北的社会结构变动完全脱开关系——尽管并非所有小说都一定如此，比如那篇《跛子》。应该承认，在谈论他们笔下的“父亲”时，要绕开“东北”并非易事。因此，笔者无意质疑黄平、刘岩等人研究的有效性；事实上，他们的论述相当精彩，极富洞见和启发性。一定程度上，本文另立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他们的话语过于强大——如果这样一种论述路径成为理解双雪涛等人小说的唯一方式，会不会反而限定了他们创作的价值？和笔者一样并不生长于东北的读者，以及对黄平所谓“共同体破碎”时刻并无记忆的读者，不也同样能够因他们的小说而生发感触吗？

　　之所以选择“父亲”作为理解双雪涛、班宇和郑执的一种角度，正因为作为非东北籍的读者，这三位作家的小说给笔者的直接感动的确并不来自国营企业改制和工人下岗，而来自“父亲”和父子关系。文学研究作为一门科学，固然应该充分学科化和理论化，但研究对象所给予的感性体验，也理应得到足够重视。那或许恰恰意味着对文本多义性的尊重，并可以借此打开更为广阔的论域——文学研究不正是在文学作品的推动与刺激下，才得以不断深入开掘的吗？因此，围绕“父亲”的话语资源相对匮乏，或者说略显过时，可能反而是相关研究的契机。正是文本中那幽暗不明的地带，在召唤着研究者向更深远的所在迈进。就此而言，关注双雪涛等人小说中的“父亲”，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父亲”本身，更为重要的是跟随“父亲”走出“东北”，去触及有可能被单一话语遮蔽的其它可能：比如性别，比如认同，比如小说技艺，比如更长时间段的集体心理结构——即便是讨论“历史”，也未必一定只能从“东北”切入。当然，较之这样的愿景，本文的论述还过于粗疏，有诸多话题未来得及充分展开，只希望能够为理解双雪涛、班宇和郑执打开一条小小的岔路，期待着会通向令人惊喜的未知世界。

　　【注释】

　　[1][2]鲁太光、双雪涛、刘岩：《纪实与虚构：文学中的“东北”》，《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2期。

　　[3]参见拙文《何谓“东北”？何种“文艺”？何以“复兴”？——双雪涛、班宇和郑执与当前审美趣味的复杂结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

　　[4]朱蓉婷：《班宇：我更愿意对小说本质进行一些探寻》，《南方都市报》2019年5月26日。

　　[5]鲁太光、双雪涛、刘岩：《纪实与虚构：文学中的“东北”》，《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2期。事实上，双雪涛不止一次谈及父亲对自己写作的影响，可参见双雪涛：《我的师承》，《文艺争鸣》2015年第8期；双雪涛、走走：《“写小说的人，不能放过那道稍瞬即逝的光芒”》，《野草》2015年第3期。

　　[6]参见郑执：《面与乐园》，“一席”微信公众号2019年1月19日。

　　[7]就在本文写成交稿的同时，班宇第二本小说集《逍遥游》出版上市。本文来不及将其纳入讨论范畴，是一大遗憾，或容日后弥补。

　　[8]石磊：《后先锋、地域文化与口语化写作——班宇近年小说初探》，《延河》2020年第1期。

　　[9]张思远：《双雪涛小说中的父与子》，《文化学刊》2019年第2期。

　　[10]参见黄平：《“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3期；刘岩：《双雪涛的小说与当代中国老工业区的悬疑叙事——以<平原上的摩西>为中心》，《文艺研究》2018年第12期；周荣：《班宇的“分身术”》，《青年作家》2019年第1期；李雪：《城市的乡愁——谈双雪涛的沈阳故事兼及一种城市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6期；杨立青：《双雪涛小说中的“东北”及其他》，《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1期。

　　[11]参见方岩：《诱饵与怪兽——双雪涛小说中的历史表情》，《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2期。

　　[12]吴玲：《青春的艰难与成长——双雪涛小说的成长叙事分析》，《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13]杨雪晴：《东北平原上的小人物书写——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鸭绿江（下半月）》2019年第8期。

　　[14]参见拙文《何谓“东北”？何种“文艺”？何以“复兴”？——双雪涛、班宇和郑执与当前审美趣味的复杂结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

　　[15]刘岩：《世纪之交的东北经验、反自动化书写与一座小说城的崛起——双雪涛、班宇、郑执沈阳叙事综论》，《文艺争鸣》2019年第11期。

　　[16][18][21][25][26]双雪涛、走走：《“写小说的人，不能放过那道稍瞬即逝的光芒”》，《野草》2015年第3期。

　　[17]徐勇：《成长写作与“小说家”的诞生——双雪涛<聋哑时代>阅读札记》，《鸭绿江（上半月刊）》2015年第5期。

　　[19]参见双雪涛：《我的师承》，《文艺争鸣》2015年第8期。

　　[20]黄平：《“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3期。

　　[22]参见双雪涛、走走：《“写小说的人，不能放过那道稍瞬即逝的光芒”》，《野草》2015年第3期；郑执《面与乐园》，“一席”微信公众号2019年1月19日。

　　[23]参见班宇：《盘锦豹子》，《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

　　[24]命名对于《翅鬼》这部小说的重要性，可以从双雪涛的自述中看出。在小说的前言中，双雪涛表示，在开始创作之前，他脑海中已经有了关于小说的不少元素，但迟迟无法动笔，“直到出现了一个词语叫做‘名字’，于是就有了小说的第一句话，‘我的名字叫默，这个名字是从萧朗那买的’。到现在为止，这句话还是我写过的最得意的开头”。双雪涛：《翅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27][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页。

　　[28][英]迈克·弗雷恩：《哥本哈根》，胡开奇译，《剧本》2004年第10期。

　　[29]张定浩、黄平：《“向内”的写作与“向外”的写作》，《文艺报》2019年12月18日。

　　[30]黄平：《“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3期。

　　[31]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