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全国首届“网络文学理论评论骨干培训班”以开放的姿态聚合了来自高校、作协、文学网站等诸多领域的批评人才。它的召开标志着传统文学体制对新兴网络文学生态系统的正式介入，也提出了现代意志能否以及如何向后现代社会延伸的时代难题。在这个难题的逼迫下，与会者形成了一系列分歧与共识。

　　关键词：网络文学；网络文学批评；中国作家协会

　　2019年8月17日至21日，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办的首届“网络文学理论评论骨干培训班”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举办。作为培训的首个环节，由数十名学者发言构成的“网络时代的文学评论论坛”，于18日出现在与会的各路网络文学评论家面前。这些“评论家”有的仍在从事网络文学创作，有的是来自各大文学网站的编辑和策划人员，还有一部分则专注于“野生评”的写作。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这些身份以外，还有着狱警、法官等种种让人意想不到的行业背景。像这样各路文学大军齐聚一堂的盛况，在当代文学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建国初的文坛，另一次是改革初期的文艺界。在这两个时期，“文艺界”未被专业体制规范，各领域没有清晰的边界，并因此充满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本次网络文学理论批评培训和论坛有着不容小视的文学史意义——它标志着传统文学体制对草根性的新兴网络文学生态系统的正式介入，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也是现代意志与后现代文化的一次“磋商”。这个复杂的文化难题，在与会者间催生了很多分歧与共识。

　　一、“网络文学批评”的发生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何弘，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在大会致辞中说明了推动网络文学批评建设的政策背景。何弘指出，“习近平在各种文艺会议上对网络文学做过很多论述。网络文学从作品数量向作品质量转化，出精品力作，是摆在评论界前的一个课题”。彭学明进一步介绍，中国作协一直在中宣部的领导下开展学习习近平思想的培训工作，“在2018-2019年重点培训网络作家、自由撰稿人、基层作家协会负责人”等文学力量，“培训的目的一是政治站位，二是业务能力的提升。”

　　在正式发言中，彭学明高度肯定了网络文学的艺术贡献，认为它在三个层面弥补了传统纸质文学的不足：第一，在“语言、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艺术品质”等方面，较纸质文学更善于继承传统美学因子。第二，拓展了艺术创造空间，所描写的空间像网络一样无所不达。第三，满足了各个群体的艺术审美需求，扩大了文学的去路，“让文学走出了传统文学自我迷恋的圈子化、个人化、沙龙化，甚至沙漠化。”他也表达了对于网络文学粗制滥造的不满，希望网络文学“在质问鬼怪的时候，也写写人间现实。”

　　彭学明的发言重在团结和鼓劲，对于网络文学批评的难题性未做展开，但这种难题性在论坛主题的拟定中便有所显现。白烨在主持中提到，“网络时代的文学评论论坛”的会议主题没有聚焦“网络文学批评”，而据会议承办方的解释，拟定这一主题是为了方便那些没有对网络文学做过专门研究的学者有话说。传统文学批评与网络文学之间的隔膜，由此可见一斑。

　　大会将这种隔膜转化为对网络文学批评的使命、现状、标准和地位等基本问题的讨论。譬如何弘就刚刚结束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的情况谈到：本届茅奖评选共有八十部网络文学作品参评，是历届茅奖参选数量最多的一次，但仍无一获奖。对此应从两个方向理解：一方面是网络文学的文本质量有待提高。何弘强调，“付费的模式是保证文本获得收益的主要途径，导致文本非常长，重复性很高。新时代的网络文学要走出这个文本模式。”另一方面是“网络文学理论界和评论界需要去认识传播方式的变化给审美带来的影响。”他从媒介变革和文学社会学的视角论证了发展文学审美标准的必要性：“过去出版物获得不易，让我们产生珍惜的态度——文本是用来把玩的，用一句话表达尽量丰富的内容是好的，发现微言大义和不断解释的空间是好的。由于传播方式的变化，拿着手机阅读的时候，上下班坐公交阅读的时候，跟拿着线装书阅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种阅读方式的变化，需要评论界做出很好的阐释。”何弘非常重视媒介革命的力量，他笃定地说：“我相信传播方式的变化一定会带来文本的变化，网络文学一定会成为时代的主流文学样式。”在谈及网络文学评价标准的时候，他一方面表达了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坚守态度，另一方面承认了“营造第二世界”，“以超现实吸引读者，是网络文学的主要手段。”因此，他最后给网络文学批评提出的课题是：“如何保持网络文学文本的特征，同时很好地反映我们的生活，对现实中的问题和难题给予回答？”

　　很显然，目前的网络文学批评尚不足以支撑这一课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就此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客观认识和估量网络文学评论的现状”，即“无论从队伍构成，还是话语体系的构建，都处于初级阶段”，所起到的还只是桥梁性的沟通作用——“跟网络文学说要学习传统文学，跟传统文学说不要小看网络文学。”对于许多新生现象，如泛科幻写作，跟踪调研还不够。第二，“现在特别需要大力发现培养网络文学评论人才”。考虑到“从传统文学出来的人，文化基因上比较传统”，“从网络文学作者和编辑里面出现评论”就成为了“需要”。因此，白烨特别重视网络上自发涌现的评论群体，强调了他们既属于超级粉丝，又擅长与作者和读者互动的特征。第三，“在重要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尽快形成共识，形成体系，这样网络文学研究才能可能”，例如“什么是典型的网络文学，网络文学的特征如何，什么是网络文学评论”，等等。

　　文学生产一线工作者的经验和困惑，从不同角度呼应了上述发言。海峡文艺出版社社长林滨如此肯定了网络文学批评的必要性：“2019年网络文学已增加790万部作品，但出版上增加了1000多部，这就涉及到选择什么，呈现什么，传播什么”。他迫切希望看到一种贴近文本的“浅出的讨论”，以便使“读者由此得到连接”，使“参与和感受成为可能”，使出版业“在遵循经典与服从生产机制之间”找到恰当的站位。但《钟山》副主编何同彬感到这些问题不易得到便捷的解决。他认为网络文学体量太大，更新太快，对低端受众的长期依赖太明显，隐含其中的非文学的话语力量太多，譬如对点击率和流量的依赖太大。因此，他感到难以从事网络文学批评。来自河北省保定市作家协会的桫椤，进一步对网络文学批评的可行性表示怀疑：“假如网络文学需要批评，对作品的描述和评价就是基本职责”，但“这个职责不好落实”，原因不仅是“专业的网络文学意见无法抵达作者”，更在于“没有一个统一的话语体系谈论网络小说，读者作者和批评者仍处于隔绝状态。”

　　桫椤描述的困境并未外在于“尽快达成共识”的倡导，但充分呈现出了“达成共识”的难度。这种难度在有关网络文学评价标准的分歧中得到了进一步展现。对于现实主义的创作主张，北京大学网络文学论坛主持人邵燕君希望开放现实主义的边界，而非调整创作本身：现实主义文学本身经历过多重发展阶段，如经典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宽广的现实主义，今天的问题是“怎么在这个向度上给网络文学一个更宽广的空间”。因此，她建议增设“写实向”的概念，将一些相对有写实品格的网络文学纳入现实主义的评价体系。山东大学副教授周兴顺更加坦率地说道：网文是幻想性的文学，要在网络空间追求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心理满足。所谓爽文和快感，代表着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着眼点的逃避。因此，他“并不认为两个空间的分立不好”，并感到“网络文学得茅奖是很奇怪的，因为它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应该有自己的专属奖项。”

　　很显然，无论是调整评价标准的建议，还是分立奖项的设想，实际上都将网络文学看做是区别于主流文学和精英文学的文化形态，将文学空间的分化和文化整一性的破碎默认为开展网络文学批评的基本前提。不过，构建网络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导向，又明显包含着文化统合的现代性意志。于是，如何在文化分化的前提下形成共识，便成为了一个悖论性的问题：如果将文化分化视为当前最大的文化困境，那么作为这种困境之表征的网络文学，如何可能“对现实中的问题和难题给予回答”呢？进一步说，用现代性的价值、方法和目标，真的能够有效规范和整编后现代的文化形态吗？对于本次大会而言，这个问题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难题。它没有得到正面的讨论，却迫使整个讨论环绕它而展开。

　　二、学院派的态度

　　与会学者普遍回避了网络文学评价标准的问题，转而探讨解释框架的搭建。这种态度不仅以文化分化的大判断为前提，而且被解释为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譬如周兴顺说道：“我们需要融入对象和现场，但必须保持批判的立场。我们无需对具体的写手和粉丝负责，而应该对文学现象和时代负责，用彼此都听得懂的方式进行有效的交流和言说。”因此，他一方面提倡“坚守专业性的研究”，另一方面针对文学生产方式的转型倡导理论批评的“范式转型”。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的发言从另一个方向与之呼应，他认为研究者无法写“野生评”，因为“研究者关心的不是瓶子里面的水，而是装水的容器，关心范式。”但这不代表传统文学批评范式对网络文学完全无效，有效的批评体现在系统与系统之间，例如《光明日报》的评论（《光明日报》副主编饶翔在发言中明确强调了政治标准的在场：“网络文学作为当前文化活跃的组成部分，不能自外于政治要求。”）这种观点承认了系统的分立，并希望在知识的层面作出解释，而不是以批评的方式直接参与系统之间的互动。

　　从上述文化态度出发，黄平用研究色彩较浓的“网络文学评论”一词替换了偏重介入性的“网络文学批评”，并界定了评论的资源、问题和目标：首先，考虑到传统学科内部问题重重，且具有高度人为建构性，网络文学评论应该“抛开学科回应时代精神议题”。其二，网络文学评论应当“从网络文学出发，反思技术现代性。”其三，应当在“创新文学评论的同时，创新网络文学评论”，即“创造一种可以解释网络的文学评论，可以解释网络社会、网络存在，以及今天我们精神处境的文学评论。”

　　这三重界定可以用来概括相当一部分与会学者的发言。譬如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黎杨全认为，“研究网络文学的重点应落脚于网络对人的意识的影响。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无意识进行的。”因为以服务为主要功能的网络，已经深刻影响了当代人的生存方式，并作为一种先于创作的本体性存在，使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产生了质的区别。江苏省作家协会创研室韩松刚进一步谈道：“技术性是网络给文学带来的实验性，在语言层面无法实现与它的对话。”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单小曦拒绝将网络文学看做通俗文学的网络版，并指出这种观点取消了网络文学及批评的本体性。他认为生产方式的变化使网络文学产生了两个重要特征，即“复合性的赛博文本”和“交互性的生产方式”。文与艺在新媒介的作用下交融，形成了包括语言、图像、声音的复合型文本。就此而言，网络文学的概念应当修改为网络文艺，网络文艺批评则应当走专业化的道路，从媒介文本学、媒介心理学和媒介社会学三个方向展开。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张惠伦对媒介文本做了具体讨论。她提出了伴随文本的概念，认为多种伴随文本的存在，深刻地影响着网络文学的生产和解释：第一，副文本，如网络文学的封面、插图、文案；第二，行文本，即网站的文体分类，可标示出同一文类中的共同符码，如仙侠小说的仙、魔、人；第三，后文本，即影视剧、动漫、MV等改编文本；第四，链文本，即网站页面右上方的链接，可将读者带离网络小说页面。

　　在媒介研究的视野之外，还出现了许多新颖的研究视角。如鲁迅文学院的王祥将网络文学视为21世纪的新神话，基本特征是全人类视野、与科学思维结合，及跨区域性。云南大学教授宋家宏呼应了王祥的观点，认为“网络文学是口传文学在现代社会的民间文学，是口头文学的2.0版。”其创作的自由性、作品体量的极大或极小，都承袭了口头文学的特点；而且，网络文学与口头文学一样遭遇了书面文学排斥。基于此，他认为目前围绕口头文学和民间文学已经形成的较为完备的研究体系，如故事学，民歌学，史诗学，完全可能用作网络文学研究的资源。这些新颖的提法暗示了跨学科研究网络文学的巨大空间。

　　不过，传统学科并未在网络文学研究中完全丧失活力。本届培训的承办方，中国作协山东大学网络文学研究基地的负责人黄发有强调，网络文学研究在坚持“媒介融合的视野”外，还应当“注意与当代文学整体格局的关系”，并积极从事网文史料整理工作。他提到文学研究界存在一条“鄙视链”，而网络文学正处于这条“鄙视链”的末端。通过比照鸳蝴派遭遇的批评、鸳蝴派作家的自我评价，以及部分晚晴学者对印刷媒介的排斥态度，他判断网络文学还没有获得应有的肯定，网络文学批评大有可为。

　　邵燕君进一步指出，网络文学批评具有“文学理论探讨的权力和写文学史的权力”。她赞成“把网络文学放在网络媒介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新媒介的视野中讨论，把网络文学放在历史的各种文学类型以及未来文学的可能的意义上重新定位它的价值”。因为在当前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中，网络文学研究仍然接近女性主义的第二性地位，需要“在多重话语之中进行交流，同时保留自己的‘性别’，自己的特点，自己的可能性，以及自己的话语权”。惟其如此，才不必“站在‘第二性’的位置上发言，而是站在‘去性别中心主义’的意义上重新建构人类的价值体系、文学体系、话语体系。”

　　通过对话应对话语的多重性，同时保持对普遍价值的追寻，邵燕君的这一态度暗示了整合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网络文学批评与网络文学研究的可能性。批评不再被理解为“瓶子里面的水”，即衍生于理论解释的具体知识实践，而是被视为检验知识解释力与创造价值普遍性的话语浮漂。这意味着文化整体性可经由这种批评不断生成。事实上，文化整体性同样是与会学者的共同期待；即使在声称“坚守专业性的研究”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否认网络文学批评的可能性。譬如王祥一方面反省传统文学体制下“没有和评奖结合的批评是无效的”，另一方面认为网络文学恰恰提供了一个机会，以“重新创造一种对创作和阅读都能有效的批评。”对于文化整体性的渴望，意味着将“瓶子”与“水”两分的隐喻，及“对文学现象和时代负责”与“对具体的写手和粉丝负责”的刻意区分，可能仅仅是一种症候，标志着批评方法的匮乏，以及学院派对于自身成为批评主体的怀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白烨提到的“野生评”与邵燕君关于传统批评者身份转变的思考，成为了本次研讨会的焦点。

　　三、新的批评主体与批评方法

　　根据与会者的共同梳理，所谓“野生评”又有“原生评论”、“网生评论”或“粉丝评论”等诸种提法，用以指涉网络中自发产生且与网文创作紧密互动的评论形式。史建国非常肯定地说：“野生批评是有力量的”，正如豆瓣评分对受众观影选择的影响力明显高于电影期刊发表的专业文章，伴随着网络文学成长的野生评也真正呼应了1950年代的民众文艺批评路线。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讲师刘小源坦言，她本人在进入高校从教以前曾经长期从事网络创作和评论。她特意区分了野生评与另外两种产生于网络的评论形式：一种是可购买的、趋于褒奖的“长评”或恶意贬损的“扒文”，而网友创造的野生评与之相比具有彻底的无功利性；另一种是网站为了宣传作品邀约的专业评论，此类评论往往发表于较为高端的报纸，但在网络上“点击率一般是1000-5000，和动辄几百万的野生评相比，影响力太小了。”她认为野生评的活力体现在与创作的紧密互动，常能干预作品的人物设计和整体框架，起到“指导网络上每一个作者创作”的巨大作用。反类型的同人小说也可以视为一种野生评，因为这种网文建立在“对原著作品非常深入的文本细读和评价”的基础上，创造了网络文学“自我批评和自我整改”的批评奇观。让刘小源感到忧虑的是，网站为了追逐经济利益推出的“打赏”式互动，让野生评变成了“逐渐失守的阵地”。

　　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汪雨萌有着类似的成长经历。她通过列举大量的生活实例，说明年青一代的成长已内在于网络文学与野生评的文化生态中，“身份都是多重的，并非常认同多重身份”。她还强调谈论野生评不能将“读者和作者，创作和评价分成两个方面”，因为“两个方面已经融合成为了一个交互场”，“界限都不是那么清楚。”更为重要的是，野生评的评价标准“不光局限在作品内部，也包括对作品市场的评价”，如榜单、点击、排行、推文，及“对作者的评价，是否抄袭，是否有梗。”大量实例表明，这些与“文学”无关或浅相关的因素，常会影响到读者对作品的评价。因此，她将野生评定义为“一个不断扩大的批评的场域。”

　　如果说史建国和刘小源呼唤的是一种不受干预的话语空间，那么汪雨萌的发言则清楚地呈现了网络文学的后现代性。这种差异生动地呼应了邵燕君关于网络文学从“传统网文”到“泛二次元网文”转型的判断。邵燕君认为，成型于2013-2014年，壮大于资本重组新小说网站的2015年的梗文和宅文，代表了网络文学的转型，并从根本上决定了批评形态的改变。她借用日本学者东浩纪的观点，将传统网文创造的第二世界看做一种复数的“拟宏大叙事”，即“在一个设定的世界之中建立自己的故事，且这个设定依然有世界观设计，有整体的故事框架，故事内部有逻辑，人物在故事之中。”就此而言，传统网文属于“文学从纸质时代迈向网络时代的过渡形态。”但泛二次元转向后的网络文学却是一种“真正开放性的作品：粉丝高度卷入，人物可以不在故事的逻辑内，角色可以在各个作品和不同的媒介之中自行行走。”于是，文本优劣于读者来说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终于有素材剪视频了”，或“大家能不能玩梗”。

　　从邵燕君的视角来看，史建国高度赞美的“大众文艺批评”与刘小源试图挽留的“逐渐失守的阵地”都基于特定的价值取向，并因此与隐含“拟宏大叙事”的传统网文相匹配，而汪雨萌描述的边界模糊、不断扩大，且不排斥市场因素和明星效应的批评生态，则对应着网络空间的社区化和流动性。这一转折对于“从作品数量向作品质量转化”的批评使命而言，无疑构成了巨大挑战。

　　邵燕君充分意识到了这种挑战，即“能否谈论经典成为了问题”，文学性不再是评价作品的首要标准，作品的代入感、陪伴价值、构造情感共同体的能力同样十分重要。但她并不认为批评不再可能，问题在于方法的更新。她将作家作品评论、文化研究等基于单个作品深入分析的研究方法称为“近读”，并倡导一种与之相应的、融合了传播学与社会学知识的、基于数据库的“远读”法。“近读”法与“远读”法是由美国数字人文学者提出，厦门大学助理教授杨玲引入，并在本次会议中得到邵燕君着重转述的研究方法。邵燕君认为“远读”法不仅擅长处理海量文本，也有助于观察特定网文类型的生发过程，如“标签”的添加、流向的产生，以及网站和读者参与其中的方式。她进一步指出，研究方法的由“近”及“远”，将直接影响到研究者的文化站位，即由“粉丝型学者”向“学者型粉丝”转变。前者的身份依然是学者，致力于将网络文学的场内体验和常识带入学术圈，后者则高度粉丝化，凭借专业素养化身场内的意见领袖。

　　总之，邵燕君设想的网络文学批评需要同时在两个方向开展工作：一方面通过“远读”实现对网络文学的宏观把握，另一方面凭借这种“专业素养”参与场内趣味的形塑过程，从而实现批评应有的介入和引导功能。这不仅是对提高网文质量这一批评使命的具体回应，也能够接合黄平呼唤的“可以解释网络社会、网络存在，以及今天我们精神处境的文学评论。”我们由此在方法的层面上看到了“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结语

　　本文重点关注我国首届网络文学批评大会中出现的分歧与共识，并因此不得不忽略许多其他的精彩发言。譬如，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就《阿Q正传》在中日两国不断跨媒介改编的详细追踪、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遇春对网络诗词创作情况的考察、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肖惊鸿对网络小说排行榜相关工作的反思，及该院特聘研究员黄鸣奋教授就网络文学科幻视角的讨论，等等。做出这种取舍，是考虑到网络文学批评作为一个声音驳杂的场域，聚合了当代中国在文化想象和社会整合方面的某些难题。这些难题未必发生在文学层面，却能够通过它得以呈现和讨论。在这个意义上出现的分歧与共识，其实一直在为当代文学提供深度和历史界标。如果说那些界标曾经指向了不同的现代性向度，那么它在今天却更多地意味着现代性向后现代的延伸、征用与协商。而且，这一切的发生以及对这一切的观察，再无西方经验可资借鉴。

　　还需说明的是，“泛二次元网文”与“传统网文”是否更替关系仍需探讨。因为在资本注入文学网站的2015年后，得到发展的不仅是梗文和宅文，还有区别于“无线向”的“IP向”网文。这是一种追求高质量创作和长效版权交易的网文类型，主要以影视改编为出口，并且已成为网站收入的主要来源。经过几年的“培育”，“IP向”网文已经在资本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缝隙中探索出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创作空间。譬如横扫多项网络文学大奖的《无缝地带》，就是一部标准的抗日谍战故事。这意味着中国的网络文学的制度环境完全不同于东浩纪对日本动漫的历史性描述，并因此具备有待发现的可塑性和开展批评的空间。

　　【作者简介】李阳（1981.11-），男，华东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大连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文化生产方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