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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杨/摄

　　《冬泳》中的小说从头到尾是一条长长的锁链，我希望《逍遥游》中的作品是一条大河，有狭窄的地方，也有宽阔的地方，水流过宽阔，又流到狭窄。

　　第二本小说集《逍遥游》上市前，作家班宇在豆瓣网上贴了一篇创作谈，这篇题为《鼓手与圣徒》的文章或多或少能流露一些关于这本新书的情绪和线索。《逍遥游》中收入七篇小说，这些篇目与他的第一本书《冬泳》中的篇目在写作时间上有交叉。他这几年写作状态颇佳，可选用以结集的作品不少，“之所以选择这些篇目，是我在重读时，觉得它们尚能信任，有些韧性，不止于虚饰，即便当时的情绪无法重置，也愿意再次投入进去，仿佛非如此不可”。他在《逍遥游》的创作谈中这样写道。

《逍遥游》，班宇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5月第一版，58.00元

　　班宇2016年才开始写小说，将近两年前出版的《冬泳》为他带来评论界的认同，读者的支持，以及一系列不同文学奖的肯定。这本书的影响力已然超出文学范畴，销量远超坊间纯文学小说集的常规市场表现。与《冬泳》中的七篇小说在题材、语感、结构上的相对一致不同，《逍遥游》中的作品在上述方面有较大差别。其中的《逍遥游》《渠潮》延续着《冬泳》中的写实主义，在准确的时代印记下，用生动的对话、细节推动情节发展——身患重病的女子与相依为命的父亲间的微妙关系，工厂年轻学徒在兄弟服刑、父亲失踪重压下的无望爱情，等等。这些艰难度日的人们顽强而鲜活，勾描并充实着他“东北”“变迁”“大时代”“小人物”的写作维度。而《蚁人》《山脉》《安妮》，在叙事方式与结构设计上“任性而为”，某些情境洋溢超现实气息——养蚂蚁的男人眼中的蚂蚁“爬来爬去，步履匆忙，像是不断运动着的文字，正在试着组合成一篇文章”，虚拟的作家与不存在的作品被煞有介事的评论、日记、书摘、访谈证明着存在……这些文字意味着班宇在小说写作上的探索勇气以及更多可能性。

　　前不久，班宇在北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很健谈，思路发散，文学意味浓厚的语言经由他的东北口音说出来具有天然的诗意与幽默感。他对创作状态有理性认识，对文学不乏独到见地，对未来的写作规划务实而清晰。他不拒绝理由充分的诱惑和变化，也能心安理得享受在沈阳上班、友聚、居家、写作的生活。热爱音乐的他告诉本报记者，连续十年他保持着每年听三百张新唱片的纪录。至于偶尔“出圈”乃至获邀参加那次衣香鬓影的时尚晚宴，他笑着说，没打算经历点什么就急着写到小说里，“我也不是菲茨杰拉德，这样的事儿，经历一下挺好玩，感恩有这样的机会”。

　　中华读书报：你的上一本书《冬泳》中的几篇小说共性更多，而这本《逍遥游》中的几篇作品反差比较大。这两本书中的小说在写作时间上实际是交叉的，具体篇目是如何确定的？

　　班宇：《冬泳》中最晚完成的一篇是2017年底写的《冬泳》，在此之前，我写完了《逍遥游》这本中的《渠潮》，是《逍遥游》中最早完成的一篇。《逍遥游》中的其他篇目是2018、2019年写的。

　　两本书中的篇目是我自己选定的，但也是我和责任编辑（罗）丹妮碰撞的结果。她觉得，作为一个新作者，《冬泳》是我的第一本书，如果书中的小说能给大家稍微明确点的印象会更好。我当时还在继续写，陆续替换掉最初选定的篇目。等我写完《冬泳》这一篇，就感觉，嗯，这本书的主题可以确立起来了，就安排好从《盘锦豹子》这一篇开始，让读者快速进入到我的小说语境里。

　　中华读书报：据说《冬泳》中的篇目你是照着唱片专辑曲目排列的方式来安排的？

　　班宇：对，《逍遥游》中的篇目选择排列也是这样。我有更多的小说篇目可选，为什么在书中选这些篇目？为什么这么排列？是希望作品之间有起伏。如果说《冬泳》中的小说从头到尾是一条长长的锁链，我希望《逍遥游》中的作品是一条大河，有狭窄的地方，也有宽阔的地方，水流过宽阔，又流到狭窄。

　　中华读书报：这本新书中的《蚁人》《山脉》《安妮》等作品从题材到写法特别是小说气质和语言感觉上和你之前的作品还是有些不同的，这几篇的写作时间离现在比较近，应该体现了你现阶段在写作上的变化吧？

　　班宇：这几篇确实是我写作上的一点探索。《蚁人》就是想写个不那么写实、精神分析式的作品，在叙述中，人物的所有想象与自己完全合一。人们想要寻求一点日常之外的东西，于是养蚂蚁，既跟现实接轨，又是日常之外，从某一层面折射人物的某些精神特质。《安妮》则是想表达人和人之间那种无法相互理解的隔阂。

　　中华读书报；《逍遥游》《渠潮》这些小说中，那些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的年代，面对困境的人们，显得随遇而安，甚至有些平静。

　　班宇：你这里“困境”这个词用得特别好。其实我想表现的是，东北是经历过大变迁的，人们的生活也确实经历了变故，却并没有穷途末路，每个人都活得特别顽强。东北的城市规划曾经很严谨，一座城市按照一种或几种工业门类来规划建设，身在其中的人们被这种规划鼓舞，觉得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OK了，什么都不用愁。等到后来，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到千禧年前后，进入一个大环境变迁的时代，大家的安稳心态在一点点被“蚕食”。如果说这是困境，那也是所有东北人都要面对的困境。但东北人又先天有顽强的、乐观的精神，总觉得一定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中华读书报：所以你笔下这些人物的生活哲学并非来自你作为作者的立场，而是那些人本来如此。

　　班宇：对呀，你看到一个人面对变故，就突然沉默起来，但你不会觉得他活不下去。我有个同学的爸爸和我爸是同一个厂子的，他爸比我爸早几年下岗。下岗后就在一个自行车棚子下打了两个月麻将，突然有一天，他说，我走了啊。就一个人背着包袱去外地工地打工了。其实，那两个月他不是单纯地消遣，而是在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再有，东北人当时的心理落差某种意义上是跟既往的自己比较所产生的，而不是像今天这样，跟其他地方横向比较才觉得有落差。上一代东北人的这种落差感会折射到下一代身上，比如说郑执（沈阳作家）、双雪涛（沈阳作家）、董宝石（东北说唱歌手），这些八零后创作者都会或多或少在作品中流露出这样的落差感。

　　中华读书报：《逍遥游》中最后一篇《山脉》是难以描述也不好归类的作品，形式上相当“反小说”，不过读了之后我觉得这也许是你这本书中倾注最多个人情感的一篇？

　　班宇：你的这个判断非常对。这篇小说就是一个装置，我把情感的一部分复制到这个装置里。对我来说，一篇小说中哪怕有一点点碎片般的真心，也是很珍贵的。《山脉》这篇小说中，作者“班宇”其实是虚构出来的形象，甚至小说中提到的同名小说《山脉》也是不存在的，我只是用文本来证明它的存在，进而“组装”出一部不存在的小说来。

　　中华读书报：我比较感兴趣你接下来的写作，是更多像《山脉》这样的实验性作品，还是继续写《逍遥游》这样的写实作品呢？

　　班宇：我现在是这样平衡自己的写作的，写一篇所谓“先锋实验”的作品，就会再写一篇现实主义的。我用这样的方式来平衡写作状态，调动起写作的欲望。如果没有热情，我不想为了写作而写作。我就想办法从小说的形式入手，再想想如何把我的情感和想法融入到形式之中。

　　中华读书报：作为作家，观察生活、捕捉细节并将这些融在作品中是基本要求，我好奇的是，你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沈阳写得如此传神、准确，只是靠你的记忆吗？

　　班宇：我小说中的大部分细节就是源自我的记忆，不只是我自己的记忆，也有别人的记忆。比如我父母在讲述这些记忆时，会忽然流露出某个细节，我觉得这个细节也许在某个故事中起着相对重要的作用，就会把它记录下来，用在作品中。这种细节和标志性事件，会把读者带入到小说内部的状态。我特别想在我的小说中呈现的是，句子和句子之间互相拽着，而不是零散、漫漶的状态。在叙事过程中，我要用这样的方式紧紧地把读者拽住，我们一起往前走。

　　中华读书报：2016年之前，你没写过小说。几年下来你在小说创作上的成绩有目共睹，不过你开始写小说时已经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和工作经历，写评论，从事的也是文字工作，这样看来，即使并非刻意，你在写小说之前也还是在许多方面做了很多年的准备。

　　班宇：算是吧，除了你说的这些，还包括我之前的阅读。之前的写作虽然大多与音乐有关，但我读的主要还是小说。写评论是在解释别人的作品，要把这样的写作拉到自己的情感范畴始终有那么一点困难。后来，我觉得写评论这种方式满足不了我的表达愿望，我需要靠写虚构作品来承载，毕竟小说写作完全是我自己的作品。

　　我当时想，乐评、球评、美食等专栏文章我都写过，就是没写过小说。写小说这件事是块硬骨头，我想啃一啃，试试看能不能写好。当然了，音乐对我的影响一直特别大，我会在写小说的时候注重叙事的节奏感，不仅是语言的节奏，也包括段落和段落之间的节奏，我的小说里有些段落看上去比较长，但读起来因为有节奏感，并不困难。

　　中华读书报：截止到目前，感觉写小说这件事带给你更多的还是乐趣，没有什么勉强。

　　班宇：不太勉强，哪怕是写作中的痛苦，比如有些地方写不下去了，那也是一种乐趣。我对写作看得没那么重，如果我没有什么可写的，那就先不写。不一定非得是，今年我必须发表三部作品，或者明年我必须发四部作品。我想要的写作状态就是不断创生、不断繁殖。勉强的写作会让我疲惫，会把自己迅速耗尽。

　　中华读书报：虽然我不认为写小说一定要以写长篇为最高标准，但即使写短篇的门罗得了诺奖，也还是没能完全扭转坊间对于长篇小说的执念。你有没有写长篇的计划？

　　班宇；如果要拿出来一部长篇，至少水准上得过得了自己这关。写长篇需要更多热身，准备得更充分，特别是结构上。写短篇，结构还是比较容易掌控的。长篇的结构要有种种考量。接下来我可能也会有写长篇的尝试，试着去做吧。目前为止还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