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历史上，契丹人所建立的大辽是比较特殊的存在，尽管它疆域广阔，雄踞北方，遗迹昭昭，但无论是历史叙事还是文学书写，都多少有点边缘化的味道。女作家赵颖的长篇小说《大辽诗后》却坚持历史的真实性品格和正史、良史的风范，在实地考察和参阅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辅以民间传闻，移情想象，历时近两年，凡二十阅月，写出了50多万字的史传体小说，而且可读性极强，艺术地再现了辽代女诗人萧观音的生平历史和性格形象。

　　作者以深情、细腻的笔触，叙述了萧观音的成长历程。她生于宰相之家，幼承家学，温柔蕴藉，有着牧歌般美好的童年和露珠般纯洁的初恋，既能骑射，尤擅诗文，所以当她玉立朝堂，其才华气度立即赢得了人们由衷的赞美。然而，读者始终不会忘记小说开头，即萧观音诞生前其母槊古公主那个不祥的梦兆。正是这个梦兆以及封后册立仪上从天边飘落她脚下的那幅白绫，伏脉千里地提示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女主人公不可抗拒的悲剧命运。

　　小说这样写，我觉得很自然。辽代是个宗教氛围复杂浓郁的社会，尤以佛教和萨满教为主，因果命定之说盛行，所以这种一梦成谶的写法，不仅有民间传说的依据，也为萧观音后来的结局赋予了凄美的神话色彩——年轻的神，她终如预言所说，香消玉殒了。但是，辽代毕竟不是古希腊，萧观音也并非女性版的俄狄浦斯，其悲剧的诞生无疑和她性格上的弱点与政治上的不成熟有关，小说对此并没有回避，包括她的诗作，《谏猎书》和《回心院》显然也都是引起猜忌的根由。但是，如果按辽代笔记《焚椒录》所言，把萧观音的不幸完全归咎于她的诗文与音律才华，也是过于简单和片面的，里尔克说生活与杰作之间，总有某种“古老的敌意”，但真正的敌意，无疑也会有其社会历史原因。随着女主人公萧观音的悲剧结局，相关人物也都相继走向了悲剧。耶律洪基，他在杀妻灭子之后的痛悔和醒悟，使他兼备了奥赛罗和伊凡雷帝的双重形象。而太子耶律浚则更像是一个失败的、反向的、弱化形式的哈姆雷特。这里令人震惊的是，一个宫廷事件，竟然汇聚了如此众多的悲剧原型，《大辽诗后》的悲剧几乎是整体性的，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历史悲剧，围绕着女主人公的生死集中上演，在作者不动声色且不乏温婉的讲述中显示出令人震撼的张力。

　　这部长篇的语言别具特点，作者并没有像当下一些历史小说那样，刻意追求去文言化、去修辞化，而是在借鉴民间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基础上，文白互现，文史焕然，走笔恰到好处。在小说结构上，最明显的是辽代诗词的嵌入，包括萧观音的诗，耶律洪基的诗，乃至宋人的咏辽事诗，这些诗作的引入当然与史实和人物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是自觉承袭了中国文学以诗证史、以史传诗的传统，从而使整个文本别开生面，可以说既是一部史传小说，也是一部诗传小说。不仅如此，《大辽诗后》的叙事，在结构上还具有全景性的特点，我觉得这更是难能可贵的。作者以萧观音的生平为情节主线，斜枝旁逸地串起了众多历史场景，其中既有军国大计、辽宋关系、兵变缘起、春水秋山、歌舞庆典、帝王威仪，也有地理山川、通婚嫁娶、佛道信仰、市井贸易、求医问药、物产民风，可谓林林总总，几乎说尽了“辽朝的那些事儿”。小说从帝后写到平民，从契丹写到汉人，从懿州写到上京，，从史证写到传奇，叙事的转换非常自然，嫉恨与复仇叠加，阴谋与爱情交汇，整个叙述疏密有致，既有精细的描绘，也有旷简的写意和留白，其间杂生动的比喻和浪漫的抒情，就如同边地草原上的野花，在平实质朴的叙述中摇曳生姿。

　　总之，长篇小说《大辽诗后》是况味别传的，小说的震撼力伴随着人物的命运感与历史的沧桑感，以及边地草原特有的人情味和风土感，给人留下了特殊的印象。特别是作者让一种悲剧精神贯穿整个叙事，这在近年的历史小说中是并不多见的。可以说，赵颖对这一题材的选择和处理都很用心，这需要涉足荒僻和古远的勇气，也表现了她出色的感悟力和移情才能。契丹远去，诗后绝尘，但那种华夷同风的家国之思，向往文明的诗性智慧长存。而这部作为史传和诗传的长篇书写，也应该能为我们了解辽代的历史和历史的辽代，不忘本来和面向未来，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