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大码头

　　一座城市的出现，可能是一场偶然发生的事件，也可能是一场必然发生的事件。大连属于后者。1894年的甲午战争，不但震碎了坐落在岸上的村庄，也震碎了这里固有的宁静。有一天，当俄国人在旅顺口站住脚之后，便决定在大连湾选址建码头。于是，在原本只匍匐着几个小渔村的大连湾南岸，因为建了一个码头，而有了一座城市。

　　关于码头，在大连流行两种叫法。官方、媒体以及在码头上班的人，一般都叫它“海港”，也有人叫“大连港”。那些只是去码头坐船或接船的人以及普通的市民，则一直习惯地叫它“码头”。在我看来，叫海港比较书面和正式，也比较工业，马上就会让人联想到岸壁上的吊车和堆积如山的货物。叫码头则朴实家常一些，隐约还有一股原始荒凉的气息，码头突出的不是机器和物资，而是在船与岸之间上上下下的人和包裹。所以，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叫它码头。

　　在某一本书里，我曾看到这样一则记载，十九世纪末，俄国太平洋舰队开进旅顺口不久，新沙皇尼古拉二世便在一份《政府公报》中宣称：俄国决定，从现在起，将修建一座西伯利亚最大的码头，通过这个码头的中介，大连港湾将把旧大陆的两个边陲联结起来。

　　西伯利亚。却原来，辽东半岛和大连湾，也被划在西伯利亚地盘之内。记得，我最早是在俄罗斯小说和诗歌里读到西伯利亚这个词语。在我的印象中，所谓的西伯利亚，就是遥远和荒凉，就是无边无际的森林，就是皑皑厚厚的雪原，就是十二月党人的流放地。去了西伯利亚，就等于去了绝处，去了死亡之所。

　　西伯利亚大概的位置在乌拉尔山以东、白令海峡和日本海以西、黑龙江以北。这片鄂伦春人的森林，自公元十七世纪康熙时代开始流失，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还在被吞卷。鄂伦春猎人最后被驱赶到了贝加尔湖以南，他们身后的大片森林被哥萨克们用俄语字母标上了地名，它们被细分为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

　　然而，建一座西伯利亚最大码头的计划，就在那个公告发布之后开始了。俄历1898年4月9日，一个名叫贝尔盖茨的土木工程师，奉命从俄占的海参崴来到了俄占的旅顺口，他此行的任务就是为这个大码头选址。在旅顺口，贝尔盖茨看好了旅顺口军港西部不远的地方，他认为在那里建一座大码头十分合适。所谓的大码头，就是商业码头。贝尔盖茨毕竟是个土木工程师，而不是军人或政治家。他为商业码头所选定的位置，立即就遭到了军政两方面的反对。

　　于是，贝尔盖茨来到了大连湾北岸。勘察的结果却令他失望，这里容易被长驱直入的南风侵袭，淤泥会一点点地堵塞港口，在这里建码头有太多的麻烦。有那么一会儿，贝尔盖茨将目光由大连湾北岸移到了南岸，并像疯了一样径直向南岸走去。 直觉和经验都在告诉他，大连湾南岸是一座天赐的良港，再也没有比南岸更好的选择了！他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给维特大臣，维特大臣的电报则立刻就飞向了遥远的圣彼得堡。就这样，1898年6月10日，尼古拉二世正式发布敕令：在大连湾南岸建码头和城市。尼古拉二世说，这是上帝的旨意。

　　据记载，关于这座商业码头的名字，也曾引起过一场争论。杜巴索夫将军说，码头的名字一定要张扬俄国的国威。维特大臣却说，俄国在远东的局势尚未稳定，不易叫过于刺激的名字。事实上，俄国自1860年占据海参崴之后，就把它原来的中国名字改为俄称，叫符拉迪沃斯托克，俄语的意思是“控制东方”。未免有点露骨了，已经让其他几个列强心生怀疑。所以，维特这一次就想做得含蓄些，他给这个码头取的名字是：达里尼。俄语的意思是“远方”。谁都知道，自十六世纪以后，俄国人一直在走向远方，而且已经习惯于走向远方。19世纪末，他们在远方又将有一个名叫达里尼的码头。

　　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萨哈罗夫们的贪污和私吞，达里尼码头也许会建设得更快更好。据记载，1904年初，整个码头虽只完成了一期工程：修起了三座码头，一条防波堤，还有一座灯塔。然而，它对外却有一个响当当的称呼：达里尼自由港。在碧蓝的港湾里，已开始停靠五千吨级的货轮，并有数十个国家的旗帜在港湾的上空飘扬。

　　自由港。这其实是尼古拉二世对其它国家的一个承诺。1897年12月，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俄国太平洋舰队突然占领了旅顺口，当时即遭到许多国家的质疑。尼古拉二世只好解释说，俄国只是租借旅大，时间只有二十五年，为了给大家提供方便，将很快在这里建起一座自由港，各国的商船可以在这里自由出入。

　　可是，尼古拉二世所描绘的好景并不长。1904年2月8日深夜，达里尼码头二期工程正要启动，日俄战争爆发了。由于俄国人把重兵都布署在旅顺口，金州和大连湾一带和炮台堡垒很快就被日本军队攻破。5月27日深夜，达里尼市长萨哈罗夫接到旅顺口要塞司令斯特塞尔的急电，让他一定要在天亮之前，组织达里尼的俄国居民全部撤往旅顺口，还叫他把达里尼码头炸掉。

　　那是一场十分匆忙的爆破，只损坏了一小部分岸壁。有人说，这是因为达里尼码头修筑得还算坚固；还有人说，这是因为萨哈罗夫不忍心炸毁自己亲手建起来的码头。事实上，最主要的原因是斯特塞尔让他炸掉的地方太多，而达里尼市内却没有足够的炸药。总之，这个码头不过伤了些皮毛，还可以继续使用。5月31日，当萨哈罗夫与最后一批俄国居民刚撤离了三天，日本第二军的军舰未打一枪一炮就在码头靠了岸，士兵们上岸后还列出了整整齐齐的入城队形。

　　整个日俄战争，前后曾持续了一年。1905年2月11日，日俄之间的战争结束不久，达里尼市就被日本人改叫“大连市”。达里尼码头则被改叫“大连埠头”。接着，日本人即对外宣称，大连埠头依然是一个自由港。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日本人一边修补被萨哈罗夫炸坏的岸壁，一边对原码头进行修改和扩建。相继建起了候船厅、埠头事务所和大栈桥。当这三座大型的岸上建筑矗立起来，大连港的格局和风貌就基本上定型了。

　　1945年8月23日，也就是苏军进驻大连的第二天，他们就宣布大连埠头局解体，中文名改叫“大连中苏自由港”，俄文仍称“达里尼自由港”。“中苏”只是一个说法，港长及各部门的要职全都由苏方担任。直到1951年1月1日，大连港才正式收归中国政府。

　　就是说，在大连港的历史上，它曾三次被宣布为自由港。一次是1899年，由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另一次是1907年，由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宣布；再一次是1945年，由苏军宣布。本世纪初，大连市政府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把港口从大连湾搬迁到大窑湾，把大窑湾建成东北亚航运中心。这是一个新口号，虽然叫东北亚航运中心，而不叫自由港，对于沧桑百年的大连港，也是一次历史性地改变。

　　

广场美如花朵

　　大连是一个盛产广场的城市。从建市开始，到1945年之前，大连的广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三十年代以前的广场，一部分是三十年代以后的广场。三十年代以前的广场，建在城市东部。三十年代以后的广场，建在城市西部。宏观地看过去，由东向西，既是大连的广场史，也是城市的编年史。

　　我在前面说过，这个城市的东部最早被俄国人划定为行政市街和欧罗巴市街，日本人占领后，也并没有改变了这个旧有的格局。城市东部，当年有东大连之称，其实就是外国人居住区。当年的殖民者们故意地以这种方式，把城市和人群划分出内外和亲疏，尊卑和贫富。不论俄国人还是日本人，因为把最好的东西都布署在东部，城市的东部就被他们搞得像巴黎一样热闹。东部当年最大的一个热闹，或者说热闹的中心，在俄据时代叫尼古拉广场，在日据时代叫大广场，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广场。在这个大热闹之外，还有一些小热闹。它们像葵花一样，围绕在大热闹的四周。这些小热闹是敷岛广场，即现在的民主广场；西广场，即现在的友好广场；朝日广场，即现在的三八广场；英吉利广场，又叫千代田广场，即现在的二七广场。此外，还有南广场和北广场，前些年还可以看见这两块闲置的空地，现在已经全部被新盖起来的建筑物给埋在了地下。

　　我一直认为，中山广场是这个城市的封面，不用翻开内页，就知道它姓甚名谁。建市之初，在城市与码头的空间关系上，市长兼总设计师萨哈罗夫照搬的是敖德萨。然而，在城市街巷风格和细部的处理上，萨哈罗夫却没有用自己的棋盘格式设计，而是用了另一位工程师的放射式设计。这个人叫斯科里莫夫斯基，他模仿的是巴黎，路易十四被称为太阳神，法国人因为崇拜自己的皇帝，而将巴黎设计成一颗圆形的匐匍在地上的太阳。斯科里莫夫斯基几乎是照葫芦画瓢，在欧罗巴市街中心，设计出了一个直径有二百多米的圆形广场，这个广场后来就以沙皇的名字来命名，叫“尼古拉广场”。广场中心将建起一座大教堂，当然就叫尼古拉大教堂了。环绕着教堂和广场，则要建设歌剧院、音乐厅、银行、交易所等公共建筑。而在这些建筑之间，则是呈放射状的街道。如果广场是太阳，那延伸出去的街道就是它闪耀的光芒。

　　另据记载，包括尼古拉广场在内，斯科里莫夫斯基曾设计了五个类型的市街：主要大街、林荫街、海岸街、街和小路。在横贯尼古拉广场的莫斯科大街之外，主要大街还有基辅大街、弗拉基米尔大街、萨姆索诺夫大街、乌伊茨泰大街。其次，则是萨姆逊斯基林荫街、圣彼得堡海岸街等。街和小路，就属于主要大街、林荫街和海岸街的枝蔓了。

　　就是说，在俄国人的规划图上，这个城市将被彻底地欧化：建筑的基石，不是中国式的青砖，而是欧式的花冈岩和混凝土；建筑的式样，不是中国式的大屋檐，而是欧式的廊柱，不是方形的院子，而是圆形的广场。包括那些大街和小巷，也不是中国古代的棋盘式格局，而是由圆形广场呈放射状的蛛网式道路。总而言之，俄国人的目的，就是要把达里尼建成一个让中国人感到陌生的城市，让那些坐船来观光或探亲的俄国妇女和孩子，那些俄国太平洋舰队上的士兵，从达里尼码头一上岸，就可以沿着莫斯科大街，直接走入圆形广场，走入这座熟悉的具有怀乡色彩的城市。

　　然而，圆形的尼古拉广场以及广场四周的建筑，在俄国人手中还只是一个大致的轮廓，一个纸上的蓝图。它们刚刚有了一个名字，就因为日俄战争的爆发而黯然休止。我是后来知道，在广场上陆续建起来的欧式老建筑，没有一座出自俄国人之手，大部分由日本建筑师设计建造。因为早在明治时代，日本就已不再把自己当成中国的学生，而是“脱亚入欧”，转身去西洋求教。许多人学成归国后，适逢日本对俄战争获胜，并重新占领了大连。趁此机会，他们纷纷地聚拢到这块全新的土地上，当时被称为“渡海建筑师”。

　　于是，上个世纪初的大连，几乎变成了渡海建筑师们的试验场，或者是东洋学西洋的第一本作业。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复制和模仿。一时间，在大连的广场和街道上，歌特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栉次粼比，争奇斗艳。由于欧洲近代古典主义的建筑在同一背景上不断叠加，这个城市完全被涂上了异质文化的色彩。 

　　1914年7月，日本第一任关东都督府都督大岛义昌过六十三岁生日，有人在尼古拉广场正中给他竖起了一座立姿铜像，并且栽了六十三棵松树。自那一天起，尼古拉广场就改了名字，叫“大广场”。据说，民间也有人叫它“大铜人广场”，还有人叫它“八国广场”。我想，叫八国广场，大概因为广场上的建筑样式繁多，或者附近驻有许多外国领事馆的缘故吧？

　　大广场改叫“中山广场”，当然是在日本投降之后。自叫了这个名字，就没有再改过，也许今后也不会再改了。其实，走进中山广场，最吸引我的不是它背后有什么故事，而是那些如今仍团团围坐在广场四周的建筑。它们每一座都很经典，每一个细节都有出处，每一个符号都代表着某种风格。所以有人说，在这个城市，中山广场像一枚圆形的图章，镌印在城市的中央。还有人说，中山广场是一座露天的建筑博物馆，正因为它是一个优美的建筑群落，保存得又相对完整，所以，它至少在外形上给这个城市定了基调，定了风情。

　　上个世纪20年代以前，正因为城市东部建了这么多广场，整个东部好比一只秋天的石榴，被广场给撑得笑逐颜开。东部叫广场搞得太热闹了，很快就变得拥挤和逼仄起来。再这么建下去，东部就快倾斜得站不住了。于是，大连城市的天秤上，就有了一个西部。西部的热闹，也与世界的变局有关。上个世纪30年代，发生了许多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其中之一，就是建筑革命。由于现代工业急剧发展，建筑艺术与功能、建筑材料与结构、建筑技术与形式，便不再是手工业时代的笨重和多样了，而是一切都可以做成模具，一切都可以做成批量，所有的出品都越来越趋向统一。于是，就爆发了一场颠覆性的革命。革命者居然是一向古板的德国人。他们对欧洲几千年不变的传统突然发生了质疑，主张放弃建筑外表的繁琐和虚饰，让简洁明快的线条在建筑的立面大行其道。

　　事实上，这些德国建筑师早在二十年代末就开始了探求。他们知道，这场革命在欧洲老家是行不通的，守旧的欧洲贵族们只知道哥特式，巴洛克式，维多利亚式，而不知道什么叫现代国际式。德国建筑师便从欧洲出走了，他们几乎是集体去了美国。虽然在当时的欧洲贵族们眼中，美国就是乡下，但他们偏要让现代国际式站立在乡下的风中。

　　德国建筑师首先选择了美国中部的芝加哥。几年之后，他们便让密歇根湖边如雨后春笋般疯长起一片摩天大楼。事实证明，他们成功了。一直到现在，那些摩天大楼仍倒映在美丽的湖水里，成为芝加哥城的标志性建筑。去芝加哥的人，一定都要坐在湖边那片草地上，凝神眺看对岸的高楼大厦。当把眼睛看酸了，再以那片经典的现代国际式楼群为背景拍照片，洗出来一看，个个都像是明信片里的人。后来，这种摩天大楼便弥漫到了纽约的曼哈顿岛。于是，曾经被欧洲人贬损的乡下，变成了世界上最摩登的城市。

　　这个思潮很快就风传到了日本。彼时的日本，正因为战争而导致经济匮乏，他们对殖民地的建设已经捉襟见肘，建筑质量也越来越差。德国人创造的现代国际式简直有点雪中送炭的意思，或者说让他们暗自欣喜。他们借坡下驴，非常体面地就改了弦易了辙，马上向繁琐浪费的哥特式和巴洛克式告别，向经济而又简约的现代国际式靠近。

　　正因为如此，在大连的街头，一场新的模仿开始了。模仿的地点在城市的西部。曾经由俄国人竖起的那道华洋分处的篱笆，一下子被日本人自己给打开了。他们决定，从小岗子破烂的中国人市街南侧进入西部，在长者町一带建起一个全新的城市空间体系。长者町原是一块低洼地，东面地势低，西面地势高，此前一直被当作堆放木材和煤炭的货场。日本当局却将这里确定为新开发的西部中心。

　　西部中心最具代表性作品，即长者广场，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广场。它是一个与东部的圆形广场相对应的方形广场。在城市由西向东走去之后，正是这个方形的长者广场成了城市版图上的新地标。几年之后，关东州厅新厅舍、关东州地方法院和关东州厅警察部，就先后矗立在这个方形广场上，让原来潮湿泥泞、蚊蝇乱飞的长者町，转眼间成了日本关东州政治中心所在地。长者町的三座官厅建筑，不啻是一块酵母，在城市西部乃至于东部，催生了无数具有现代国际风格的中小建筑。细看这些建筑，它们都属于简单的几何体，层数不高，体积不大，设计一般是平直的屋顶，光板的墙面，横向的连窗，外墙多作马赛克贴面，拐角多作圆角，正立面上部多加小旗杆之类的小品装饰。当这种简洁而经济的建筑一座一座出现在大连街头的时候，能看出初来乍到的小心和羞涩，却没有水土不服的感觉。

　　长者广场也像是城市的另一个胎盘。因为它的存在，大连有了一个全新的西部。如果说，30年代以前，东部是以大广场为首的几个圆形广场的组合，它所呈现的是多核放射状道路；那么，30年代以后，西部便是以长者广场为中心的几个方形或矩形广场的组合，它所呈示的就是中国人习惯的棋盘式市街。如果说，东部还多少留有俄国人设计的影子，西部则是日本人独立完成的工程。

　　在西部的小广场里，只有花园广场仍在叫当初的名字。实际上，已经看不出它是一个广场，更像是一个街心花园，虽有那么多车从这里穿过，依然十分幽静。从花园广场向西，就是高尔基路，如今那里悄然形成了一条酒吧街，街边那一排高大的梧桐树，像天然的隔音板，为休闲的酒吧挡住了喧嚣的市声。作为那里的常客，我除了喜欢爱伍伍纯正的美式咖啡，还喜欢从花园广场一路流过来的静谧。我发现，任何的车，开过花园广场，走到梧桐树下，都像教徒受洗了似的高贵起来。

　　当年的大正广场，已改叫解放广场。自上个世纪20年代起，它外面被沙河口工厂区包围，里面被道路纵横穿插。现在，四周的大工厂陆续地搬迁撤离了，广场只剩下了交通枢纽的功用。另外，西部还有一个黄金广场，即今天的五四广场；一个三春广场，即现在鞍山路与东北路交汇的地方；一个回春广场，即今天的五一广场。它们和长者广场基本属于同一个年代，同一种风格，在西部方形棋盘式布局里，个个都是其中的一分子。当年，正由于它们的存在，一方面证明了西部的广场并不比东部少，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西部并不比东部寒酸。虽然西部再怎么努力，事实上还是比不上东部繁华。

　　纵观大连近代城市建筑，竟然有三道不同的层次。第一道建筑层次，发生在1898年至1904年之间，俄国人在胜利桥北建造了一批近代古典建筑，这些建筑属于纯粹的欧式，因为它们毕竟出自俄国人之手；第二道建筑层次发生在1905年至1930年之间，日本人在城市东部中山广场附近建造了一批近代古典建筑，这些建筑也是欧式，因为设计者是日本人，所以它们属于复制的欧式，模仿的欧式；第三道建筑层次发生在1931年至1945年之间，日本人在城市西部人民广场一带，建造了一批现代国际风格的建筑，这是日本人对欧美的另一次模仿。

　　有一次，记得是一个白天，我从上海乘飞机回大连。这是我第一从空中俯瞰大连，也是我第一次以这样的角度看中山广场和人民广场。我发现，这一方一圆两个广场，像两个巨大的脚窝，深深地踩在大连的胸脯上，不但让我看见了空间的差异，也让我看见了时间的距离。

　　当然，由人民广场再向西看去，还有星海广场。我认为它是城市的第三个脚窝。时过半个多世纪后，城市又继续向西走去。因为有了这个新跨度，便有了这个新广场。因为有了这个新广场，这个城市在空间上更加均衡。总之，我从机舱里向下看，广场个个美如花园。

　　

布拉吉与挽霞子

　　在央视新闻和国际频道，每天都在固定的时间里插播几段城市形象宣传片，国内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想通过电视画面在全国人民面前露露脸。大连的广告语只有八个字：浪漫之都，时尚大连。据说，不少城市都想把“浪漫之都”的美名冠到自家头上，结果还是叫大连抢先注册了。于是，浪漫之都几乎就成了大连的代名词。

　　在大连诸多的浪漫元素里，爱穿无可置疑地排得上第一。我一直认为，大连是一个爱穿的城市。尽管这句话可能有语病，爱穿的应该是人，而不应该是城市。可当爱穿成为一个城市的集体性追求，给它这样的命名也不能算错。 

　　在大连，不论是男人女人，还是老人小孩，他们血液里似乎就被上天给注入了爱穿的基因，吃什么可以将就凑付，穿什么却一点儿也不能马虎。走在大连街上，即使你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当有人迎面而来，或者擦肩而过，你立马就会根据穿着，分辨出哪个是大连人，哪个是外地人。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30多年，此间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大变化，就是被这个城市毫无商量地改造成了一个爱穿的女人。

　　    穿是文明的标志，爱穿则是人的本性。谚曰：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可是大连人的爱穿，有点超出了普通人对衣装的一般性需求。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大连人的这个喜好不能理解，觉得他们在衣着打扮上过于刻意，甚至带一点儿扭曲。穿好像不只是为了美，还为了别的什么。究竟是什么，我想了很久，仍然很迷惑。

　　     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的一个夏天，城市晴朗的天空中忽地掠过一片喜悦的鸽群。在城市中心的劳动公园露天剧场，一个以服装命名的节日宣布诞生。作为一个报纸副刊编辑，我马上意识到自己要做好必要的功课。于是，在节日的进行中，我便试着去寻找答案。当我把大连历史的袍角小心地掀开，这个城市爱穿的秘密便楚楚如摄了。

　　大连是一座半岛城市，也是一座近代城市，在它身上浓重地投有外来文化的影子。百年以前，它由一个宁静的小渔村剧烈地演变为城市，城市的统治者却不是本土的中国人，而是俄国人和日本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两个外来者在占据这个半岛的同时，也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两侧布满了异域风格的洋房别墅，广场花园，工厂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等。

　　这个城市在居住上更是典型的殖民地色彩，华洋分处，贫富有别。

　　然而，地理上再设藩篱，阶级间再形同水火，毕竟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人和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再说，那些目光寒冷的绅士，傲气十足的女人，无论如何得有人给他们拉洋车。而那些拉洋车的苦力，自然就记住了俄国女人领口很低的“布拉吉”，俄国男人束腰很高的毛呢大氅，更知道日本男人喜欢穿白色的 “挽霞子”，日本女人如果出门，一定要板板正正地穿上和服，打着阳伞。洋人身上的穿戴当然不止这几个样式，还有别的一些说不明白的花里胡哨的东西。苦力们埋头拉着洋车的时候，谁也不敢有什么奢望，当他们有朝一日做了城市里的工人阶级，这些关于穿的记忆便与他们所受的屈辱混杂在一起，潮水般地涌将上来。在大连讨生活的苦力们，大多来自于山东河北，齐鲁燕赵人的品性就是要刚强，爱面子，不能受窝囊气，这一点天下人都知道。所以，翻身作主之后，他们最急于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改变自己的穿。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张脸。生而为人，无论如何要穿一身体面的衣裳，也好在大街上挺胸抬头地走路。

　　真要感谢那个开始于夏天的节日，我终于知道，大连人对穿的期许和渴求，与他们曾经生活在一个由别人主宰的城市里有关，对他们而言，也只有用这种极端爱穿的姿态，才能把生命中的严重缺失加倍地补偿回来。就是说，因为大连人的内心受过伤，所以衣裳穿在他们身上，不只是为了美，更为了尊严。于是，他们以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应有尊严，将爱穿氤氲成了一个城市的性格，以及一个城市的风俗。

　　在大连街，曾流行过一句非常有趣的城市民谣：苞米面肚子，料子裤子。这里面既有自我批评或自我解嘲的意思，也有自我勉励或自我号召的意思，更可以看成是大连的城市宣言：我们大连人就是爱面子，我们大连人永远认为穿比吃重要。据我所知，这个民谣最早流行于60年代初，那是一个饥肠辘辘的年代，可就在这么性命攸关的时刻，大连人饿死也不说熊话，也要穿料子裤子，这是何等的浪漫！

　　料子裤子是个泛指，它其实把一切的穿都包括在内了。我曾经想，大连人为什么不说蓝丹士林布裤子，偏偏要说料子裤子呢？琢磨来琢磨去，不外有两点，一是料子裤子质地高档，做工考究，价格昂贵，拥有一条料子裤子的人特别体面；二是大连人喜欢穿料子裤子，喜欢洋文化所散发的气质，他们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却一致不反对料子裤子。大连留给许多人的印象是洋气，其中就包括大连人的穿戴洋气。

　　料子裤子，也叫洋服裤子。80年代初，凡男女青年结婚，一定要花重金买一块深蓝色的哔叽料子，去裁缝店做一套洋服西装，分开了叫，就是洋服上衣，洋服裤子。婚礼结束后，便把它们小心地压在箱底，遇有重大场合才拿出来穿一下。大连人喜欢穿洋服，大连街上的私家裁缝店也多。80年代中后期，随着大连服装工业迅速崛起，就很少有人光顾半手工半机器的私家裁缝店，而是要穿大工厂大车间里制造出来的成衣。记得那时候，在大连街上漫步，一不小心就可能走到一家国营服装厂的大门口，给我的感觉就是上海织布的厂子多，大连做服装的厂子多。

　　听大连人日常说话，汉语里经常会夹杂着些俄语和日语，而他们说的最溜道的外来语，肯定是身上的穿。男人们管衬衣叫“挽霞子”，女人们管连衣裙叫“布拉吉”。即使大连厂家产的连衣裙和衬衫有中文名字，大连人也改不了嘴，还是习惯地叫“挽霞子”，“布拉吉”。唯一的例外，就是“碧海牌”大衣。日子过得好了，手头的钱宽绰了，挽霞子布拉吉料子裤子都有了，就想再置办一件料子大衣。大家的眼睛一齐盯向了碧海牌大衣。记得当年，有一个专门为碧海牌大衣做广告的男模特儿，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他笔挺而有力地站在那里，碧海牌大衣广告发布的密度之大，简直可与30年代上海月历牌上的香烟广告相媲。广告果真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整个城市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人至少拥有一件碧海牌大衣。1980至1990年代，是大连服装工业的辉煌岁月。除了碧海牌大衣，还有亚瑟王衬衫，玉兔牌童装，简直让进京拿奖的大连人腿都跑酸了。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人就这样吟咏着，可见布和丝与城市早有深缘，并一起从古老走到如今。这么说来，大连人的爱穿，也不能全算到外国人的帐上。再说，时光过去了这么多年，外来文化旧有的影响已经很稀薄了，而大连人爱穿的热情之所以仍然未减，还应归功于每年一届的大连国际服装节。我始终认为，服装节是一种方式，一种技巧，它用布的质地，布的光芒，把一个爱穿的城市呈现在世界面前，把一个城市的爱穿喧张到了高潮。

　　我就想，这世界已有许多城市被时间的尘埃掩埋得无影无踪了，还有许多城市演变得只能隐约看见一角废墟或遗址。如果大连在什么时候也不幸成为陈迹或传说，一定会因为它曾经是一个爱穿的城市，一定会因为它有过一个服装的节日，而像意大利半岛上的庞贝城那样，吸引无数的人前来考古和观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