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春节，是我和妻子过得最自闭的一个春节；元旦前妻子的抑郁症又犯了，于是乎我也渐渐开始自闭，重新拿起久违的毛笔，再一次走进颜真卿带给我的楷书阴影。万万没想到的是，春节一过，武汉、湖北疫情几乎将全国人民都封闭在家了。多难兴邦，我只能这样想吧，毕竟阴影在、灾难在，我们只能坚韧、坚强、坚定、坚持。

　　妻子善于大批量购置有艺术气息的玩具，也善于大批量淘汰庸常的物品。于是乎木根雕的各种盆子占据了各个桌子，造型别致或简洁的花盆占据了阳台和飘窗。妻子甚至忽发奇想，购置了三包防雾霾的口罩，对此，我只能默默地露出微笑。春节后，妻子不止一次对我说：你看，我是不是有预感？对此，我也只能默默地，再次露出微笑。

　　童年的我，就一直想把书法写好。那时候，我觉得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就算了，咱惹不起，颜真卿的楷书，咱还能学不会？事实上，一直到2019年结束，年逾不惑的我，对于颜真卿楷书还是写不进去。

　　直到2020年元旦期间，看了黄简先生发布在优酷的书法理论课，我才深刻地认识到：颜真卿，咱也惹不起；按照辈分，颜真卿是书圣王羲之的十二代嫡系传人。依照笔法传承体系图，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和尚（智永兄弟两个，都做了和尚）将家传笔法传给虞世南算是第八代，虞世南传给徒弟褚遂良和自己外甥陆柬之算是第九代，陆柬之传给儿子陆彦远算是第十代，陆彦远传给外甥张旭算是第十一代，张旭传给徒弟颜真卿就是第十二代。

　　后来了解到天下第二行书，就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我的心更是凉了大半截儿，这些咱都惹不起，看看颜真卿的行书《争座位帖》吧。结果，找到一个崔学路先生的临《争座位帖》视频，老先生竟然说：颜真卿的《争座位帖》是可以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并驾齐驱的人类艺术高峰。我只能咬牙切齿地祈祷：能不能给我这初学者，先来一套的书法界的“小汤”或者“拜厄”，别让我一上来就和《命运交响曲》硬钢？

　　事实上，任何挫败感和心理阴影，都来自于我们对对手实力的盲目轻视，以及对我们自身素质和能力的盲目放大。当然，让我一次次深陷绝望不仅是颜真卿，还有非典啥的，一想起非典，我就又燃起希望了，咱们中国人民连非典都能攻陷，我为啥不能攻陷颜真卿？

　　作为一个学中文出身的准文人，一想到绝望，就会习惯性地记起鲁迅先生的那段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先生大概就是想告诉我：想要攻陷颜真卿，就得多看看多学学，明师们都是怎么攻陷颜真卿的？人家走得通的路，人家开辟出来的路，甚至于人家开辟道路的方式，甚至于人家在不了解对手时、不轻易下手抄碑帖的审慎态度，都是值得我学习的。

　　偶然的机会，我找到了李松先生讲魏碑《李璧墓志》楷书临帖技法视频和洪厚甜先生讲《颜勤礼碑》《麻姑仙坛记》楷书临帖技法视频。前者解决了我写隶书《张迁碑》的方笔问题，后者则清楚地说明了颜真卿的阴影原理。

　　颜真卿的书法本质有两点：一是继承了“二王”（王羲之、王献之）所总结归纳的笔法技术系统，二是把“二王”这个系统又引向了对篆籀的学习、吸纳、运用。

　　而颜体楷书淡出当代书坛的主要原因：一是书法教育长期以来，都是以颜真卿作为初学范本；二是学习楷书的人，没有足够的前期准备。

　　因而，洪厚甜先生说：初学者很难消化颜真卿的雄浑博大、质朴高贵，我们从褚遂良开始学习“二王”技法，再加上足够的篆隶训练，之后再系统研究颜真卿的楷书，才能深入得进去。

　　说实话，颜真卿一直是我的阴影，每当我的身心受到重创，我都想在颜真卿那里找到慰藉。大约六年前，我母亲突然病逝，那是我女儿一周岁生日后的第三天，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都只想着练习书法，但是写了几笔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又不得要领，反而让我更加抑郁了。

　　苦闷到极致的时候，我硬着头皮向江浙作协的季关泉老师请教：不学习楷书，能不能先学隶书？季老师是西泠印社社员，篆书和篆刻都极有神韵。他告诉我说，就学习书法而言，楷书和隶书之间，没必然先后因果，可以先学隶书。于是乎，我开始用水写字帖描红《曹全碑》和《乙瑛碑》，后来又找到张继先生的教学视频，开始用水写布描红《张迁碑》。

　　回想起过去的四十年，母亲是我第一个贵人，她不仅给了我生命，还教会了我奉献和坚强。我在出生后第三天，就得了脑溢血，和母亲一起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后来，母亲一直没有放弃我，并且拒绝了要第二胎，她将全部身心投入到这个可能脑部发育不健全的孩子身上。甚至还在冥冥之中，引导我学习隶书，侥幸地绕过了颜真卿的书法大坑。

　　回想起过去的四十年，妻子是我第二个贵人，她不仅给了我女儿生命，还教会了我大度和坚韧，并且用她自己的抑郁症，掩盖了我的抑郁症，在亲人、友人面前，维护了我正面阳光的假象。

　　孔圣人活了73岁，孟亚圣活了84岁，所以民间说，对于老人来讲，73和84是两道坎儿，然而对于我来说，颜真卿是第一道坎儿，如果迈不过去，即使能“向天再借500年”，我估计：我也闭不上眼。
 

克敌先要智胜

　　如颜真卿一般的优秀传统文化，实在是我等书法爱好者，惹不起的大神，了解起来就很难，临习碑帖更艰辛，至于说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但是，我想要解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向哪里去”这三个问题，就必须要解决我和颜真卿的这种纠结，这就如同沈阳人民面对“疫情”：我们只能想办法了解“它”、防备“它”、攻克“它”、解决“它”，否则我们没得办法出去、也没有地方可去，只能继续宅在家里。

　　沈阳人，乃至东北人，在保护野生动物方面，一直做得不错，在这一轮“疫情”的推动下，更多省份推出了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新规，作为医护防疫领域的外行，我们绝大多数人只能如此吧。

　　关键时候，还得专家们出手，我的智商不够用，可以依靠钟南山，于是乎很多防疫小窍门儿都打着钟南生先生的旗号，在各类微信群里飞驰而过。

　　我一般不看那类小窍门儿，因为医院里专家都控制不住的病毒，不可能让我们用土办法克制住。所谓的多洗手、用流水，大概就是有助于我这样的抑郁症患者，养成新的心理习惯，说不定会有助于我逃过下一波古怪病毒的侵袭，至于说如果这次真的已经有病毒上身，大概流水洗手只能降低传染亲友的可能吧。

　　隔离，继续隔离，如果不够，再继续隔离。沈阳人，这段时间做得很好，公交车出行减少，外出购物和运动减少，面对传染病，隔离传染源，并且隔离可能被传染人群，是最佳方案，这用脑子解决问题的办法，大概能让这一波沈阳人多活100年。

　　临帖，继续临帖，如果不够，再继续临帖。哈佛居，是我这段时间，给自己书斋起的斋号，我女儿名哈佛，她居住的地方，自然就是哈佛居。这一段时间，我也做得很好，公交车再不上了，外出购物全靠电动助力自行车，只要出了家门，口罩绝不摘掉。面对传染病，隔离传染源，并且隔离我自己，是最佳方案。这用脑子解决问题的办法，大概能让我，多活100年。那我就还可以有100年时间，用来攻克颜真卿。

克敌还要行动

　　我早已错过了学习书法的最佳年龄，也错过了向明师求学的机会，如今想要用业余时间、以业余身份攻克颜真卿，无异于痴人说梦，其难度也无异于自学《命运交响曲》的演奏。但好在如今是手机上网时代，专家们在网络上各种发声，当然这里面既有医学专家、也有社会学家，甚至还有文学家和书法家。

　　我本人算是比较有自知之明的，尽管我不太知道武汉的情况，也知道在为难关头，能帮忙则帮忙、不能帮忙则千万别添乱的道理。事到如今，我都没见着病毒的样子，就被居家“隔离”了，我也是很无辜、很迷糊啊。我这样理解问题，大概是比较容易让武汉人民接受：武汉人民在最初的阶段里，一定也是一头雾水的迷糊状态。

　　好在，我的求知欲，并没有那么强，我没有飞往武汉一探究竟的勇气，我只能在国家的安排下，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有一些灾难，需要专业外的人民群众参与，而这类传染性疾病的防控，需要专业以外的人士，尽量保持低调，因为我们的道听途说和胡乱发声，只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网络拥堵，而且没有任何实际作用。

　　 专业人士，需要做出专业的行动，非专业人士，也应该做出适合自己身份的行动，这就是全国上下一盘棋。当然，偶有不和谐的小插曲，我本人倒是愿意以包容的心态理解他们，毕竟这样突发的紧急行动和紧急状况，与我们正处于的喜逢盛事、风月无边的好心态之间，有着太大的心里差距了。就是最专业的特种兵，也不敢说几秒钟之内，就从休假状态进入战争戒备状态，更何况我们这些没经过训练的普通人呢！

　　至少军方的行动、医护辽军的行动，在我看来是合格的，甚至于是可歌可泣的，那么多九零后的孩子们穿上防护服，冲出沈阳、冲出辽宁，奔赴雷神山、奔赴襄阳城。

　　说实话，我本人如果是医护工作者，我不一定有勇气奔赴雷神山、奔赴襄阳城。在勇气与责任的感召下，也许我会冲动一阵子，但我会努力控制这种冲动，我八成会留下照顾抑郁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

　　在疫情面前，我依然是一个英雄的爱好者，就如同在颜真卿面前，我依然是一个书法的爱好者一样。我也许就是那个好龙的叶公，真正的龙出现了，我就会退缩。这也许就如同我临习颜真卿一样，写字的时候，总会溜号；不写字的时候，却又要赌咒发誓一定要攻克“它”。

　　但是这一切，都不重要，在奔赴雷神山、奔赴襄阳城的问题上，再怎么丢脸，我都可以“爱好者”三个字作为遮羞布；但是在歌颂这些“逆行者”的文字中，不能没有我的思考。

　　我思故我在，我的文字，就是我的行动。

克敌需借法宝

　　法宝这个词，来自中国佛道二教，在封神、西游的故事中，常常见到师傅赐予徒弟某件法宝，这个法宝往往是有型的东西，拿过来就能收服妖魔。其实，所谓法宝，就是以法为宝，法宝传给弟子，不可能马上就用，得有一个“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的时间差。

　　颜真卿44岁写成《多宝塔碑》，还只是将褚遂良体写得肥厚而已，到63岁写成《麻姑仙坛记》，已经将篆籀之意铺排进去，只能于少许“蝉头燕尾”之类笔画管窥颜体风格之一斑，到71岁写成《颜勤礼碑》，他已经将篆籀之意融会贯通，外行人大多轻易是看不出《颜勤礼碑》对于《多宝塔碑》的否定之否定了。

　　问题是上述的诸多明师，早已经把临帖方法——法宝交给我了，我还是写不好颜真卿，这是什么情况？难道说，张旭真的给过颜真卿一个有型的东西，让他揣在兜里、或是加在墨里?

　　上文我们说到的“隔离”，也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法宝”，但对于疫情来说，“特效诊治”办法，是最直接的“法宝”，这个法宝咱们普通人没有，只有顶尖的那些专家才有可能有，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让专家组开会进行决策，不能依靠一大群干部坐听一个专家汇报工作的官僚主义模式。

　　《西游记》中面对大闹天宫的孙猴子，玉皇大帝只能大喊：“快请如来佛祖”。然而，这并不丢人，反而是一种可贵品质，自己没有法宝，就得“快请”专家到场。

　　1939年十月，毛泽东在撰写《<共产党人>发刊词》、论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这三大法宝，实际上也是我们建造新中国的三大人力资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军队、党员干部；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就是两大法宝两队人马，一队是党员干部领导的知识分子，另一队是党员干部领导的人民军队。

　　在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抗疫之战中，又一次充分证明了党管一切和两大法宝的巨大威力。“共赴国难”、“共克时艰”，党政军民各方在苦难面前放弃了面子和架子，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凝聚成了雷神山下热血沸腾的浩然正气。

　　当然，在我们借用法宝的过程中，也常常用错地方，乃至于南辕北辙，越走越远。比如说，我们曾从鲁迅先生那里借来一个法宝：反对孔乙己和孔夫子。结果呢，我们却忽视了文学与哲学的区别，没读懂鲁迅先生打倒孔家店的真正含义——是要重估“程朱理学”。

　　我们把文学的法宝，误认为是哲学的法宝，在继续批判孔夫子的过程中，甚至还让程朱理学借尸还魂了，让程朱理学上升为批判孔夫子的法宝，于是乎不仅仅是“以糟粕批精华”的本末倒置，也耽误了大把的时间。

　　在我的人生当中，程朱理学就是第二个坎儿，如果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我对不起我母亲、对不起我女儿、对不起所有我深爱着的亲朋好友。

　　想要攻克程朱理学，难度更大，因为思想这东西，总是潜移默化在我们的行动中扯后腿，其固化能力极强。这思想界并不像书法界，没有导师会愿意鼓励徒弟去创新。而颜真卿在学习了师傅张旭的笔法之后，就会被师傅允许、甚至鼓动他去推陈出新、别开生面。

　　程朱理学在北宋一面世，就是盗用禅宗二祖雪地里“断臂安心”的公案，编造了程门立雪的假故事，进而又大量从小乘佛教引进术语，以轮回为威慑，恐吓下层民众，基本路数和董仲舒相差不大。到了南宋，更是以《岳飞传》《杨家将》等半真半假的爱国主义故事，宣扬赵家英明天子的文治武功。

　　由于南宋是汉族政权为核心的，所以在《杨家将》的故事里，将西夏、契丹等少数民族几乎丑化为妖魔鬼怪。杨家将的真原型，杨业、杨延昭、杨文广为官不过三代，而实际上镇守西夏边陲的折家军，就是所谓老太君佘赛花的娘家人，那个说不清民族成分的折家，才是大宋西北军方的脊梁；而大破天门阵的穆桂英若是存在，也分明就该是出身鲜卑族的慕容桂英。

　　关于《岳飞传》的故事，就更加复杂些，也许借用金庸先生笔下郭靖守襄阳的例子，更容易说清楚。襄阳日报大概是在2020年2月11日以大幅图片感谢辽宁和宁夏对襄阳的支援，这见证了三地的血肉亲情。但南宋时期，地处辽宁的金和地处宁夏的西夏政权，正和襄阳方面处于战争状态。在那样一个南宋军事极弱的历史背景下，如果镇守襄阳的郭靖，就一意孤行、要带兵打到辽宁来，这本身似乎并不是特别理智的军事行动，因为北伐得依靠骑兵，不可能靠双腿跑。到了岳飞那里，岳家军竟然还打出了“迎回徽钦二帝”的错误口号，简直愚蠢到让人不能直视！

　　首先说，岳飞北伐本身就没有军事上的可行性，所谓的岳飞北伐即将成功，不过是后世的南宋皇帝为了替自家挣军事上的面子，而默许的一种政治宣传而已；其次呢，若真是北伐成功，迎回徽钦二帝，岳家军也不可能常驻辽宁，那时候有三个皇帝一起开会的南宋，才真正是糜烂到不可收拾了。

　　对于契丹与北宋，金与南宋的对峙时期，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其背后是游牧与农耕两种生产生活方式的对立，两种落后的生产方式，谁也兼容不了对方，所以谁也没有太大兴趣吞并对方。作为南宋统治者来说，他们尤其不喜欢打战，写写书法、弄弄国画，多舒服，去辽宁那个苦寒地方干什么？放羊啊？

　　了解了南宋大汉民族主义这种狭隘的程朱理学背景，我们就更能包容理解一些事情了，比如说日本方面捐赠物资的诗化口号不如“武汉加油”更好的现象，明显就是中了程朱理学的遗毒。人家给咱们送礼，就算啥也不说，就算都是乡下土话、一嘴口臭，咱们也不能挑人家毛病啊，啥叫礼仪之邦啊！这时候，您秀什么、酸什么？不会说话，不知道一边眯着去？

　　反思武汉之殇，也许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涉及了程朱理学的酸，我必须多说几句。总有喜欢中医而讽刺西医的，也总有喜欢佛教而讽刺道家的，反之亦大有人在。在我看来，这群偏激刻薄的人，既不是西医爱好者、也不是中医爱好者，更不是佛教或者道家爱好者，他们都是程朱理学的遗毒分子。

　　而这个程朱理学，是害了大明王朝的罪魁祸首，也是害了满清政权的罪魁祸首，更是鲁迅先生早就指出来的——真正的孔家店。

　　程朱理学是我个人的一个坎儿，更是我们伟大祖国和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上的大敌，此敌不除，马克思主义就深入不到基层人民群众内心之中去。

　　至于说，还有哪些现象，属于程朱理学的遗毒，我一时也说不好，此文仅作抛砖引玉吧！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道路上，我们还要走很远、还要走很久。

　　至于要如何如何，才能攻克程朱理学这本哲学碑帖，我也还是一头雾水，但有一个概念还不得不商榷。程朱理学代表了“封建主义”的核心内容，然而据我知道，所谓封建主义，这个词本身也是指意不明的。满清皇帝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代表的不是分封建国的奴隶主；所以我们关于封建社会的这个概念，早就应该被地主社会或者农民社会的概念所取代。这一概念本身内涵与外延的含糊，大概也给程朱理学的暗处藏身，制造了理论漏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