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我一生命运走向的事件，与一条路有关。 

　　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临近清明，辽南的山岭已是一片郁郁青青。家里为三叔择好了订婚的黄道吉日，母亲正带着未满三周岁的我在外婆家小住。据说，我打小就生得粉妆玉琢、眉清目秀。那个时候，我已经能够遵照大人的指示帮忙取送传递物件，而伯父家的堂兄堂姐远在外地，我就成了整个王氏家族的掌上明珠。为了让我们能够及时回来参加三叔的订婚仪式，父亲亲自到外婆家接我们。

　　外婆家和我家分属辽南两个不同的乡镇，中间隔着一道蜿蜒陡峭的山岭，大约十五里山路。如果乘车去外婆家，需到五十里外的盖州县城转车，曲线距离达一百多公里，因此，那道名叫背古岭的山岭，就成为过岭人的最佳选择。早年，我曾以为它叫“背伍岭”“背虎岭”抑或“北狐岭”……直到2018年冬，在地图上我才得以确认。翻过背古岭，再走大约二百米就能到外婆家。

　　父亲抱着我，母亲抱着弟弟，下岭后，为了能早些到家，当时没有走大路，而是从小路穿插，经过东岗子附近的南山背。对，就在那儿——南山背——包裹着我的小被子散开了。父亲把我放到一块平整的大石头上，手脚麻利重新把我包裹严实。我一度怀疑南山背是背古岭的余脉，延续了岭上冷硬的风。回家后我就感冒了。

　　紧接着就是三叔的订婚典礼，老亲少友，贺客盈门。一脸喜气的三叔偶然回眸，正看见乡里那位口碑不错的赤脚医生罗大夫从我家门前经过，便热情地请进家门为我诊治。罗大夫诊断说我感染了风寒，需要打一针，肌肉注射，扎在屁股上。

　　午后，送别客人，操劳了一天的母亲靠在炕梢，陪伴被留客的三位姑奶奶聊天。母亲让我把烟笸箩拿给二姑奶。我挨着母亲坐，烟笸箩在炕头儿，大约相距三米。我趴在炕上匍匐着向烟笸箩爬行。平时母亲最喜欢看我虔诚地捧着什么小心翼翼走来走去的样子，那一刻，她深以为奇，忍不住疑惑，“这孩子今天怎这么懒呢，不爱走路倒爬了起来？”倚窗而坐的二姑奶突然大惊失色，“这孩子腿怎么了？”

　　未及二姑奶苍凉急迫的声音跌落，母亲一骨碌坐起，怔怔地看见我两条小小的腿无力地拖着，却兀自向烟笸箩努力地爬去。母亲顾不得擦拭肆意奔涌的泪水把我抱起，双手扶在我的腋下，试图让我像秋收后在田野中矗立的高粱椽子一样立起来，然而，一次又一次，都失败了。我的双腿像面条一样绵软无力，再也站不起来了……

　　短暂的惊慌失措后，父亲抱上我奔往相隔十几户的钟家，母亲泪眼婆娑地紧随其后。钟家是下放落户到村里的“五七大军”，钟家有个女儿叫钟华，是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钟华的母亲下放前是一位医生。她说我得的是麻痹，是一种病毒感染，病势汹涌，如果得不到及时医治很可能会蔓延到大脑，影响智力不说，更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

　　我能够想象到父亲母亲的绝望，但他们没有放弃，当晚马不停蹄带我进城，从此在求医路上四处奔波。无论是正规的医院，还是民间的偏方，他们带着我一次次满怀希望而去，又一次次落寞失望而归。一些人劝慰着：尽到心就好，别再拿钱打水漂了！关于那段求医岁月，父亲在我面前只提过一次——小时候为你花的钱啊，如果都换成十元的纸币，摞起来比你的个子还要高。

　　医生们给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有的说是赤脚医生打针打错了位置，扎到坐骨神经上了，所以，人们后来的经验是，无论用什么样的惩治方法，对再怎么调皮不听话的孩子也不能轻易打他的屁股。也有的说是小儿麻痹症。2016年6月下旬，在一次对基层残疾人工作者进行培训准备材料过程中，我做了大量延伸学习，对小儿麻痹症有了更多了解。它是由一种病毒侵入血液循环系统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后来这个病毒被称为脊髓灰质炎病毒。小儿麻痹症的感染者90%为1至6岁儿童，那10%的小概率病例最著名的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1921年患病时39岁。

　　小儿麻痹症早期的症状主要是发热，全身不适，极易令人误作普通感冒，从而延误治疗。据说，在感染的病例中，每200例就有一例导致终身残疾，5%～10%的患者会因为呼吸肌麻痹而死亡。

　　如此看来，我的“感冒”也极可能是脊髓灰质炎的征兆，我成了那二百分之一，变成了一个瘫痪的孩子，庆幸的是性命已然无虞。父母之爱子，除为之计深远外，我认为应该还有一种爱叫作退而求其次。

　　其实，我国的病毒学家顾方舟先生于1960年就成功研制出首批脊灰疫苗，找到了成功预防小儿麻痹症的方法。1962年，他又成功将糖丸减毒活疫苗研制出来，即我们俗称的“麻痹糖丸”。可是，我的先祖于清乾隆十三年从山东高密西南乡大王庄，迁徙到这个三面环山的狭长山谷，僻居一隅，二百余年来，至我已是第十一代。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乎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当那粒珍贵的“糖丸”发到我家的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无力回天。

　　在我患病那个农历小年，父亲抱我去几十米外的邻家办事，让我在门前等候。那时，我已经可以独自站一小会儿了，那是父亲母亲辛苦奔波换来的伟大成果，但仍然没有重新获得行走的能力。当父亲捧着东西出来时，惊异地发现我已经离开原地，挪着小小的步子向前探索着蹒跚走去。难以置信，父亲似乎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下意识地环顾四周，当他终于确认我完完全全是依靠自己的腿和脚在行走时，他扔掉手中之物，飞跑过来一把抱起我向家里狂奔而去，一向沉稳的父亲让我吃惊，他一路大喊：“孩子会走啦！孩子会走啦！”父亲喜极而泣，在我生病之后，他第一次将奔腾在心里的那条伤感的河翻涌成流淌在脸上的喜悦泪花。

　　我会走了，然而遗憾的是我的左腿没能完全康复，虽然始终未曾放弃过治疗和矫正，但在此后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残疾人”这三个字将注定伴随我一生。

　　我虽然是个残疾孩子，但这并未妨碍亲人们一如既往的爱，甚而因祸得福，那些爱不知不觉转化成呵护和爱怜。二姨就是其中一位，一抱起我就不舍得放下，便跟姐姐商量，软磨硬泡，非要把我“借”回去玩几天。二姨性格偏执，母亲拗不过，只好让步，交代了N多注意事项，千叮万嘱，让二姨务必早些送我回家。

　　就在那个未知季节的某个午后，四岁的我被二姨带往外婆家。外公外婆共育有五个子女，母亲居长，依次是舅舅、二姨、三姨和老姨。我这样一个病孩子的到来令外婆一时手足无措，忍不住埋怨二姨几句。二姨抱起我挎着小包扭头就走。夕阳即将没入背古岭，外婆一路小跑追赶我们，在背古岭下把我从二姨怀里夺了过来，用一根手指戳着二姨的额头，恨恨地骂了声：“不省心的二鬼！”

　　孰料，就是二姨这一抱和外婆这一夺，再次改变了我的生活。二姨没有兑现承诺，把我从小住变成了长久的寄居。说来也怪，我就像一条小小的鱼儿，一下子游进了一条水温和营养均衡适度的河流，安心地住了下来。外婆说我是个乖巧懂事的孩子，不哭也不闹，直到有一年得了风疹，身上起大片大片的疙瘩，刺痒难耐，昼夜不宁。

　　白天，外婆背着我走街串户四处游逛。有一次我们经过外婆一位叫“带兄”的堂妹家，“带兄”姨姥给了我十五个鸡蛋，可一时又没有找到合适的家什，姨姥灵机一动把鸡蛋装进一顶帽子。外婆背着我，我双臂环过外婆的脖颈，两只小手紧紧抓着那顶宝贵的帽子。晚上，外婆把我搂进被窝，用指腹轻轻地抚触我的痒处，直到我安然入睡。上大学时有一次去看望外婆，外婆说我那次的磨难，相比我的腿病只是历的一个小劫。

　　到了学龄，因外婆家距学校要比我家近五分之一的路程，父亲母亲让我继续留在那儿上学读书，他们不希望我像邻居家一位瘫痪的姑奶那样一生窝在家里，衣食不周。于是，我在山岭那头的外婆家寄居，一直到小学毕业。

　　我在学习上非常争气，不用操心。带我去外婆家的二姨不久就出嫁了，不然，二姨的耐心也极其有限，照顾我是外婆和三姨的活儿。三姨美丽温婉又热爱读书，学历又高人缘又好，是我的偶像。三姨和舅舅的朋友圈很大。那时村里还有“青年点”，有许多知青，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舅舅和三姨的好友，那些知青叔叔和阿姨待我也都非常好。海城大地震那年，我家也属震区，震感强烈。据母亲说，地震那晚就是一位来自营口的知青尹叔叔把我从剧烈晃动的房子里抱出去的。舅舅与我父亲关系好，等量代换，尹叔叔也是父亲的朋友，那天，他正在我家做客。我据此推断，我被二姨抱去外婆家的时间至少应在1975年2月4日之后。

　　老姨只大我七岁，我的到来改变了外婆家的格局，掠夺了老姨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应该享有的一切特权。那时我还不懂其实我是一个闯入者与“入侵者”，无论老姨鼓捣出多少恶作剧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外公外婆看得紧，老姨的小伎俩每每无法“得逞”。

　　老姨偶尔抢我一个心爱的花毽子，有时又夺走我正在看的小人书，被外婆发现的时候，她就跑到屋外把脸贴在玻璃窗上，舌头伸得长长的挤眉弄眼向我扮鬼脸。外婆便追着老姨想帮我抢回她手中高扬的战利品。但我是老姨的“私有财产”，在外，任何人想染指都万万不行。我有个同学，小名叫丫蛋子，本来十分要好，可在孩子们那里，友谊的小船总是说翻就翻。有一天放学后我们在山坡上剜野菜，丫蛋子不知听了谁的挑拨翻脸骂我，其中有的内容伤及我的腿，那时我全身每一根神经都敏感异常，气哭了，却又担心老姨奚落，回家也不肯说。

　　外婆家东院的敏子把这件事报告给了老姨，翌日放学后，不声不响的老姨在那片山坡上找到丫蛋子。老姨得益于母乳喂养到五岁，高挑又壮健，绰号四胖子。敏子绘声绘色地讲我老姨怎样扯着丫蛋子的两条辫子，像拎小鸡一样把她拎了起来，大声喝问：“以后还敢不敢欺负我家小秋红了？”直到丫蛋子连声认错，答应以后会好好帮助我，老姨才把她放下。

　　这件事让我改变了对老姨的看法，收敛一些获得偏爱的优越感，主动亲近她，心甘情愿地维护老姨的威严。

 

　　小学毕业以前，离开外婆家的日子只有外出求医和寒暑假期。那道山岭在我幼年以及童年时光中有着别样的记忆。

　　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上，从我家所在的龙王庙村出发，经过董店，抵达坐落在七盘岭村最深处的老王家，把自行车寄存好。五百年前是一家，主人格外热诚。

　　我记得那段旅途中奇异的人和事。一个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与王家毗邻。他是清朝遗老，花白的头发编成一条小辫子，因此绰号“张小辫儿”。我想，他并非忠于大清朝，也许仅仅钟情于一个习惯而已。张小辫儿拖着枯瘦的小辫子颤盈盈地走过田塍，风中跳荡着几缕发丝，一瞥之间忍不住令人心惊。

　　还有一件事，我在村外的田野看见一个相貌不同寻常的牧羊少年。当我到达七盘岭村附近，在那一片田野我又看到同一个少年，放牧着大致规模的羊群。但不可思议的是，他何以赶着羊群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穿越一片片田野，又换了不同的衣衫？这个问题困扰我许久。多年以后，我接触到特殊教育，这个谜团才得以解开。原来那完全是不同的两个少年，恰巧年龄相仿而已，只不过他们共同患有一种叫作唐氏综合征的病，具有大致相同的脸谱型面容。

　　背古岭山顶的垭口，曾经有座石碑，碑文上刻着修建背古岭的时间、过程，以及捐建人的名字。石碑“文革”时被毁，只余残存的碑座。举目四望，重峦叠嶂，山岭延绵，我家暖泉那边坡度舒缓，而去往外婆家的方向“岭脖子”短促，突兀陡峭。真不知当年二姨是如何把我弄过岭的，而今，不知那些树枝和藤蔓上是否还留有二姨手指的温度。

　　三年级那个暑假，父亲去外地施工未能及时赶回，母亲捎信来，请外婆安排人送我回去。外婆也许是想念女儿了，她并没有安排谁，而是决定亲自送我回家。

　　那天清晨，外婆背着包袱和书包，牵着我的手出发了。背古岭上生机盎然，到处是葱茏的柞树，其间掺杂着几株白桦树和落叶松。外婆家和我家都是辽南著名的柞蚕产地。而在那两年后的春天，我曾跟同学们一起响应大队的号召，保护柞蚕，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和全体村民一起上山抓毛毛虫。大队决定每捉一斤毛毛虫给我们补助一毛钱，是对小学生劳动成果的奖励和尊重。我一共捉了二十三斤半，得到了两元三角五分钱的补助，那是我靠自己的劳动赚得的第一笔任凭自己支配的巨款。我本来极怕毛毛虫，而且得到特殊照顾可以免除上山劳动，但我不肯落后，请外婆为我做了严密的防护，扎紧裤腿，戴上厚厚的皮手套。

　　柞树，乡间也叫博洛树。我出嫁后定居的小城有一个乡镇就叫博洛铺，不知二者是否有所关联。树下一些不知名的野花正绚丽地开着，寂寂然在风中摇曳。岭上还有一种酸甜可口的野果，果肉红色多粒多汁，外婆叫它“火盆儿”（盆字轻声儿化），有的地方也叫它“刺泡儿”，学名叫作野草莓或树莓。“火盆儿”，我还是喜欢这个称呼，一如外婆亲切地呼唤我的乳名。

　　下岭后，外婆背我赶一程，又牵着手走一会儿，不时坐在路边小憩，歇脚的频率越来越稠密。外婆摘了两片梧桐树叶，一片戴在我头顶，拿另一片给我扇风。就在这时，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嗖”地一下，像一阵疾风似的从我们身边一闪而过。

　　外婆几乎一个高跳起来向前跑去，口中喊道：“同志！同志！请站一下！”那陌生的骑车人瞬间已经冲出很远，他急刹闸，调整车把，一只脚支在地上，一只脚蹬在踏板上，疑惑地望着外婆。外婆连忙跑回来，背起我向那骑车人走去。“同志啊，我这个小外孙女的腿坏了，我们刚从岭上下来，要去龙王庙，孩子实在走不动了。同志，你要去哪里？如果顺路的话，能不能帮我把这小孩载到龙王庙？”

　　那中年男子说他要去方屯办事，可以捎个脚儿。从七盘岭去方屯，龙王庙是必经之路。外婆千恩万谢，把我抱到自行车后行李架上坐好，请他把我放到龙王庙桥边儿上，又嘱我在桥边坐着别动，再次向那位骑车人连连道谢。

　　我抓紧自行车后座，车轮滚动，叫一声“姥姥——”外婆离我越来越远，身影也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转过一个山头就彻底不见了。我默念着我的目的地——龙王桥，我知道从那儿向右走就能到我家，那是我深埋心中万分渴望的家园。我曾经站在外婆家的后门遥望苍莽的山峦，默默地设想那重重山峦背后一定就是我家。而那一刻遥望去路，两岸青山和半岸青纱帐夹着一条坎坷的土路，向前无限延伸。回眸外婆消失的方向，一个孩子在近乡情怯的心灵边界，生起一丝空落落的惆怅。

　　到龙王桥，那位叔叔单手抱我下车，把我放在路旁，想了一想，把自行车靠在一棵杨树上，给我搬来一块干净平整的石头安顿我坐好。他扶起自行车看一下来路，微微踌躇，转而似乎又下定了决心，右腿轻盈地飘上自行车……我的耳畔回荡着高声叮咛：“在那儿稳稳当当坐着啊，哪儿也别去，你姥姥马上就下来了！”

　　我把玩着手中的几粒石子，不时地张望，果然，外婆出现在我的视野中，向着我和桥的方向一路疾行。

　　从背古岭上吹来的风、那个姓罗的赤脚医生以及我的三叔，曾经都是母亲心中过不去的坎儿，她固执地认为他们集体剥夺了我未来的许多种可能。我最怕听母亲的一个疑问：“漫天一个雨点儿，怎么就落到了我家头上？”她问天，问地，我想也许还叩问过神祇，她执着地抱持着陈旧古老的残疾人观叩问她的前生。诗意的语言背后是母亲涟涟的泪水和她一生的不甘、自责和痛悔。

　　父亲母亲在我生病之后全力以赴四处求医问药，当时忽略了那位姓罗的赤脚医生是否该负有一定责任，时过境迁，他们选择了沉默和隐忍。而三叔，距我最切近的那个，是母亲迁怒的一只“替罪羔羊”，但她把这一切深埋于心，她只生她自己的气。我可怜的三叔，那天与他订婚的女子后来成为我的三婶。可是，作为人妻的三婶冲动乖张，无事生非，“作”得紧，我曾看见她把一盆新烧的草木炭火像泼水一样向三叔倾倒而出……三叔遇人不淑，积郁成疾，年仅32岁就离开了人世，撇下我三个年幼的堂弟堂妹。我从来没有怨恨过他，其实母亲也是。

　　自我3岁那年患病开始，经过长达23年各种方式的治疗，至26岁又一次经历过残酷的手术之后，我决定终结为我的腿再行任何求医，不想再承受术后效果远不及心中期望的失落。

　　钟华一家落实政策后回城，但他们别于村庄的样子给小小的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我想，那可能就是“气质”初次映现在我的世界中的样子吧，也许早自那时，他们无意中在我心里建起了一个关于远方的初步架构。

　　还有老姨，更令我百思不解，成年后的她一改当年模样，摇身一变成了一位温婉的淑女。我怀疑那个曾经为我四处征战的老姨是一位天使，在那些充满好奇、探究乃至心怀叵测的人面前，不计形象，刻意伪装出吓人的嚣张跋扈。

　　我那儿时的山岭和村庄，它们成为我记忆的坐标系中绚烂的经纬，慢慢化作记忆枝条上一截截寂寞的枯枝，却又在某些时刻突然复苏，有时依然令我疼痛。它们偶尔凝结成背古岭上的古老车道，有时化作外婆手中的几簇“火盆儿”，走在青翠的山岭或茫茫大雪中的父亲和母亲，怀抱他们视若珍宝的女儿，有时依稀是那个陌生骑车人的背影……

　　12岁以后，我再没有走过那道山岭，但我常有一种错觉，仿佛我一直是那个孩子，怀揣着隐秘的疑惑……而去路之上，她所经行的四季，一一隐藏进夏天的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