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十岁那年，因工作调动，离开锦州。去省作协报到的前一夜，送走最后一位送行的朋友，我对妻子说，我去小树林坐一坐，你先睡吧。妻子说，又不是不回来了，这么晚了，你明早还要走呢。我叹息说，不一样喽，再回来，就是到邻居家做客了。妻子理解我的心情，把外衣送到我手上，说夜里凉，早点回吧。

　　我说的小树林，就是铁路局四周的那片园林。可园林两字在寻常百姓口里似乎有点雅，铁路上的人就说小树林，锦州地方上的人则说是铁路小树林，时至今日，当地人仍是这么叫。我的家在铁路局东侧，（1984年，锦州局与沈阳局合并，已不存在锦州局，准确的叫法应是锦州铁路分局了。又过几年，铁路改革，所有分局都撤消，但人们仍叫那里为铁路局。）不过几百米。时值6月，白日里已感觉燥热的城市到了夜深已清冷下来。铁路局大楼似一座山静卧在夜色中，只剩值班室和调度室的两排灯光还亮着，楼前的一片林木更显葱郁。园林早被铁栅栏围起来了，只留了街道南侧的一小片还允许人们在里面伸展拳脚或一展歌喉，可彼时，跑圈的人已散去，林木下的舞场也安静下来，只有夜风飒飒，让人感觉到夜的凉意。高远的夜空中，一路南去的云彩流动得很疾很快，那一弯上弦月像一叶小舟，在波涛中逆浪前行。我独自一人坐在石凳上，迎着扑面而来的清凉，深吸着来自繁枝和绿草的清香，人生的往事波涌而来，很杂很乱，难以理得清爽。

　　锦州局高大雄伟的主建筑和四周的这片园林始建于日伪时期，位于锦州城东北方向的一高阜处。它初建时是什么样子，我不得而知，反正从我懂事起，就觉得它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上小学，我每天背着书包从园林间穿过；上中学，我骑着自行车早晚两次在路局门前如织的人流车流中飞行；下乡插队的时候，每次回家，在未进家门前却一定要先嗅一嗅这片林子的味道，因为这里是车站到家的必经之地。后来，抽工回城了，我的新岗位是锦州局下属的一家工厂，上班下班，这里仍是我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再后来，我成为路局机关的一名员工，每日在这片楼群和园林间奔波，就更感觉这里是家的一部分了。即使后来我去了地方文联，因家还住铁路住宅区，每天仍要经过这片小树林，在我的内心深处，仍觉自己还是整齐雄壮的铁路队列中的一员。

　　城市园林的设计与培植，是一门不可轻视的科学。在锦州铁路这片小树林中，春天来了，金黄色的迎春花一丛丛最先开放，接下来的繁闹是桃花和梨花，桃花又分了一丛丛的樱桃树和扬在半空中的红、白、粉色，引得蜂蝶飞舞。据说，那片园林中桃花的品种就分了数十种，可粗心的人们只知是桃花开了。接着开的是梨花，簇簇雪白，如大雪压枝。春末夏初时节，槐花开了，色彩很低调，味道却张扬，尤其是在清晨或黄昏，那浓烈的甜甜香气足以让人沉醉。夏日里，盛开的花朵是蔷薇和芙蓉，蔷薇紫红，掩映在繁茂的绿叶之中。芙蓉花又称英雄花，粉红色，高扬在枝头。秋天开花的树木虽不多，但枫叶的火红和银杏叶的金黄，给人的却是更外一份惊喜。到了冬天，这里便是松和柏的世界了，在白雪的覆盖下，苍翠枝头不时跳过顽皮的小松鼠，引树下行人伫步注目。

　　记不清这片园林是从什么时候起被铁栅栏密密包围起来的，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围裹，难道只有这样才能实行保护吗？我只记得，在我的孩提和青少年时期，清晨与傍晚，这里也总是有那么多晨练的人，林中的甬道上也总是奔跑着大大小小的孩子。那年月的皓发老者虽没现在多，但小孩子却不知比眼下密上多少倍。孩子们虽正是讨狗嫌的年龄，也并没有糟蹋这里的一枝一草呀。春天的时候，桃花落尽，我们会钻进树丛中，在枝叶间寻觅采撷小樱桃。那小东西比黄豆粒大不了许多，也只有在那个时候采摘，才可以剥下薄薄一层苦苦涩涩的皮肉入口，若再长上几日，内里的核子便硬了，皮肉也永远不会长成像街市小贩卖的红樱桃那般鲜艳酸甜。看来，当初选树种，就是防着孩子们淘气的。暑气上来的时候，树上的知了开始叫了，不知疲倦，躁叫不止，热呀——热呀——，所以辽西的人们就把蝉叫“热儿”。我们捕蝉的办法是套，先是担着被踢上一脚的风险去骡马屁股后面偷袭，揪下一两根尾巴，再将马尾做成套子拴在长长的竹竿上，套蝉的过程考验的是孩子们的细致与耐心。天凉些了，我们的兴趣转向了树根下，蹑足潜行，捕捉蛐蛐，需知，哪个少年手里若控有一只百战百胜的蟋蟀，那也是一种荣耀呀。到了秋天，风过叶落，男孩子们的兴趣转向了杨树叶的梗梗上，互相比试谁手上的梗梗更粗壮更坚韧，以勒断对方的梗梗为胜。为了这，我们会把树梗梗塞进臭鞋窠里去，尤其以胶皮鞋最佳。据说，谁的汗脚越甚，鞋窠越臭，捂踏的时间越长，梗梗便越坚韧，获胜的几率便越高。我如此细数儿时的乐趣，就是想说当年的孩子确是没有糟蹋园林。就是看到我们钻躲樱桃树丛中，养护园林的叔叔也顶多提醒一声，可不许折树枝呀。时至今日，我常看有小孩子们附在栅栏外，像看动物园里的珍稀动物一样眼巴巴地望着里面，心中便不由叹息，现在的孩子其实未必就比当年的我们幸福呀。再比如那入口的嚼货（食品），虽说现在的孩子鱼肉蛋不缺，天天堪比昔日过年，可他们品尝过真正的不带任何添加剂的鱼肉味道吗？究竟，什么才是进步呢？

　　当然，除了铁路局的主楼，掩映在林木间的还有一些建筑。主楼西侧，隔路便有一处搭建了漂亮门廊的小楼，那可是处不进不知其妙的绝佳去处。原来小楼是依着坡势而建，门廊在小楼顶部，一步步踏下去，才知了别有洞天的含义。据说，这里曾是伪满皇帝溥仪的行宫，溥仪是否来过这里，无考。但可考的是开国元帅林彪建国后再来锦州时，确是住在了这里。1971年9.13事件后，全国批林彪，当时的一份报纸上揭露，林彪为给他儿子选妃，特意指示中央军委办事组说，锦州有美女。听说，那次选妃，确曾有锦州的漂亮女孩去了北京，不久后回锦，还带了这个不许，那个不许的诸多戒律，总而言之是不许搞对象。又听说，林彪事件之后，那个女孩又被人带走，被凿凿实实地好是审查了一段时间。因了这个事由，1980年秋天，我参加铁路局总工会主办的笔会时，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美的罪过》，光临笔会的《鸭绿江》杂志主编范程先生看过，便将稿子带回了沈阳。但数月后，一位编辑将稿子退回，附信说，《鸭绿江》前两月发了一篇小说《大海做证》，为避免体裁撞车，只好忍痛奉还。既已被撞，我就把那篇已被撞得灰头土脸的稿子塞进了抽屉，数番搬家后，竟是踪影全无了。至于林彪为什么偏偏认定了锦州有美女，也曾引发过锦州人好一番猜想。以我的笨心思设想，当年辽沈战役攻克锦州，那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经过二十余载艰苦卓绝的奋斗，夺取的第一个较大城市。此前，林彪虽为军队的重要统领，却多是转战于穷山僻岭，首度力拔城郭，必是身心大悦，愉悦的心境看人看物，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再加城市里的女孩在装束与气质上肯定与乡间的土妞大有不同，那个第一印象在林彪心中深刻无比，所以多年以后，他才会念念不忘“锦州有美女”。

　　扯远了，有点跑题，还是再说那片小树林吧。

　　其实，小树林中与民众生活最为密切相关的建筑是路局对面并列的三幢楼房。最西的那幢是个电影院，座位过千，我们叫一剧场，主要功能是放映电影，几乎每晚都放，有时白天也放。记得我刚懂事时看电影，都是爸爸带我去。电影票是单位发的，爸爸常将票给了姐姐，我抗议，有时便由爸爸带我去。待我的身高已超过可携儿童的限定线时，爸爸在路上便要叮嘱，入场时两腿要尽量弯曲，脑袋也要低下去。初时，我还没觉什么，可再大些，心中便生出了莫名的屈辱，我盼着快些长大，能挺直起腰板大大方方地走进去。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是，那天，我要求将电影票放在我的手上，爸爸应了。到了入场处，我突然挣脱爸爸的手，跑步向前，交票入场。可回身时，我就知我错了，爸爸已不可能入场。我怔怔地望着爸爸，爸爸向我摆手苦笑，让我自己去看，还说散场时别瞎跑，还在这个地方，爸爸会来接我。收票的伯伯似乎认识爸爸，对爸爸说，那你就再等一会，看开演后有没有闲位置。

　　那以后，爸爸就再不带我去看电影了。有了票，或者给我和姐姐，或者就是他自己去。我盼着学校的包场，也盼着寒暑假快来，因为一到假期，一剧场就几乎整天都放电影了，票价是五分钱。每个假期，妈妈给我的可自由支配的零花钱是一元。那年月，冰棍是二分一根，在街上疯渴了，还可找到挑着水桶卖凉水的，吆喝的是一分钱管够，到了小孩子口里便是“一分钱灌狗”。我也去“管够”过，但那笔一元钱巨款主要还是花在了看电影上。记得我的另一次“突袭”壮举是在快开学的时候，我衣袋里真是一无所有了，那天要放映的电影我又特别想看，在剧场外转来转去的结果是我突然计上心头，趁着入场处相对清静，收票伯伯也有点掉以轻心之时，我突然一个白驹过隙，闪电般钻了进去。那次，我虽冲门成功，但电影却并没看好，总觉身边有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在走动。估计电影快结束了，我悄悄起身，准备提前退场。但万没想到，走到剧场后面时，手腕却被一只大手牢牢抓住，抓我的人是收票的伯伯，他把我拉进售票室，冷笑着说，小伙子行呀，知不知道犯了错误？我心狂跳，低着头不答。伯伯一再追问，我就反问，我说我对了吗？伯伯忍俊不住，竟哈哈笑起来，说那你就说说，你这一手是从哪儿学来的？我吭哧有顷，说跟嘎子学的。伯伯做出吃惊的样子，说《小兵张嘎》里有这么一出吗？你要是不说实话，那就别回家了。我再次反驳他，说学什么还非得照葫芦画瓢吗？老师说，好学生得会举一反三。伯伯这次点头了，说说的好，举一反三。我去你们学校开过家长会，看过你的作文，贴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对吧？你的作文写的不错。这样吧，你回家后，给我写一份检讨来，三天后交给我。我犟着说，我没学过写检讨书。伯伯笑说，你会举一反三，还用学吗？你要是不交，对不起，那我可就要把这事告诉你爸爸或者老师了，我都认识。我那一惊非同小可，我的作文确是被贴在墙上了，老师还写了评语，看来伯伯早知我姓什么叫什么，可不敢再犟嘴了。

　　紧挨着一剧场东侧的那幢楼是铁路技术馆，门脸正与路局主楼正门相对。技术馆内也有一个剧场，座位却少些，只有七百多个，是路局召开较大型会议的地方，但不开会时这里也很少闲着，几乎每晚这里都有演出，京剧、评剧、话剧，尤其是歌舞专场，观众更加踊跃，常是一票难求。那年月，没有卡拉OK，也没有歌手大赛，职工业余的歌舞演出便有了一展歌喉、同台竞技的味道。人们称这里为二剧场，来这里演出的人员都是机关和站段的铁路职工，百分之百的业余爱好。在这里，我看过京剧《群英会》、《将相和》、《失空斩》、《强项令》等等，也看过评剧《秦香莲》、《杨三姐告状》等等，还看过一些很赶时髦的剧目，比如文革前的话剧《年轻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文革中的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文革后的《于无声处》、《报春花》等等。多年之后，我仍然很难想像，一个完全业余的剧团，竟聚集着那么多不计报酬的业余演员，是什么力量才会形成如此之大的凝聚力？

　　二剧场的演出是完全不收费的，但要想得到一张入场劵，寻常人往往也需费些心力。但那些年，只要有了新剧目演出，却场场落不下我。说来，我的“能量”也极简单。邻居中有家姓夏，夏伯是路局机关的干部，业余剧团的骨干，他演老生，比如唱诸葛亮，比如演《墙头记》中那个病弱的老人。夏家的儿女们不时也会出现在舞台上，有时有那么两三句台词，更多的时候是扮宫女或衙役，就是所谓的跑龙套。夏家最小的儿子年长我两岁，我喊他老哥。夏老哥每去剧场，都不忘喊上我。剧场收票人自然是认得夏家小公子的，一来二去的，常是跟在他身后的我也混了个脸熟，不仅可享受到演员家属的待遇，有时还可坐到给尊贵客人预留的座位上去。有时，座位实在太紧张，我还可坐到侧幕后的地板上。一到那时，我的眼睛就不够用了，那些演员在幕后的手忙脚乱更能引起我的兴趣。记得十四岁那年，有一次，夏老哥一身戏装地跑到台下跟我显摆，还神秘兮兮地问我，说演秦香莲小儿子的那个演员病了，你愿不愿意上去演几场呀？我这人天生胆小，听此言，吓得忙摇头，说我不会呀。夏老哥说，上台了，你跟在秦香莲身边就行了，看她哭，你也装着擦眼泪，好演得很。我还是摇头。但这事，其实在我心里是好纠结一阵子的，如果跟我说这事的是夏伯，或者是导演，我是不是也许会点头一试呢？

　　多年之后的1983年，二剧场还是让我凿凿实实地风光了一把。那一年，上海电影制片根据我的小说《一夫当关》改编拍摄了电影《犟小子》，公映前，导演携片子来锦州做答谢放映，地点就在二剧场，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晚上还一场。初出茅庐的我得此荣耀，真是美出了鼻涕泡。但就在电影散场人们穿过那片小树林时，我却亲耳听到了另一种议论，说导演是孙永平，小说作者是孙春平，如果不是一家子，上影厂会拍这个电影吗？为这事，那晚回家，我把心中的怨恼跟爸爸说了，爸爸说，其实这事也简单。要想堵住别人的嘴，那你就继续努力，多写，写好，如果你再有一两部作品拍成了电影或电视剧，看还有人说什么。好男儿赌志莫赌气呀。

　　接下来就不能不说说小树林最东侧的那幢小楼了。小楼两层，紫红色的墙体，尖顶，欧式风格。极引人注目处是小楼门楣上方是雕在花岗岩上的一行大字，锦州铁路图书馆，那字体别具风格，署名也不能不引人注目，郭沫若，大文豪呀！那绝对不是拉大旗做虎皮的拼凑之作或找人模仿的，因为后来，我在馆长办公室里见过郭老的真迹，镶在镜框里，高悬白壁。一个企业的图书馆，能得到郭老的亲笔题字，真是很让人骄傲啊！

　　图书馆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除了想看书爱看书，还因为家里的屋子实在太小，姊弟六人再加父母，八口之家挤在不过三四十平米的小屋子里，连写作业的地方都难找到。图书馆设有儿童阅览室，所以每天放学，我都是先在这里把作业写完，然后就去找书看。这里有各种连环画，还有古今中外的童话故事。管理这个阅览室的老太太姓沙，高高大大，不怒自威，内心慈爱却表情严肃，曾是铁路小学的校长，退休后在这里尽义务。只要她在这里一坐，孩子们便立刻安静下来，再不敢打闹喧哗。沙老太对我的偏爱我是体会出来的，因为每每我写完作业去找读物时，她常会从柜下单找出两本放在我面前，那肯定是最新添进的，也基本是我以前没读过的。我心中感动，有时口里会低声道一声，谢谢姑奶。听到感谢，沙老太会伸出温暖的大手在我头上摸一下，有时还露出罕见的笑容。但我不敢称她奶奶，初时不懂，叫过，她佯作未听到，面上的表情却愈加冷竣。回家我把这事说给妈妈听，妈妈说，沙老太太一辈子没结婚，你怎么能喊她奶奶呢。我问，那我喊她什么？妈妈想了想说，你以后就喊她姑奶好了。

　　待长大了些，我开始往二楼的大阅览室跑了。那里有数十种每天的最新报纸，还有许许多多期刊杂志，有时政类，有科技类，也有文学类。读杂志需用相关证件，初时，我将我的学生证递上去，负责这摊工作的阿姨常逗我，说小孩子，还是去楼下儿童阅览室吧。我撇撇嘴，不答，阿姨便笑着将我所需要的杂志递给我。记得最清楚的那天是1967年6月18日，我在这个阅览室几乎坐了整整一天。之所以将这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是因为前一天，也即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还因为那一晚我在家里挨了妈妈一顿胖揍。挨揍的因由完全不在我，而是妈妈跟姐姐拌嘴生气，又不好对女孩子动粗，便将怒气转嫁到我身上，她打，十七岁的少年则梗着脖子宁死不屈，直到妈妈将一把扫帚都打开了花。我心中有怨，一夜没睡安稳，天刚亮，就悄悄溜出家门。很快，大街上人山人海，彩旗飘飘，到处是庆祝的人群。当然，庆祝的是氢弹爆炸成功，而不是我挨了胖揍。那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我初中毕业了，满世界都在停课闹革命。我随着游行的队伍走过解放路，又走过中央大街，饿了，也累了，便踅回铁路图书馆。门卫师傅说，都去游行了，今天还开不开馆就不知道了。我无处可去，说那我就等着吧。门卫师傅将邮递员刚送来的一捆报纸杂志放到我面前，说那你就先看着。那天午后，图书馆还是开馆了，我坐进阅览室直至灯光亮上来。先是觉得饿，很饿，饿得肠胃乱搅，但很快，就不觉了。我以为是阅读的兴趣可以抗饥，后来才明白，原来饥饿也像地震，第一波很强烈，此后会相动平静一些，再后来的余震就不会那么强烈了。那天，快闭馆的时候，姐姐冲进了阅览室，拉起我不由分说往外走。我怕影响别人，虽执拗着，但也不是那么强烈。到了外面，才见妈妈坐在门前台阶上，正低头揉着腿肚子。见我出来，妈妈急站起身，抱住我就哭，说妈不对，妈往后再不打你了，你也再不许往外跑了。穿过那片小树林时，妈妈又从怀里摸出一块用毛巾包裹着的油花饼，说饿了吧，快吃。平生，那是母亲第一次在她的儿女面前认错，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母亲是个刚强的人，从那以后，无论再遇到多大的委屈，我再没做过离家出走和顶撞母亲的事情，我把那一天当成了自己从少年到青年的分水岭。

　　图书馆另一处足足吸引了我二十多年的地方是图书借阅室。图书馆的藏书室密层层地排列着书架和书橱，书橱是上了锁的，想读书橱里的书需馆长批准。而书架上的书籍则只需借书证。借书证极好办，只需工作证即可。先是父亲的借书证陪伴了我十多年，直到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借书证。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调锦州文联工作。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洁本的《金瓶梅》，供作家借鉴。市文联主席、著名作家李惠文不满足只读删节本，听说铁路图书馆藏有全本，便打了介绍信，带上我一起去拜访馆长。馆长对我熟识，又早知李惠文大名，且还见了公事公办的介绍信，思忖一阵，便说两位作家来，我却之不恭啊。这样吧，我给你们找一个房间，就在里面读，但千万不可带出去，行吧？这已是破例了。

　　说到这儿，我就不能不特别介绍一下锦州铁路图书馆副馆长李世伟先生了。李先生身材清癯，为人儒雅谦和。上世纪70年代，我在铁路局机关工作，只知李叔叔的字写的好。每逢开大会，我常是坐在台下看会议的横幅发呆，知那大字是出自李叔叔的笔下，一横一撇，都别有一番味道，只是说不出是怎样的好。因为我做的是青年团和宣传工作，以后再有会议筹备，便也备好纸张和颜料，去图书馆求李叔叔。李叔叔对这种与本职工作完全无关的额外负担从没有过推诿和拒绝。记忆深刻的是，一次，李叔叔看过我递上的纸条，说你临过柳公权的玄秘塔（碑文）吧？也算有点基础了，可别扔下呀。我再有的记忆便是去图书馆求他时，常见他身边跟着一青年和一少年，帮着铺纸研磨。那青年我认识，比我小几岁，叫李小棣，是李叔叔的二儿子。那位俊朗少年叫王丹，因比我小的要多些，我便不以为意。我哪里会料到，多年以后，我和李小棣、王丹成了锦州市文联的同事，我又哪里料得到，而今的王丹是国内著名书法家篆刻家、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李小棣则是锦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我也常为自己的浅薄与无知懊悔不已，当年，我哪知李世伟先生的篆刻和他的魏碑字体已是国内一绝，他的那些开过会便付之一炬的会幅哪怕我只留一字，也是无价之宝呀，我若早听李先生教诲，坚持习字，即使再是愚顿，也许眼下多少也会有些武把操吧。

　　我很难说得清楚我的人生长旅、创作之途究竟与铁路局门前那片小树林有多大联系，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肯定是有关系的，而且密不可分。前些年，我去黑龙江林区采访，走在莽莽丛林中，我常会想起锦州，想起铁路局门前的那片小树林。林业局的主业是培育林木、采伐木材，但森林中也不乏副产品，比如蘑菇、木耳、榛子等等。铁路企业的主业则是安全正点、多拉快跑，那它的副产品又是什么呢？蘑菇的菌种散布于林中各处，当温度与湿度适合时，菌丝体获得足够的养料，便迅速发育成子实体。而各种艺术人才也如菌种一样，散布深藏于社会人群中的每一个角落，当温度与湿度适合时，也会破土而生，茁壮成长。我们各级党群部门以及文联作协等机构，培养艺术人才的工作，也许最重要的就是制造、提供适宜艺术菌种发育成长的环境，亦即温度与湿度吧。

　　我这样讲，绝不是仅仅因为自己后来成了一个写作者，便以此做为实例，因为在锦州铁路的那片“小树林”中，那些年走出的作家、艺术家可不仅仅是我一人，而且还多是大腕级的人物。前面已讲到的书法家、篆刻家王丹、李小棣，勿须再说。再比如小说家马原，堪称新时期先锋派小说家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父亲曾是锦州铁路局的一位工程师；作家张波，曾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荣获过庄重文文学奖，他的中篇小说《白纸船》和电视连续剧《和平年代》都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他的父亲曾是锦州铁路中心医院的一位医生；诗人田永元，他虽算不上正宗的铁路子弟，但他还是少年时就已入读锦州铁路司机学校，为他后来写下大量吟诵火车头的诗篇铺垫了坚实的基础；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魏松，现任上海歌剧院院长，他的父亲曾是路局宣传部的领导；著名歌唱家佟铁鑫，空政歌舞团独唱演员，他演唱的《夕阳红》脍炙人口，深入人心。有评论家称，佟铁鑫自幼受到严格正统的启蒙训练，那个训练他的人就是他的父亲佟笑梦，铁路中学的一名音乐教师。至今，我还深深地记得佟老师走上舞台，自拉手风琴演唱《我爱我的火车头》的样子，那浑厚的男中音宛响耳畔。特别需要介绍的是，佟笑梦先生还是魏松的亲舅舅，魏松和佟铁鑫是表兄弟……

　　即使是如数家珍，似乎也勿需更多了。曾经的锦州铁路局，管辖线路数千公里，区域直达黑、吉、辽三省及内蒙古、河北，职工十余万人。而我上面介绍的几位艺术家，则都自幼生活在锦州地区。锦州是座中等城市，市区人口不会超过百万，而锦州铁路地区面积不过占这座城市的十分之一，职工和家属算在一起，估计也就十余万人吧。但就在这十余万人中，产生了那么多作家、艺术家，这些人的年龄又那么相近，最大与最小的应该不超过一个生肖轮回十二岁，这就更令人深思了。我不知道这些曾经的老乡青少年时期与铁路局门前的那片小树林曾有过怎样的故事，但我想，总会有一些吧，这样的，那样的，那片小树林送出的温湿之气总会吹拂到他们曾经蠢蠢欲动的心田。

　　而今，在不同领域获得过不同成就的人士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常会说到感谢国家，感谢父母老师妻子及家人，又有几人想到过他成长过程中的具体环境呢？而那环境，则需许许多多的人共同营造。我如果也有那么一个发表感言的机会，我说我感谢那片小树林，人们会理解吗？

　　往事悠悠，我心中永远的小树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