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桃 李商隐 无赖夭桃面， 平明露井东。 春风为开了， 却拟笑春风。

　　题目中一个“嘲”字，为全诗定下了调子。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本来是非常美丽、令人愉悦的。可是，诗人却陡然加以“无赖”二字，说它实在太讨厌了。接下来说，在天大亮的时候，它在露井东边肆意地开放。这不过是铺垫，真正要说的话是在后面——说它本来是依靠温煦的春风吹拂才开出绚丽的花朵的，谁曾料，它却反转过来要嘲笑春风了。“笑”是一篇诗眼，属于画龙点睛之笔。

　　读后，人们会立刻联想到，诗人这么着笔，当意有所指，该是讥讽那类忘恩负义、以怨报德之人吧？

　　了解诗人身世的人，首先会猜想，可能指的是令狐绹。原来，李商隐青年时期，曾经得到令狐绹之父令狐楚的赏识，并成为幕僚。尔后，由令狐楚之子令狐绹帮助，得中进士。“牛李党争”中，令狐父子属于“牛党”。但在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成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僚，并成为上门女婿。而王被视为“李党”成员。李商隐原本无意参与党争，设想保持中立，结果是两边不讨好。由此，遭致令狐绹的鄙视，目之为忘恩负义。李商隐虽然有意加以缓解，包括奉上许多诗篇，希望顾念旧情，加以宽谅，但令狐绹终不理睬。

　　五代时的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记载：重阳节这天，李商隐前往令狐绹府邸拜访，适值主人外出。此前，李商隐已曾多次向身居高位的令狐绹陈诉旧情，希望得到提携，都遭到对方冷遇。感慨之余，遂题一首七律，书写在客厅里：中有“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之句，委婉地发抒了心中的不满情绪，令狐“相国睹之，惭怅而已，乃扃闭此厅，终身不处也”。

　　明代诗人高启写过这样一首咏物诗：“偶移弱质傍庭皋，风露离离已便高。翻笑园中栽树者，十年犹未出蓬蒿。”此诗特点，同样是所咏之物只是一种凭借，而诗人另有寄托，所谓“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那么，这个“彼”究竟为何，有时就颇费疑猜。本诗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一种意见是，从《叹庭树》这个题目看，诗人所着意的是庭树——表达对庭树的观感、态度。这样，就应作如下解读：主人尽心竭力地将柔弱的幼树从蓬蒿中移出，把它栽在庭院水池旁边，“十年树木”，于今已离离高耸，叶茂枝繁。可是，这棵树却完全忘记主人的培育之恩，反而耻笑栽树者没有出息，十年过去了，依

　　旧没身草莱之中。这样，诗的主旨便是指树骂人，对忘恩负义之辈予以尖锐的讽刺与鞭笞。

　　而另一种意见却是，诗人并非以人拟树、借树骂人，其着眼点在于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这样，本诗就应解读为：幼树长得很快，十年就成了栋梁之材；可是反转过来，令人苦笑的是，栽树的主人却依旧没身蓬蒿，未得出人头地。这是以庭树为话语由头，对于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加以揭露与挞伐，对栽树者怀才不遇，困守蓬茅，寄予深切的同情。说是“翻笑”，实则笑中含泪，于调侃中发出不平之鸣。两种读法开列出来，供读者辨识。

题武侯祠 邹鲁 门额大书昭烈庙， 世人都道武侯祠。 由来名位输勋业， 丞相功高百代思。

　　位于四川成都的武侯祠，原本是蜀汉先主刘备的祠庙，始建于公元223年刘备陵墓竣工之日。它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君臣合祠的祠庙。里面不仅有刘备的惠陵，门楼之上还高悬着“汉昭烈庙”四个金字匾额；而为纪念诸葛亮所修建的孔明殿，仅是整个祠庙里的一座建筑。按照中国封建传统的纲常伦理和“君为臣纲”的政治逻辑，自当一切以君王为依归；一部“二十四史”，就正是依据这一规则写出来的。再看历朝历代的帝王祠庙，绝对没有臣子与帝王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的现象，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了；即便是勋劳盖世，也只能作为帝王的配祀，这就是莫大的荣耀与恩典了。唯独成都的武侯祠，独一无二，成了例外。其实，早在唐代，这种情况就已经存在了。杜甫《蜀相》七律中“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祠（“丞相祠堂”）说法的出现，还会更早。

　　那么，这种情况是怎么形成的呢？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先自民间开始。由于诸葛亮影响大，无人不知，有口皆碑，千百年来，当地或外来的民众，不管门额上书写什么“汉昭烈庙”，更不顾及什么“君尊臣卑”的封建礼仪和这座祠庙本来的属性，众口一词地全都以“武侯祠”称之。最后，习惯成了自然，官方想改也没有办法，也就“顺水推舟”过来了。这倒有力地证明了“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句民谚的真理性。

　　由此，我们联想到，古往今来，评说为政者不外三个层面：一是名位，包括职级、地位、名分，亦即所谓“功名”，这应属于浅表层次；二是勋业，泛指勋劳、功业、建树、奉献，这就深入一层了；三是德政，功业、作为之外，还要看其人的思想、品格、德行、风范，这就进入了道德伦理、价值判断的深层次。就诸葛武侯来说，尽管名位居于刘备之下，但由于他同时占据了后面两点，特别是忠于国家、热爱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完美人格，获得了千秋万世人民的崇高敬意与衷心爱戴。这样，“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道武侯祠”，也就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成为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