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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拙,纯全之大巧
来源: | 作者:郝万民  时间: 2015-10-15
  
  “拙”,现代汉语中解释得最为简单——笨。拙的反义词是“巧”。巧是心思灵敏,技术高明,是技巧、技能。大凡正常之人,都会追求巧,而避忌拙。说一个人心灵手巧,这个人会非常高兴,说一个人拙劣愚笨,这个人会非常生气。
  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现象很有趣也确实深刻,就是认为截然相反的两种事物或者事物的两种特性可以相互转化。比如阴与阳,阳极而阴,阴极而阳。比如大与小,小到极处是大,大到极处却成了小,。比如明与暗,暗到了极处是明,明到了极处却成了暗。比如乱与治,治久必乱,乱久必治。比如盛与衰,衰极而盛,盛极而衰。巧与拙也不例外,大拙若巧,大巧若拙。
  “大巧若拙”是由老子提出来的。要想真正理解这四个字,必须得下一番功夫认真研究。“大巧”不是一般的巧,一般的巧是凭借人工可以达到的,而大巧作为最高的巧,是对一般的巧的超越,它是绝对的巧、完美的巧。大巧就是不巧,因而老子以“拙”来表示。这涉及到老子关于天工和人为关系的思想。老子认为不巧之巧,可以称作是“天巧”,是自然而然的,是人力所达不到的或与人没有关系的。从技术性角度看,这样的巧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但从天的角度看,它又蕴涵着不可逾越的美感,它是道之巧,有纯全之美。
  老子还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技术之巧其实是真正的拙劣,是出自人的机心的小巧。比如我们能把一块石头雕刻成各种花样,自己认为很巧妙,可是比起自然之雕琢,却实在拙劣得很。比如黄山奇石,信手指之,我们耗尽心血的所谓作品,皆无法与之相比。人的机心往往是一种伪饰,而只要是伪饰,就绝对不能自然而然。这样的巧是对自然状态的破坏,也是对人的和谐生命的破坏。它与其说是巧,倒不如说是真正的笨拙,因为它笨拙到连生命的戕害都不顾了。
  比如根雕,大凡高明的根雕艺术家,都会最大限度地保持作品的原始状态,不管雕功多么精湛构思多么巧妙,都是雕得越多,作品的价值越低。岫岩玉石市场若大的营业大厅里玉雕作品琳琅满目五花八门,其中不乏技艺精湛、构思奇巧的杰作,但我还是觉得玉料的原始状态保留得越多,作品越有韵味。人工造型就算再匠心独具,也会有矫揉造作、牵强附会之感。有的经营者干脆把整块河磨玉不做任何加工就摆出来,而这样的作品总是给人以更多的美感,因而会更加引人注目。未经加工的河磨玉是粗糙的、笨拙的,但它自然而然,包含着玉石在烈火中形成时的原始气息,蕴藏着一个令人遐思无限的神秘的宇宙。而一旦人类把所谓的技巧加在它身上,它本身所拥有的那种美就会消失殆尽,也就沾了一身的世俗之气了。
  再比如一棵树,如果自然而然地生长,总是美的。如果进行了修剪,本身的美立刻就会荡然无存。公园里街路旁往往有很多树被修剪成各种各样的形状,看上去倒也有些趣味,但细细品之,就觉得不伦不类像一个小丑了,因为它们已经不再是“树”,而是成了一种人造景色。我觉得大凡花朵,都是自由自在地开在山间野地里最美,一旦引入园圃,植进盆盏,就算开得再绚丽多姿,也会成为一种装饰,也会有一种匠气,也会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
  人们经常用“巧夺天工”来形容技艺精湛、精巧的人工胜过天然,可是事实上,“天工”是无论如何也“夺”不来的。庄子在他的文章中认为天工至高无上,因为天工“以道不以巧”,也就是说“天工”进行创作时,用的是“道”,而不是所谓的技巧。我们可以认为“道”是“天工”创造万物的工具,就像一个工匠手中的刻刀,这个工具是无比神奇的,它“覆载天地,雕刻众形而不为巧”。
  
  
  大巧若拙中的“拙”是一种美。这样的美是素朴的纯粹的全面的美,是自然天成的美,是不强为、无机心、不造作的美。这种美的境界不是靠刻意求取得来的,因为一旦“刻意”了,物与我之间玲珑微妙的契会关系就被打破了,冲和淡雅的意致也就不存在了。就像两个人相处,自然而然地意趣相投,也就自然而然地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如果使用花招技巧与对方修好,带着不可言说的目的性,则肯定是长久不了的。再比如做诗,真正的诗人都是靠心去“遇”,而不是靠手去“即”。靠心去遇,是无意相求,是不期然而得。靠手去即,则是有意而为,类似于强拉硬拽。
  大巧若拙的出发点是“天”。老子非常看不上人工技巧,特别重视天工自然。在老子看来,人企图运用知识改变世界,是一种非常愚蠢幼稚可笑的想法和行为。事实上老子的“拙”正是针对社会上机心比比皆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带来无穷无尽的虚伪提出来的。老子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其实就是追求巧的过程,而这巧是对人的本真状态的破坏。这样的见解真是太精辟了,比如现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已经“巧”得不得了,可是同时,人类也因此而给自己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危机。老子说“慧智出,有大伪”,真是放之四面八方古往今来皆准的真理。
  老子还认为五色、五味、五声对人的真性都有极强的破坏作用,具体的说法是“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时代的繁缛虚华当然和现今无法相比,但相对而言,那个时代也有了很高的文明。孔子就说过那是一个“郁郁乎文哉”的时代。那时文明所带来的虚荣奢华席卷着中华大地,处处都充斥着声色狗马之乐、虚与委蛇之势、艳心荡魄之色,同时还有对繁缛礼节的极力崇尚和对巧言令色的极端推崇。老子认为那样的“流行文化”不符合人的真性。
  否定人类知识文明带来的所谓的巧,庄子比老子更进了一步。庄子甚至提出要把音律搅乱,把所有的乐器都销毁,把大音乐家师旷的耳朵堵起来,认为这样天下人才能不为音乐所惑,从而保住聪慧的本性。庄子还提出要把各种各样的纹饰都抹除干净,把各种各样的色彩都散掉,把善于辨别色彩的离朱的眼睛蒙起来,以便让天下人保住本然的灵敏。庄子还很不客气地提出要把钩绳规矩等各种各样的工具都砸掉,把巧匠工任的手指折断,以便让天下人保持住源自于本性的技巧。我对庄子的倡议从灵魂深处表示支持。试想,如果我们把计算机砸烂,把手机电视机汽车火车都砸烂,虽然我们生活会很不方便,但我们却会过得很轻松,会离我们的本性很近,从而会活得更加像个“人”。而现在呢,我们其实已经和一部机器没有太大区别。庄子认为人类文明就是追求巧的过程,但在这一过程中常常会忘记巧只是一种工具上的便利,并不能解决人心灵中的根本问题,物质的巧并不能代表生命的全部。就像今天经济的“巧”在推进,而不少人感到异常贫穷一样,有一种“文明的空荒感”。
  庄子认为“拙”是人的本性,是人的本来面目,认为一切技巧都是为了某种欲望而启动的破坏本性行为。人的本性是生活在“拙”的状态中的,而不是在巧中展示的,不是在绚烂的色相世界中展示的。这样一来,重视拙,就成了一种养生方式。
  《庄子·人间世》里有一个寓言故事很有意思——有个叫石的木匠到齐国去,经过曲辕这个地方时看到一棵栎树长在社庙旁边,被奉为社神。这棵树大得能为几千头牛遮荫,树干有上百尺粗,树身高过旁边的山,离地好几丈的地方才有树枝长出来,围观的人像集市一样拥挤。这么大的树对于一个木匠来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然而石却像没看见,很快就从树旁边走过去了。石的徒弟觉得奇怪,追上石说:“自从我扛着斧头跟您学艺,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木材,而您却看都不看,这是为什么?”石说:“那是没用的散木,用它造船会沉下去,用它做棺材会很快腐烂,用它做工具会很快毁坏。正因为它是不成材的木头,没一点用处,所以才有这么长的寿命。”故事里的那棵树真是“拙”到了极点,然而正是这种拙,成了它颐养天年的条件或者说基础。正因为无用,“不材”,所以能长得比山都高,而且达到了通神之境。
  近日读了陶渊明的一些诗文,觉得陶老爷子确实达到了“守拙”之人生境界,称得上是这方面的典范。陶渊明品格高尚,不在于他选择了退隐,而在于他树立了一种本然素朴的精神风范。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他“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老爷子归去的不是简单的园田,而是生命的本真。不是农耕牧歌更适合他,而是自然率真的境界更适合他的生命栖居。归去之后,他得到了“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的愉悦,领略到了“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的光华,生活、生命在他看来就如朝阳初启。他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自由,即所谓“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是也。
  
  
  拙之美,在中国绘画艺术方面有一种很特别的表现形式,叫做枯槁。
  苏轼留传下来的画作只有一幅,叫《枯木怪石图》。简洁明了的画面上,怪石盘踞在左下角,石的形状尖峻硬实,石皴却盘旋如涡,方圆相兼,即怪又丑。而且状似快速旋转,造成了画面的运动感。石右一枝枯木,屈曲盘折,气势雄强,极为奇怪,也有盘旋之意,凝聚成一团耿耿不平之气,同时又显得极其苍古。由石而树,由树干而树梢,扭曲盘结,直冲昊天。
  苏轼为什么不画茂盛浓密的绿树,却画枯萎衰朽的干枝?不画玲珑剔透的美石,却画又丑又硬的怪石?他想表现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什么样的心境?
  事实上苏轼的怪木就相当于庄子寓言中的“散木”,代表的是一种大巧若拙的人生智慧。是在丑中求美,在荒诞中求平常,在枯朽中追求生命的意义。苏轼不仅将拙当作一种处世原则,还将它上升为一种美学原则,用他的话说,就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浓”,“发纤铱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
  枯树没有美的造型,没有活泼的枝叶,没有参天的伟岸和高大……一句话,没有外在的美。这便是所谓的“外枯”。但苏轼乃至中国许多艺术家都坚信,它具有“中膏”,也就是丰富的内涵。它的内在是丰满的,充实的,活泼的,甚至是葱郁的。它通过衰朽隐含着活力,通过枯萎隐含着生机,通过丑陋隐含着无边的美,通过荒怪隐含着一种亲切。它唤起了人们对生命活力的向往,它在生命的最低点,开始了一段新生命的里程。在中国哲学看来,稚拙才是巧妙,巧妙反成稚拙;平淡才是真实,繁华反而不可信任;生命的低点孕育着希望,而生命的极点,则是真正衰落的开始。
  苏轼的这幅画是以“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来解读老子的“大巧若拙”。是从平淡处做起,在枯朽处着眼,自古拙中追求新生。
  枯槁是对活力的恢复。在苏轼看来,枯木虽无“生面”,不是一个活物,却具有“生理”。他的枯木怪石看起来是僵死的,却有活泼泼的生命精神。他不仅于此表现“生理”,更表现出“生意”。有绘画理论家把苏轼的枯木怪石和著名画家赵昌的花鸟进行比较,认为“赵昌丹青最细腻,直与春色争豪华。公今好尚何太癖,曾载木车出岷巴。轻肥欲与世为戒,未许木叶胜枯槎。万物流形若泫露,百岁俄惊眼如申”。这位理论家认为苏轼的枯木虽然没有赵昌的花鸟鲜艳,但是其中却自藏春意,得“万物流形”之理。
  从苏轼开始,枯木渐渐成了中国画家的宠物。一段枯木,枯槁虬曲,全无生意,画家们却大都特别喜欢。宋朝以来,因画枯木而名存画史的画家多得数不胜数。沈括在《图画歌》中说:“枯木关仝最难比。”可见北宋初年的关仝的枯木对后代有着很大的影响。明代的董其昌甚至认为山水画中必有枯木,无枯木则不能出苍古之态。明唐志契则说:“写枯树最难苍古,然画中最不可少,即茂林盛夏,亦须用之。诀云:‘画无枯树不疏通。’此之谓也。”中国画家都知道,蓬勃的生命从葱茏中可以得到,从枯槁中也可以求得,而且从枯槁中求得则更微妙,更能体现出生命的倔强和无所不在。笔枯则秀,林枯则生。枯木点醒疏通了画面,也能给观者以强烈的心理冲击。
  说到枯槁的表现形式,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枯笔焦墨。中国艺术家对枯笔焦墨非常着迷。枯笔又称干笔、渴笔,与湿笔相对,多用于钩勒、皴擦。画诀中有“以渴笔取妍”的说法,就是于枯槁中求妍秀。北宋李成善用此法,他善淡墨,重钩勒,毫锋颖脱,气象萧疏,人称惜墨如金。元人画多用枯笔,其中以倪云林和黄公望为最。云林用笔瘦削枯硬,一片萧疏秀朗之气。苏公望用笔细微,渴笔也是常法。
  石涛作画也善用枯笔,他有题跋说:“笔枯则秀,笔湿则俗。今云间笔墨,多有此病。总是过于文,何尝不湿,过此阅者知之。”“文”则容易流于甜腻,甜腻了就会俗,石涛提倡干笔力扫,往往能扫出林岫,扫出苍莽。石涛的枯笔是秃笔疾驰,有高古荒莽之韵致。
  实际上,中国园林中的假山就有干烈秋风之妙境。前人说假山之妙在瘦、漏、透、皱。不仅是假山,中国艺术风尚中,“瘦”之一字,有很特殊的意义。瘦即枯。瘦与肥相对,肥即落色相、落甜腻,而瘦则有孤迥特立、独立高标的境界。石涛说写笔之妙,文则俗,枯则秀,假山之境,也可以说瘦则妍,文则俗。
  
  
  中国艺术推崇“老境”,老境也是一种“拙”。或许可以说,老境是对婴儿活力的恢复,是对生命童稚气的回归。艺枯在润,艺老在嫩,在老中取嫩。老境并不是对沉稳、博学的推崇,老境有天成之妙境,有天籁之音声。
  老,在中国美学和艺术中代表一种崇高的艺术境界。这和崇尚古拙平淡的美学风尚是密切相关的。老境并不意味着额头上的皱纹、两鬓的白发,老境意味着成熟和天全、绚烂和厚重、苍莽和古拙。老境,就是一种枯树的境界。人怕老,但中国艺术却偏好老。老境于稚拙中透出可爱,在平和中渗出潇洒。
  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出了学习书法的三个阶段:“若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思则老而逾妙,学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时,时然一变,极其分矣。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人书俱老”,是中国书法追求的最高境界。老境是“达夷险之情,体权变之道”,是“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是真正达到了淡泊中的至味。
  学习书法开始时求“平正”,这是第一阶段;得平正以后求险绝,这是第二阶段;能险绝以后,再回到平正,这是第三阶段。初学书法的时候,最好从楷书人手,因为要了解字的基本间架结构,了解笔画的运用。学到平正之法之后要求险绝,也就是求变化,熟悉多种书体,或行书或草书,多方追求,领会书法的奥妙。中国书论重视破除保守心态,但又提倡在纵横变化之后归于平正。这是中国书法的一条重要原则,即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老境就像一条流向大海的河流,一开始流淌得很平缓,在中途群水汇聚,激浪排空,等到它汇人大海之后,又归于一片平淡之中。老境是秋末的萧疏。平正之路就像春天,生命刚刚开始,一切都是新鲜的,鹅黄的细芽爬上柳条,鲜花绽放,这是属于年轻的。险绝之境就像夏天,骄阳似火,繁荫覆盖,生命尽情地达到它的最高点,这是由少到老的过程。而秋天到来,树叶脱落,繁花凋零,又进入了生命的平缓期。但这绝不是开始时平正的重复,这样的老境就像秋日的红叶,红叶是这一境界的最好的表现。多次于秋高气爽之时去辽东山区看红叶,漫天红叶,绚烂、恣肆,像一团团生命之火在熊熊燃烧,生命在即将结束时,展示出了最后的绚烂。书法的老境就是这红叶的境界,是成熟中的平淡,是永恒的绚烂。
  中国书法理论提倡生、拙、老、辣,反对熟、巧、嫩、甜,所体现的就是大巧若拙的哲学精神。在中国书学中,与老相近的概念很多。如中国书学提倡“生”,“老”就是一种生。中国书法家认为,生和熟是一对概念,开始是生,因为技法不熟悉,但当技法熟悉之后,还应该回到生,这就是熟外之生。中国艺术最厌恶熟,认为熟就会俗,就有甜而腻,这样的书法有谄媚之态。如有的人说清人王文治的书法熟透了,有甜腻相,称之为“台阁体”。郑板桥有首诗谈他画竹,和书法的用笔是一个道理:“三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洒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所以写字要临帖,但写得太熟并不是好事,太熟可能就没有艺术个性,容易从帖中出不来。要能进去,又要能出来,才是最重要的。
  老是和嫩相对的,嫩是过分追求美,美固然很重要,但书法并不是要把字写得漂亮,漂亮是前提,还应该在漂亮之外追求更高的境界,这就是自己的艺术个性。傅山有这样的说法:“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刘熙载则说:“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康有为的字并不美,却有很高的地位。康有为的审美观念是“重拙大”,就体现了这一思想。欣赏书法要会欣赏其中的美,还要会欣赏其中的丑,在丑的地方,往往有书法家独特的创造。
  
  
  古拙之境界,在中国园林建设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明代有一本关于园林建设方面的书叫《园冶》,后来在中国失传了。但日本却一直保存着,而且被奉为园林之圣经,只是书名被改成了《夺天工》。这三个字倒是反映了中国园林的根本特色。中国园林的最高原则就是“天工”,是体现大自然的节奏,反映大自然的精神。园林家如同一个冶炼高手,以心灵的熔炉熔冶大自然。用《园冶》里的话说,就是“虽由人作,宛如天开”。这句话说出了中国造园人与自然的关系。园林是人的创造,不是在那里自然而然长出来的,一切园林都是人工的。但中国园林的人工,强调无人工刻画的痕迹,强调做得像自然固有的一样。一句话,做得就像没做过一样。这就是天工,就是拙趣。
  有的学者说,西方园林的设计者是建筑家,中国园林的设计者是画家。这样的概括是非常有道理的。在西方传统园林中,建筑是主体。而在中国园林中,表现绘画的境界则是最高原则。西方园林是建筑师的产品,中国园林则是诗人和画家的产品。中国园林是浪漫的,西方传统园林是古典的、理性的、秩序的。
  中国园林是“天然图画”,园林设计家多是画家,或者虽然不是画家,也必须以体现出画意为根本。人所设计的园林,以显现大自然的图画为最高原则。园林效法自然,不是模仿自然之形,而是要得自然之趣,体现出自然的内在节奏。寂寂小亭,闲闲花草,曲曲细径,溶溶绿水,水中有若干红鱼悠然而游,远处有长烟瑞霭若静若动……自然之趣盎然映现,生生哲理随处可见,使人得到美的享受、智的启迪。
  西方园林是人工的,中国园林是自然的。人工,强调的是巧,也就是中国艺术家所说的行家的产品,中国人管这样的巧叫“匠气”。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在清宫当了十四年画师,他说过这样一段话:“畅春园以及我在中国见过的其他乡间别墅,都同欧洲大异其趣,我们追求以艺术排斥自然,铲平山丘,干涸湖泊,砍伐树木,把道路修成直线一条,花许多钱建造喷泉,把花卉种得成行成列。而中国正相反,他们通过艺术来模仿自然,因此,在他们的花园里,人工的山丘造成复杂的低相,许多小径在里面穿来穿去,有一些是直的,有一些曲折,有一些在平地和涧谷里通过,有一些越过桥梁,由荒石小道攀登山顶。湖里点缀着小岛,上面造着小小的庙宇,用船只或桥梁通过去。”中国园林是拙的、野的,是远离匠气的。再如中国园林水体中驳岸的设计,总是要保留“天趣”。比如苏州退思园的驳岸,竟然有着斑驳陆离的钟鼎的趣味,能把人带入到浑莽的太古。站在岸边,会觉得时间在这里凝固了。
  其实,我们今天的景观园林建设,正在逐步放弃这一中国园林最基本的特色。我们在华丽和自然中游离,既难以达到西方的华丽,又放弃了本民族的自然。我们以华丽和人工割裂自然,我们以现代化的工具去切割传统。大道代替了曲径,高楼挤压着亭台,原有的园林在城市化的节奏中挣扎。即使如庞大的颐和园、西湖也难免这样的宿命。
  中国传统园林是城市山林,而今天的园林是进一步城市化。在传统中国园林中,园林虽是城市化的景观,但造园者向你陈示的却是乡野的意味,这绝不是让你不要忘记农村、野外,而是让你从喧嚣中走出,从繁冗的外在物质中走出,流连于幽雅的、宁静的处所,去静静地体味世界的意味和节奏。
  西方园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人是自然的主人”,于是特别重视人工。而中国园林则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的密合成为造园的根本原则。西方园林强调秩序、对称、整齐,符合古典主义趣味。中国园林则喜欢美丽的无秩序。其实,中国人不是欣赏无秩序,中国人的秩序不是强行通过人为的节奏去改变自然,而是力求体现大自然的内在节奏。表面的无秩序,其实隐藏着深层的秩序。
  在中国园林中,“庭前草不除”是一条很有意味的原则,而西方园林则将花木修剪得整齐划一。培根将西方园林说成是“对称、修剪树木和死水池子”,认为这样的东西缺少想象。在中国园林中,树木不但不修整得整齐划一,同时在树木的选择上也非常讲究。园林和苗圃有很大区别,高而直的树并非首选,倒是曲折的、萧疏的、虬结而富有变化的花木为造园家所喜爱。如龙爪树、古藤、萧疏的柳树、曲折有致的寒梅等等。
  中国园林的“曲”和西方园林的“直”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的人说中国园林建造得像个迷宫。著名法国画家王致诚参与过圆明园的建设,他有一封关于圆明园的长信,写给巴黎的一位朋友,他在信中说:“道路是蜿蜒曲折的,不像欧洲的那种笔直的美丽的林荫道,总是小丘挡住视线,有意地制造出曲线来。湖水的池岸没有一处是相同的,曲折蜿蜒,没有欧洲园林用方整的石块按墨线砌成的边岸。”中国园林是造“曲”的艺术,用曲线而不用直线,一湾流水,小丘耸然,灌木丛生,绿草满径。这是因为人进到园中是为了避开世间的烦恼,要自由地呼吸,在沉寂的独处中享受心灵和思想的宁静。中国园林的曲在云墙和回廊的设置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如拙政园的回廊。另外,江南园林中的云墙也非常有特色,往往绵延的长龙一般横卧于一片青山绿水之中,白色的墙壁和黛色的瓦在青山绿水中勾出一条逶迤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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