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到1955年我在中央文学研究所（1954年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文革”后更名为鲁迅文学院）学习。刚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奖的丁玲出任所长，办学的目的是把一些在创作上有成绩，但没受正规文学教育的青年作者集中在一起，为新中国培养一批政治品德好、有文学修养的作家。

    第一期和第二期学时最长，是文学讲习所的鼎盛时期，从第三期起改办成短训班了。我是第二期学员，这一期招收了40名学员，是从全国各省市文联和作家协会上报的100多名备录人员中录取的。以我当时的工作年限和革命经历是不符合入学条件的，但由于我已经有几个剧本在省内报刊发表并由剧团演出，抚顺市文联领导亲笔修书力荐我是可塑之才，我才被破格录取。当时我18岁，我的同学如邓友梅和孙静轩等都在二三十岁上下，因我的年龄最小，同学们都叫我“小白兔”，还推举我为体育委员。

    近些年，同朋友们谈起文学讲习所时，所有人都关心我们那时学了些什么，都是怎样学习的？那我就讲给大家听听。

    讲习所里专设教学研究室，诗人蔡其矫、罗曼·罗兰的学生李又然等名家是研究室成员。由他们拟定的教学计划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工程。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学员们每天就是坐下来读书，系统地学习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在每个单元学习中都邀请专家以专题形式讲课。

    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单元时，来讲课的都是重量级鸿儒：李又然讲《诗经》，游国恩讲《楚辞》，冯至讲《杜甫》，阿英讲《元曲》，宋之的讲《西厢记》……

    第一位来讲课的是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这位国学大家，身材高大，头发后梳，前额饱满，戴一副宽边眼镜，腋窝里总夹个大皮包，一身官员气质。他围绕中国古典文学的诗歌、小说、戏剧、俗文学传统等讲了四次。丁玲曾说郑振铎是读书人，讲话一套一套的，是称赞他丰富的知识和不凡的表述能力。郑先生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不时地说他在书摊上发现了什么古杂书，每部书都在几十册上下，他用几天时间都一一地看完了，并谈出他对书的评价，我真是佩服，用现在的话说，那时郑先生在我心中就是个超人。更让我难忘的是，郑先生把皮包往讲桌上一放，对下边的学员一眼不瞅，讲完课夹着皮包就走，师生之间没有一点交流，所以学员只记住他讲了什么，而对他的内心一无所知。非常可惜的是，几年后他到苏联出访，途中发生空难，中国失去了一位国学大师。

    在这些大师级的人物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游国恩老先生。供职于山东大学的游国恩老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最知名的《楚辞》专家，当时出版的有关《楚辞》的著作大多出自游先生之手，可以说他是中国传介《楚辞》的第一人。游国恩讲课都是从济南坐火车赶到北京，每次总有几个年轻的助手陪在他身后助他讲课。老先生个头不高，圆脸，腰杆挺拔，尤其是那声音，如铜钟一样洪亮，在讲台上一站，朗朗地背诵一段《楚辞》，眼神即刻明亮，他开始进入屈原营造的诗辞气氛中。在几个小时里，他忽而声高忽而声低，一直游走在美丽的诗的境界中，一时他就变成了屈原，好像是他写作的《离骚》、《天问》，是他投进了汨罗江。在容纳几十人的讲堂里，学员们寂静无声，大家像面对屈原似地目不转睛地盯望着这位老教授，所以游先生的《楚辞》课非常受大家欢迎。

    在中国古典文学单元学习中，重点学习的作品是《水浒传》，不分组别，学员们都要埋头读这本经典著作。当时讲习所对学员学习进程掌握得很严格。光未然的秘书、后任《剧本》月刊主编的颜振奋一时被《楚辞》迷住了，他读书落后于讲习所的安排，为此受到严厉批评。所谓自学，也是在管理下进行的。所以在一个多月里，在讲习所的大院中，人们都把眼球盯向书中的一百单八将，晚上的谈资也是宋江、李逵等梁山好汉的故事。为什么在四大名著中选择《水浒传》作为重点学习的作品呢？都有谁会来讲习所讲《水浒传》呢？我们下期再说。

    李宏林，辽宁日报高级记者、终身记者，辽宁作家协会顾问，辽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曾获辽宁省首届“十佳记者”，全国首届“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被评为辽宁省优秀专家。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大海作证》。长篇小说《面对诱惑》、《非常城市》。报告文学集《走向新岸》、《追捕二王》。